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docx

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docx

《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docx（3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

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

作者：

单霁翔

　　上篇

　　传统文化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源泉

　　传统文化是一个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开放体系。

虽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不断更新的21世纪，但是处于城市中的人们，仍然在既定的历史传统、民族习俗、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中生活，并在这些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成长。

尽管人们有时想摆脱旧的传统、抹去旧的烙印，创造新的生活和形成新的经验，但是，却不能完全克服传统对自身的影响。

因此，如何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即如何革除传统中的消极内容，保护传统中的积极方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城市文化时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中华文明的若干特点

　　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文明的起源是人类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三个变革，对这三个变革的研究被称为人类历史研究的三大课题。

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之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古老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问题。

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能不重视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学术界在对中华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逐渐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华文明特点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

（一）中华文明的原生性

　　中华文明是在欧亚大陆东部产生的一支原生文明。

近代以来，历史学者通过对考古学、古人类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逐渐揭示出中华远古历史在中国大地上发展的基本脉络。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至少在100万年前人类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区域内活动。

比如重庆巫山人距今200万年前，云南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陕西蓝田公主岭和湖南郧县学堂梁子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也都距今接近或早于100万年。

“而河北阳原泥河湾发现的一些早更新世地点，虽然没有人类化石出土，但是测定的年龄十分古老。

比如小长梁遗址大约距今160万年，近几年发现的沟底遗址更早，有可能接近200万年”。

由上述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湖南郧县人等“猿人”；到广东韶关马坝人、山西襄汾丁村人等“古人”；再到广西柳江人、北京山顶洞人等“新人”，三个阶段构成原始人类时期。

　　根据考古成果研究，我国稻作农业文化可推进到一万年前。

“从人类结束漂泊的生涯在大地上定居下来，开始从事农业活动算起，到现在仅仅大约500代人的时间。

500代对所有生命形态而言，只是演化历程中微不足道的一瞬间，即使最精细的生物学家也难以发现物种特征的变化。

对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而言，则完全不是这样。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1万年前祖先的生活方式”。

经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发展，中华文明经历了从起源到逐步形成的过程，社会的复杂程度更加明显，夏、商、周时期逐渐进入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再经过秦、汉及其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衰落，中华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都提出过十分重要的见解。

夏鼐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他们这些论述的正确性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和学科研究成果所证明。

　　特别是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北方地区，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积石冢及以玉雕龙为主的随葬玉器群。

南方地区，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地区发现了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遗址群中心有莫角山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其周围数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良渚文化大墓、祭坛以及随葬的琮、钺、璧等精美玉礼器。

这些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考古学前辈的科学论断，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中华文明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原生性特征。

（二）中华文明的可信性

　　我国古代文献中，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期，把夏代作为第一个王朝。

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

作为历史依据，见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正史，即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五帝的第一个就是黄帝。

在《史记》里面关于黄帝的记载带有一些神话色彩，可是也有很多看起来符合历史事实的内容。

今天，海内外的华人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人文初祖”。

但是，文献中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都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且均为后代的文献，很难据此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更无法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有人怀疑中国是否真正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

要解决这一问题，消除学术界存在的种种疑虑，仅仅依靠古代文献是远远不够的。

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以大量的考古资料为证据，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科学地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对于消除对中华文明的种种怀疑，以及确立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夏鼐先生在名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提出了考古学研究我国文明起源这一学术课题，需要着重探索三种标志性遗存，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中心的城市、文字记载、冶炼金属，被称为“文明三要素”。

一是关于城市。

我国已经发现不少古代城址，其中较大规模的城址至少在仰韶文化的晚期已经出现。

如河南郑州西山古城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都始建距今已超过6000年。

而更多的古代城址，出现于龙山文化、或相当于稍晚的龙山时代，地点包括今天的内蒙古、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一带。

二是关于文字记载。

我国古代文字的起源虽然存在争议，但是诸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出现的一些符号，普遍认为与文字有关。

大汶口文化有符号的陶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

良渚文化陶器上和玉器上的文字，则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300年。

三是关于冶炼金属。

在我国出现很早，如在陕西姜寨遗址发现的半圆形黄铜铜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在甘肃林家遗址发现的小铜刀，属于马家窑文化，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从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首次发现甲骨刻辞，到1928年我国学术机构首次组织对殷墟的发掘，再到1999年考古学家又在殷墟保护范围的东北部发现洹北商城，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使河南殷墟遗址具有了“文明三要素”的典型特征。

在城市方面，殷墟作为晚商都邑遗址，它的文化遗存可与文献中的商王朝相联系，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的商王朝的存在，更使《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载内容成为信史。

在文字记载方面，甲骨文是世界古老的

文字体系之一。

殷墟出土的15余万片甲骨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我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

对3000年以来的我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至今仍为世界上1/4的人口所使用。

在冶炼金属方面，殷墟是出土商代铜器最多的遗址，总数约6000件，其所展示的高度发达的创造文明成果的技术手段是独有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块范法青铜器铸造技术，正是这种技术铸造了包括重达832.84千克的司母戊鼎在内的巨型青铜器。

　　这些古代文明因素的发现，虽然说还不够完整、不够系统。

但是通过对这些文明因素的综合研究，可以断定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时间相当早，不晚于古史传说的年代。

也正是由于前述大量文明因素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可信性，并为最终形成更为完整、系统的结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华文明的整体性

　　中华文明的形成既是多元的，也是一体的，即所谓“多元一体化”。

秦汉以后形成了中华民族，它既是指生活在中国的各民族共同建造的国家，又是在中国领域内56个民族的总称。

“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首先是多元文明的融合，是互相整合，而不是互相灭绝。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隔阻，如果不是靠文化思想和文字为连系纽带，中国不知道将要分裂成多少个独立小朝廷”。

各个地区的文化通过相互竞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中华文明。

无论各个地区的文明发展当初多么辉煌，其文化成就多么显赫，最后都以百川归海的态势，纳入到中华文明的轨道之中。

　　探讨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原因，一是中华文明本身的规模因素，即地域的广阔和整体规模的巨大，形成了一种难以征服与分割的力量。

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文化整体。

曾经对中华文明构成威胁的其他文明最终都被这一规模巨大的文化整体所吸收和同化。

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文化因素，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发挥着巨大的维系文明的作用。

如对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的崇拜，影响深远，使中华文明在多元发展的同时，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完整性。

　　戴逸先生分析了对我国文化影响较大的诸项因素，包括经济条件、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地理环境，这些都对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有所影响。

首先，我国是农业社会，至少6000年以前，我国就种植农作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

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造成了稳定保守的一面。

其次，我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

从秦代算起已有2000多年历史。

专制主义、官僚结构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第三，我国是个宗法、家族制度普遍盛行的国家。

过去人们从小到老，生活在一个宗法结构中间。

宗法意识、家族意识非常强烈，传统文化普遍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形成。

第四，地理环境也对我国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国在亚洲东部的大陆，东面是海洋，西北是高山、沙漠，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与其他文化发达地区相隔较远，交流较少。

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立而完整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系统⑦。

　　铸成我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横亘千古的再生力的条件，是中华文明本身所具备的内聚力和感召力。

祖先崇拜的底蕴是强烈的本根意识，就是对自身本源之探究、认同、尊重与返归。

《老子》十六章：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淮南子·原道》：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归根、守根与现在常说的寻根，都体现了同一种本根意识，成为维系中华文明使之延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祖先崇拜相关，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模式，家庭、宗族与国家的同构性，以及宗族作为国与家的中介，都发挥着协调关系、维系国家、延续历史的作用，也使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整体性特征。

　　（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人类四大古老的文明，都是沿着江河发祥的。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500年间，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了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

之后还有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希腊文明、罗马文明。

然而，除中华文明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古老的文明都曾在其文化发展史上出现过中断现象。

在历史上，古代埃及是文明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古代埃及和现代埃及之间的关系非常曲折和遥远，无论在人种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很大的距离。

古代的两河流域，包括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等几个古国，和今天的伊拉克的关系也很少，它们的文明在很早以前，可以说在希腊、罗马时代就被断绝。

即使希腊、罗马这样文明兴起比较晚的古代国家，它们的文化到中世纪也已经中断，所以后来才有所谓的文艺复兴。

英国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