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开创十二五财政金融工作新局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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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开创十二五财政金融工作新局面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

开创十二五财政金融工作新局面

  2011-04-1217:

06:

25  

过去的2010年是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极其复杂”的一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打好基础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顺利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部党组的直接指导下，全国财政金融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回顾过去成绩喜人，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为确保2011年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

为扎实做好2011年工作，必须认清国际国内形势、立足“十二五”全局，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握主要矛盾、勇于改革创新，在国家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努力推动财政金融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认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轮番”冲击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深远，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

　　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缓慢复苏”态势，但经济复苏的基础比较脆弱，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尤其是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轮番”冲击下，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更加严峻、曲折。

从下一阶段走势看，“发达国家滞、新兴国家胀”的两极格局可能进一步分化，“量化宽松”和“财政紧缩”将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年度主题，“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则可能成为新兴经济体的年度特征。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将推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向纵深发展，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将变得更加深远而复杂。

　　美国为刺激经济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可能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系统性风险

　　1.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脆弱，增长动力不足是最大隐忧。

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已经处于复苏轨道，但数月来经济数据总是喜忧参半，显示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复苏进程的长期性。

特别是高失业率和通缩风险始终困扰美国经济，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失业率始终在9.5—10%的高位徘徊，而且大量的失业都是结构性的，短期内难以消除，产能闲置等因素也使美国的通胀率一路走低，这些最终都将影响企业信心、居民消费和信贷，给经济复苏带来下行风险。

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一是旧的经济增长动力短期内难以重振。

房地产和金融业曾经是美国的两大支柱产业，但目前，金融业的次贷风险仍未充分暴露；受止赎风潮的影响，美国房地产市场也持续低迷，预计几年内都难以恢复。

二是短期内难以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目前的情况看，低碳、新能源以及物联网等被美国政府寄予厚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短期内还无法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

　　2。

美国试图用“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但可能难有大的作为。

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财政赤字屡创新高，扩大财政刺激政策空间有限，同时，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后掌控了众议院，反对政府进一步扩大赤字，因此，美国政府只能依靠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

2010年11月，美联储宣布将新增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拉开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序幕。

但从美国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来看，由于美国已有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生产和投资方面难有大的作为。

　　3。

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系统性风险。

如上所述，如果“量化宽松”在刺激经济上作用轻微，就必然有其他原因让美联储甘愿冒着远期通胀预期加剧的风险，决定重启“量化宽松”。

事实上，“量化宽松”将会增大美元贬值压力，从而刺激出口增长，在目前美国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大背景下，这或许才是其重启“量化宽松”的主要目的。

因此，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一出，就立即引起德国、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的担忧和不满，批评美国干预汇率、“以邻为壑”。

除此之外，更多的国家是对全球流动性泛滥表示担忧。

因为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它的货币政策直接影响全球流动性状况，如果它不承担起维护全球流动性平稳增长的责任，就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

特别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复苏基础都较为脆弱，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将会客观上阻碍各国的复苏进程。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是欧盟内在的制度缺陷，预计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1.2010年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端并且扩散的一年。

自2009年12月惠誉公司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展演化。

2010年4月，希腊债务危机爆发；2010年11月，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

虽然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和爱尔兰都进行了救助，还专门制订了“欧洲金融稳定安排”，但市场仍然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持悲观态度，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

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有进一步扩散的趋势。

葡萄牙、西班牙等政府均表示，如果国债收益率持续高位，他们极有可能因融资困难而步希腊和爱尔兰的后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申请援助。

　　2.欧盟的制度缺陷是导致欧债危机的内在原因，短期内难以化解。

从表面上看，国际金融危机是欧债危机的外部诱因，但从深层次看，欧盟内在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引发欧债危机的根本矛盾。

一是欧元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统一是欧债危机暴露出的核心矛盾。

目前，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而财政政策则由成员国自主决定，这种不一致的后果是：

货币政策的统一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使用财政刺激手段，最终造成财政赤字过高和政府债台高筑。

二是成员国的“高福利”等问题是引发欧债危机的社会原因。

比如，希腊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体系，导致刚性的社保支出居高不下，财政“入不敷出”。

欧盟内在的制度缺陷不可能马上得到解决，成员国自身的社会矛盾也不可能立即得到化解。

因此，虽然目前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对希腊和爱尔兰实施了资金救助，但这种短期援助不能解决其内在的结构性问题，援助附带的财政紧缩条款甚至可能进一步恶化债务国的经济和债务状况，这一矛盾同样适用于其他债务负担较重的欧元区国家，欧债危机仍然可能继续蔓延和恶化。

长期来看，不排除个别国家发生违约的极端情况。

　　3.为应对可能蔓延至更多国家的债务危机，欧盟可能会采取“量化宽松”等手段，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不利影响。

总体来看，欧盟经济也已进入复苏轨道，但其复苏进程受到两大问题困扰：

一是失业率持续高位。

2010年以来，欧元区的失业率一直处于10%的高位，势必影响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

二是财政刺激力度下降。

欧债危机使市场高度关注欧洲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欧洲各国不得不提早出台财政紧缩计划，财政对经济的刺激力度将大幅降低。

因此，为应对可能蔓延至更多国家的债务危机，欧洲央行可能借鉴美联储“量化宽松”的政策经验，通过加大购买欧元区国债规模的方式，帮助欧元区有关国家渡过难关，进而带来欧元进一步贬值、全球流动性进一步泛滥等等。

　　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但经济复苏进程将面临发达国家的制约

　　1.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复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21世纪初开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反超发达经济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复苏。

2009年，按购买力平价测算，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上升至52%，首次超越发达经济体，并且取代发达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地位的提升，其政治地位也有所改善。

不但二十国集团峰会正在逐步取代七国集团会议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平台，而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中，发达国家将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金砖四国”均进入前十名。

可以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下，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加速调整，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货币发行和经济结构调整，给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稳健发展带来挑战。

虽然新兴经济体表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但全球货币发行的主动权和结构调整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上，这已成为制约新兴经济体长期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首先，发达经济体为自身利益超发货币，使新兴经济体被迫承受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

2010年前11个月，俄罗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幅达到7%，印度已经增至8.7%，巴西同期也增至5.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经济体物价趋于平稳，有的甚至处于通缩边缘，如2010年11月美国核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仅为0.8%，连续数月低于1—2%的政策目标值，亟需用宽松货币政策应对通货紧缩。

由于发达经济体掌握了全球货币发行的主导权，新兴经济体只能被迫面临日益“宽松”的市场环境，国内通胀压力不断增大，而且热钱涌入还加剧了资产泡沫风险，威胁金融安全。

其次，发达经济体为扩大出口要求纠正外部失衡，使新兴经济体面临被动调整的巨大压力。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扩大本国外需，意图将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于所谓的“由出口导向型国家主导的外部经济失衡”，从而迫使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市场国家被动接受结构调整，为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埋单”。

　　最为典型的事件就是，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召开前夕，美国财长盖特纳就曾经提出为一国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设置上限的建议，即该国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4%。

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上，美国的此项建议遭到普遍反对，经相互妥协，各国达成共识，决定制定一套指标体系来甄别外部过度失衡，此项工作将在2011年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讨论。

事实上，外部失衡问题是涉及我国等新兴经济体发展权利和增长空间的敏感话题，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继汇率问题之后，又一个遏制我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工具。

因此，必须密切关注此事的进展情况，并且要积极思考如何把被动调整压力转化为主动调整动力。

　　二、把握国内经济金融形势：

受外部冲击和自身矛盾的双重影响，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抑通胀”之间的关系，将成为当前及今后几年经济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0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定不移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更加注重宏观调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从而实现了全年宏观经济金融的持续稳健发展。

从目前国内外的情况看，受外部环境冲击和内部结构调整的影响，2011年国内经济存在“价格上涨、增速放缓”的风险，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将更为复杂、形势将更为严峻。

　　发达国家“量化宽松”和“贸易保护”政策，将冲击和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1。

发达国家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给我国带来较大的资产泡沫风险和通货膨胀压力。

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主体，全球货币发行的主动权由他们掌握。

通过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已经超发了大量货币，2009年美国广义货币增速为3.4%，同期美国GDP增速仅为-1.7%，全球GDP增速仅为-0.6%，全球流动性已呈现过剩局面。

在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引领下，英国和日本都宣布维持“量化宽松”政策不变，有迹象表明欧洲央行也在暗暗跟进。

日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更是暗示说，如果美国经济仍然面临高失业和通缩风险，美联储可能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

在全球经济呈现“发达国家滞，新兴国家胀”的两极格局下，国际热钱势必向以我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积聚，并推动国际大宗商品涨价，给我国带来资产泡沫风险、输入性通货膨胀等。

近期，我国外汇占款已经表现出异常，2010年10月新增外汇占款5190亿元，创2008年4月以来新高，热钱加速流入的迹象较为明显；11月新增外汇占款3196亿元，虽然环比下降4%但总额仍处高位，反映出我国前期出台的一系列防热钱政策已初显成效，但阻击热钱的任务依然艰巨。

　　2.美元和欧元的“轮番”贬值，给我国出口增长带来巨大压力。

2010年以来，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美元和欧元“轮番”贬值，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1%左右，人民币对欧元升值11%左右。

美元和欧元“轮番”贬值，给我国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一是冲击出口增长。

欧盟和美国分别是我国第一和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元和欧元“轮番”贬值使我国出口受到较大影响。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口同比增速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其中不乏美元和欧元贬值的因素。

二是加大外汇储备管理难度。

美元和欧元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储备货币，我国外汇储备也以美元和欧元资产为主，欧元和美元的“轮番”贬值，不但使我国外汇储备出现账面亏损，而且加大了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管理的难度。

　　3.发达国家“急于”通过扩大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使我国对外贸易环境不断恶化。

目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经济矛盾凸显，再加上国内政治压力，使他们在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急于通过扩大外需拉动经济增长。

一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截至2010年7月，美国对华已裁决正在实施的贸易救济产品多达80种，欧盟也多达59种。

2010年上半年，美国一共发起4项贸易救济措施，全部针对中国产品。

二是货币竞争性贬值苗头显现。

除去美元和欧元的“轮番”贬值不谈，部分国家也开始干预本国汇率。

例如，2010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入市干预日元币值，仅9月15日一天就抛售2万亿日元。

　　我国经济自身存在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使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面临诸多“内在压力”

　　1.从突出矛盾看，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抑通胀”成为当前经济金融工作的首要任务。

自2010年1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节节攀升，特别是自三季度以来，已连续5个月高出3%的警戒线，11月份同比上涨5.1%，涨幅创28个月新高，通胀压力越来越大。

本轮物价上涨的“推手”，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既有成本推动原因，也有供求紧张原因。

从国外因素看，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给我国带来较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从国内因素看，近年来，在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规模不断扩张的双重推动下，我国流动性存量始终十分充裕，随着国内经济转暖，通货膨胀很快重新进入人们视野。

从供求因素看，目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期，节能减排、资源价格改革以及提高工资标准等转型政策，带来成本性涨价压力。

此外，极端气候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也是原因之一。

　　从本轮物价上涨的情况看，尽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前几轮通货膨胀涨幅小，但治理的难度可能更大，形势可能更严峻。

主要原因是转型性涨价必然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各国宽松货币政策一时也不会退出，以后一段时期，我国可能面临持续较大的通胀压力。

　　2.从中期矛盾看，“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受限，“稳增长”的压力较大。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促进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顺利开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成功转型的重要保证，但从“三驾马车”的动力来看，都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

一是出口增长的空间有限。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不降反升，从2008年的8.9%升至2009年的9.7%，2010年更有望突破10%，接近德国、日本曾经占全球比重的峰值，增长空间已经有限。

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对外贸易环境的恶化，预计2011年我国出口增长压力较大。

二是投资增长尚存不确定因素。

到2010年底，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2011年政府投资将有一个自然的紧缩过程，在政府投资逐步退出后，民间投资能否自发跟上，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三是消费可持续增长受到一定制约。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就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但必须认识到，消费增长加速的空间也十分有限，因为从中长期制约因素来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社会保障制度等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3.从长期矛盾看，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调结构”的任务相当艰巨。

主要体现在：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依然粗放。

长期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能矿资源密集型，但从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劳动力总供给已经逐渐走向拐点，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环境和资源制约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以生态与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难以维持。

特别是我国出口增长方式粗放，附加值较低，加工贸易比重过大，国际分工地位低下，而且能耗高、排放大，结构不合理。

二是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矛盾和区域结构矛盾突出。

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升级换代滞后，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地域发展还不平衡，沿海快于内陆，东部领先西部。

可以说，无论是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还是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已经刻不容缓。

　　4。

从金融风险看，防范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金融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嫁的压力还很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已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但发展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引导不当，就可能激化金融风险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财政金融部门当前要重点跟踪和关注以下两个风险：

　　一是房地产金融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从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开始的，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也能看到房地产泡沫的影子。

以爱尔兰为例，该国的债务危机主要就源于房地产泡沫膨胀和银行对房地产的过度放贷。

在2007年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商业银行出现大量亏损，政府在救助银行的过程中背上巨额债务，财政收支从盈余迅速恶化为赤字。

相较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与爱尔兰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尚未达到爱尔兰的程度，同时，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有一些特殊之处。

我国有必要从爱尔兰债务危机中汲取教训，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前瞻性的市场调控和风险防范，提前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尤其是在目前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并有可能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背景下，各级财政金融部门要做好金融企业财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做好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预警和管控工作，防止银行信贷向房地产行业过度集中。

　　二是地方融资平台风险。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每一个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敲响了警钟。

同时，从欧美不得已的财政紧缩计划可以看出，一国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适度规模，有助于保持财政政策的灵活性。

整体来看，我国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都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

2010年11月，穆迪公司提升了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1上调为Aa3，展望为正面。

12月，标准普尔也提升了我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上调为AA-，展望为稳定。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

从金融的角度看，各商业银行间的无序竞争、不规范的放贷程序，以及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直接和间接”行政干预，可能是造成目前状况的主要原因。

各级财政金融部门要从加强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测、强化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等角度入手，积极、主动地防范和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

　　把握主要矛盾，把正确处理“稳增长、调结构、抑通胀”之间的关系，作为做好经济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中长期矛盾，在201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把2011年全国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确定为“稳增长”、“调结构”和“抑通胀”。

围绕这三大中心任务，正确处理“稳增长”、“调结构”和“抑通胀”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将是2011年甚至以后几年经济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1。

“抑通胀”是首要任务，“稳增长”是重要目标，要正确处理“抑通胀”和“稳增长”之间的关系。

为治理通货膨胀，管理好通胀预期，人民银行频繁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如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加息等，加大对市场流动性的回收力度，有关部门也研究出台了多项稳定物价的政策措施，多管齐下抑制通货膨胀。

但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四大经济体中，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的经济复苏都很迟缓，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均没有退出迹象，只有我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并开始收缩流动性。

这种反差不但带来大规模的热钱涌入，更使我国在努力稳定物价的同时，还必须保证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避免我国经济受到外需不足和内部流动性偏紧的双重打压。

所以，把握好“抑通胀”的“度”，是处理好“抑通胀”和“稳增长”关系的关键。

　　2。

“抑通胀”是短期目标，“调结构”是中长期任务，要正确处理“抑通胀”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必须科学制定“调结构”政策，避免给通货膨胀带来额外压力。

2010年第四季度，受“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约束，部分地方采取了“拉闸限电”手段，导致部分工业品供应紧张，也直接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下一阶段，应以此为鉴，科学合理地制定和执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政策。

另一方面，在通胀压力下，必须把握好“调结构”的节奏和力度。

资源价格改革、劳动力价格自发上涨和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等结构性转型因素，给我国物价带来了持续上涨压力。

目前，已有部分地区在高通胀的压力下，暂时叫停资源价格改革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资源和劳动力价格改革，正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之举。

因此，正确处理“抑通胀”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把握好“调结构”的节奏和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3。

“调结构”是“质”，“稳增长”是“量”，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质”与“量”之间的关系。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描述经济增长时，提法从“平稳较快发展”变为“平稳健康运行”，从而赋予“稳增长”更丰富的内涵，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确保我国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当前必须处理好经济增长“质”与“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出口增长“质”与“量”的问题。

2010年，为促进出口升级和内外需结构调整，我国取消了钢材、有色金属等6大类406种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并重启汇率改革、资源价格改革等，体现了政府“调结构”的决心和信心。

但是，目前我国净出口仍集中在低端的纺织服装等领域，专用机械设备、科学仪器等高端制造品还需要大量进口，我国出口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提升出口增长“质量”的同时，如何保持外需“规模”的稳定，是需要正确处理的关键问题。

　　总体来看，2011年，“内热外冷”的宏观形势将比2010年更复杂，“长短结合”的宏观调控任务也将比2010年更艰巨，为切实做好2011年财政金融工作，各级财政金融部门必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做好迎难而上的思想准备，想方设法、努力工作，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突出矛盾和中长期问题，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坚决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结合积极财政政策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做好全国财政金融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工作。

　　三、立足全局、抢抓机遇、改革创新，为顺利开展“十二五”期间财政金融工作开好局、布好棋

　　虽然我国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国内经济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从国际环境看，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

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发展的潜力和优势仍然突出，微观主体活力显著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明显提高，为开展财政金融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大环境。

因此，要抓住当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立足全局、改革创新，努力开创“十二五”时期财政金融和外国政府贷款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立足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主动把握促进财政金融工作发展的“四个”战略机遇

　　1。

抓住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加快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历史经验表明，大危机往往引发大变革、每一场经济危机都会催生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引擎，而在危机中善于抓住机遇的国家，往往会率先复苏并占据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

如，发生在1857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引发了电气革命，催生了电力、汽车、石油化工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机械、冶金等传统产业的发展水平，这次危机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提供了契机；发生在1929—1933年的美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