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导言恩格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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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导言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导言（恩格斯）
现代自然研究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地消失了的发现相反，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
现代自然研究，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Cinque-cento[五百年代]，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
这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代。
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当市民和贵族还在互相争吵时，德国农民战争却预言式地提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把起义的农民引上了舞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了，--而且在农民之后，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也引上了舞台，他们手里拿着红旗，口里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
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象是古典的古代的再现，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
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达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
旧的orbisterrarum[1]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
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德意志诸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时，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唯物主义作准备。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的人。
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
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
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
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
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
路德不但扫清了教章的奥吉亚斯的牛圈[2]，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
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的限制人、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
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的人用舌和笔，有的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
因此就有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
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
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冀翼的庸人。
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
同近代哲学从之开始的意大利伟大人物一起，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进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
特别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
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并且是在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之后；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
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渝的革命行动，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
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科学和神学之间个别的互相对立的要求的争执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
仿佛要向世界证明：
从此以后，对有机物质的最高产物、即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
从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最初一个时期中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手边现有的材料。
在大多数部门中必须完全从头做起。
古代留传下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了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传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物体的和天体的力学，和它靠近并且为它服务的，是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
这里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
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完成。
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立了；主要由笛卡儿确立了解析几何，由耐普尔确立了对数，由莱布尼茨，也许还由牛顿确立了微积分。
刚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彻底弄清楚了。
最后，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
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则离这种初步的完成还很远。
液体和气体的力学只是在这个时期末才得到更多的研究[3]。
如果把光学当作例外，那末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在当时还没有超出最初的阶段，而光学得到例外的进步是由于天文学的实际需要。
化学刚刚借燃素说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
地质学还没有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因此古生物学还完全不能存在。
最后，在生物学领域内，人们主要还是从事于搜集和初步整理大量的材料，不仅是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材料，而且还有解剖学和本来意义上的生理学的材料。
至于各种生命形式的相互比较，它们的地理分布和它们的气候等等的生活条件的研究，还几乎谈不到。
在这里，只有植物学和动物学由于林耐而达到了一种接近的完成。
然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的绝对不变性这样一个见解。
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末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就是这样。
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推动”而运动起来，它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继续不断地旋转下去，或者无论如何也旋转到一切事物的末日。
恒星永远固定不动地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凭着“万有引力”而互相保持这种位置。
地球亘古以来或者从它被创造的那天起（不管哪一种情形）就毫无改变地保持原来的样子。
现在的“五大洲”始终存在着，它们始终有同样的山岭、河谷和河流，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而这些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只有经过人手才发生变化或移植。
植物和动物的种，一旦形成便永远确定下来；相同的东西总是产生相同的东西；而当林耐承认有时由杂交也许可能产生新种的时候，这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让步了。
和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相反，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的扩张。
自然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
开始时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站在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
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
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
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
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
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推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
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引被当作物质的本质的特性，那末首先造成行星轨道的未被说明的切线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植物和动物的无数的种是如何产生的呢?
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只是常常以万物的创造者对此负责来回答。
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绝交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
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界安排的合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
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
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一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一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
我把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也算入这个时期，因为除了上面所述说的，再没有其他的自然科学材料可以供他们支配。
康德的划时代的著作对于他们依然是一个秘密，而拉普拉斯在他们以后很久才出现。
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陈腐的自然观，虽然由于科学的进步而被弄得百孔千疮，但是它仍然统治了十九世纪的整个上半叶[4]，并且一直到现在，一切学校里主要还在讲授它（一个人甚至在1861年还能如何固执地相信这种见解（他的科学成就曾提供了废弃这种见解的极其重要的材料），可以从下面的典型的话中看出来：
“我们的太阳系的所有安排，就我们所能洞察的而官，是以保持现存的东西及其持续不变为目的的。
正如从最古时期以来地球上的任何动物、任何植物都没有变得更完善而且绝没有变成另外的东西，正如在一切有机体中所看到的只是一个阶段邻近另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阶段跟着另一个阶段，正如我们自己的种族在肉体方面始终是同样的，一甚至同时并存的天体的最大的多样性，也并没有给我们一种理由来假定这些形式仅仅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倒宁可说一切创造出来的东西就其本身来说都是同样完整的。
”[5]。
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
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
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
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思维不象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
”这个警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厌恶，那末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并节省在错误方向下浪费掉的无法计算的时间和劳动。
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
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同样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
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
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
康德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直到很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舍尔才充实了他的内容，并且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因此才使“星云假说”逐渐受人重视。
进一步的发现使它最后获得了胜利；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是：
恒星本身的运动，宇宙空间中存在着有阻抗的媒质这一事实得到证实，通过光谱分析证明了宇宙物质的化学上的同一性以及康德所假定的那种炽热星云团的存在。
[6]
但是，如果这个刚刚萌芽的观点——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没有从其他方面得到支持，那末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是否会这样快地意识到，变化着的地球竟担负着不变的有机体这样一个矛盾，那倒是可以怀疑的。
地质学产生了，它不仅指出了相继形成起来和逐一重叠起来的地层，并且指出了这些地层中保存着已经死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骼，以及已经不再出现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
必须下决心承认：
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今天的表面以及生活于其上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
这种承认最初是相当勉强的。
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
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代替了一次上帝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的杠杆。
只是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7]。
赖尔的理论，比它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更加和有机物种不变这个假设不能相容。
地球表面和一切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变，直接导致有机体的逐渐改变和它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导致物种的变异性。
但传统不仅在天主教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种势力。
赖尔本人有好多年一直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他的学生们则更差。
这只有用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分工来说明，它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只有少数人没有被它夺去统观全局的能力。
这时物理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结果，由三个不同的人几乎同时在自然科学这一部门中的划时代的一年，即1842年总结出来。
迈尔在海尔布朗，焦耳在曼彻斯特，都证明了从热到机械力和从机械力到热的转化。
热的机械当量的确定，使这个结果成为无可置疑的。
同时，格罗夫--不是职业的自然科学家，而是英国的一个律师--仅仅由于整理了物理学上已经达到的各种结果，就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
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这样，他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补充证明了笛卡儿的原理：
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
因此，各种特殊的物理力，即所谓物理学上的不变的“种”，就化为各种不同的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互相转化的物质运动形式。
这么多的物理力存在的偶然性，从科学中被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已经被证明。
物理学和以前的天文学一样，达到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指出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结论。
从拉瓦锡以后，特别是从道尔顿以后，化学的惊人迅速的发展从另一方面向旧的自然观进行了攻击。
由于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这就证明了对无机物适用的化学定律对有机物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把康德还认为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起来了。
最后，在生物学研究的领域中，有了特别是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系统地进行的科学旅行和科学探险，有了生活在当地的专家对世界各大洲的欧洲殖民地的更精确的考察，此外还有了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特别是从系统地应用显微镜和发现细胞以来的进步,这一切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使得应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而且同时成为必要。
[8]一方面，由于有了比较自然地理学，确定了各种不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对各种不同的有机体按照他们同类的器官来加以相互比较，不仅就它们的成熟状态，而且就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来加以比较。
这种研究进行得愈是深刻和精确，那种固定不变的有机界的僵硬系统就愈是一触即溃。
不仅动物和植物的个别的种日益无可挽救地相互融合起来，而且出现了象文昌鱼和南美肺鱼这样的动物，这种动物嘲笑了以往的一切分类方法；[9]最后，人们遇见了甚至不能说它们是属于植物界还是属于动物界的有机体。
古生物学记录中的空白愈来愈多地填补起来了，甚至迫使最顽固的分子也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平行，承认那条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愈来愈深地陷进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的阿莉阿德尼线。
[10]值得注意的是：
和康德攻击太阳系的永恒性差不多同时，卡·弗·沃尔弗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性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
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恰好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
差不多同时还确定了：
早已证明为一切有机体的最后构成部分的原生质和细胞，现在发现是独立生存着的最低级的有机形式。
因此，不仅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最小限度，而且机体种源说过去遭到的最根本的困难之一也被排除了。
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
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
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
只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差别：
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
的确，这种循环在经验上的证明并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但是这些缺陷比起已经确立了的东西来是无足轻重的，并且一年一年地弥补起来了。
如果我们想到科学的最主要的部门--超出行星范围的天文学、化学、地质学--作为科学而存在还不足一百年，生理学的比较方法还不足五十年，而差不多一切生物发展的基本形式，即细胞被发现还不到四十年，这种证明在细节上又怎么能够是没有缺陷的呢！
[11]
从旋转的、炽热的气团中（它们的运动规律，也许得在我们通过若干世纪的观察弄清了恒星本身的运动以后才能揭示），由于收缩和冷却，发展出了以银河最外端的星环为界限的我们的宇宙岛的无数个太阳和太阳系。
这一发展显然不是到处都是一样快的。
在我们的星系中，黑暗星体的存在，就是说除了行星体之外还有熄灭了的太阳的存在，愈来愈迫使天文学予以承认（梅特勒）；另一方面（依据赛奇），一部分气状星云，作为还没有形成的太阳，属于我们的星系，这并不排斥：
另一些星云（如梅特勒所主张的那样），是远处独立的宇宙岛，这种宇宙岛的相对发展阶段要用分光镜才能确定。
拉普拉斯以一种至今还没有人超过的方式详细地证明了，一个太阳系如何从一个单独的气团中发展起来；以后的科学愈来愈证明他是正确的。
在这样形成的各个天体——太阳以及行星和卫星——上面，最初是我们称为热的那种物质运动形式占优势。
即使在今天太阳还具有的那样一种温度下，也是谈不上元素的化学化合物的；对太阳的进一步的观察，将表明热在这种场合下在多大的程度上转变为电和磁；在太阳上发生的机械运动，只不过是从热和重力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在现在是差不多已经确定了。
单个的天体愈小，便冷却得愈快。
首先冷却的是卫星、小行星和流星，正如我们的月亮早已死灭了一样。
行星冷却较慢，而最慢的是中心天体。
随着进一步的冷却，互相转化的各物理运动形式的交替就愈来愈显著地出现，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点，从这一点起，化学亲合性开始起作用，以前没有在化学上区分的元素现在互相在化学上区分开来，获得了化学的性质，相互发生化合作用。
这些化合作用随着温度的下降（这不仅对每一种元素，而且还对元素的每一种化合作用都发生不同的影响），随着一部分气态物质由于温度下降首先向液态、然后又向固态的过渡，随着这样造成的新条件，而不断地更替。
当行星有了一层硬壳而且在它的表面上有了积水的时候，行星固有的热就比中心天体发送给它的热愈来愈减少。
它的大气层变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义下的气象现象的活动场所，它的表面成为地质变化的活动场所，在这些地质变化中，大气层的下降物所起的沉积作用，比起来自炽热而流动的地球内部的慢慢减弱的朝外顶的作用就愈来愈占优势。
最后，如果温度降低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越过蛋白质能在其中生存的限度，那末在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下，有生命的原生质便形成了。
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今天还不知道，而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根本不能确定蛋白质的化学式，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化学上不同的蛋白体究竟有多少，而且只是在大约十年前才知道，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
消化、排泄、运动、收缩、对刺激的反应、繁殖。
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出现了可以再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没有定形的蛋白质能够由于核和膜的形成而产生第一个细胞。
但是，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也就有了整个有机界形态发展的基础；正如我们可以根据对古生物学的记录所作的全部类比来假定，最初发展出来的是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在这些原生生物中只有Eozooncanadense传给了我们；在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逐渐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逐渐分化为最初的动物。
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那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其中自然界获得了自己的意识，—这就是人。
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
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
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
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言语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达的基础就奠定了，从此就形成了人和猿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手的专门化—这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异于其他动物的人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
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身躯的肢体，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
只有人才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
而人之所以做到这点，首先并且主要地是由于手。
甚至直到现在还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的蒸汽机，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
而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导致个别的实际有用效果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条件的自然规律的理解。
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的脑不伴随着手、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随着人，我们进入了历史。
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状况的历史。
但是这部历史是为它们而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预了创造，这也不是它们所知道和希望的。
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被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
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即使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未被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
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这就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就是今天的所谓社会生产，还首先由未被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并且经常得多的是得到恰恰相反的结果，那末情况就不能不是这样。
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一个小孩在今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
而结果又怎样呢?
日益增加的过度劳动，群众的日益贫困，每十年一次大危机。
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本国人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
只有一个在其中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
历史的发展使这样的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类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特别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光耀夺目，使已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但是，“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
也许会经过多少亿年，也许会有多少万代生了又死；但是这样的时期无情地到来，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愈来愈多地聚集在赤道周围，最后就是在那里也不再能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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