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本质案例分析资料对中医中药的讨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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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本质案例分析资料对中医中药的讨论

案例分析资料

关于中医的讨论

怎样看待中医

（来源：

问题：

1、你怎样看待中医？

科学还是伪科学？

2、中医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中医是否会西医化？

3、你如何看待有关“中医学的划界”和“安全性”问题的争论？

《告别中医中药》

张功耀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1〕。

俞先生的这个“废医”（“废除中医”的简称，下同）主张，明显影响了曾经赴日留学的两位浙江后生，一位是余云岫，另一位就是鲁迅。

前者赴日先攻物理，后转大阪大学主攻医学，回国后却以斥责中医为“伪学”而名闻海内外，有自撰的3集本《医学革命论》流传后世。

后者赴日学习西医，回国后却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己任，其中包括“废除中医”，代表作就是短篇小说《药》。

在这些“海归派”的倡导下，在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了一股废医热潮。

除余云岫和鲁迅之外，还有政治人物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

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

〔2〕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

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

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

在我国，主张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竞争的“爱国者”不少，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具备了理解和保守中国旧文化的能力。

同样，尽管中国至今仍不乏批评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却没有任何“护医使者”指明了中医的前途。

有不少人曾经试图通过“中医现代化”来振兴中医，实际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

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

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ginseng,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

为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另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底气不足的新主张。

他们认为，中医是越古老越可靠，中医的前途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复古。

可是，这个复古倾向一冒头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

明眼人心里很清楚，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

由之，中医走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笔者首先想要论述的是，中医走入今天这种境地，是它从来不曾主动地寻求进步造成的。

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

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西汉古方以前，我国中医史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冬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

嗣后，复有河间医生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始明温暑，易州张元素传《医学启源》理脾胃，其徒弟东垣老人李杲写《兰室秘藏》讲内伤，张子和以《儒门事亲》攻痰饮，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阴虚，至此形成了“中医六宗”。

中医史上也还出版过《医林改错》那样的书。

这看上去，中医也是不断进步的和求实的。

其实不然。

中医六宗带有标榜性质，并无实质性的进步。

其创新程度，还不如轻便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之间的差异。

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

就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

笔者曾经考查过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中美洲地区的医学。

〔3〕将其与中国古代医学相比较，不难发现，所有古代医学都有十分相似的起源。

比如，西医里边的“发炎”（inflame，inflammation）就与中医里边的“上火”是一致的。

在化学药物兴起之前，全世界所有古文明发源地的人民都是用草医草药治病的。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古中国大概还是兴起草医草药较晚的文明地区之一。

为使“护医使者”们对它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做稍微详细一点的论证。

高春媛女士曾经出版过《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其中对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

笔者阅读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的“医”字也没有。

〔4〕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

至于立有方剂最早的中医著作，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14种医书，其存续年代在公元前193年左右。

如果拿它与其它文明地区的医学做比较，中国古代医学的肇始年代，不仅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医学形成的反差较大，与古希腊医学所形成的反差也是相当大的。

对此，笔者已经指出过，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20000多个瓦版残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其明确可追溯年代达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夏启王朝立国还要早大约100年左右，比甲骨文的存续年代早大约700年，比马王堆医书早1900年。

古希腊的医学原来以为是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的。

最近，从公元前16世纪的草纸书中发现了古埃及人使用过来自克利特人的药方。

这一证据把希腊医学的历史往前推进了800多年。

遗憾的是，如此久远的医学历史文物和文献证据，在中华文明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

〔5〕

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可能还没有“医”，只有“巫”。

众所周知，中国的“巫”是纯粹的“医骗子”。

后来才逐步从“巫”当中分离出了“医”。

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

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

中国古代何时才把“医”和“巫”分开，至今没有定论。

有人以秦越人（扁鹊）为中国最早的“医”。

其依据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的一个誓言：

“信巫不信医，不治也。

”于是，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

有考据认为，扁鹊生于周威烈王19年（公元前407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

如果这个说法确实，那么，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

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

《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极有可能是伪托扁鹊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经失传。

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地留下了10大册之巨的《希波克拉底文集》。

据西方科学史家介绍，这部比扁鹊的出生还要久远的古代医书所包含的医学主题有53个，迄今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公元11世纪出版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最大页码编号是5526。

对此，我们只要指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刘山永父子的校注本《本草纲目》，连同“目录”和“索引”在内才2000页，足见《希波克拉底文集》著述的宏大了。

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

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

更何况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之后，有盖仑（公元二世纪）和阿维森纳（公元九世纪）两次里程碑式的发展。

可是，当16世纪化学医学兴起的时候，欧洲人还是告别了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草医草药，走上了化学医学的道路。

继化学医学革命成功之后，医学在19世纪末又发生了生理医学革命。

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后，20世纪的人类正在酝酿一场基因医学革命。

在中国，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

人类文化多次长足的进步，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

这种不思进取的文化，难道是先进的文化吗？

因此，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既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中医中药。

以科学的名义

许多为“中国古代无科学”做驳斥的学者，总是试图指出中国和西方存在“不同的科学”。

这样的假定是虚幻的。

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

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人以为，中医虽然不属于科学医学，但应该有资格被称为经验医学。

其实不然！

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

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

也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

药性的“五味”（辛、甘、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

类似的还有“五脏”（心、肝、脾、肺、肾）和“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都是不能被赋以任何经验意义的概念。

另有一些表面上看属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却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确。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的“脉诊”方法。

这种描述不精确，没有实际诊断价值的经验方法，使慈禧太后至今还背负着洗不清的“喜脉案”。

其实，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可以通过脉相来表达。

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中医断言为一种经验医学。

此外，中医也完全不是理性医学。

理性科学以完全形式化的推理为特征。

表面上看，所有被完全形式化的概念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

可是，几乎所有的理性概念都具有经验的可还原性。

比如，“点”、“线”、“面”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都可以用来解析经验世界的存在。

你可以将桌子上的某个位置叫做“点”，你也可以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叫做“点”，如此等等。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中医概念达到了这样既高度抽象，又可做经验还原的理性思维境界。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医的非科学特征，我们不妨以《黄帝内经》中关于水肿病的论述做一次具体的解剖：

“帝曰：

‘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

’歧伯曰：

‘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

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

’帝曰：

‘善’。

”〔6〕

这段文字以黄帝的口吻提出了这么一个病理学疑问：

通常认为，疾病是从外到里演化的，可是偏偏有些疾病“不从毫毛而生”，五脏自己就变得不起作用了，“水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为什么呢？

然后，作者以“歧伯”的口吻教导黄帝如何对水肿病人进行保养和治疗。

其中，“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所表达的是对水肿病人的治疗原则。

它把治疗水肿比喻成称东西，把蕴积的部分去掉，保持一种平衡，水肿就可以好了。

这个教导明显是一种表面判断，没有任何深入的趣味。

肿了的病人要消肿，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实在不是一种了不起的“学问”。

然而，歧伯却以煞有介事的姿态讲出了一些连他自己都如坐云雾的“医理”，其中引起中医学者最大兴趣的莫过于“缪刺疗法”。

按照《素问·水热穴论》的说法，人体中有水俞57处，亦称“肾俞57”。

人若有水肿病，可判断为“肾俞积阴”。

按照“以左取右以右取左”的缪刺原则，左边水肿刺右边，右边水肿刺左边，一直刺到“见血立已”。

可是，水肿病人基本上是左右俱肿或全身浮肿的。

如此，如何才能“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呢？

估计写这段文字的作者也未必清楚。

至于用这种方法处置水肿病人，会不会出现“以复其形”（消肿）的医疗效果，也只好由患者的生命去作赌注了。

至于“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

它是不是巫术，我们姑且不去妄加断言，但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

无可讳言，水肿病曾经是一种难以理解和治疗的疾病。

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

虽然水肿病被发现得很早，但直到19世纪，英国医生JohnBlackall和RichardBright才将肾源水肿、肝源水肿和心源水肿区别开来。

1898年，英国生理学家斯大林（ErnestH.Starling）描述了作用于毛细血管膜的水压力和胶体渗透压力（oncoticforces）之后，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水肿是因为这两种力的平衡遭到破坏引起的。

细胞内外钠离子含量的变化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

这也是西药医生劝告水肿病人少吃盐的科学依据所在。

至此，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