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设计史——中国篇》2.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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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设计史,TheChineseandforeignhistoryofdesign,中外设计史是艺术设计本科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使学生了解设计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影响；掌握中外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设计思潮、风格、流派形成的原因及特色；理解各民族设计作品的差异性。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对古今中外各个领域的设计原理、技巧、程序与具体运作具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并能运用设计理论知识指导实践进行设计策划和操作。

发挥想象、以穿越的形式考古学家、艺术鉴赏家、盗墓者,什么是设计？

设计是“使人造物产生变化的活动”，就是人类有意识的、有艺术创造力所体现的造物活动。

课程简介,中国篇,课程纲要,远古：

设计的萌芽与奠基夏、商、周及春秋战国：

设计的发展与成熟秦汉：

设计的自在与成熟魏晋南北朝：

设计的延传与疾进隋唐五代：

设计的诗意与华章宋辽金西夏：

设计的纷繁与林立元代：

设计的多元与交融明代：

设计的规制与变革清代：

设计的交替与衰落近现代：

设计的转变与更新,课程特点,一、突出设计与技术、发明与创造的史实挖掘；二、概括描述影响设计发展进程的历史背景；三、揭示设计与艺术的“巧思”与“审美”价值观念；四、连接贯穿古今的设计史料，突出“通史”意味；五、增加各章节的“导读”及“深入探索”等辅助项目,第二章夏、商、周及春秋战国设计的发展与成熟,青铜铁器的制作工艺与形制设计陶器与原始瓷器的形成及实用设计冠冕服制与深衣华饰诸子百家思想中的造物观念考工记的成书背景及设计思想,章节导读,本章内容着重对中国设计艺术史中自夏商周至春秋战国，这段长达2000余年重要历史脉络进行梳理。

这一历史时期，设计领域不仅开创了青铜工艺的伟大成就，而且在社会生活和农业生产中也创造了无比丰富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如铁质农具、车船制造、纺织服饰、陶瓷器具等。

本章内容以青铜器设计为开篇，逐次涉及此时期各类设计的代表性成就。

一.青铜铁器的制作工艺与形制设计,青铜器：

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

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石器时代的终结。

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夏朝开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物精美多样，器型浑厚凝重。

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

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

青铜器的两种基本功能或用途：

一为纳入，即盛装物品；二为设，即陈设布列。

商周时期又被当作封建礼制“示身份、名贵贱”的器物，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的象征。

青铜器的制作工艺：

冷炼法熔铸法

（1）浑铸法：

将器物用范块组合一次铸成。

（2）分铸法：

青铜制造工艺的突出进步，为适应复杂的青铜器形的塑造而出现的。

（3）失蜡法：

又成熔模法，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

青铜器玲珑剔透，精细的花纹铸造具有镂空的艺术效果。

失蜡法的西域传入与本土既有技术的争辩,目前，学界对于失蜡法究竟是西域传入还是植根于本土，存在着两种相对的看法。

认为失蜡法是源于西域的理由是：

其一，从失蜡法出现的时间推算，失蜡法最早使用是古埃及。

文物发掘证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埃及已出现采用失蜡法铸造的金属饰物。

相比较而言，我国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

其二，从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多角度考察表明，我国在商前期就与西域存在着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文化交流，并且出现有一条“青铜之路”。

所谓“青铜之路”，是与“丝绸之路”形成的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

青铜之路活跃于夏商周三代，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

丝绸之路兴盛于汉唐宋元时期，文献史料记载不绝，主要是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

两者先后相继而方向相反，可以说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

而后，丝绸之路取代了青铜之路。

论证的依据是，在上古时期青铜技术属于“高技术”，其出现或者说传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是与羊、羊毛、牛、牛奶、马、马车等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

青铜之路将西域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古代世界体系，丝绸之路又加强了东亚与西域，乃至欧洲的联系。

只有将“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相结合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解释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及其相互交流的历程。

其三，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考察看，吐火罗人被认为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包括后来史书中常见的哈萨克族祖先古塞人，他们很早就活跃于中原，且不局限于西域。

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一条由西往东的青铜之路。

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东传的中心环节。

而这种东西交流的居间者，最可能就是说印欧语的吐火罗人。

据此三点判断，青铜冶炼和铸造既然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就不可能只局限于某时某地封闭性完成，其中必然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

况且，在相连的大区域里是不大可能存在两个独立而毫无联系的青铜文明。

也就是说，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是从西向东传入的。

这在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可以证明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小亚西亚）向东传播的事实。

具体来说，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的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并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

由此而论，失蜡法既然是古埃及创造为先，又有证据可推论是从西亚传入中原，那么此法就不是中原的创造技术（有关“青铜之路”的考据内容，引自易华在东亚古物上的文章青铜之路：

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文物出版社，2005年）。

然而，新近考古发掘又证明我国春秋时期采用的失蜡法，还是中原的古老技术。

证据依次为：

1977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尊、盘透空附饰；1979年河南淅川出土的春秋晚期铜盏部件和铜禁、楚共王熊审盂等均为失蜡法铸造。

而这些青铜器结构繁复齐整，铸造精致，其独具的技术特点和艺术风格，并非西域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具特征，表明铸造这些青铜器的失蜡法是中原古代工匠的独立创造。

首先是采用浑铸法将器具用范块组合一次铸成，这是中原本土技术；其次是青铜器的花纹清晰、表面光滑、层次丰富，能够设计出如此复杂的青铜器镂空装饰效果，是中原自古老琢玉就具有的工艺手段。

另外，证明春秋战国之前，我国就已掌握失蜡法技术，有学者提出是源于焚失法，而焚失法最早见于商代中晚期，这种技术是在失蜡法出现之后才逐渐消亡的，这说明失蜡法是延续而来的创新技术（关于焚失法与失蜡法存在延续关系的叙述内容，引自谭德睿中国早期失蜡铸造问题的考察与思考一文，载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4年第2期）。

吐火罗人，远古就生活在中亚地区，并有古吐火罗国。

吐火罗原本是民族名，中世纪转为地名。

指乌浒水（今阿姆河）上游，以今昆都士为中心的阿富汗北部地区。

相传，吐火罗人早在先秦时期就迁徙到中原西部的河西走廊地区生活，在文献中将其生活的区域称为敦薨或敦煌，这亦可视为吐火罗人在这一带活动产生影响的遗存。

山海经北山经有关于敦薨记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

”据考证，所及昆仑当为今之祁连山与敦煌区域。

这一带曾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末期、战国至秦汉时期的文物，可能与同期吐火罗人从在河西走廊生活有关。

公元前2世纪中叶，吐火罗灭掉以巴里黑（今阿富汗境内）为都城的大夏，于这一区域建国，是为贵霜王朝。

公元629年（或630）玄奘行经该地，记吐火罗故国领域：

东起帕米尔，西接波斯，北靠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南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相当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区。

此地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原与伊朗，以及印度等地交通往来的必经之处。

西周时期兽形觥gng盖首（信阳市浉河港出土，河南省博物院藏）,商代龙纹青铜方觚g,2.青铜器制作工艺的分期特点：

（1）形成期：

大约距今40004500年龙山文化期。

红铜与青铜制器并存，还出现有黄铜器；青铜器品种出现生活用具或劳动工具；青铜器制作工艺呈现朴实无饰的特点。

（2）鼎盛期：

夏商周三代及春秋和战国早期。

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工艺精美，纹饰繁多，显出出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出现镶嵌工艺以增加美观；用人面形作为青铜装饰品；数以万计的青铜铭文（金文），刀法圆熟。

（3）转变期：

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

仍保持精美的制作技巧，但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由以礼器为主变为以日用化为主。

司母戊大方鼎（我国古代设计史上最大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通耳高1.33米，长1.10米，宽0.78米，重875公斤。

商代后期王室青铜祭器，一说为商王文丁为其母而作；另一说为商王且庚、且甲为其母而作。

此鼎形制雄伟，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司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

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

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

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

耳侧以鱼纹为饰。

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

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司母戊。

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

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毛公鼎（迄今为止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毛公鼎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

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

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

鼎高100.8厘米，口径78.3厘米，重153.3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

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

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

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

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

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

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

大盂鼎属於瑰丽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铭文内壁有铭文291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而兴，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

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

大克鼎铸造于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时期，清光绪中期在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当时出土的另有7件克鼎，形制与纹饰都和大克鼎相同，只是体积小得多，同为西周一个名叫“克”的贵族。

大克鼎气魄雄浑，威严沉重，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颈部饰有三组变变体龙纹，间隔以六道棱脊，腹部饰以宽阔的波曲纹（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

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

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内壁铸刻的长篇铭文共计290字，是少见的金文书法杰作。

其内容依大意可分成两段：

前段是克歌颂祖先师华父谦逊的品格和美好的德行，能够辅弼王室，靖远安内，周王追念其功绩，任命师华父的孙子克担任宫廷大臣，出传王命，入达下情；后段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辞，重申对其官职的任命，并赏赐礼服、土地和奴隶，于是克叩拜谢恩，称颂天子的美德，并铸造大鼎来祭祀师华父。

这篇铭文一向被视作研究西周奴隶制的重要史料。

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四羊方尊,莲鹤方壶河南新郑李家园出土河南博物院,蟠螭纹铜尊盘（战国）纹饰为三层透空结构，巧妙运用高低参差和对称排比的艺术手法，于整齐中寓变化，于繁复中见玲珑，标志着失蜡法的最高成就。

铜尊上是用34个部件，经过56处铸接、焊接而连成一体，尊体上装饰着28条蟠龙和32条蟠螭，铜盘盘体上共装饰了56条蟠龙和48条蟠螭。

狩猎纹壶（战国）壶圆体，侈口，盖顶双伏兽钮，圈足。

器身被四圈宽带纹分为四层，各层均饰狩猎纹，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