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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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
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
王伟光程恩富胡乐明等
【内容提要】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调节等方面的具体矛盾的现实表现。
尽管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对于恢复市场信心和促使经济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他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具体矛盾，其缺陷及负面影响将在未来逐渐显现，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
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一场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它必将导致世界格局和发展进程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
虽然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但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规避和防范金融和经济危机。
我国规避与防范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关键词】金融和经济危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2007年2月，美国次贷危机浮出水面。
2007年8月，次贷危机开始向全球蔓延。
进入2008年，危机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经济体传导到发展中经济体，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西方主要经济体日益滑向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
此次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力度之强，世所罕见。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透析这场危机的本质、成因和影响，客观评析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的利弊，科学阐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正确把握这场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提出规避和防范类似危机的中国策略，对于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稳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展开的表现，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
因此，分析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发展必须采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现实表现。
1．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蕴含危机发生的可能
商品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和最普遍的存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并蕴含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
因此，从商品及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和本质关系分析入手，可以发现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般要素与抽象形式。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使用价值与价值二者既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又相互排斥、互相背离。
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以及决定这一矛盾的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的发展导致了货币的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愈益分离，商品与货币愈益对立。
货币的产生使得商品交换由直接物物交换发展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过程，使得一个完整交换过程的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分离，从而导致危机第一种形式的可能性。
也就是，“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不仅作为流通手段，而且具有支付手段功能。
货币支付手段功能使得商品交换的当事人演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使得商品生产者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支付链条和债务链条。
在这一链条上，如果一个债务人不能按时履行支付义务，整个链条上的一系列债务人也就随之不能偿债，从而形成危机第二种形式的可能性。
也就是，“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
由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发展起来的危机两种形式的可能性，只是经济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是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潜伏于一切商品生产之中。
随着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一开始就是发达的商品生产，发达的商品生产使得商品内在矛盾的各种形式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产业资本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分成相应部分，同时并存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并相继地经过循环的三个阶段。
否则，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就会发生交替的中断。
同时，随着信用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货币资本逐渐独立发展，形成借贷资本、银行资本以及虚拟资本，不仅增加了资本运动的环节和层次，也日益与产业资本相背离，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进一步发展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
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买卖的分离、生产与流通的分离日趋严重，处于商品资本阶段、处于流通时间内的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从而导致信用规模膨胀和信用期限延长。
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作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或再生产过程，包含着不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可能性，包含着不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抽象形式。
2．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危机发生的必然
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必然现实，需要整整一系列的关系。
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矛盾。
因此，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分析入手，可以发现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现实要素与表现形式。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化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累积，必然会使得价值与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商品与货币的分离和对立具有不可调和的对抗性质，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系列连续性、并存性和均衡性关系难以得到满足，使得社会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必然性。
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的必然结果。
毫无疑问，马克思的分析依然正确。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当代发展的必然表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展并日趋激化。
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各类企业和资本不断突破部门和领土的边界向各个产业和世界各地扩张并相互合作，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生产与经济的社会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走向进一步的积聚和集中，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资本相互渗透与融合，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全球垄断寡头即产量超过中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大型跨国公司，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
这样，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步扩展为经济的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的矛盾。
可以说，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便是这一矛盾日趋尖锐的必然产物。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扩展的一个突出方面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全球掠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为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病态膨胀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全球掠夺提供了重要的杠杆与平台，新自由主义则成为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
正是在这“三驾马车”的拉动之下，全球金融资本急剧增长并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全球金融资产价值1980年只有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规模基本相当；1993年达到53万亿美元，为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增长到124万亿美元，超过当年全球GDP的3倍；2007年，全球金融体系内的商业银行资产余额、未偿债券余额和股票市值合计达到了230万亿美元，为当年全球GDP的4.21倍。
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逐利性，极易导致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盲目扩张；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变动性，极易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不稳定；现代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虚拟性，极易促成资本主义各国生产与经济的泡沫膨胀。
因此，金融资本由服务于产业资本向主宰产业资本的异化必然导致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一个新的尖锐高度，加剧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紊乱，引发资本主义更加频繁的首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3．当代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促成危机发生的现实
“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两次绝对一样的经济危机”。
每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都是资本主义所处时代各种具体矛盾和具体问题的综合反映。
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同时，由微观基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调节等方面的具体矛盾和问题共同导致的结果。
从微观基础分析，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的具体反映。
首先，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造成公司经营的短期行为。
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司股权集中度低，股权结构较为分散，股票流动性较强。
资料显示，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雷曼、贝尔斯登等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的只有摩根士丹利1家，高盛集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为1.74％。
在过度分散型股权结构下，股东的“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倾向”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无人愿意行使监督权，从而导致股权分散下的“内部人控制”格局。
同时，由于股东判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主要标准是盈利率和股票价格的高低，并以短期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就使公司经营在股东追求短期回报和高收益率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目前或近期利润。
尤其是，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极易导致上市公司受到极不稳定的所谓机构投资者即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资本的冲击和控制，顺从股票价格最大化的短期主义逻辑。
其次，失当的薪酬体系“激励”管理层的冒险行为。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股票期权计划的广泛实施，行使股票期权的收入逐渐成为美国公司管理层薪酬的主要来源，并导致其收入达到令人惊叹的水平。
资料显示，全美前100名高级企业主管的平均年收入30年前为130万美元，今天则为3750万美元。
失当的薪酬激励使美国公司高管根本无暇注重公司长期发展，而是更多追逐短期效益，过分地关注公司股票价格，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底线，进行各种放大效应的套利行为。
实证研究发现，许多美国公司在推行股票期权计划的同时存在着明显的市场操纵行为，股票期权计划正在诱发企业管理者新的道德风险，在这些新的道德风险的冲击下，一个个庞然大物在瞬间便轰然倒下。
从经济结构分析，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日益对立的直接结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金融资本由服务于产业资本异化为主宰产业资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和对立。
2007年，全球实体经济10万多亿美元，GDP近54万亿美元，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为681万亿美元，与全球GDP之比为13:
1；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340万亿美元，GDP近14万亿美元，二者之比高达25:
1。
虚拟经济的病态发展在满足金融资本逐利本性的同时，由此导致的巨大的虚假需求也会诱导实体经济的盲目扩张，推动一切国家出口和进口膨胀、生产过剩。
一旦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必然首先引发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进而引起全面的经济危机。
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1991年的日本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直接诱因都是房地产业及相关金融产业过度膨胀之后的虚拟经济泡沫破灭。
从分配和消费角度分析，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还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30年，美国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者家庭财富增加了7倍；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1.5万个高收入家庭的年收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至3000万美元，而占美国劳动力70%的普通员工家庭的年收入仅从25800美元增加到26350美元；目前最富有阶层所占据的国民收入比重高于1929年美国经济衰退以来的任何时期。
为缓解生产无限扩张趋势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满足金融垄断资本的逐利欲望，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债务经济模式”：
普通民众依靠借贷维持正常消费，支撑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然而，由债务推动的透支性经济增长终究是不可持续的，由借贷消费所掩盖的资本主义深层次结构矛盾必然转化为危机现象。
从经济调节分析，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的必然表现。
适应金融资本自由流动和贪婪逐利的需要，美国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与货币控制法》、1982年通过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1995年通过的《1995年金融服务竞争法》、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2002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管制放松法案》等，一步步放松了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规制。
这样，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所谓金融创新产品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和金融机构涌入投机性业务领域，经济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市场调节的失灵必然发生。
尤其是，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巨大规模和场外交易方式已经使得基础产品的风险以极低的成本和极快的速度传递给全球金融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加大和复杂化，而以功能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以及以主权为基础的分割监管却难以应对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和系统性风险。
因此，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双失灵的结果，必然使得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并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二、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
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包括金融稳定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各种产业促进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应对措施。
尽管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对于恢复市场信心和促使经济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他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具体矛盾，其缺陷及负面影响将在未来逐渐凸显。
1.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2007年4月，伴随着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次贷危机开始在美国逐步显现。
2007年9月18日，美联储降息0.5个百分点，从此美国进入“降息周期”。
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2008年2月7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正式拉开了西方主要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序幕。
2008年3月1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等5家西方主要央行联合宣布，将同时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
2008年7月13日，美联储等机构决定分别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承诺必要情况下购入两公司股份。
2008年7月26日，美国参议院批准总额达3000亿美元的住房援助议案，同时授权财政部无限度提高“两房”贷款信用额度，同年9月7日，美国联邦政府决定直接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
2008年9月16日，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等西方主要央行再次同时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美国政府同时接管全球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
2008年9月19日，日本银行再次向短期金融市场注资3万亿日元，欧洲央行以及英国和瑞士的中央银行共向金融系统注资900亿美元。
2008年10月3日，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金融救援计划正式在两院通过。
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几大西方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联合降息0.5个百分点。
随着金融危机逐步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西方主要经济体反危机措施的覆盖面也从金融领域逐渐向实体经济领域扩展。
2008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公布约273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
美联储于2008年11月25日宣布投入8000亿美元，用于解冻消费信贷市场、住房抵押信贷以及小企业信贷市场。
2008年11月26日欧盟出台了总额为2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案。
2008年12月4日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典央行进一步降低利率，分别降低0.75、1和1.75个百分点。
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的历史低点。
2009年2月17日，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3月3日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共同公布了总额为2000亿美元的刺激消费信贷计划。
2009年3月5日，英国央行将基准利率从1%降至0.5%的历史低点。
2009年4月10日，日本政府颁布了总额为56.8万亿日元的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新方案。
2009年5月7日，继美国、英国政府将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之后，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主导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
2009年7月2日欧洲央行宣布，将启动总额为600亿欧元资产担保债券购买计划，开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主要经济体反危机措施的实施经历了从金融领域逐步向非金融领域扩散的过程，反危机措施的着力点也经历了从挽救金融机构、防止金融形势继续恶化到阻止经济继续下滑、刺激经济复苏的演变。
面对不断蔓延和深化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被迫逐步放弃了奉行30年之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转而采取了加大政府开支、扩大基础建设投入等政府干预政策。
因此，此次危机绝不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而是正式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彻底破产。
2.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的回潮
西方国家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包括金融救助和稳定政策、货币扩张政策、财政刺激政策以及产业促进和保护政策等一系列凯恩斯主义式的干预政策，预示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回潮。
金融救助和稳定政策。
危机发生以后，金融机构损失惨重，不得不低价抛售金融资产，紧缩信贷。
为挽救金融机构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市场信心，西方国家采取了救助金融机构、稳定金融市场的一系政策措施。
1）政府出资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阻止金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
2008年10月，布什政府提出的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主要便是用于购买金融机构问题资产。
2）各国央行通过各种形式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缓解信贷紧缩的压力。
3）政府直接向问题金融机构注入资本金，实施“暂时国有化”。
为挽救陷入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家直接动用财政资金向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注资或提供债务担保，以此换取被救助金融机构的优先股或普通股甚至控股权，并对被救助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和信贷投放等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通过上述措施，美国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花旗集团，英国对诺森罗克银行、莱斯TSB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德国对德国住房抵押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实施了“暂时国有化”。
4）改革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
2008年3月，美国出台了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计划。
该计划提出，扩大美联储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整合银行监管权，新建监管机构如“金融审慎管理局”、“商业行为监管局”、“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等，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危机期间，西方主要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各类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监管，高度关注被监管对象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以及市场风险的敏感性等结构性指标，并调整会计准则以更准确反映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
此外，为应对危机的全球蔓延，世界主要国家还就国际金融组织和金融体系的改革，以及具有全球性、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监管机制，达成了多项共识。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促进信贷，缓解流动性紧缩的压力，西方主要国家普遍采取了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措施。
1）大幅密集降息。
自2007年9月18日到2008年12月16日，15个月的时间里美联储十次打出了降息牌，将基准利率大幅下调累计达500个基点，由5.25%降至0.25%，并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长期保持在0至0.25%之间；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自2008年10月之后连续6次大幅降息，将基准利率从5%降至0.5%，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主导利率累计下调325个基点至2009年5月的1%；日本央行于2008年10月31日将基准利率降低到0.3%，之后进一步将其降低至0.1%的水平。
同时，西方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注重联合采取降息行动。
例如，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以及加拿大、瑞士和瑞典等国的央行均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
2）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和购买金融资产等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等西方国家央行除通过定期拍卖贷款（TAF）、重要交易商信用贷款（PDCF）、限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TSLF）、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融资工具（AMLF）等创新性的金融工具持续不断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同时通过购买国债和机构债等金融资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9年1月，日本银行宣布考虑购买2万亿日元的商业票据；2009年3月，美联储宣布逐渐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进一步购入75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相关证券，追加购买1000亿美元的房贷公司债券；英格兰银行于2009年3月11日决定购买20亿英磅的国债，3月23日又决定购买750亿英镑的公司债券；2009年5月，欧洲央行宣布将购买总额达600亿欧元的资产担保债券。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危机发生以后，为了稳定就业，阻止经济严重下滑，刺激经济复苏，西方主要国家实施了包括减税、增加政府投资、财政补贴消费等内容的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措施。
1）大规模减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
美国继布什政府出台1680亿美元减税方案之后，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总额达到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又有35%的金额用于减税；2008年11月24日英国宣布的200亿英镑经济刺激方案将增值税率由17.5%下调至15%；日本在住宅税、土地税、汽车税等方面减税总额达1.07万亿日元，其中，国税减征6900亿日元，地方税减征3800亿日元；欧盟的减税范围主要包括降低增值税、消费税、中低收入者的税务负担、减少企业主为其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险金费用等。
2）增加政府投资以拉动市场需求。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大约65%用于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新能源技术方面投资；德国计划投入500亿欧元，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法国出台了265亿欧元的振兴计划，111亿欧元用于公共投资。
3）财政补贴消费以扩大内需。
危机期间，欧洲有10多个国家实行补贴汽车“以旧换新”，意大利政府对购买电动汽车、混合燃料汽车和小排量汽车给予环境奖金和汽车报废退税，合计可高达5000欧元；德国对回收9年以上车龄的旧车并购买新型节能汽车给予2500欧元的“以旧换新”补贴，总额达50亿欧元；法国、西班牙、荷兰、奥地利等国也对“以旧换新”购买新车给予1000到1750欧元不等的补贴；美国计划斥资40亿至60亿美元，推广汽车“以旧换新”。
产业促进和保护政策。
为了占领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维持经济霸权，保护本国企业和就业，制约其他国家发展，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产业促进和产业保护政策。
1）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美国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宽带计划”获得政府投资72亿美元，医疗信息技术研发获得政府投资190亿美元；欧盟反危机措施也注重提高产业研发、创新的标准与要求，以增强欧盟全球竞争力与长期发展潜力；2009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3年的信息技术紧急计划，在未来3年内官民共同增加投资3万亿日元，着重加强医疗IT环境、培养IT人才、推动电子行政等IT技术应用。
2）加大新能源和环保投资。
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约有500亿美元投入绿色能源产业；欧盟2009年3月决定，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的发展；日本为配合第四次经济刺激计划于2009年4月推出了新增长策略，发展方向为环保型汽车、电力汽车、低碳排放、医疗与护理、太阳能发电等。
3）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投资。
西方主要国家根据本身基础设施的特点，普遍相应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
例如，美国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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