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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秦汉文学

名词解释(秦汉文学)

汉赋

汉赋是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散韵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

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

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七言。

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一种是综合性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赋体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赋体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赋体的主要作家是扬雄。

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赋体的两篇力作。

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了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七体

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

西汉枚乘的《七发》辞藻繁复,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

后来的《昭明文选》曾将《七激》《七依》《七辩》《七启》等单列为一种文体并称之为“七”。

自此以后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的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模拟。

乐府

乐府的含义是演变的。

在汉代,所谓乐府是指乐府机关,乐是音乐,府是官府,这是他原是的含义。

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诗也叫乐府,乐府便有一种机关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六朝人的着眼主要是在音乐上,显然是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

至唐,已经撇开音乐,注重其社会内容,如元结《系乐府》、白居易的《新乐府》、皮日休的《正乐府》等,都不入乐,但都称之为乐府。

于是乐府又变为一种批判现实的讽刺诗。

宋元以后,也有称词、曲为乐府的,是单从乐府入乐来说的。

骚体赋

骚体赋是汉赋中的一类,它是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形式上属于骚体,所以称为骚体赋。

骚体赋的大都是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抒发一种不得帮闲的牢骚。

首倡者是西汉初年的贾谊,代表作是《吊屈原赋》《鵩鸟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

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

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

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

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

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

散体赋

指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铺陈摛文,体物写志”,虽散韵结合,但散文的意味较重,所以称为散体赋。

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所以又称散体大赋。

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干,所以散体大赋可以直接称之为汉赋,一般来说,文学史上说的“汉赋”,都是指汉代散体大赋而言。

于汉初形成,汉武帝至东汉中期最盛。

它是汉赋的主要代表,居于主流地位。

以写帝王贵族生活为主,既讽且劝,曲终奏雅,客主首引,韵、散结合。

奠基之作为《七发》、成熟之作为《天子游猎赋》。

新体赋

新体赋即汉大赋,大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

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个部分组成,韵散相间,散文成分较多;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一“润色鸿业”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艺术上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富丽堂皇绵密细致的风格特征。

代表作是《七发》《子虚赋》和《上林赋》。

京都赋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导致东汉初期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

作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视野同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其鲜明标志之一便是京都赋的崛起。

京都赋滥觞于扬雄《蜀都赋》,其后东汉杜笃《论都赋》,傅毅《洛都赋》《反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南都赋》,直至西晋左思《三都赋》等,从而汇成了京都赋创作这一潮流。

这些作品中,就汉代而论,影响深远,规模宏大,成就突出,可为代表的是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

这两大赋一先一后,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相互辉映。

九体

在贾谊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吊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诸如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

尤其是《九怀》《九叹》《九思》等作品,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抒情赋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

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作家时有续作。

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铺张扬厉的京都大赋明显不同。

纪行赋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径的一种大胆尝试,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述志赋是东汉赋想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

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

主要代表作是冯衍的《显志赋》、班固的《通幽赋》。

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的当属张衡,张衡不仅创作了《二京赋》那样的表现传统特色的京都大赋,同时他还写作了《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情之作。

值得一提的还有赵壹的述志赋《刺世疾邪赋》。

抒情小赋

抒情小赋形式上篇幅短小,多用韵文,句式多样。

有的通篇用四言,有的四、六言兼用;内容上侧重于抒写个人心志或托物言志,或咏物抒情,也有针砭现实之作;艺术上继承着大赋的铺排手法语言朴素的多,手法精巧灵活、风格多样,或清丽自然,或感情激切。

此外,汉末的抒情小赋还有诗意化的倾向。

代表作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

互见法

互见法又称旁出侧见法,是指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人物时所运用的一种手法。

即在一个人物传记中表现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在其他的人物传记中,其他立面的性格特征又加以展示。

乐府诗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

乐府的含义是演变的……(参见“乐府”)宋代郭茂倩将汉至唐的乐府诗搜集在一起,共分12类:

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词、清商曲辞、琴曲歌词、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

史传文学

中国史传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一部分,它具有历史文学的一般特性,兼有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二种成分。

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在描写历史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从史学的角度看,它是通过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描述,来表达一定历史观的历史著作。

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即《史记》。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

“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是中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是司马迁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子虚乌有先生

司马相如作品《子虚赋》中的虚构的两个人物。

子虚指不真实的事。

乌有即没有。

“子虚乌有先生”指假设的,并不存在的人。

《子虚赋》讲楚王派子虚去访问齐王。

齐王率全国游猎能手陪同子虚外出打猎。

子虚竭力向陪同的乌有先生吹嘘楚王的游猎盛况,故意贬低齐王。

乌有先生立即替齐王辩驳,向子虚发难。

劝百讽一

语出西汉末扬雄的《法言》。

“劝”是鼓励的意思,“讽”即讽谏。

其意是说赋中鼓励的成分过多,淹没了篇末的讽谏主旨,本末倒置,结果欲讽反劝,适得其反,助长了帝王的奢侈心理。

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

文笔

中国古代文论术语。

最早见于东汉王充《论衡·超奇》:

“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

”这是以文章为文笔。

到南朝“文笔”分为两个词,《南史·颜延之传》:

“竣得臣笔,测得臣文。

”这是分别“文”和“笔”的最早记录。

文与笔的区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认识。

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文与笔的区分也逐渐从形式手法方面转向了文学性质方面。

刘勰强调抒情而形成风格的才是文。

萧绎认为文的性质是以情动人的,在表现上又具有一定的艺术特点。

另外有《文笔》一书,是北魏文学家温子升的作品。

汉赋四大家

指汉代以创作大赋出名的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

前二人为西汉赋家,后二人是东汉赋家。

扬雄四赋

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对汉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赋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以善于模仿著称的作家。

他的著作《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史称“四大赋”。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课集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

《吕氏春秋》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发展。

《吕氏春秋》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毎览8篇;六论,每论六篇。

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

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他们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法天地”的完整体系。

《吕氏春秋》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其中不少文章平实畅达,说理生动,可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

《吕氏春秋》还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在中国寓言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是李斯的主要作品,作于始皇十年。

秦国的宗室大臣建议秦王把一切来自外国的人都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这封信上书秦王。

谏逐客书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淮南子》

《淮南子》有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作者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上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淮南子》的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但它并非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复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的排比句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先河。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整体收录于《文选》卷二十九,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地所作,其作者也不是一人,而是多人,但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

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

二者相互补充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游子思妇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千百年来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七发》

《七发》是“七体”的开山之作。

《七发》见于《文选》,最可靠也最有影响力,标志着汉代大赋体制的形成。

自枚乘《七发》问世后,后世仿作并以“七”名篇的代不乏人。

因而,萧统《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杂文》于赋体之外,别立“七体”

《过秦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

全文着重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

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经验,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

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

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

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貌似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过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论积贮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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