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博何家村讲解词课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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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博何家村讲解词课件
大唐宝藏———何家村遗宝展
第一部分序厅——惊世发现
唐朝是我国古代的黄金时代，也是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
从公元618年到公元917年，历时290年，21位皇帝，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唐朝长安，也就是今西安，因此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遗存。
1970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进行基建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唐代窖藏，出土了两个陶瓮和一个银罐，里面存放有各类珍贵文物共计1000多件，以其数量大、等级高、种类多、保存完好而震惊世界。
陶瓮、提梁银罐
1970年10月5日，首先发现了右边这件陶瓮，里面装有大量金银器；陶瓮旁边还发现了这个提梁银罐。
10月11日，在离第一个陶瓮出土地不远处，考古工作者又钻探出了第二个陶瓮，其肩部的缺损就是当时考古工作者使用探铲时留下的痕迹。
此次《大唐宝藏》展览精选出重点文物近300件，主要从玉器、金银器和钱币三方面来展示唐朝手工业的发达程度，从不同方面、各个细节来诠释祖先们遗留下来的瑰宝。
首先我们来了解玉器。
第二部分珍品展示区
一、玉润华光
玉文化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之一，“石之美者为玉”，早在新石器中晚期，玉器就开始作为礼器和工具来使用，迄今为止已有8000年的历史。
玉器发展到唐代，用料非常考究，做工十分精致。
何家村一共出土10副玉带，其中9副分别放在4件银盒里,盒盖上都有墨书记录着玉带的玉色、名称、形制和组成数量。
玉带是指镶缀有玉片的腰带。
由带扣、带跨、带鞓（tīng）和铊（tā）尾组成。
带扣和铊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皮带扣和皮带尾部的装饰，位于皮带的两端，鞓是指皮质的腰带。
带跨也称为带板，镶缀在鞓上，形状有方形、半圆形等，有的带跨上还有孔或者附环，用来悬挂物品。
由于鞓是皮质，一般在出土时已经朽坏，所以我们现在仅能看到带跨。
唐朝革带上的带銙质地有玉、犀、金、银等，不同的质地代表不同的等级。
《新唐书·輿服志》记载，三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使用玉带，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在同一处地方一次性出土这么多条玉带实属罕见。
1、骨咄玉带
“骨咄”是中亚一个国家的名字，位于今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
根据《新唐书·西域转》中记载，在唐朝时和我国交往密切，因此推测这件玉带很可能是骨咄国向唐王朝进贡的供玉。
2、白玉有孔带饰
这件白玉带饰由四块方胯，九块半圆形跨、两块圆首矩形銙和一个玉带扣组成，共有16件，与墨书“一具一十五事并玦”相符合。
带饰上的孔和蹀躞带上的铰链功能相同，是用来系挂物品的。
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带跨的流行时间从初唐到辽代前期。
3、狮纹白玉带饰
这组狮纹玉銙由狮纹方銙十三枚、狮纹圆首矩形銙（置于带扣之后）、矩形尾和玉带扣十六件组成。
这套玉銙上的狮纹设计别具匠心，十五块带板之上分别雕琢了姿态各异、神态不一的狮子十五只，其中有十二枚方銙的狮纹造型相同，方向相反，应为六对。
狮子有的俯卧、有的行走，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显示出唐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狮纹的雕琢方法为：
先用较宽的砣具砣出狮纹轮廓，再沿带銙边沿向内斜刻，将狮纹轮廓以外的空间剔地，使狮纹凸出，然后再用较窄的砣具刻画眼睛、鬃毛等细部。
这种平面上斜刻剔地使所表现的形象隐起的技法为唐代玉雕所独有。
狮子不是中国本土所产，而是来自于非洲和西亚，这件玉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文化的多元与包容。
4、九环白玉蹀躞带
整副带饰共计二十五件套，除带扣外，每个构件上还附有金钉和鞓（ting），可断定为实用品，是从革带上卸下后窖藏的。
蹀躞带是一种缀以垂饰的革带，带上钉有若干枚带銙，銙上备有小环，环上套挂若干小带，以便悬挂各种日常用具。
这种装备最初来自西域游牧民族，后传入中原。
环数的多少表示主人的地位尊卑，镶嵌物的质地和多少显示其身份。
何家村出土的玉带从形制用途上大概可以分为3种：
一是玉跨下有环的，叫附环带；二是玉跨上有孔的，称为有孔带；三是仅有带跨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条就是附环带，称为九环白玉蹀躞带。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套唐代九环白玉蹀躞带，为我们研究唐代舆服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5、更白玉带白玉带跨
盛放玉带的银盒盒盖内均有墨书题记，明确记载玉带的玉色名称、形制和组成数量。
从这些墨书题记中可以看出唐人对玉器定名的方法，有用纹样命名的，有用产地定名的，比较普遍的还是用玉色来定名，如更白玉、白玉等。
6、白玛瑙带跨
出土时银盒子上写有墨书称其为“铰具”，同时银盒上还有墨书记录“一十五事”，这组带具由圆首矩形銙和圆首矩形铊尾各一枚、半圆形銙九枚、方形跨四枚组成，共计一十五件，与墨书相符合。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带跨背面都没有钻孔，不能悬挂蹀躞带，因此推测可能是一件半成品。
何家村出土文物中有部分是半成品，这条玉带就是其中的一件。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组精美的酒杯。
7、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
此杯用和田美玉雕凿而成，玉质洁白温润。
玉杯外壁装饰有忍冬图案，忍冬纹又称为卷草纹，是从南北朝就开始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
忍冬是一种缠绕植物，因为在冬天也不凋谢，故有忍冬之称。
《本草纲目》中记载：
忍冬“久服轻身，长年益寿”，因此用它来寓意长寿。
杯壁口沿处打磨的很薄，只有0.5厘米，从杯口到杯底逐渐增厚，唐朝高超的碾磨雕琢技术由此可见一斑。
多曲长杯出现和流行在萨珊，后来影响到其他地区，但此杯身的纹样却是中国的传统纹饰，可见这件玉杯是中西文化的完美结合。
8、水晶八曲长杯
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唯一的一件唐代水晶容器，极为珍贵。
水晶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石英结晶体，主要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
水晶在古代被称作“水精”，因为晶莹剔透，唐代诗歌中常常把它比拟为冰、水、露珠甚至月光。
从文献记载来看，水晶多产自西域各国，在唐朝时成为贡品进贡到我国。
这件八曲长杯和刚才看到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一样，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伊朗萨珊风格，制作方法也基本相同，但萨珊却很少用水晶和玉石等材料来制作长杯。
9、玛瑙长杯
这种玛瑙杯在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两件，其材质和造型都带有强烈的异域色彩。
出土时盛放在莲瓣纹提梁银罐中，有墨书明确记录为玛瑙杯。
两件玛瑙杯的色泽和造型有所区别，但都纹理清晰、琢磨光滑、晶莹滋润，通体呈玻璃光泽，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
10、凸纹玻璃杯
凸纹玻璃杯也出自莲瓣纹提梁银罐中，墨书命名为“琉璃杯”。
现代汉语中玻璃和琉璃并不是同一种物质，但在古代文献中对古玻璃就有近十种不同的称呼，其中包括琉璃和玻黎。
当代考古学把半透明的称为“琉璃”，把透明度高的称为“玻璃”。
此杯透明度比较高，经检测其化学成分近似于现在的玻璃，因此以“玻璃”命名。
此玻璃杯造型独特，在唐代器皿中十分罕见，应是一件萨珊玻璃器。
此杯腹部有八组圆环纹，采用的是粘贴玻璃条技术，就是将熔融的玻璃条挑出，趁热贴压在杯身上，这属于热加工装饰工艺。
同类工艺的玻璃器皿在陕西扶风法门寺、韩国庆州松林寺和日本都有发现，是唐朝东西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
11、方形青玉
这块方形青玉的玉质与其他带饰的玉质差别很大，是我国传统的岫玉。
它形状规整、玉面光洁，但用途并没有明确记载，很有可能是准备加工玉器的原料。
12、宝石一组
黄宝石
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很多宝石，它们都被存放在一个提梁银罐中，这也是何家村窖藏的一个特点，就是物中藏物。
这几件黄色宝石为随形单晶矿物，黄色透明，色较均匀，有较强玻璃光泽，还有被切割过的痕迹，上面有小孔，推测应是装饰品。
蓝宝石
这是唐代蓝宝石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
蓝宝石非常珍贵，分为深蓝和浅蓝两种颜色，因其晶莹剔透的颜色而被视为吉祥之物。
早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就被用来装饰清真寺、教堂和寺院，并作为宗教仪式的贡品。
这些蓝宝石上都有穿孔，也应是装饰品。
绿玉髓
绿玉髓，又称绿玛瑙，是宝石的一种，色彩诱人，但储存量相当稀少，是最有价值的石英矿石之一。
我国并不出产绿玉髓，绿玉髓一词来自希腊，意思是“黄金”和“韭菜”，就是指“金绿色”。
何家村共出土六块，色泽碧绿鲜亮，造型各异，虽没有穿孔，但已加工成几种底部平坦的戒面形式，估计是作为镶嵌装饰物。
红宝石
红宝石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铝，红色是由于含有铬的原因。
天然红宝石非常少见，极其珍贵。
这几块红宝石为随形玫瑰红色块体，颜色并不均匀，由浅入深，但是透明度高，光泽亮丽。
宝石上面有孔，也应是装饰品。
13、镶金兽首玛瑙杯
国宝级文物。
由缠丝玛瑙雕刻而成，造型写实、生动。
整个杯体模仿兽角的形状，前部雕刻为牛形兽首，双眼圆睁，炯炯有神，惟妙惟肖。
兽嘴处镶金，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使用时还可将其取下，酒就自然流出。
头上的一对羚羊角呈螺旋状弯曲与杯身连接。
工匠巧妙地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仿佛是一件天生的艺术品。
无论材质、设计还是制作工艺，这件兽首玛瑙杯都当之无愧是唐代艺术精品。
这件玛瑙杯的造型和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相似。
“来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为兽角形。
一般在杯的底部有孔，液体可以从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来注神酒。
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
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
从其造型和材质分析，此杯可能是外国使者带到中国来的，也不排除是出自居住在唐的外国工匠之手，亦或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的杰作。
总之，这是一件反映唐代对外交流的精美物品。
何家村窖藏也是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经实测，何家村窖藏的金器总重量多达298两，银器多达3700多两，再加上玉带，其价值换算成粮食就是300万斛，也就是3000万斗，折合黄金约900-1000两，值3830万钱，相当于150万男丁一年向唐朝政府缴纳的租粟。
二、金银璀璨
金和银是自然界中被发现的最古老的金属元素之一，属于稀有的贵重金属，有着美丽天然的金属光泽，由于它耐腐蚀，硬度适中，具有延展性，很早便被赋予了货币的功能，成为权利、等级、财富的象征。
何家村窖藏共出金银器皿270件，银铤8件，银饼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枚，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玉材、宝石等。
其中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的有四件（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有数百件。
这批金银器以精湛的制造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代表了中国古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也使我们对唐代的金属冶炼、机械设计及加工、焊接、贵金属制作等都有了直观深入的认识。
唐代金银器皿从种类上来说，可分为饮食器、日用器、装饰器、宗教器具、金银货币几大类，每一器类的形制都多种多样。
装饰纹样以动物纹和植物纹为主，动物纹饰姿态多样、劲健有力，植物纹则显得多彩多姿、富丽堂皇。
制作工艺极其复杂、精致，已广泛使用锤击、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结、錾刻、镂空、镶嵌等工艺。
1300多年前，唐朝的京都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唐代社会内部繁荣稳定和水陆交通的便利，使外来文化迅速渗透到各地。
有选择的吸收外来文化，使之在实用和观赏上更适合中国人的品位，是唐代接受外来文化时的态度。
由于大量吸收了粟特等金银器发达地区的工艺、造型和纹饰，唐代金银器呈现出了浓郁的异域色彩与前所未有的多样性。
14、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杯身为八棱形，浇铸成型，地纹及人物细部采用平錾的手法加工。
杯身每面分别装饰有手执排箫、小铙、洞箫、曲颈琵琶的乐师，抱壶、执杯的两人及拂袖的两名舞者。
这只八棱银杯，无论从人物形象、服饰还是乐器、舞蹈，似乎都在给我们讲述着一个“胡乐飘飘”的故事，使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胡汉同乐的盛唐。
整件器物造型充满着浓郁的西域色彩，杯身银地金花、装饰精细丰富，效果华贵之极。
此杯的造型在粟特地区7世纪至8世纪初的银带把杯中比较多见，杯身纹样中人物的形象和服饰，也不是中国传统风格，但采用的铸造工艺制作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
据此推测，这件银杯既不是从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粟特银器，也不是中国工匠对外来器物的模仿，很可能是居住在唐朝的粟特工匠，以粟特文化加以中国传统铸造工艺制作的。
随着东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当锤揲工艺被采用后，铸造成型的金银器就极为罕见了。
15、伎乐纹八棱金杯
杯身八面分别各装饰有一位手执乐器的乐师，他们都身着短衣宽裤，笑容可掬，神态各不相同，服饰和发式也不常见，具有粟特风格。
乐师手中所执的乐器以竖箜篌、曲颈琵琶、排箫等乐器，在隋唐属于西凉、龟兹、高丽的乐器种类。
杯身上部有联珠组成的环形把，指垫上有相背的侧面胡人头象。
杯柄、杯底和八棱都装饰有联珠纹，这也是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典型做法，因此这件金杯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风格都有着浓郁的粟特特色。
所不同的是粟特银器采用锤揲技术，器体较轻薄，而这件金杯杯身厚重，采用的是铸造工艺，杯身的乐师也可能是一次铸造成型，然后錾刻出五官、乐器、服饰以及各种纹路，因此这件八棱金杯极有可能是粟特工匠在中国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
16、掐丝团花纹金杯
金杯杯口外侈，杯身内弧，把手以十字形金片与杯身固定，被打磨光滑的杯腹表面装饰有金丝焊接的四大朵团花，金丝外围又以细密排列的小金珠焊接，上下腹部还采用同样工艺焊接云头纹，形成了立体感极强的装饰效果！
出土时这些金丝内还镶嵌有各色的宝石！
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帐碑得知，原来器物表面焊接金丝编成的外框及细密的金珠，再镶嵌以宝石，这种工艺叫“金筐宝钿”。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这件散发着皇家贵族气质的金杯曾经完美闪耀的模样！
这件金杯在制作工艺上，除了采用范铸、铆接、焊接、抛光技术外，还有独到之处：
掐丝与金珠焊缀技术。
掐丝是一种精细费时的工艺，但艺术效果却玲珑剔透。
具体做法是将捶打极薄的金银片，剪成细丝，或编或焊成图案再焊接在器物表面的过程。
制作金珠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称碾珠，就是将金丝切成小段，加热熔聚成颗粒，颗粒小时自然浑圆，颗粒大时夹在两块木板间碾研加工；第二种称炸珠，将黄金熔化倒入水中，温度差异会使金液形成大小不等的小金珠；第三种是将金丝一端加热，用吹管吹向端点，受热熔化会落下小圆珠，有时不用落下，使圆珠凝固端点备用。
最后，再将做好的金珠焊接在器物表面。
正是因为如此精巧的设计和复杂的制作工艺，才让这件小小的金杯带给我们无比强大的震慑力量，才让我们能够透过它去想象那个繁盛的时代以及贵族们奢靡的生活。
17、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银杯呈八瓣花状，口沿外缘錾刻一周联珠纹，指垫上刻有一只鹿，喇叭形圈足，足沿也装饰联珠纹。
杯腹的八个花瓣是八个纹饰区，每区錾刻着一组人物，分别为仕女戏婴、仕女梳妆、仕女乐舞和仕女游乐，以及四幅狩猎图，其中三幅是策马追鹿，一幅为弯弓射猛兽。
在银杯的内底处，以水波纹为底衬，还錾刻出摩羯头和三条长尾，口边有两条长须的鱼，纹饰鎏金。
当杯中盛放酒或水后，就仿佛真的有水草漂浮，鱼儿在微波中游动一样。
杯中出现的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水兽，被认为是河水之精，常见于古印度的雕塑、绘画中。
随着佛教的传入，摩羯纹也开始在中国石窟和金银器中出现。
这件银杯造型奇特瑰丽，采用唐代的八曲葵口和环底碗形设计，侍女图是典型的盛唐绘画题材，而狩猎图中的又刻画了突厥形象，指环与指垫上的鹿则吸收了粟特银器特点，摩羯纹受印度文化影响，综合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和东西文化交流的特点，是一件相当精美的艺术品。
另外狩猎纹在唐代高足杯上多有发现，而仕女图出现在酒杯上则是比较罕见的，这种均体态丰腴，高髻长裙的美女的形象，再加上灵动的狩猎纹，犬马酒色俱全，正是唐代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18、鸳鸯莲瓣纹金碗
碗高5.5厘米，口径13.7厘米，重391克，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两件，纹饰造型完全相同，均为国宝级文物。
金碗锤击成型，通身以鱼子纹为地，外腹部有两层莲瓣，上层莲瓣内分别錾出狐、兔、獐、鹿、鹦鹉、鸳鸯等珍禽异兽及花草。
走兽或走或奔，富有动态；禽鸟或飞或栖，动静结合。
下层莲瓣内錾刻着忍冬花草，在唐代极为流行。
碗内底中心，是一朵蔷薇式团花，外底中心则錾刻一只回首的鸳鸯。
鸳鸯从古至今都作为爱情和幸福的象征被人们所喜爱，而鸳鸯与莲花同时出现，则更深刻的表示着一种夫妻好合、永结同心、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
唐代金碗出土很少，文字记载也不多。
唐代规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因此金碗多为皇帝或皇家贵戚所能使用。
19、狩猎纹高足银杯
银杯通体以鱼子纹为地，上下装饰有缠枝花纹。
杯身的主题纹饰刻画出两幅狩猎场景：
第一幅为两名武士骑着马前后夹击奋力奔逃的野猪；第二幅是一位武士左手持弓策马追赶一只惊恐的小鹿，离弦的那支箭已经射穿了小鹿的背部，而另一只鹿无暇顾及正在奋力逃命，跑在前方的武士策马回首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
在杯子的底座上还装饰了四朵桃花结，底部刻有“马舍”两个字。
以狩猎场面作为装饰题材在我国由来已久，唐代统治者对狩猎活动尤其热衷，因此狩猎纹也成为主要的表现题材。
这件银杯上的狩猎图既形象的反映了唐代贵族的狩猎生活，也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以及服饰等方面情况提供了线索。
从深受西方影响的器形和传统的缠枝、狩猎等纹饰来看，推测是在拜占庭器物的外形影响下由中国工匠制作的。
对于杯底“马舍”二字的含义目前学术界说法不一，但从某些类似文物得以佐证，这两个字可能是工匠的名字。
20、素面罐形带把银杯
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经过锤揲成型，光滑没有纹饰。
腹壁上环形手柄已经脱落，留有“T”字形的焊接痕迹。
圈足内部写有银器重量的墨迹楷书，虽然已经减淡但仍然能看到“九”“分”字样。
根据银杯的实际重量395克以及唐代的重量标准，可以推定墨书内容为“九两二分”。
在杯的环形柄上焊有平鋬指垫，当用手执杯时，拇指按在指垫上既会感到舒适，又加力持重，保持稳定，是相当巧妙实用的设计，这是粟特银杯的一个特征。
21、素面高足银杯
高足杯并不是中国传统器形，它是来自西方的一种酒器。
罗马帝国时代出现后被广泛使用，公元6世纪末7世纪前半叶流行于中亚地区。
这件高足银杯是典型的西方银杯造型，当时，使用外来风格的生活用具是唐代贵族们的一种风尚。
在唐代高等级墓葬反映墓主人生活场景的壁画中，时常可以见到高足杯的身影，同时它也常被作为随葬品来陪伴主人另一世界的生活。
22、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
碗高3.6厘米，口径11.2厘米，重152克。
腹部捶打出均等的14条水波纹，其间錾刻飞禽、走兽，陪衬以花草，山岳，碗内底中心还贴焊着一只鎏金海兽，动静有节，生动有趣。
这件银碗在纹饰上比较特别，有两种不同风格的水波纹饰，一种是碗腹的14条曲线水波瓣，纹样整齐平静，在中国传统器物造型中从未出现过，而粟特银碗器体多分曲或呈花瓣形，并以锤揲技法使之凹凸起伏，因此，这件银碗波瓣的产生应该是受到粟特风格的影响。
另一种是碗底内衬托海兽的水波纹，着力刻画汹涌的水势，不像碗腹那种整齐和平静，水波与海兽相衬，是一种具有中国民族化风格的纹饰。
所谓海兽，它的形象似乎介于狮子、狐狸和犬类之间，有认为海兽是外来文化的体现，也有学者认为是属于中国民族化的东西，总之这件银碗始终闪耀着中西合璧的光辉。
23、素面银碗一组
有的素面银碗上保留着一些锤揲成型的制作痕迹，由于锤揲成型的器物壁厚薄不均匀，所以要使用工具进行璇活处理，碗内的同心圆就是璇活留下的痕迹，为了使器物表面光滑，还要进行磨光处理，最后将圈足和碗身焊接而成，有圈足的碗更便于抓握。
何家村窖藏中共出土带有墨书文字的器物69件，墨书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记录存放物品的名称，二是器物的自身重量或是存放物品的重量。
其中记录器物自身重量的器物共有63件，这些器物墨书大体应该是同时标重，重量单位为“两”、“分”，实物标重上有“软”、“软少”、“强”这样的描述，说明当时测量者尽力追求精确，但也有少数不相符合。
以墨书标记自重的器物，由于器物的重量现在可以称出，再结合自身的墨书数字，我们可以了解到唐代衡制的一些情况。
唐代金银器的计量词有五个，分别为“斤”、“两”、“分”、“钱”、“字”，唐代衡制一斤等于十六两，一两等于四分，一两等于十钱。
计算得知，唐代的一两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40克至43克左右。
何家村金银器上保留至今的墨书有着极为特殊的价值，它的存在说明这些贵重的金银器在封存之后再也没有被动扰过，直至他们重见天日。
金银器称重入藏是为了防止以小换大、以轻换重，反映了唐代严格的金银器管理制度。
更重要的是带有墨书的这批器皿大都为一组，入库时逐一称重并墨书标出，这对我们探讨窖藏的性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为文物定名。
24、素面折腹银碗一组
折腹银碗是西方陶器、金银器较流行的形制，对中国8世纪初的陶、瓷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5、素面椭圆形银碗
唐代银碗有折腹碗、弧腹碗、带盖碗、圜底碗、平底碗、多曲碗等类型，几乎都是圆形。
像这样椭圆形的银碗比较少见，迄今为止，只有何家村窖藏出土过形制、大小相同的两件。
在唐代金银器物中，椭圆形口的器物主要是长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继承中国传统样式，模仿汉晋耳杯的形制。
第二种是萨珊式多曲长杯，多数有圈足。
7世纪后半叶为唐代工匠所模仿，并形成发展体系。
第三种长杯既不带耳，也不分瓣，在西方较多发现，被认为是萨珊、粟特的遗物。
相比之下，这件银碗的形制可能是在复古汉代耳杯的基础上减耳增足改造之作，但也不排除是在西方银器风格的影响下设计而成的。
26、鎏金花鸟纹银碗
银碗高3.1厘米，重136克。
碗内外錾刻花纹，纹饰鎏金，通体以鱼子纹为底。
碗心及足底各有一朵宝相花，内腹壁装饰有折枝花及流云，外腹壁折枝花草间錾刻出一对鸳鸯，两只鹦鹉。
鸳鸯和鹦鹉是深受唐人喜爱的禽鸟。
由于鸳鸯雌雄相伴、形影不离，因此人们总以此比喻情投意合的夫妻，象征着纯洁坚贞的浪漫爱情。
鹦鹉毛色艳丽，又善学人言，深受贵族阶层的宠爱，因而鹦鹉纹盛行一时，常常与鸳鸯、鸾鸟等出现在唐代金银器、铜镜等器物上，并且多成双成对出现，成为智慧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
这件银碗的纹饰布局和花鸟形象富有很强的艺术性，不仅表现出唐代工匠超凡的艺术夸张和想象力，同时也是唐代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
27、鎏金双鱼纹银碗
何家村窖藏共出土了两件鎏金双鱼纹银碗，造型和大小基本相同。
碗底内有两条鎏金的鱼，当碗内盛满水时，水波流动，碗底的小鱼就如同在水里游动一样。
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鱼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并被赋予了吉祥的含义，成为婚嫁、富贵、种族繁衍的象征。
中国古代文化中，以鱼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及鱼俗佳话非常多。
碗内底的双鱼和装饰的水草均为锤揲而成，并錾刻修身鱼身，纹饰鎏金。
圈足为焊接，出土时脱落。
这种内底装饰风格是在伊朗萨珊银器上的“徽章式纹样”的影响下创制而成的。
28、葡萄龙凤纹银碗
银碗碗高4.2厘米，重158克。
外腹部以葡萄、忍冬、卷草缠绕布局分为六区，三鹦鹉、三奔狮间隔刻于每区花草的中心部位，衬碗内底刻有一只走凤，外底錾刻一条蟠龙。
以葡萄作为装饰纹样在唐朝非常流行，寓意多子多福，鹦鹉也是深受唐人喜爱的吉祥鸟，除此之外，银碗上还錾刻龙、凤，表达了人们祈求祥瑞的美好愿望。
这件葡萄龙凤纹银碗不仅工艺精湛，同时它还可能蕴藏着其他的含义。
从龙凤纹的錾刻位置来说，龙在足底居下，凤在碗内居上，似乎不太符合我们一贯的主次认识，这会不会与武则天时期的政治背景有关？
研究表明，这件银碗的制作年代在7世纪后半叶，正好与武则天称帝同期，因此它的出现或许见证着曾经那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29、鎏金双狮纹银碗
银碗口径12.6厘米，重201克。
外腹壁锤出十个联体花瓣，碗内底焊接附加鎏金圆饰片，圆片内以鱼子纹为底，中心有两只相对口衔折枝的狮子，脚下也装饰一株折枝花，边缘绕有一圈绳索纹。
像这样在碗底主纹饰外围环绕绳索纹的方法并不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手法，是属于波斯萨珊银器中常见的“徽章式纹样”。
所谓“徽章式纹样”是指以神异性动物或人物为中心，围绕以联珠、麦穗连成的圆框，形成一种固定的构图方式，这是波斯萨珊王朝银器上装饰图案的重要特点。
通过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徽章式纹样”不仅影响到粟特地区，也影响到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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