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总是会在市场极度需要它的时候突然消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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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总是会在市场极度需要它的时候突然消失

流动性总是会在市场极度需要它的时候突然消失。

因为市场一旦进入恐慌，所有金融机构都会抓住自己手中的头寸不放，流动性怎么可能像正常市场运转时那样充裕呢？

泡沫时代，谁是最后赢家 

郝一生/文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历史，始终是一部金融史。

伴随和贯穿金融史的，同时又是一部泡沫史。

经济泡沫也可以称为金融泡沫，金融投机交易铸造的金融泡沫，虽然并不创造哪怕一分钱的价值，但却会让一小部分人点石成金、一夜暴富；而让更多人前功尽弃、倾家荡产。

　　泡沫是随着金融投机交易的波浪上下浮动的，牛市与熊市反复更迭，泡沫在牛市和投机高潮中会不断膨胀；在熊市时又会疲软萎缩。

　　久赌无赢家。

更重要的是，你的财富能支撑你走多远。

那么，在金融泡沫时代，谁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离谱天价背后的“傻瓜”

　　1634年，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中，一株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在三年后的1637年售价冲上6700荷兰盾。

这笔钱相当于当时荷兰人均44年的工资，并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

到1637年，郁金香的价格涨幅高达5900％。

　　无独有偶，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出现过一次花卉泡沫——“君子兰热”。

原本一株几块钱的普通花卉，最高被炒到数万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50年的工资收入。

中国的“君子兰泡沫”，一点不比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小。

　　“君子兰热”与“郁金香泡沫”的区别，在于君子兰是在那个官本位的极盛期，满足给政府官员送礼不断扩大的需求抬起来的；而郁金香只是为了金钱而投机。

虽然权钱交换最后也可以折算为金钱，但仅从行为出发点比较，郁金香也许还是比君子兰干净些。

而且，当时荷兰已经有了期货交易等现代金融手段，比之计划经济下中国的单纯商品交换，似乎还是要高级一些。

可那时荷兰人炒了半天郁金香，很多人到倾家荡产也没见过郁金香长什么样。

　　君子兰泡沫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远不如荷兰的郁金香，这是由当时参加投机的人数决定的。

中国的君子兰泡沫只有少数人加入，而郁金香泡沫不仅牵动了半个荷兰，甚至泛滥到整个欧洲。

　　不是郁金香和君子兰值这么多钱，而是人们觉得炒作它可以赚更多钱。

到后期，郁金香的所有交易全凭信用凭证的“空气交易”，永远不可能真正兑现，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

就是在今天，做大豆期货投机交易的人，有几个见过大豆长什么样的？

    股市=黑市？

　　赌场有千手，股市也有黑手。

金融证券投机交易，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幕后”交易的乐园。

　　早在1720年英国“南海股票”泡沫时期，经纪人为操作股价串谋、散布谣言、传播恐惧心理等恶行不绝于世。

为了拉抬股票的声势，他们会将股票免费送给大人物，贿赂立法机构，让知名政治家或名门望族成为“股东”，为的是不择手段将股价炒高，哄骗民众购买，然后任由一切崩溃。

该公司赠送给政府官员和特定关系人的股票，总价值18万英镑。

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东印度公司普通职员3.6万年的收入。

　　“南海公司”的实际控制者之一约翰·布伦特曾毫不掩饰地说：

“不惜一切地炒高股价，这是公司谋取利益的唯一方法……他们越糊涂越好，一定要让他们蒙在鼓里，这样他们就会更加渴望参加我们的计划。

”

　　当时，即便是那些知道公司内情的普通职员都说：

“到拥挤的交易胡同去，把股票转手买给那些比自己更轻信的傻子。

”最高时期，“皇家交易保险”和“伦敦保险”两家公司的市值，最高分别达到实缴资本的25倍和64倍。

1720年夏季，距离“飞梭”被发明出来、并引领纺织自动化机器生产的工业革命爆发还有13年，而伦敦股市的投机却率先展示了疯狂，总市值超过了5亿英镑，约是1695年的100倍。

　　最容易成为案板上肥肉的，就是那些跟风入市的新手。

几乎所有国家的金融投机市场，本质上都是圈内游戏，只有圈内的、不到5％的极少数人可以赚到钱，其他小股民基本上都是给人家垫背的。

　　在日本，同样可以通过人与金钱的结合，使财富增加得更快。

中国称之为“财路”，美国叫“金钱游戏”，日本就是所谓的“财术”。

财术的本质就是金融投机，随着财术利润的增加，许多实体经济企业坐不住了。

包括丰田、日产、松下、夏普等公司在内的许多日本超大型企业，纷纷把资金挪入金融投机，这使整个日本非金融企业的一半以上利润来自金融投机，同时金融资本的不断增加，直到达到超过了50％的高水平。

产业空洞化在所难免。

　　1986年，美国德崇公司为当时的联邦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筹集到了50万美元的竞选捐款，曾支持对恶意收购严加限制的阿方斯，对垃圾债券的态度马上发生了明显变化。

　　许多政治领袖为了换取政治献金与投机集团暗中来往。

到1987年春天，在里根政府任命的联邦官员中，至少已经有100多位被控行为不端。

从1982年开始，美国政府的《加恩－圣杰曼法案》，废除了对储蓄贷款的管制，允许他们投资垃圾债券、房地产以及任何其他的投机事业。

　　储贷银行与垃圾股比翼双飞，托马斯·施皮格尔的哥伦比亚储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1982年只有不到4亿美元，五年后就增加到130亿美元；得克萨斯州储蓄银行的放贷金额以1200％的速度增长，放贷对象主要是投机性地产交易。

    实体企业的无奈

　　今天，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比例不断增加、甚至超过非金融资产的现象，不仅在日本、欧美国家，即便在发展中国家的南美国家普遍存在。

不是实体经济的企业家们目光短浅、贪财好赌，而是整个国家的金融投机浪潮，会把实体经济企业逼进死胡同。

　　金融投机市场越热，整个国家的流动性就会越短缺，实际利率会被拉高到实体生产企业无法接受的超高水平。

哪个企业家只要自己不是老板，谁都要向公司股东的利润负责。

如果能从金融投机中转手套利，谁还愿意汗珠子砸脚面、费力不讨好地搞什么生产？

日本松下电器这样想，中国的“温州炒房团”也不例外。

　　表面上经济活动热热闹闹，但实际上金融投机带来的利润，不过是国家现有资产的自我循环，并不创造新的价值，也不会增加国家的财富，但同时生产型企业实际上与中国等后发工业国家比却在萎缩，长此以往如何了得？

　　金融风暴还在风口，墨西哥第三大连锁超市科摩西从银行买入的货币衍生品亏损11亿美元，2009年新年都没熬过就申请倒闭了；斯里兰卡的国有“锡兰石油公司”损失6亿美元；中国的中信泰富损失24亿美元。

全球此类在颠簸中赔了钱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波兰、中国台湾等多达5万多家。

其中包括印度10％的出口商和韩国的571家出口商。

据IMF统计，巴西损失280亿美元，印尼损失30亿美元，墨西哥和波兰损失50亿美元。

这些国家非但没有通过衍生品买卖得到风险保护，从2007年的一年中的MSCI（衍生品）指数看，反而跌去三分之二。

　　在日本社会，权力、势力、金钱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没有那一方面更占主导地位。

因此，日本社会的主要利益，基本上是被政治家、官僚、财界、帮会等共同瓜分的，甚至可以说是合作瓜分。

这几种势力共同构成日本的上层社会，他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其内幕局外人或圈外人很难分辨。

　　拥有华尔街60年经验的约翰·博格称这种金融公司、经纪人和其他“受益者”的携手牟利为“愉快的共谋”。

    圈内人的玩偶

　　日本的野村证券（Nomura）、大和证券（Daiwa）、山一证券（Yamaichi）和日兴证券（Nikko）四大券商，掌握着日本股市一半以上的成交量，基本上控制着日本整个证券市场的价格和走向。

他们会每周举行例会，共同商议力捧哪些股票。

每天早上一上班，每个券商业务员都会被告知要推销那些个股。

　　为了赚取手续费，他们会毫不手软地帮客户不断买卖股票。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有800万新手进入股市投机，股民数量超过2200万，大约占1989年20岁以上日本成年8亿人口的28％。

这些普通客户不过是券商及其特权客户的猎物，野村证券的座右铭就是，把普通客户的钱“炒光为止”。

而当时股市每年的股价涨幅超过20％，普通股民的年均回报率不到4％。

　　牛市中真正的获利者是圈内人，就是日本券商和那些特殊客户。

券商准备炒高哪些股票，会把这样的消息事先透露给特权客户，如银行家、政客、官僚、有钱人，甚至是帮会。

券商保护权利人的投资回报，如果出现损失，券商会给他们提供“救护车股票”，用这些必涨的股票来补填这些人的亏损。

    政府护盘背后

　　所谓政府“护盘”并非捕风捉影。

1987年9月15日，美国股票价格开始狂泻后，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在白宫的督促下，几家大公司宣布将回购自己的股票。

股价随之强力反弹，一时遏制住了恐慌。

　　在日本股市价格的背后，隐匿着政治家的地位和权力，财界和金融界往往是通过先赠股、然后再炒高政治概念股股价的方式，变相违法支付政治献金，以维持与政治家的血脉。

　　而在日本一个人想从政，要保住一个国会议员席位，每年需要大约4亿日元。

不仅参加竞选、讨好选民和各种社会势力需要大量活动经费，而且拉拢帮派议员、参加各种聚会和政治家俱乐部，甚至陪玩高尔夫、请客吃饭、周游列国的演讲，到处都需要真金白银。

　　泡沫时期这种权钱关系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利库路特贿赂案。

该公司董事长江副浩正将大量股票赠送给政客、官僚和财界人士。

为此，1988年12月上任四天的法务大臣长谷川峻谷辞职，他刚刚被任命调查利库路特案后，马上就被发现他本人也接受了该公司的股票。

　　几个月后，当时的竹下登首相承认，靠出售利库路特公司股票获利1.5亿日元后辞职，替他操作此事的秘书上吊自杀。

不久后，前首相中曾根、NTT董事长、《日本经济新闻》总裁等近50位政客、公务员、新闻记者和商人被曝光涉案。

  1976年8月31日，是一个值得股民纪念的日子，世界第一个指数基金——第一指数投资信托问世，它马上受到包括著名的萨缪尔森教授在内的广泛赞扬。

倒不是投机市场有了一种新的参赌形式，而是并不专业的庞大股民，在股市千变万化的汪洋大海中漂泊，终于找到了一叶“诺亚方舟”。

他们早就在根本没有规律的股票选择中搞烦了，不就是“赌涨跌”“看牛熊”嘛，直接赌指数不是最一目了然？

金融衍生品总的演绎方向，一个是简明化，吸引更多人进入；另一个就是“复杂化”，让任何散户听半小时讲解也晕头转向，以增加客户对基金和金融机构的依赖度。

为什么金融衍生品要把杠杆率一再提高呢？

就是因为对投机者而言，杠杆倍率越高、输赢越巨大、赔赚越迅速。

而对金融公司而言，手续费的收入也就越丰盈。

在这些的背后，还有着金融机构必须为政治家、圈内人和得罪不起的“客户”补偿亏损的巨大“成本”和“窟窿”。

　　对此，《金融投机史》一书作者爱德华·钱塞勒指出：

“投机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所有掌权者都不想去控制它。

”

    大也挡不住倒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金融衍生品问世，金融投机市场的角逐一天比一天激烈。

在美国金融界，阅读中国的《孙子兵法》成为一种时尚。

　　三十六计都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

如今时代的金融投机，几乎已经成了专业投机家的乐园。

不论怎么学习孙子兵法也会躲不开赔钱，因为大家都在学孙子兵法。

如今的金融投机是专业高手之间的对决，久赌无赢家。

　　1987年10月“投资组合保险”的失败证明，流动性总是会在市场极度需要它的时候突然消失。

因为市场一旦进入恐慌，所有金融机构都会抓住自己手中的头寸不放，流动性怎么可能像正常市场运转时那样充裕呢？

跌了卖、涨了买，所有人都想这样做的时候，任何“对冲”都将失去意义。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警告说：

“在市场恐慌期间，德尔塔对冲抛售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金融混乱’。

”因此，金融衍生品除了助长投机，实在看不出有何其他作用。

　　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史密瑟斯断言：

“股票期权的定价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因为恐慌时，市场上所有的计算机都在反复重复一个还没完成的命令：

“卖”。

越在这个时候，反而就越是没有人“买”，灾难还会远吗？

　　1987年，索罗斯判断日本股市即将崩溃，于是在东京

做空，在纽约做多标准普尔期指合约，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日本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