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研究员谈人民币汇率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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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研究员谈人民币汇率改革
浙江大学党支部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2012年第8期
党委宣传部编 2012年10月31日
目 录
【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经济】
增强汇率弹性促进外部均衡支持经济转型
——巴曙松研究员谈人民币汇率改革1
中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吗6
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依然很大15
【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经济】
增强汇率弹性促进外部均衡支持经济转型
——巴曙松研究员谈人民币汇率改革
近期，中央银行在下调利率的同时，放宽了利率浮动区间，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汇率及资本项下开放等问题的讨论。
在日前召开的“2012陆家嘴论坛”上，有专家也表示，将对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项下开放进行协调推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两条腿走路”，成熟一项开放一项。
同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利率改革不断推进，汇率改革将如何前行，带着这个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
记者：
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005年，我国再次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七年过去，重启汇率改革的政策目标，比如增强汇率弹性、追求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增长等等，是否已经达到？
巴曙松：
重启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一方面，七年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呈升值趋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25%，名义有效汇率累计升值约20%，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约30%，汇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
与此同时，外汇管制和各种外汇审批的进一步减少，也明显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汇率调节通过国内相关变量的双向调整，最终促进了我国经济内外部平衡的实现。
到2011年末，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降至2.8%，已低于2010年G20（20国集团）对经常账户余额控制在GDP4%以内的建议。
如果把经常项目平衡作为判断汇率均衡的尺度，人民币汇率在近几年已接近均衡点了。
理论上，经常项目顺差在根本上是要素价格、资源禀赋、产业分工、储蓄—投资结构的综合和内在反映，但汇率在调节经常项目平衡中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汇率变量直接调节贸易商品的比价，并对国内非贸易商品产生间接影响，进而促进国内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汇率改革的进程也推动着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步伐。
随着外汇市场的发展，市场主体自主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逐渐不断提高，企业对浮动汇率的承受能力逐渐增强。
汇率作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相对价格，或者说是在内需和外需之间平衡的一个政策工具，推动了整个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
记者：
根据改革的要求，汇率改革乃至汇率工具的使用要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在当前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您认为宏观调控应特别关注哪些方面，才有利于上述“三性”原则的实现？
巴曙松：
首先，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要与扩张内需的政策相协调。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想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必须要有内需的扩张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从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仅单一使用汇率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而不同时采取配套措施，难以起到显著的作用。
中国长期实行的外需拉动政策必然形成对内需部门、非贸易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抑制，因此，汇率改革中同步推动从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的增长方式的转换至关重要，否则，汇率调整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用就会被减弱。
其次，汇率工具要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和相关宏观政策协调配合。
人民币汇率弹性和波动幅度稳步加大，以及经常账户逐渐趋于平衡区间，由此形成的被动基础货币投放将减少，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因此提高，可以更主动地根据国内经济走向对利率进行调整和引导，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互动将更趋紧密。
记者：
2005年以来，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
美国从经济高涨走向次贷危机，欧洲从平稳增长走向欧债危机，中国也历经了奥运会、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一系列事件，经济发展目前又处在转型期……虽然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动剧烈，但人民币有效汇率总体趋势是平稳小幅升值，这是否体现了有管理的汇率形成机制的优势？
如果是这样，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为危机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提供了怎样的支撑？
巴曙松：
汇率的市场化灵活波动，有助于一个经济体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及时恢复平衡，消化冲击。
当前希腊所遇到的危机，就与希腊为加入欧元区而失去了汇率政策工具不无关系。
但是，对汇率进行适时适当的管理也很有必要。
在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期间，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定环境，人民币主动收窄了波动区间，实际有效汇率先升后跌，总体平稳。
汇率政策的这种阶段性调整既避免了加剧出口企业的困难，也有利于稳定国内资产的价格。
此外，由于人民币主动收窄对美元的波动区间，客观上形成了对美元的支持。
金融危机严重时期，许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无疑改善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为他们的经济企稳作出了贡献。
记者：
无论人民币是升是贬，总有一些观点以欠理性和公允的态度批评人民币，就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势来看，汇改以来的事实究竟如何？
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改革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巴曙松：
早在2005年，美国一些专家就提出，人民币应当升值15%就可以解决中美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实际上，从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21%，中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升，对美贸易顺差年均增长20.8%。
200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却下降34.2%。
2010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降低，部分季度还出现了逆差，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因此，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中美以及全球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
全球贸易不平衡实际上是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和各国内部结构失衡的综合反映，汇率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弱。
要实现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离不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努力、协调配合，不能单纯的强调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调节全球贸易的不平衡。
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当前中国国际收支趋于均衡区间，其原因究竟是周期性的变化，还是结构性的变化，理论界目前还有争论。
有的研究认为是中国大规模应对金融危机、加大投资和扩张内需推动的周期性回复，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危机过后可能又会回到失衡状态。
有的研究则认为是汇率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共同推动的结果。
不过两种看法都认为，当前中国的国际收支之所以达到均衡状态，稳步推进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
中国在全球和区域金融安排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清迈协议多边化到东亚储备库建设，从双边货币互换到人民币跨境使用，都显示出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有所上升，人民币能否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
其前景和困难何在？
巴曙松：
从当前的国际环境来看，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面临难得的时间窗口，有几个较强的驱动力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并使得主要经济体在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方面形成了利益的交集。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主要储备货币大幅波动，倒逼市场寻求新的货币品种，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甚至有走强趋势的国家的货币，人民币表现出明显的避险作用；二是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地位快速上升，这是形成新的世界货币格局的现实推动力之一；三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单一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为新的货币进入国际领域提供了空间。
几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了对人民币的强劲市场需求。
总体看，中国目前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基调还是以顺应市场需求为主的。
但这个时间窗口是阶段性的，一旦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从危机中恢复，人民币推动跨境使用的难度势必加大。
此外，围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一揽子配套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还远不完善，人民币回流渠道不够畅通、境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有限等一系列问题尚待解决。
还有，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从市场广度来看，香港市场现有的人民币金融产品种类不够丰富，客观上制约了人民币市场参与者的数量；从市场深度来看，香港市场的人民币存量有限，且增速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
综合来看，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还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
记者：
目前，从外部来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全球金融仍然动荡不已，境外人民币存量增长放缓，对人民币汇率预期逐步分化；从内部来看，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增长和通胀目标有所调整。
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汇改与利率市场化等改革如何相互协调？
巴曙松：
在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下，首先应保持灵活波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有助于吸收外部冲击，也为中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赢得更大空间。
同时，应相应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
在保持人民币汇率总体平稳的前提下，当外部经济环境明显恶化时，不排除人民币汇率根据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出现阶段性贬值的可能性。
从国际经验看，利率市场化既是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要，也是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在利率管制弊端面前的主动选择。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利率市场化提出了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基本具备了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条件。
理论上讲，利率市场化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具有市场化运作的基准利率，二是多样化的利率品种，三是利率体系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调控工具。
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市场化的利率对汇率的形成必然会形成有力的支持。
记者：
张雁
来源：
2012年7月13日《光明日报》
中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对话人
复旦大学教授张晖明
清华大学教授孟捷
云南财经大学教授周文
主持人
本报记者张雁
缘起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
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再次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为此，本刊特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了对话。
现象or理论：
为何关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主持人：
近几年，在媒体及专业文献中都大量谈到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问题，并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研究热点。
为什么国内外都对这一问题如此关注？
张晖明：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取得一定发展成绩、跨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以后，发展后劲乏力、发展速度下降、人均收入难有明显增长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人们常借用这一概念，以警示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
讨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防止跌入“陷阱”，需要认真总结我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借鉴曾遭受“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的国家的经验教训，研究如何保持发展后劲这一课题。
实际上，我们已经认识到，既有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并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任务，主张从既有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可以为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一定的理论启示。
孟捷：
我想这种热潮跟下面两点有关：
第一是国内因素。
从2004年“郎顾之争”，到2006年“反思改革”，以及最近两年关于改革模式的讨论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已步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方面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渐次显露。
过去一度显得有效、也一直在推行的许多制度和政策，是否足以保证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开始成为人们思考的对象。
第二是国际因素，即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国际背景。
周文：
经济发展速度的回落和有所下调，并不意味着一定碰到“中等收入陷阱”，更不是已经跌入“陷阱”。
我同意前面两位的看法，必须充分肯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认真总结成功经验，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讨论是否存在发展的“陷阱”，以及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有自己的特点，还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加以研究。
主持人：
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世界银行在其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现象。
关于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理论界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
各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认识？
周文：
“中等收入陷阱”既是一个现象描述，也是一个需要系统研究的理论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需要提防重蹈“拉美现象”的覆辙，着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收入分配是不需要关注的，理由是：
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过大是必然的，但到了一定阶段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自然会缩小，进入收敛阶段。
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承认有“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认为经济发展自然会迈过中等收入阶段。
但实际上，拉美这些国家正是因为收入差距过大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张晖明：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西方理论的发展引出我们讨论该问题的，而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引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我们对这个话题的关注是问题导向，不是理论导向。
就是说：
不是西方有了这个理论所以我们才关注这个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提出了这个问题。
主持人：
如何判断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通行的测度指标吗？
比如中等收入阶段持续多长时间便被认为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张晖明：
目前还是基于世界银行根据国别经济发展统计和发展水平所划分的高、中、低收入国家来判断的。
如果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失去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不具有竞争生存能力，人均收入始终徘徊不前，就会担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比如，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周文：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因而不能以一个僵硬或者明确的标准来认定。
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是由单一原因导致的，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判断是否落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导致的社会问题会侵蚀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且一旦落入，徘徊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比如，智利徘徊了40年，乌拉圭为38年。
孟捷：
我同意两位的看法，“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普适的理论命题，是在某些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为什么人们开始把这个假设运用于中国经济？
这是值得深思的。
在我看来，中国的增长和发展，有三个历史镜子可以照一照。
一个是拉美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故事，这是经济发展失败的例子，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型；另外两个是成功的例子，一个是“亚洲四小龙”，这是经常被人提起的，还有一个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经历的“黄金年代”，即所谓GoldenAge。
对这两个成功的例子，国内还鲜有研究。
在我看来，研究失败的例子和研究成功的例子同样重要。
陷入vs跨过：
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主持人：
是否只有新兴市场国家才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发达国家在经历发展中阶段时也面临过相同的问题吗？
张晖明：
回溯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人们将“先发展”与“后发展”分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即所谓“内源式”发展与“外源式”发展。
发达国家处于发展中阶段时，世界经济秩序还处在一种比较“蛮化”的境界，如今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基本是基于内源的经济实力所支撑的军事实力，在资源获取和产品输出方面掠夺“殖民地”国家利益，或者说发所谓的“战争财”，迅速形成较强的经济总量与科技实力，从而掌握了市场规则和技术标准的“话语权”，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潮流，并从中获取经济博弈的收益和自我积累发展能力。
所以，在它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可以引进和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等外部资源，因而呈现出“外源式”发展的特点，由此可能出现如果后起者不能在第一发展阶段形成内生增长能力，就极有可能形成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依赖，沦为发达经济体的附庸，从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周文：
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
比如，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孟捷：
我刚说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经历的“黄金年代”，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问题和矛盾。
比如，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非常高的，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障碍。
对外资的认识，过去一直有偏差，最近余永定和路风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文章，我认为有纠偏的作用。
对外资要一分为二地看，在改革之初，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有贡献，因为它们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格局，引入了竞争。
但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在今天，吸引外资常常抑制了中国自身创新能力的培育。
从世界史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是依赖外资最终成功地发展起来的。
拉美一度依赖外资，带来的是“失去”的二十年。
主持人：
日本以及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后来的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却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不同结局的原因何在？
周文：
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
韩国也是如此：
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严重，冲突不断，分配体系不适应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需要，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大大减弱。
因此，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蛋糕做大。
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怎么分蛋糕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张晖明：
全球化给他们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制造了新的外部机会。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亚洲四小龙”顺应全球化潮流发展起来，其实当时，他们内部已经出现了结构性问题。
韩国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借助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实现了经济增长，跨过了中等收入阶段。
与日、韩相比，拉美当时就没有这样的外部机会。
中国要重视这个前车之鉴，今天的中国也不可能有日、韩当年那样的外部机会了，因为没有这么大人口体量的经济体来为中国提供市场。
内生因素&外生因素：
中国怎样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主持人：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与那些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较，中国经济表现出哪些特点？
张晖明：
除了发展阶段和环境条件的不同以外，还有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规模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巨大的内需市场，还有自身的体制特点。
比如，中国的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东、中、西部，以及南、北部的差异都较大，在产业结构、人口分布结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程度等方面形成了典型的区域间差异特点。
即使是以常用的国民收入水平、内生能力来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可能原因，我们不同企业、不同区域之间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孟捷：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前提，是构建一系列制度，使全社会的剩余能够充分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和创新，而不是奢侈性消费和资产投机。
目前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的抑制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创造上述前提的必要条件，即逼迫各渠道产生的剩余，最终不是流入投机和非生产性消费，而是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
发达国家战后“黄金年代”的形成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基础上实现的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热潮，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农业劳动力的工薪阶级化和与此相应的城市化。
我认同这种观点，即“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农业劳动力的半工薪阶级化陷阱”。
我国目前大规模半工薪阶级化的农民工的存在，一方面看是改革的成就，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这些人不能彻底脱离土地，真正转为市民，中国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跨越“陷阱”的问题实质上是现代社会结构能否形成的问题，这其中，农业劳动力的工薪阶级化是关键。
周文：
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
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主持人：
中国目前高度依赖外需市场的发展模式，被认为是可能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内需不足、全要素生产率低等内部因素也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障碍。
请问各位，中国要跨过“陷阱”，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周文：
探讨中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很多人认为收入分配不是导致陷入“陷阱”的原因，只是发展过程中的现象。
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关系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富人收入消费倾向低，穷人没能力消费，最终会因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因此，中国要避免落入“陷阱”，关键要把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好。
张晖明：
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
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
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我认为，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力量，应该是经济体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我国近几十年体现为“改革红利”，比如放权让利、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等等。
体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表现为：
体制自身的纠错能力、系统配套能力、协同能力。
必须承认，我们今天的体制在协同能力方面还存在着很大不足。
孟捷：
我也认为关注的重点应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
二战后发达国家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繁荣发展，对此有不同解释，一种观点与周文教授相似，即收入分配的观点：
战后出现劳资关系的妥协，雇佣劳动关系出现重大调整，从而使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获得了制度性保证，进而对消费品需求形成制度性保证，并进一步刺激投资，投资增长刺激利润，利润增加又促进新投资，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这正是调节学派（RegulationTheory）对战后“黄金年代”之所以产生的著名解释，即把收入分配的制度性改善作为“黄金年代”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基础。
但这个理论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它的核心假定之一，即产出和消费的并行增长，在一个以利润为目标的经济制度中是难以长期维系的。
事实上，促进了战后“黄金年代”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基础上实现的投资高涨。
那种把收入分配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重要前提的观点，在理论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调节学派的影响，把问题简单化了。
主持人：
三位教授对于我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了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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