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日本明治时期的欧化风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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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日本明治时期的欧化风潮
浅谈xx明治维新时期的欧化风潮
xx
指导老师：
xx
摘要：
于1868年成立的日本明治政府为了使自己尽快跻身于当时的发达国家行列，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文化风俗等方面施行大改革，以期待日本各个方面都能迎来了全新的变化和进步。
在这些改革之中引人注目的便是随处可见的向西方国家学习的痕迹，即“欧化”风潮。
“欧化”是指明治维新后，日本看到自身同西方文明的差距，主动排斥亚洲文明对其的影响，积极吸收欧洲文明成果，发展自身的过程。
“欧化”这一历史风潮产生不久便遭到各界的批判和反对，并逐渐退出了日本的历史舞台，但是在日本西方化道路上却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
明治维新；欧化风潮；xx；教育改革
一、欧化风潮的背景
日本最初接触西方文化是16世纪室町时代后半叶，最初接触的西方文化是“种子岛枪”和天主教。
同国外的接触不只带来了宗教，也带了西方的技术。
江户时代（1603-1867），“兰学”在日本兴盛起来，所谓“兰学”是指这一时期经由荷兰、透过荷兰语传到日本的西洋技术的总称。
这也是日本最早接触的西洋文化。
“兰学”的传入为日本认识西方打开了一扇窗，然而这一时期日本对西方技术的吸收也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方而，兰学影响的范围比较狭窄，最主要是医学和天文学两个方面，却未能习的西方国家民主的政治制度文化和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影响并不深远。
在西方列强经历多轮改革之后走向世界前列的时候，日本依旧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偏居于东方一隅，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十分落后。
1853年，美国培利所率领的黑船驶至日本，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状态，5年后江户政府被迫与美国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条约所包含的“领事裁判权”规定，在设立于日本境内的美国人居留地中，即便美国人针对日本人犯法，也将由美国人基于美国法律进行审判。
一方面是日益动荡的国内政治现状，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的轮番掠夺，日本的有识之士迫切的想要改变现状。
最终，来自于外部的压力逐渐化为内部改革的动力，日本的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从12世纪就开始统治日本的幕府将军，并扶植了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
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拉开了国家变法图强的大幕，从此日本进入到明治维新时期。
虽然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但是江户时期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却依旧残留着。
明治初年，一名未满13岁的少女被英国人侵犯，担任审判的法官仅判决该犯人6个月的禁锢。
闻此判决，日本国内的舆论界一片哗然，改变不平等条约因而成为日本明治政府的誓愿，但是西方各国认定日本为法律尚不健全的落后国家，因此拒绝进行交涉。
明治政府不仅忍受着这样的切肤之痛，在海外出访时也有着种种尴尬的遭遇。
明治政府一改江户时期的锁国政策，通过派遣使节团、留学生等各种形式，积极促进与西方国家的交流。
这些时代的精英们在海外视察、留学时体会到了国家实力的重要性，意识到形象的重要性。
同样具有丰富海外经历的伊藤博文也曾说:
“如果日本女性穿和服现身，将被看作是‘人偶’而不是人类。
”众多的海外经历促使日本人认识到，包括发型、服饰在内的日本独特的生活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欧美国家对于日本的看法。
日本社会需要的是一场巨大的变革，一场不仅仅涉及到政治，经济等主要方面，更涉及到文化结构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改革。
二、欧化风潮的内涵和表现
所谓“欧化”，就是非欧美国家以欧美先进国家的发展为样板，致力于把本民族或本国家也发展成或转化成那样的国家或近似于那样的国家。
“欧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充满着现代性因素的生长及其与传统因素的冲撞与矛盾。
同时，也包含着二者之间相互包容乃至二者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就明治时代而言，“欧化”运动从整体来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明治初年至明治10年，是介绍西洋思想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阶段;明治20年代是对“欧化”的反思阶段；明治30年代是社会主义初传日本及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阶段。
明治初期，在维新政府主导和民间进步人士的热烈响应下，日本举国兴起大力破除封建旧事物、大规模移植欧美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即文明开化的广泛社会运动。
它铺天盖地而来，席卷日本列岛。
在明治政府公布的“五条誓文”中，作为施政纲领，提出了“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革新口号，表明了日本要以西方先进国家为榜样，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造，把日本建设成为近代文明强国的迫切愿望。
为了深入了解西方情况，明治政府派出了大批人员出国考察。
尤其是1871年派遣的岩仓使节团，历时近两年，实地考察了欧美12国，尽管它没能达到修订不平等条约的目的，但是在实地考察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及文化方面，却大有收获，使日本受益匪浅。
认识到了欧美富强的原因在于大力发展工业和海外贸易，奠定了日本以实力对抗强机“内治优先”治国方略的思想基础，并培养了一批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为日本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根据上述总原则，明治政府又先后具体推行了体现五条誓文精神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政策，对外实行全面开放的开国政策，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特别是积极地移植近代欧美诸国的文化思想。
明治政府的改革派，对海外西洋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改变了原来只以为中国是最先进的，唯一值得效法的想法，而今认识到在西洋有比中国更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并且决心“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急切希望尽快引进西洋的文化和技术，以加速国家的文明开化和科技革命的建设。
正如日本著名政治家大畏重信所分析的，明治维新领导者们当时的认识是：
“现今陛下的改革，是承继祖先的，要想使金瓯无缺的帝国更加盛大起来，„„当时大大的有所感动，常常都是将外国作标准，因为外国这样的行事才造成富强的基础，至于就我国而论，很希望颁布明令，除此之外的口实简直是没有的。
”“这是基于一变历来的日本国民的共通精神，锁国攘夷的主义，使日本能和世界文明国度对等，形成名实相符的完全独立国，想要除弃外国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才发生的。
”这种思想，“虽然是外国崇拜主义”的表现，但也是受当时历史条件和主观认识水准所制约的。
（一）、欧化风潮的代表性事件——“鹿鸣馆”的建立
提到“欧化”风潮不得不说的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鹿鸣馆”的建立。
鹿鸣馆在外务卿井上馨的大力支持下建成于1883年（明治16年），是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设计建造的一座砖式二层洋楼，整体建筑呈意大利文艺复兴式风格，兼有英国韵味。
鹿鸣馆名称出自中国《诗经·小雅》中的“鹿鸣”篇，即“哟哟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樱州山人中井弘取“鹿鸣，燕群臣嘉宾也”之义而命名，意即迎宾会客之所。
工程占地约1.45万平方米，历时3年，耗资18万日元（约合现在40亿日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笔巨额经费。
鹿鸣馆落成后，井上馨把以前成立的与外国人交际的机构挪到馆内，命名为“东京俱乐部”。
该俱乐部实行会员制，一般人不许入会，只有日本皇族、高官及民间有势力的人才能加入，而且交谈只限于用英语，以彰显俱乐部的国际性。
在建造西洋风格的交际场所的同时，井上馨还指示实业界的头面人物涩泽荣一耗资23万日元，于1890年建成了西洋式的帝国饭店，以表明日本人与欧关国民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
担任外务卿的井上馨认为，学问、艺术方而学习欧关自不待言，各种法规、制度以及社交礼仪也要模仿欧美。
于是，1885年日本先后设立了罗马学会、英吉利法律学校和法国学会等，这些机构对日本的学术和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于是以鹿鸣馆为中心的一批西洋建筑就成为日本上人士进行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
井上馨等外交官为了专招待欧关高级官员，经常在鹿鸣馆举行有首相、大臣和他的夫人、小姐们参加的晚会、舞会。
在明治政府的努力指引和影响下，鹿鸣馆成了日本近欧化主义的象征，不但开日本人穿西服、跳交谊舞的先河，成了日本社交界的启蒙，洋楼本身也成为日本建筑史上的道风景。
日本上层社会吃西餐、穿西服、留分头、跳交谊多盖洋楼等欧化风潮风靡一时。
更有甚者，日欧通婚也成了时的一项倡议，理由是可以提高日本国地位和日本国民的体质。
从鹿鸣馆竣工的1883年至井上馨辞职的1887年的段时期，被人们称为“鹿鸣馆时代”，把这时的日本外交叫“鹿鸣馆外交”。
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在这一时期达到高7欧化风潮风靡一时，“日本全国家、全社会都在进行着激进的欧化改造。
”
（二）、欧化在政治方面的体现
在政治制度方面，欧美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制、选举制、宪法等对维新政权影响强烈，使之不断进行不得要领、但十分认真的模仿。
1868年4闰发布的《政体书》参照美国三权分立原则，设议政官，行政官、刑法官分管立法、行政、司法。
1869年2月设公议所，选派诸藩的执政、参政做公议人，权充议会、议员。
5月试行史无前例的三等官以上官吏们的互选。
制宪工作也在进行，
1875年8月睦仁发诏书，表示要“扩充五条誓约的本意”，“逐步确立国家立宪”。
欧美政治制度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和兴趣，有关于此的译著“热”掀起。
1872年马屋原彰译《荷兰议员选举法》等4种；1873年大井宪太郎译《法国政典》等7种；1874年田中耕造译《泰西政治沿革志》等6种；1875年山田俊藏译《民选议院纲领》等11种。
这样大规模的上层建筑改革，使得日本能够快速的建立稳定的政治格局，以此为依托和知道开展其它方面的改革。
（三）、教育制度的改革
日本的近代教育制度，以西方为样板而起步，综合吸收法、德、荷、英、俄等各国的教育思想和先进经验，并将各国的教育制度的优点组合在一起，为我所用。
1872年颁布的《学制》，就能看到明显受到上述国家教育的影响。
但是，新《学制》在实施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达到明治统治者的要求，反而招徕国民的反感。
首先是财政问题，日本的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提供维持建立近代先进文明所需资金。
其次是国民“开化”水平尚低，难以理解从国外翻译介绍来的教学内容，引起民众的反感。
新《学制》纯粹以西方为榜样，遭到重大挫折，最终被7年后的《教育令》所取代，结束了它短促的生命。
《教育令》则受美国的教育制度影响颇深。
然而，《教育令》从法国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变并不是成功的。
《教育令》比起《学制》来更加短命。
由于《教育令》极端重视发展私立小学，而且大多数私立小学在自由的名目下只进行极为简单的教育，甚至有些复活了私塾等封建形式。
国民教育在自由教育的口实下与日本旧式传统教育习俗相结合，使日本教育的近代化进程趋于停滞。
因此日本人又不得不把眼光放低下来，从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消化、吸收、运用西方教育模式与教育文化，实现西方文化的“日本化”，能够既切合本国实际，又创造性地将“西洋教育模式”拿来为我所用，建立区别于西欧式的日本式的近代教育体系。
伊藤博文在就任内阁大臣之前，曾赴普鲁士考察，最终他认为普鲁士的教育制度更适合日本的国情与传统，更适应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他曾写道:
“我仿佛已‘死心塌地’，决心以普鲁士模式来建设日本。
”1885年伊藤内阁成立，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森有礼设想建立双轨制的日本教育模式，区别开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这是十分接近普鲁士模式的。
他上台后即颁布了一系列《学校令》，在学习普鲁士模式的同时，力图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以杜绝日本全面恢复旧的传统教育。
1890年10月30日《教育救语》公布，它是本着“以儒教为根本，西洋哲学为参考”的原则制定的。
它“不外是儒学主义与普鲁士主义来修饰日本神话”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方针的灵魂，从而以最高法令的形式确立了以儒家思想道德为中心的国家至上主义教育。
《教育救语》的公布，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改革打下了终止符。
（四）、哲学思想的xx
相较于政治教育方面的现代化，哲学思想领域内的“欧化”也十分明显。
在社会意识的这一范围内，理论思维“现代化”的过程完成得比较彻底迅速，实际上已把传统的佛教和儒家玄学逐出专门哲学的应用范围之外，逐出传统的科学思想大门之外。
现代日本哲学家，已不再用佛教和儒家玄学来表达自己的主要思想观点了。
明治维新时期是日本哲学思想的西方化即“欧化”过程经历的第一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开始接触西方的，首先是欧洲的哲学思想。
当时还只是企图掌握不熟悉的哲学知识。
最初在日本知识界传播的是斯宾塞、孟德斯鸿、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的观点，这些观点适应了明治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革的精神。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首先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以普鲁士的方式”代替了英国的实证主义和法国的启蒙运动。
可是在这个时期，由于没有全面深入地掌握欧洲文化，从西方输入的哲学理论还不能获得广泛的传播。
因此，。
尽管西欧的哲学在日本知识界已经很流行，可是相对说来还比较孤立，而与尚未失去影响的佛教和儒家的哲学教义同时并存。
（五）、生活方式的欧美化
文明开化的政策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欧美化。
首先不容忽视的是这一现象的阶层性。
明治时期横滨等地西餐已经普及，出入西餐餐厅的仅限于一部分上流阶层和贸易方面的人员；在服装方面，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西服的踪影，日常生活中占主流的依然是和服。
据称当森有礼从海外归来，剪着短发、蓄着胡须、身着西服去拜访岩仓具视时，岩仓的家臣惊呼：
“来了一个外国人。
”为了不至于引起骚乱，主人在他告辞时特地送给他一套和服。
直到大正时期形成工薪阶层后，男性才开始在公共场合全部穿西服。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现象的折衷性。
民众对以往的生活方式进行了一半否定，然后对其嫁接上“西洋”。
交通工具采用人力车，服装选择和式呢绒大衣、红毯子，吃牛肉火锅，披头散发，总之当时各种各样的日式洋式折衷、日式洋式混合的新风俗空前盛行。
可见，当文明开化的风潮波及至普通民众时，大部分人都未能对此进行全方位的理解和接受，而只是“移花接木”式地将西方文化的细枝末叶植入现有的生活中，催生出折衷式的半日本、半西洋的生活模式。
（五）、人种改良论
1884年，记者高桥义雄出版了《日本人种改良论》一书。
他提出“日本人种无论是身体还是肉体都亚于西洋人，因此无法和西洋人竞争。
唯有在日本人和西洋人之间产生混血儿，将西洋人的血液输入日本人体内，日本才能够和西洋竞争”。
明治政府的首任文相森有礼也曾提出，为了早日实现日本的独立与富强，日本不仅应该改变文字，还应该改变人种。
他甚至劝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日本青年可将美国女性娶回日本，以此为日本孕育出头脑、体质都更健全的后代。
这些过于激进的论说在当时便引起了激烈地争论。
比如针对高桥的言论，1886年，加藤弘之在学士会院中进行演说，反对推进通婚。
（六）、文化论争
在文化方面也掀起了包括官民在内的“改良”运动，颇具代表性的是关于国语政策的讨论。
而明治初期，作为欧化主义的一个侧面，当时的学者则以《明六杂志》为平台围绕国语国字问题进行了争论，纷纷提出了“汉字废止论”、“汉字限制论”、“罗马字论”、“假名论”、“英文论”、“世界语论”等各种言论。
作为明六社的重要成员，森有礼、福泽谕吉也曾发表相关评论。
森有礼认为，只有把欧洲的某种语言作为日本的国语，日本才有可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之行列。
1873年，森有礼在美国发行了英文著作《日本的教育（EducationinJapan）》，提出把英语作为国语。
森有礼的这一论述被称作为“汉字废弃论”，后来曾经受到了语言学家辉特尼（WilliamDwightWhitney1827-1894）的责难。
相对于森有礼激进的“汉字废弃论”，福泽谕吉对于国语国字问题的态度则温和了许多。
关于国语国字，福泽谕吉的《文字之教》说：
‘日本虽然有假名文字，却同时使用汉字，这的确不便，但这是自古以来的习俗，已经成为全国日常使用的文体。
因此如果现在试图废除汉字同样不便。
当前利弊相当，虽有不便亦被使用，因此全面废除汉字虽然愿望良好却实在难以实现。
"福泽作为欧化主义的代表人物发表了大量批判汉学、汉字的文章，他倡导的是较为温和的、可操作性较强的“汉字限制论”。
此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汉字政策基本遵循了福泽的“汉字限制论”。
三、欧化风潮的评价与影响
昙花一现的欧化主义自始至终受到了不同阶层的批判，但以森有礼为首的众多洋学者所推进的欧化主义并非毫无建树。
纵观日本近代历史，亦可从中发现欧化主义的功绩。
（一）、政府的反思
欧化主义之风，在“鹿鸣馆时代”极一时之盛。
1887年（明治二十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总理官邸举行大型化装舞会，参加者达400多人，几乎所有的高官显贵都参加了，奇装怪服，热闹非凡。
时人记述这一夜的狂欢“羡杀、笑杀、惊杀、恼杀整个首都”。
欧化之风达到了顶点。
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如此拼命地推行欧化主义政策，深感不安和费解，故而提出各种批评和疑问。
有人把政府的此种作法，说成是“滑稽的欧化”，甚至有人从根本上否认欧化之风，指责说这是一种“粪泥污物”的洪水般大泛滥。
对西方有研究的启蒙主义学者对此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福泽谕吉认为，应当把“文明分成两类：
一类是外形的文明，如服饰、饮食、器械、住宅以及政令法度等，是有形可睹的”。
这些固然有可学之处，但福泽更强调学习另一类，即内在文明，福泽称之为“文明的精神”、“人民的风气”。
福泽是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联系在一起，对单纯追逐物质文明。
明治政府一些领导者也注意到追逐外表的倾向。
木户孝允在参加“岩仓使节团”考察欧美的过程中，认真把日本国内学习西方的情况与欧美各国的实际作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
“日本的开化并不是于精髓中见进步”的“真文明”、“真开化”，而是停留在“皮肤表面上”的“夹生的开化”、“追逐时髦的开化”、“装饰门面的开化”。
木户认为，学习西方不能脱离日本的国情。
否则，“虽欲求之，反将自弃所珍”。
所以他主张从国情出发，提高“文明开化”的档次。
上述有价值的批评和善意的责难，对社会改革健康发展给予了有益的指导。
日本前段的“欧化”确实有失误，一度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的困难，也造成思想上一些混乱。
1887年由于日本媚外外交的失败，鹿鸣馆式的“欧化”时代随之结束。
日本人从这时冷静卜来，开始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
日本社会思潮也由“欧化主义”转向国粹主义。
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学习外国先进文明，必须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不能直抄照搬他人，即“和洋折衷化”。
日本文明开化至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二）、学术界、政界的批判
如前所述，欧化主义是以森有礼等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政要为中心展开的。
无论是生活方式的变革还是以国语国字改革为中心的文化变革，都是以上流社会为中心的、流于形式的欧化主义。
正因为如此，欧化主义受到了不同学术团体的、不同角度的批判。
明治时期著名的评论家三宅雪，曾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发表“对奢侈阶级的反感”一文，批评政府的奢侈行为，指出“世界上的大部分变乱均与对奢侈阶级的反感相关。
我国虽然与此有所不同，但奢侈阶级仍需引以为戒”。
对明治政府提出警告。
著名的地理学家、国粹主义者志驾重昂则于1888年发表了《表白<日本人>的旨意》一文，关于欧化主义作了如下论述：
“但是我们日本也以我国国粹作为精神骨髓，并以此作为大和民族在现在、未来进行变化改良的标准和基础，然后引进他国的长处、妙处，在此基础上进行日本开化，这难道不是一项痛快的事业吗？
那种眩惑于西洋开化、迷恋他国糟粕的行为，岂能算日本男人的本色。
”志驾重昂从国粹主义者的立场批判了当时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的现象，强调在汲取西方文化时，应该立足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以批判的精神对西方文化进行取舍。
此外，以德富苏峰为首的民友社批判欧化主义的贵族性格，主张以平民为对象的欧化主义；自由民权主义者则批判政府为了建设鹿鸣馆而榨取民众的税金导致了财政困难。
（三）、民众的反感
欧化主义是以上流社会为中心、流于形式的风潮，这决定了它没有能够得到民众的理解，甚至被民众讽刺。
例如积极推进文明开化政策的标志性人物——森有礼就一度成为民众嘲讽的对象。
森有礼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契约婚姻。
1865年森有礼和广懒常举行西式婚礼在当时极其轰动，森有礼则期待以此为契机将其婚姻观传达给民众。
事与愿违，在人们眼中，这无非是一场标新立异的“婚礼秀”。
次日的《东京日日新固》以“森有礼的时髦结婚典礼”为题，用略带调侃的语气对此进行了报道；2月23日《朝野新固》则刊登了一份读者来稿，对新娘的西式装束进行了批判，认为其违反了日本的礼节。
知识阶层的媒体尚有如此反应，更不必说一般民众了。
1889年，时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遇刺身亡，其原因众说纷纭，但他在欧化主义运动中的锋芒毕露也是原因之一，缺乏民众基础的风潮未能避免昙花一现的命运。
（四）、正面影响
尽管欧化风潮为人所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确实带给了整个日本一种新的气象。
向西方学习的“欧化”，使得日本能迅速吸取欧美国家几十年改革得来民主政治模式，尽管最后还是走向了二元制君主制的专制道路，但民主已开始深入人心，想要像封建时代一样轻而易举的厉行专制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为此付出的代价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增加。
在经济方面的进步更是显而易见，工业部门中，英，法，美意大利等国的机车、轮船、纺织机与技师、技术同时在日本登陆。
担任内务卿的大久保利通，大力推行殖产兴业的政策，利用国家的资金，采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创办了一批官营的“模范工厂”，“示以实例，以诱导人民”，目的是把私人资本引向发展近代工业的道路。
为加速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在1880年又发布“官业下放令”，将官营企业转让给同它密切勾结并因而拥有特权的大资本家。
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保护下，从80年代中期起在日本出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热潮。
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产业部门。
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得异常迅猛。
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近代大工业便首先在这一部门占有了统治地位。
在农业部门中，美国大农具、农畜新品种连同大农场的粗放经营方式被奉为楷模，欧美式农、牧场和农业学校纷纷建立。
虽然这样的生搬硬套带来了对旧式农业生产的冲击以及对生态的破坏，但是在经济上的增长却是十分可观，使得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资本，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欧化风潮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然而日本的移风易俗运动并非一蹴而就，最大的阻力是顽固派对改革的非难和反对。
首先是顽固派向社会改革运动发难。
顽固派的理由无外有三点。
其一，认为日本优越于西方，“日本位于万国之东，乃阳气发生的中正之地”，“西洋则是蛙子之国”，是“崇拜商人如神”的“西戎”。
其二，强调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小同，否认移植欧美文明的必要。
“日本有日本的国体风俗，西洋有西洋的国体风俗”，因此西洋有其开化，日本也有日本固有的开化。
文明开化并非为西洋所专有。
其三，认为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已使日本文明开化，“文明即君土风教，风化即民俗改良”，“圣王教化即文明开化”；“野无遗贤，朝无弊政，人民淳良，上下一致即文明开化”，认为文明开化与移植欧美文明毫无关系，完全否认了学习欧美文明的必要性。
改新派思想家则针锋相对，态度明确的欢迎涌入日本的欧美文明“如烈火燎原”，把日本的过去一言以蔽之为“野蛮”。
福泽谕吉主张追求进步，反对倒退回野蛮，认为“如果想使我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渡边修次郎呼叮“抛弃迂腐的孔孟之道”，“掌握西洋实利文学”洋行回国的村田文夫批判固守传统主义者“夜郎自大，蔽我短而弃彼（指西方）长，骂彼是而夸我非”，“岂小误哉”。
古川正雄则进一步深入比较日本与欧美生活方式的优劣，否定传统生活方式“昼寝，长谈，吸烟徒费时日”的懒散习气，肯定西方生活方式“劳动拼命干，休息时尽情玩，学习与游乐相结合，活泼快乐”；他还通过日本制造房屋、桥、船、车用木料而欧美用砖石、钢铁的比较，得出西方人有远见、不姑息，日本人则得过且过、一味姑息的结论。
表面看来，传统主义者主张固守传统文化，革新思想家则否定传统，主张欧化，双方各执一词，都走了极端，但在明治初期的历史转折关头，日本民族首先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是冲破旧传统的束缚，敢于用欧美异质文明实行脱胎换骨的社会大改造。
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因此，革新思想家言虽有失，却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传统主义者虽振振有词，却是抗拒历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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