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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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
《语丝》：
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
一
《语丝》周刊，它的命名带有些游戏的色彩。
主事者之一的周作人曾说：
“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就有那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
”（注：
长年（周作人）：
《＜语丝＞的回忆》，收入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但正是这样的一个刊物，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一方使散文成为亮丽风景的苑圃。
《语丝》文备众体，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样式都有刊发，但散文类的文字无疑占了其中的多数。
《语丝》促成了散文的发展，而散文生成了《语丝》的文学史价值。
如果说《新青年》于散文而言，主要在于它酿造孵化了生成散文现代性所需的某种精神，具有某种精神性的意义，那么《语丝》就在整体上使这种散文成为一种可观的实在，使精神性物化为一种具体可感的形态，具有一种重要的实在性价值。
《语丝》是促成中国现代散文走向成熟的一个创作基地。
它以规模化的散文创作的优势，充分显示着新文学运动的实绩。
《语丝》的存在，表示散文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进程的完成。
《语丝》集聚成一个规模相当壮大的作家群体——“语丝派”。
在《语丝》第3期中缝曾标示了撰稿的阵营：
“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清、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
”就实际情形看，如鲁迅所说，所谓“语丝”社员并不十分固定，“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注：
鲁迅：
《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日。
），由此可见与《语丝》有关的作家是相当多的。
他们中的许多人，由《语丝》时期的散文创作而使其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作家。
1935年3月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现代十六家小品》，入选对象与《语丝》作家有关者就有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钟敬文、鲁迅、林语堂等。
发表于《语丝》的散文作品《鸟声》（周作人），《执政府记》、《太湖游记》（钟敬文），《论“他妈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纪念刘和珍君》（鲁迅）等被作为代表作录入《现代十六家小品》中。
由赵家璧主编，于1935年8月初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内含两集散文，分别由周作人和郁达夫选编。
入选作家33人，收录作品202篇，其中半数作家与《语丝》有所关联。
《语丝》的创刊是一件偶然之中蕴有必然之意的文学史事件。
就其表象而言，带有某种偶然性。
这种偶然性与孙伏园直接相关。
对此孙伏园在《京副一周年》中曾有具体的叙述。
孙伏园任《晨报副刊》的编辑，鲁迅“是由他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因为鲁迅与孙伏园有着师生关系，所以鲁迅“似乎也颇受优待”，“稿子一去，刊登得快”（注：
鲁迅：
《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日。
）。
但1924年10月间，因为已经排成大样的鲁迅的《我的失恋》被抽掉，孙伏园“少年的火气，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便与代理总编辑刘勉已发生冲突，由此，孙伏园“便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了”（注：
孙伏园：
《京副一周年》，《京报副刊》合订本第13册。
）。
《我的失恋》如鲁迅所说：
“不过是三段打油诗”，“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注：
鲁迅：
《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日。
）。
但《语丝》的创刊又是必然的。
《语丝》可以视作知识分子建构自己话语权力的一种象征。
现代作家与古代作家的价值生成方式有着诸多的差异。
现代作家不再以一种藏之名山，以俟来者的心态去写作，求取自给自足式的写作价值。
媒体，报纸、期刊等，在现代作家创作价值实现的诉求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言说，是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种证明，但这种言说并不是一种私语，其功能在传播的过程生成。
这样，现代作家就特别需要有一方适宜他们言说的论坛。
五四是一个生风起潮的年代，但风潮渐息。
这对于曾经思想过的或向往着自由思想的文化人而言，是一个难耐的时段。
鲁迅对此的体验是非常深切的。
他说：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注：
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新青年》等报刊曾是知识分子放飞精神的居所，但社会演进所产生的引力使得它的同人朝着各自设定的方向行进，由此《新青年》也随之解体。
孙伏园主持的《晨报副刊》对失去话语园地的文化人具有一种补偿功能，但孙伏园的突然辞职，使得这一种补偿被搁置。
这一事件在鲁迅这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
这不仅因为事关自己，自有一种歉意，而且更在于丢失了话语载体而致一种落寞。
这种看似寻常的事件，却在当事人与相关人心中造成了深度的震荡。
“这在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是件大事”（注：
孙伏园：
《京副一周年》，《京报副刊》合订本第13册。
）。
由此可见，话语阵地的构筑对于作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了。
正因为这样，鲁迅、周作人他们在孙伏园辞职不久，就立即支持他创办新的刊物。
鲁迅表示“愿意竭力‘呐喊’”，周作人、钱玄同等直接参与了《语丝》的筹办，孙伏园、李小峰、川岛则“夹着《语丝》沿街叫卖”。
他们的这种热情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自办”刊物的看重。
因为言说自由本是现代作家的一种宿愿。
孙伏园的辞职与其说是一种遗憾，倒不如说是为作家走向独立的主体创造了一种机遇。
“在孙伏园辞去《晨报副刊》的编辑以后，有几个常向副刊投稿的人，为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受控制，以为不如自己来办一个刊物，想说啥就说啥。
于是由伏园和几个熟朋友联系，……决定出一个周刊，大家写稿，印刷费由鲁迅先生”与参与者分担（注：
川岛：
《说说＜语丝＞》，见《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就这样，一个将对现代散文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刊物应运而生了。
二
《语丝》的创刊及其存在，表征着现代散文开始走向一个自觉的时代。
《新青年》前期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更多地在于对旧文学的破坏；充分显示新文学实绩的，则在1920年以后，整体上的新文学建设由此发端。
从语言工具而言，白话的运用已为大家普遍接受，报刊相继都改用了白话文。
白话文学不仅在数量上相当可观，而且质的提升也明显可见。
“1921年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已脱出文学革命时期的粗造滥制，幼稚芜杂，量的扩展已达到饱和，开始致力于质的提高。
可以说是顺利成长的时期”（注：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上），香港昭明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2页。
）。
单就散文一体视之，这个时期现代的文体意识渐次生成。
《语丝》时代，散文体的意识不再仅是少数“先觉者”所具有，而为一定的群体所觉悟体认。
这不是我们的一种臆想，而由“语丝”派对“体”的讨论的史实而昭示的。
“语丝社同仁对‘语丝体’展开了讨论，这是在20世纪里散文批评家第一次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围绕现代散文的‘体’所进行的批评活动”。
“对‘语丝体’散文的评论，表明了散文批评家的‘体’意识强化和对散文的尊重……‘语丝体’散文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批评也进入了自觉时代”（注：
范培松：
《中国散文批评史》，第22页。
）。
范培松先生的这种判定揭示了史实所蕴有的史意。
需要指出的是参与“语丝体”讨论的散文批评家，并不是局外的研究者，而是“语丝体”的创建者。
因此他们的讨论不仅表示了现代散文批评进入了自觉的时代，而且也是现代散文创作走向自觉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批评家“体”的意识的自觉导源他们作为散文作家对这一文类质性获得了深切感悟与体认。
批评的自觉基于创作的自觉。
“语丝体”的讨论是由孙伏园引起的。
他于1925年10月27日，也就是差不多在《语丝》创刊一周年的时候，给周作人写信提出“语丝体”的命题。
信以《＜语丝＞的文体》为题刊发于《语丝》52期上。
孙伏园以编辑的职业敏感首先发现《语丝》杂志“体”的存在。
他认为：
“《语丝》并不是在初出时有若何的规定，非怎样怎样的文体便不登载。
不过同人性质相近，四五十期来形成一种《语丝》的文体”，它“只是一种自然的趋势”。
孙伏园并没有直接给出有关语丝体征的命名或描述，这大约是为展开讨论留出足够的空间罢了。
不过从其间透露出的信息，我们还是可以知晓孙伏园所体认的《语丝》作法的。
他认为，在《语丝》这里，“我们最尊重的是文体的自由，并没有如何规定的”，“我想先生的主张一定与我是一样的。
先生一定说：
那一位爱谈政治，便谈政治好了，那一位爱谈社会，便谈社会好了；至于有些人以为某种文体才合于《语丝》，《语丝》不应登载某种文体，都是无理的误会”。
将孙伏园的这些表述作化简处理并提炼其中的要意，我们可以得知：
自由随意便是孙伏园认知的“语丝”体征。
自由随意的体征，在我看来，正是《语丝》同人实践创刊初衷的一种结果。
感受着不自由之不快的创刊者，对自主自由的求取显得特别的强烈。
这从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辞》中可以发现这一点。
这一篇《发刊辞》就其大旨而言，无疑就是一群作家、文化人发出的关于自由的宣言：
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
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
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由以上的申明可以知道，“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美的生活”，正是《语丝》同人对于理想中的人格与文体的一种设定和预约。
“自由思想”与“独立判断”，反映了经过“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自身现代性内涵的理解与求取；“美的生活”则表明刊物对于文学艺术的亲和，对于纯然的政治经济话语的远离，对读者提示着《语丝》的性质。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自由的求取。
大体说来，“体”的生成表示着某种风格的形成，或可认为是一种文体成熟的标志。
在孙伏园提出“语丝体”的话题后，周作人、林语堂随即就作出了回应。
他们的表述自然有着差异，但对“语丝体”的特质——“语丝”精神的指认却是近似的。
周作人在病弱中回复孙伏园的来信。
复信以《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为题刊发于《语丝》第54期上。
他强调《语丝》的“目的只在让我们可以随便说话，我们的意见不同，文章也各自不同，所同者只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说”。
周作人没有从学理的层面上对“语丝体”作出界定，而是以散文化的语言对其作出可以意会的描述：
“《语丝》还只是《语丝》，是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不伦不类是《语丝》的总评，倘若要给他下一个评语。
”周作人给出了“不伦不类”一词论评《语丝》之人之文。
“不伦不类”其内蕴的意义就是不受矩yuē@①，随心而为，因而它可以被“自由”一词置换，其所意指的也就是“随便说话”。
周作人似乎并不关注“语丝体”的形式特征，他最为着意的是“语丝体”的内在精神品质。
文体的精神品质实际上也就是主体的精神品质。
周作人看重的是主体人格的独立与由此生成的精神风度。
在周作人看来，主体只有禀持了独立的人格，他在写作时才会“大胆与诚意”。
“大胆与诚意”是无所羁绊的散文作家具有的一种精神风度。
散文实际上是作家精神风度的一种语言物化形式。
林语堂也参与了“语丝体”的讨论，他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先引述周作人文章中的要点，表示对此的认同，继而“插说”自己对“语丝体”的阐释。
对于“语丝体”体征精神的认识，林语堂与周作人、孙伏园并无两致。
他“插说”的要旨是分析《语丝》文体形成的“二大条件”，并由此强化文学个人化的意义。
林语堂以为刊物要成为作者得以自由言论的说苑，就应该兼容作者种种的“偏见”。
在他看来，“惟有偏见乃是我们个人所有的思想，别的都是一些贩卖，借光、挪用的东西。
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见充分地诚意地表示都是有价值，且其价值必远在以调和折中为能事的报纸之上”。
据此，他“主张《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
林语堂将通常视作贬义词的“偏见”反转作褒义的处理。
“偏见”的褒义化，是林语堂从“偏见”中取出了“个人性”的内涵。
这里的“偏见”表示着因自由而得创见，表示着话语主体对公共话语的规避，对私人话语的求取。
“语丝体”的随意并不是从俗，而是意指作文的自出机杼，排拒庸言。
因此，这一等值于“个人性”的“偏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解析了包括“语丝体”在内的现代文学应具有的现代性品格。
除操守“偏见”外，林语堂认为《语丝》文体形成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
即以骂人一端而论，只要讲题目对象有没有该骂的性质，不必问骂者尊严不尊严”。
林语堂所示第二个条件与前者所谓“偏见”的条件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
偏见的禀具需要言者有一个个人的立场；而个人立场的坚守就需要主体有一种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理性精神。
只有破除了迷信、盲从的心理，言者才会取得属于他个人的“偏见”。
因此，这种“偏见”应是持之者由精神自主自由而得的一种结果。
鲁迅是在《语丝》差不多自动停刊的时候，对“语丝体”特征作出归结的。
他写有《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对这一刊物的起讫变化的情形进行比较具体的叙述。
论及《语丝》的特色时，鲁迅说：
“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不相同……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
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
”“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这八个字是对“语丝体”特色所作的非常贴切的概括。
鲁迅的这一概括其要意和周作人、孙伏园、林语堂所指认的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在这些《语丝》派同人的意域中，没有比精神自主对于散文作家更为重要的了，他们对现代散文的基本精神有一种认同。
我们之所以指认《语丝》为现代散文走向自觉的标志，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语丝》作家普遍地具有一种明晰的现代散文观念。
三
《语丝》作为作家的一个自由论坛，散文作为作家精神之流的一种载体，两者是颇为相得的。
这种相得，使现代散文在《语丝》时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这种全面发展表现在散文文体的类型方面，《语丝》建构了现代散文的基本格局，杂感型态与美文型态成为散文格局中的两种主要的存在形式。
《语丝》的《发刊辞》明确地表示：
“周刊上的文学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
”由于《语丝》作家的积极实践，杂感与美文同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语丝》无疑是一份注重进行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周刊，所以，杂感一体的写作自然更为作家所重，《语丝》作家发表了大量的杂感，鲁迅计有70多篇，周作人有100多篇，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章衣萍、川岛等也是《语丝》重要的杂感作家。
鲁迅所说的“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指的主要就是杂感写作。
《语丝》上的杂感，在精神上继承了《新青年》的“随感录”，《语丝》对新事的催促，对旧物的排击，对“一切专断与卑劣”的反抗等，无不承接了《新青年》的基本品格。
这种承接对于《语丝》杂感作者而言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因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本来就是《新青年》“随感录”的主要的或重要的作者。
《语丝》对杂感的重视，体现在栏目的设置上，可见它像《新青年》一样也设有“随感录”一栏且设置的时间很长，始设于创刊时的第2期，终刊前两期，即第5卷第50期还发表随感录2篇。
在“随感录”栏中发表的文章总计230篇以上。
此外，《语丝》还推出“我们的闲话”、“大家的闲话”专栏，分别刊载本社同人和社外作者的杂感，另有“闲话集成”、“闲话拾遗”等。
对于杂感的着力倡导，使这一体式的写作颇成气候。
作家对文体的择取，并不只是对某种形式的选择，它实际上关涉着作家对写作价值取向的认定，对一定的意识形态的主观倾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选择杂感（杂文）这一文体，也就意味着他看重的是写作的“觉世”功能，意味着他对现实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形态持一种批评的态度。
现代杂文文体的重要源头应是晚清风行一时的“报章体”政论，其时梁启超亲炙这一文体，写作了大量的“别有一种魔力”的论评性文字，“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梁启超通过这种写作，宣泄着一个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一腔政治激情。
《新青年》时期陈独秀、鲁迅等大量写作“随感录”，以此表示着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表示着对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解构的努力。
由杂感的文体流变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文体已被附加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质性。
《语丝》作家充满热情地写作杂感，这说明他们注意从写作与社会的沟通关联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杂感之“感”从作者观察社会、人生，思考现实、历史中得来，写作杂感需要作者怀具一种社会责任感。
杂感又不应是一种包蕴甜味的文体，文体的意义在作者论议批评对象的过程中生成。
它是一种应有风骨的文体。
《语丝》的杂感作者与梁启超、陈独秀、等有所不同，他们只是作家，是一群文化人，而不是政治家，或具有政治激情的人。
他们更多的是站在作家或者说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进行社会批评、文明批评，这种批评是个体的，而不是阶级的、集团的，是自由知识分子对社会作出的一种自由言说。
同时，因为是在写作杂感，所以他们不能像艺术派作家可以远离政治，营造个人艺术天地；作为社会派、人生派作家对社会政治进行观察、思考。
政治往往是社会现实存在中的结点，杂感作家往往有一种试图打开这种结点的驱动力。
《语丝》杂感就取材题旨而言，约有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两类。
前者主要针对现实中的政治性事件进行论议，后者侧重于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由作出批评。
作社会批评的杂感，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态度。
钱玄同的《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周作人的《致溥仪君书》等篇是就末代皇帝出宫所发的议论，内中洋溢着因反封建取得胜利而感觉到的喜悦之情。
在他们看来，溥仪出宫不只是他本人“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而更是封建政制终结的一个标志，他们与其说是恭喜“爱新觉罗•溥仪君从此超出帝籍，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了”，毋宁说是在庆祝反封建大业的成功。
《关于反抗帝国主义》、《日本人的好意》等感触的也是政治话题。
钱玄同有感于“五卅惨剧”的发生，为如何保国图存而激扬文字：
不爱中华民国，国必亡!
甘愿托庇于“洋大人”之胯下，国必亡!
守住已死的“鸟国粹”，国必亡!
拒绝现代的文化，国必亡!
要不亡国，除非由有脑筋的人们尽力去做“唤醒国人”的工作，使国人把这种亡国的心理反过来。
（注：
钱玄同：
《关于反抗帝国主义》，《语丝》第31期。
）
周作人对日人《顺天时报》对烈士的恶意中伤加以驳诰。
《顺天时报》的短评诬称不肯“自甘淡泊”而“作非分之想”，结果“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与周作人曾是《新青年》的同人，周作人对被害自有一种痛悼之情，而见烈士遭致污蔑，便有一股怒不可遏之气了：
“《顺天时报》上也登载过身后萧条等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如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语。
我要请问日本人：
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淡泊，是作非分之想?
如自己报上的记载是事实，那么身后萧条是淡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淡泊的证据呢?
日本人的汉字新闻造谣鼓煽是其长技，但像这样明显的胡说霸道，可以说是少见的了”，“日本人不妨用本国的文字去发表谬论或非谬论，但决用不着他们用了汉文写出来教训我们”（注：
周作人：
《日本人的好意》，《语丝》第131期。
）。
《日本人的好意》以严辞厉句直逼对象，体现出周作人作为斗士一面的精神。
论议的“无所顾忌”正是“语丝体”特色的写照。
周作人后来成为汉奸为人不齿，但周作人也曾抨击过日人的悖谬。
《语丝》作家对于专制的抗争，最为可圈可点的篇章，是他们对于“三•一八”制造者段祺瑞执政府暴行的批判。
这是《语丝》作家的一次集体出场，张定璜的《檄告国民军》、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朱自清的《执政府记》，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陆晶清的《从刘和珍说到女子学院》等大量的文章，彰显牺牲者的品行，揭露专制者的残暴，具有很强的战斗性。
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与被害的烈士一样表现得无所畏惧，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专制独裁者。
张定璜直截了当地点出戕害年轻生命的凶手：
“在首都里，在光天化日之下……洁白的青年饮弹而死了，死在堂堂的中华民国国务院前面，死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卫兵手里!
”林语堂指骂统治者是“亡国官僚瘟国大夫”，朱自清则以激语表达一腔愤懑：
“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已何以自容于世界!
——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
”历史事件本身似乎已被尘封，但《语丝》作家的这些文字所见证的一代知识分子守望正义批判邪恶的精神却依然风采照人。
《语丝》杂感中，旨在进行文化批评的占了多数。
《语丝》原是一班文化人的天下。
文化人对于各类文化事象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他们所奉行的自由言说的主张，使他们得以比较从容随意地论说文化人物、文化事件。
这足以体现出他们对文化的某种关怀精神，而这种关怀对于当时的文化界（知识界）来说是十分需要的。
正如在场者林语堂所说的那样：
“记得民国六七年，《新青年》时代，我们的知识界是一致革命的，不打算荏苒十载，今日已是民国十五年，不但思想革命没有弄成功，知识界方面自己软了腿，一方面讲革命，一方面正在与旧势力妥洽。
”（注：
林语堂：
《讨狗檄文》，收入《＜语丝＞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由这个背景可以看出，《语丝》同人对于文化批评的执着，是因为这些《新青年》时代的前卫或受其时新思想洗礼过的知识者有意于以推进思想革命为己任。
因此，文化批评类的杂感其基本主题就是对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及其相关者的批判。
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在鲁迅这里是一如既往的。
发表在《语丝》创刊号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是一杂文名篇。
鲁迅由雷峰塔倒掉的新闻展开联想议论。
作者巧妙地从民间传说的演绎中，提取出反对专制，倡扬反抗的精神。
《看镜有感》一篇由“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的琐事起兴，从“海马葡萄镜”的由来，“遥想汉人多少闳放”的开放求新的气魄。
鲁迅以“镜”作为回溯历史的线索，展开历史的情境并与现实的某些景况相对照，其显见的用意在于批评文化保守主义。
当时文化上的复古倾向触目皆是。
“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
而在鲁迅看来，“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
鲁迅认为应该“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注：
鲁迅：
《看镜有感》，《语丝》第16期。
）。
四
我们指认《语丝》为现代散文文体自觉的代码，这不仅在于《语丝》散文展呈了主体自主自由的现代性的精神内质，而且也因为《语丝》完整地建构了现代散文的格局。
《新青年》时期散文以议论体为主，这大约是应思想革命之运而生的一种特点。
现代散文由议论体向叙事体、抒情体的发展，并形成多体共荣的局面，则表示着这一文类在现代的完形。
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论及五四散文：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
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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