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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教育体制
一篇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解气的好文章：
中国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作者：
刘道玉2008-10-2008:
16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一个直接参与、经历和见证了这一全过程的教育工作者，我的感受是深刻而复杂的。
其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有收获，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回忆过去是必要的，但我更愿意展望未来，思考在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方向、目标、过程和方式。
我认为，中国的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
其原因有三：
首先，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前200名；其次，虽然我国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又培养出了多少高质量、杰出的、世界顶尖级的人才呢？
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几乎所有基础科学领域里的世界大奖，我国都还是空白；而诺贝尔奖总数的70％（约600名）都分布在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里。
第三，高等教育问题丛生，群众议论纷纷，强烈要求改革。
在我看来，中国迄今为止所进行的一些教育改革，还不能说是涉及教育本质问题的改革。
联合国教科卫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中指出，“像今天这样零星地进行一些改革，而没有一个关于教育过程、目标与方式的整体观念，这已不再是可取的了。
”
戊戌变法是中国学步民主的开端，可惜它以失败而告终，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梁启超先生是戊戌变法的先锋人物之一，110年前他在总结变法失败的原因时痛切地说：
“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
”对照起来看我国30年来教育改革走过的路，我觉得是很相似的，其原因是由于我们忽视了教育本源的改革。
那么，什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本源问题呢？
所谓本源，是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教育的本源是指影响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大学教育的本源问题有三个：
首先是大学的理念问题。
世界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
他认为，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
纽曼是19世纪倡导自由教育的第一人。
他在《大学理念》中提出，“大学应该为自由教育而设，大学应该提供普遍性和完整的知识教育，而不是狭隘的专门化的教育。
”
涉及大学理念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培养人才？
中国与西方人才培养理念的一个根本区别是，西方讲成长，中国讲塑造。
成长的理念是以自然主义教育为基础，尊重受教育者的志趣和选择权，全面发展他们的兴趣、个性、知识和智力。
所谓塑造，就是把受教育者当做原材料，放到统一的生产流水线上，按照一个标准的模具和加工程序，生产出来规格毫厘不差的产品。
其结果就导致我们学校没有特色，学生没有个性和创造性。
其次，是关于大学的体制问题。
中国大学的体制是高度集权制，也可称作大一统体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思想根源。
1985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
“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
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
20多年过去了，实际情况怎样呢？
不仅没有放权，而且统管得越来越严重了。
大家都看到，教育部直属大学由23所扩大到76所，每年推出的各类教育工程越来越多，教育工程就是计划，教育工程越多，教育的计划性越强，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在教育战线上的表现，是以计划经济和工程思维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
这样一种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教育的决策与管理权，严重地挫伤了大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三是关于大学培养人才的模式。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探望“两弹一星”的元勋钱学森先生，征求他对“十一五”规划的意见。
可是钱老却谈到他对教育的思考和忧虑。
他说，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的人才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年以后，钱学森先生又感言，中国长远发展上我最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这几年来，我一直关注国家和大学对此做何反应。
几年过去，我彻底失望了，因为没有人谈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而是在探讨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完全理解偏了。
因此可以说，在大学理念、大学体制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上，我国至今仍然处于误区。
如何进行改革？
我提两点建议：
第一要进行教育改革的启蒙，为深化改革打下思想基础。
康德说：
“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幼稚状态。
”我痛切地感到，我国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教育改革？
为什么要进行教育改革？
应当从哪里改革，由谁来改革？
甚至对教育改革存在误解。
第二在中央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教育改革指导小组，邀请国内外开明的、思想前卫的教育专家和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士参加，制定改革方案指导和切实推动全国教育系统的改革。
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教育需要发展，但发展不能替代改革，必须借助外力，改革的主题和突破口就是教育体制。
步入21世纪，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但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和观念上的原因，我国的教育结构体系还不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不能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对教育的多种需求；教育内部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尚未建立起良好的相互沟通和相互衔接的关系；在职人员培训和继续教育还比较薄弱；社会成员的非学历、非正规教育需求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教育结构体系是教育的基础平台，教育结构不合理，教育规模的扩张就很难带来效益，甚至会导致有限资源的浪费；教育质量也无从谈起。
因此必须调整不合理的教育结构体系。
21世纪初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是“九五”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集近百位专家的智慧和心血。
该研究成果对重构新世纪我国教育结构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据新华社4月3日讯，今年美国有42.5万个信息技术职位因为招聘不到人员而空缺，而欧盟2000年信息技术人才缺口高达90万人。
记者手头没有我国缺多少信息技术人才的资料，但是，很多在京的外资信息技术类企业都在四处找人，甚至有些企业规定：
内部员工如果介绍一位合适的人到公司工作，就可得到高达1.5万元的推荐奖。
但一位员工在充分发动亲朋好友帮助“猎头”之后说：
“这个钱很难挣到。
”
记者手头的另一份统计报告则显示：
从1990年到1999年十年间，我国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为4.8万多人，获得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的人数只有区区142人，比历史专业还要少！
在某类人才急缺的同时，我国又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大专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结构性供求失衡”。
农村孩子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虽然也读了十二年书，但却缺乏起码的生存技能；上职高的孩子在毕业时发现，即使自己“幡然醒悟”，决心刻苦攻读，但继续深造之路却漫漫难迈——虽说“立交桥”概念的提出已颇具时日，但教学内容、高考制度、高考内容都在客观上限制着他们——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沟壑尚未填平……
我国的教育结构体系，距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距离人民多样化的教育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步入新世纪的中国教育结构体系，已非调整和改革不可。
中国教育结构，非调整不可的几大理由
“中国教育结构体系受到的挑战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曾与1999年获得首届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一等奖并曾获得三次全国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的郝克明研究员总结说：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需求结构，进而影响教育结构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劳动力市场化的综合程度已从1979年的3.24%增加到1997年的70%左右。
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方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的多样化，必将要求建立满足社会各种需求的、功能多样化的、灵活的教育结构体系。
第二，我国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正在进行战略性调整，人才结构与教育结构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
随着高新技术企业在我国整个产业结构中比重的增大，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努力采取各种方式，加快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能源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是21世纪我国教育结构体系改革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同时，我国经济总体上层次和水平还比较低，而且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发展很不平衡，需要人才的类型、层次差异也很大。
因此还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各个领域、各种层次专门人才和广大劳动者的培养和培训。
随着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科技的高速发展，社会公众对岗前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以及学校后继续教育的需求空前高涨，只靠传统的学校教育、学历教育已很难满足广大社会成员的要求。
建立多样化、社会化的现代终身教育体系，已经成为21世纪我国教育结构体系改革的重要任务。
第三，我国未来人口结构变化的要求。
根据预测，我国初中阶段学龄人口到2001年将升至最高峰，达到7639万人，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到2004年，最高将达到7522万人，大学学龄人口到2008年，最高达到1.21亿人。
教育结构体系必须适应如此巨大的人口压力。
另外，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公众对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时还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逐步减少，人口寿命的延长，闲暇时间也在增加，人们对接受各类教育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
第四，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的全球化，对我国人才结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教育结构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世纪之初，中国的教育结构体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教育结构体系该怎样调整，依据是什么？
建立结构功能多样化的终身教育体系是调整的方向
课题组的研究认为，调整教育结构体系的依据主要有两个：
一是看它能否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二是能否满足公民自身全面发展的要求，教育结构体系应能为具有不同特点、不同志趣、不同学历、不同需要的人，提供多种选择机会和学习途径。
新世纪初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到底有什么需求？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太笼统、太庞大。
于是课题组将这个问题分解为对8个典型行业人才需求的调查研究。
这8个行业是农业、电子信息、冶金、电力、建筑、铁路运营、商业贸易和金融。
这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民经济中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等不同类型的行业。
根据调查研究，课题组得出了一个结论：
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类型的要求是多样化的。
而我国目前教育结构功能距离多样化的要求还很远，一是人才培养规格比较单一；二是整体水平不高（2000年我国29个专业技术系列中，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共157.3万人，仅占技术专业人才总数的5.5%，而且从整体上讲，创新能力弱、知识老化现象突出）。
拿工业企业来说，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组织领导生产和技术开发的科学工作者、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以及专门从事生产技术和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开发和设计的高级专业人才。
现阶段，这类人员大致占专业技术人员的10—30%，将来这类人员的比例应有较大幅度增加。
研究开发设计人员学历的基本要求应以本科和研究生为主体。
根据有关专家的分析，适应我国现阶段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产品、新型元器件、通信与网络、数字化产品等高新技术企业的基本要求，科技人员的学历层次结构应是本科毕业生及研究生占75%左右，其中研究生应占15%以上；而当前高等学校（包括成人高等教育）在这一领域培养的研究生仅占5%，本科生为40%，大专生5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我国高新技术领域科技带头人和高级管理人才的成长过程，不都是学士-硕士-博士这一种培养途径，也可以是不断的学习与工作实践相互交替的结果。
第二种是生产实施过程中的各类技术人才，在当前仍然还是我国教育结构中的薄弱部分。
此类人员直接参与指导生产过程，约占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70—90%。
以本科生、大专生或中专生为主体。
从对5个行业技术人员中大专毕业生的调研情况看，普遍反映学校生产实践环节的训练十分薄弱，应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第三种是生产操作人才。
在工业企业，按知识能力要求可分为三种：
一种为熟练工，一般应由职前短期职业培训培养。
一种为技能型操作人员，一般由技工学校培养。
还有一种为智能型操作人员，如数控机床和主控室操作员等，一般以经过岗位培训的中专毕业生或经过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学生为宜。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产品更新换代加快，使得就业者的基本素质和接受再培训能力非常重要。
再来看看农业生产的人才结构。
以种植业为例，农业生产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型农民，由大、中专毕业生组成，是未来农业劳动者发展的方向，但是现在仅占总数10%左右；采用新技术进行专业生产的技术经营型农民在1998年约占20.2%，数量仍过少；由初中毕业生组成、并接受过一定培训的初级技术农民，将在相当一段时期是多数；而由小学毕业生或文盲组成的普通农民，到2010年都应达到初级技术农民水平。
郝克明说：
“不同行业人才结构的调查表明，我国不同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必然要求多种梯度的人才结构与之相适应。
从当今世界情况看，许多国家一方面对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十分重视，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政策措施，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初、中级人才和劳动者的培养提高。
”
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对不同类型人才的要求，也就随之不断发展变化。
2000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增至1.5亿左右，据有关专家估算，“十五”期间，每年将有1000万左右的农民，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
从8个典型行业职工问卷调查显示，参加工作后岗位有过变动的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58%，变换过1-2次岗位的人占33.1%，变动过3-4次岗位的人占18.7%，变过5次以上的人占6.1%，而且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调查还显示，有近70%的人有自费参加各种学习的强烈要求。
就此，课题组提出建议：
大力发展和加强在职职工的岗位培训、转岗培训和继续教育。
要把现行的职工阶段性教育培训，拓展为终身教育培训；把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的对象，由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扩展到广大基层干部、农民和包括非公有经济组织人员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把培训方式从全日制和较长学制的学历和正规化培训，发展为多种形式和多种时间制的、适应各种需求的多样化培训，形成一种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广覆盖的社会人才培训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结构与社会人才结构需求并不是机械的、直接对应的关系。
教育结构体系的改革应有利于培养素质全面、知识可迁移性较强的人才。
”郝克明特别强调说，“教育结构体系的设计和调整，应该从学校教育、在职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相互连接、相互补充的关系等方面，为贯彻终身教育（学习）的原则迈出新的步伐。
”
其实，中国教育结构体系一直处于调整之中。
比如，中小学学制的调整，从“五三三制”到“五二二制”、“五三二制”，再到“六三三制”等，中等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的兴起、发展，高等院校的上并下放、分分合合。
每一次的调整都是有依据的，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据记者了解，在九十年代中期，经贸专业吃香，于是很多有条件的、没条件的学校都开始开办经贸专业，导致这方面人才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我国教育结构体系该按什么原则进行调整？
是不是，一提发展知识经济，大家都找到了升格的理由，一窝蜂地要中专升格为大专，大专升格成本科，单科型学院非得拼个“综合大学”的名头，一般的本科院校也非得提提建“研究性大学”不可？
谨防一窝蜂和短期行为
郝克明认为：
“教育结构体系的调整必须遵循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首先要处理好改革创新与相对稳定性的统一。
从国际比较来看，教育结构的调整是一种渐进的过程。
例如，英国中等教育从双轨制变为单轨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了，至今还没有完全完成。
另外，还要处理好多样化与规范化的统一。
由于教育结构体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发展教育，促进不同层次类型学校教育之间的相互衔接沟通，需要对不同层次类型学校教育的内容、层次进行一定的规范；为使相同学历、文凭、证书具有大体相同的价值，也需要对各种教育提出基本的要求。
科学划分教育的类型是教育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前提。
”
郝克明说：
“教育结构体系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是整体性适应，不应孤立地强调某一个领域，而忽视其他领域。
教育结构体系改革对社会的适应，不仅要适应当前发展，更要适应未来的需要，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
郝克明研究员特别提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结构体系的调整，要注意克服和警惕短期行为。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歌词虽然有些调侃的味道，但却生动地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因此，建立一种“柔性”的、“活”的教育结构体系，非常重要。
正如郝克明研究员所说的，“要特别注意研究并形成在政府宏观指导下的自动调节的机制，使之能不断地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具体地说，21世纪初中国教育结构将呈现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教育结构体系发展若干趋势预测
课题组的研究认为，我国教育结构体系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方面：
趋势一：
我国高中阶段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规模将有较大扩展，但不等于迅速膨胀。
在巩固普及并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的基础上，社会对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将急剧增长；高等教育在结构调整、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上，数量规模将会有较大的发展。
但是，教育结构体系的调整是有基本条件的，而且各个阶段是逐步递进的。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从总体上说，只会是逐步发展而不是迅速膨胀。
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培养目标、办学层次和办学模式上，要注意多样化。
同时还应大力发展高中后的非学历非正规教育。
趋势二：
教育的类型、层次和形式将更加多样化。
学校教育将会出现更加多样化的型态。
我国初级中等学校，除部分初中实行小学和初中相衔接的九年一贯制外，将具有多种类型。
初中阶段的学校，一般来说，可分为普通初中、综合初中、职业初中三种类型。
综合初中（主要在不发达地区和农村）通过设置一定数量的职业选修课或在初中二年级后进行分流等形式，对部分学生在进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的同时，进行一定的职业准备教育。
高中阶段教育分为普通高中和各类中等职业学校的状况，将会在相当长时期存在。
同时，普通高中将分为完全高中和综合高中两种类型。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仍将存在着巨大需求。
目前我国的中等职业学校分为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三种类型。
对这三类学校的调整或归并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
要通过加快建立严格的劳动准入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
各类职业学校也要注意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应在终身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办学模式的多样化，即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并举，实行全日制、部分时间制、夜校与星期日学校等多种形式相结合。
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高等学校的类型和培养模式应更加多样化。
高等专科（职业）学校大体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培养适应在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和广大农村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另一种专科性质的学校，如培养小学和初中师资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农村医生的高等医学专科学校等，另外是否还有可能发展类似美国社区学院中准备转入大学本科三、四年级的大学一、二年级基础教育，以及拓展高等专科（职业）学校为本地区社会成员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培训和继续教育服务的功能，也是一个值得研究探索的问题。
高等本科学校的类型也应多样化。
例如区分研究性大学和一般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的大学等等。
目前后者与研究性大学在办学模式上有趋同的倾向。
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不应完全相同。
研究生教育不仅培养能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性人才，还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重要领域的高级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我国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曾于80年代中后期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培养专业硕士的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现在，我国已相继建立了工程硕士、法律硕士、教育硕士等多种类型研究生培养模式。
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我国研究生教育，应在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同时，鼓励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和地区、企业或相关机构合作，扩大高新技术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模，并把人才培养和高科技产业的科研开发紧密结合起来。
对某些高层次人才特别紧缺和我国导师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领域，可实行与国外某些大学和学科甚至某些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办学，运用多种方式培养。
除以上几种类型学校教育外，各个地区还应通过大力发展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完善高等学校自学考试制度等，努力满足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非学历、非正规教育将会有很大的发展。
据统计，近些年来我国每年总计约有1000万学生未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需要接受一定的就业准备教育。
因此，在加强职业学校的同时，还应为社会各部门以及社会成员，提供非学历教育的职业培训。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社会成员对转岗培训、在岗培训和继续教育以及终身教育（学习），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非学历、非正规教育形式必须加快发展。
除了上述各类教育类型的多样化外，在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方面，还应逐步实行全日制教育、部分时间制教育和自学教育并举，面对面教育和远距离教育并举等多种形式，扩大不同年龄的学习者对学校、专业、课程等的选择机会。
趋势三：
社会化的、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将逐步建立。
按照终身教育的原则，构建社会化的终身教育体系，是21世纪我国教育结构体系的主要内容。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就是要超越传统的、单一的学校教育系统，使教育贯穿人的一生，使教育成为全社会的事业。
终身教育不只是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而是为人的一生提供不间断的学习机会。
要改变学校“包打天下”的局面，构建和形成包括学校教育系统、行业（企业）教育系统、社会教育系统、网络教育系统在内的体现终身教育思想的现代教育结构体系。
学校教育要从单纯向学生传授书本知识，转变为把重点放在为学生的终身学习、生存和发展打好的基础，这是学校教育的历史性转变，也是建立终身教育结构体系的基础。
同时，要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融合和衔接，建立横向沟通、纵向衔接的教育结构体系。
郝克明说，我们的教育体系，应能为愿意升入上一级学校继续学习的学生，开辟升学和学习的渠道；也能为愿意就业的学生提供通过多种学习培训进入就业市场的机会。
目前在关于构建相互衔接、相互沟通的教育结构体系即对“立交桥”含义的理解上，往往把思路仅仅集中在高校的扩大招生方面，这是不够全面的。
课题组在郝克明同志领导下，在科学研究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绘制了21世纪我国教育分类及其相互沟通的关系示意图。
与此同时，课题组提出，应实行弹性的教育教学制度，进一步增强学校教育的开放性。
课题组建议：
从非义务教育阶段入手，积极创造条件，实行普遍的学分考核制度，建立允许阶段性就业和分阶段学习相结合的制度，学生既可以按学制规定集中时间修完学业，也可以分阶段完成学业。
进一步健全在职申请攻读学位的制度。
课题组认为，应大力发展灵活多样的企业职工教育和社会教育。
充分发挥企业和社会在参与教育和培训事业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就业前学校教育、上岗前企业培训和在职继续教育连贯性的教育培训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教育将成为21世纪我国教育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加强计算机教学，使广大青少年普遍掌握必要的信息知识和操作技术，并帮助学生不断提高和增强理解、判断、筛选和创造性运用信息的能力；同时，加快远距离教育的发展，积极发展计算机网络教育等，为满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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