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人回忆开滦一中学生时代献给母校90周年诞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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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回忆开滦一中学生时代献给母校90周年诞辰
七旬老人回忆开滦一中学生时代
——献给母校开滦一中90周年诞辰
一、入校
盯着手机日历上“农历丁酉年”五个字，我沉浸在60年前的回忆中。
那年也是丁酉年，我从欢套高小毕业考入了开滦一中，因当时市教育局统管，改名叫“唐山市第十一中学”。
那时的校长是姚洗尘。
我珍藏的一枚校徽是后来学校名字改回到“开滦一中”时发的，铜质、白地、红字。
我是初中第31届新生，初一戊班，学号是35。
那时我还给自己编了一个代码31535，这是我一生心里铭刻的数字。
因为我考入了开滦一中这个好学校，并在那里念了初中和高中且顺利考入大学，从而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63年高考发榜后我听说在钱营上中学的我的小学同学很少有考上大学的，他们有的甚至在小学时比我成绩还好，这让我深深体会到考上一个好的中学尤其是好的高中对人生是多么的重要。
学校坐落在开滦马家沟矿工宿舍西南角，出北校门迎面看到的是住着煤矿干部和学校老师的员司房，拐个小弯向北走就是有着一个供销社和两个小饭馆的马路（街），再往北走没多远是耐火材料厂。
学校分两个院区，西院是高中部，是早期建的，东院是初中部是后来扩建的。
我们的教室是新盖的几幢瓦房，在初中大院东部，安排了初中甲、乙、丙、丁、戊、己六个班。
教室离东大门很近，大门外是大操场，那里有标准足球场和几个篮球场，有跳高、跳远沙坑，还有不少单杠、双杠、垒木、爬杆、爬绳和绳梯等各种运动器械。
东墙里边有一排小平房是存放运动器械的，那里有跳箱、鞍马、跳马、垫子、各种球类、跳高杆、棒球棍、头盔等器械一应俱全。
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是来到了运动器械大世界。
开学典礼是在高中部大院的小操场进行的，那里是高中同学做课间操和课间活动的地方。
全校师生都到齐后，姚校长宣布开会，张书记做了报告，他讲话像做政治报告，语言不是很简练，一般两三句话就会带出一个“什么喽”这样的口头语，不少同学觉得很有趣，后来开会时就有同学统计讲话中带“什么喽”的次数。
无独有偶，两年后又换了个新书记，他作报告的特点是每两三句话后面都带一个长长的“啊”字，好多同学这会儿又去忙着统计“啊”字了。
有同学调侃说：
张书记作报告“什么喽”打开头炮，新书记作讲演“啊”字却是一马当先。
轮到姚校长讲话时，大家才开始聚精会神、认认真真地听。
他讲了学习为国为民的道理、学习的方法，好多观点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二、走读
由于当时学生宿舍有限，新招的初一新生都是走读的。
学校离我们大张各庄有16里地，一般要走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左右。
在那个年代，百姓家的孩子没有现在金贵，而且治安环境也好，所以孩子上学都是自己去。
刚开学时有本村同学跟我结伴，这让我心里挺踏实。
但好日子没过多久，我的同学就骑上了自行车，所以我只好自己走。
晚上放学回家出开平东关有两条道，即北道和南道，北道边有一里多地都是坟圈子，俗称“一溜坟”，从那里走连大人都打怵，何况是我们小孩子。
听说有胆子大的人在没有月亮的大黑天从那里经过就看见过“狐狸炼丹”，化学老师说那是自燃的磷火，是人的骸骨风化出来的磷。
而南道是出东关经大夏庄子清真寺门前往东南走欢套这条道，路边的坟就少多了。
这是我敢走，但是摸黑走夜道心里还是打憷的道，走起路来又急又怕。
有一次秋后放学回家，昏暗中有几只灰呼呼的东西卧在坟圈子旁边，也不知道是鬼是狐，吓得我撒腿就跑。
后来听到了那里的雁叫声，才把自己的魂儿收了回来。
还有一次摸黑回家，走着走着忽然天地大亮。
我不知道那是民兵打的照明弹，所以吓得我魂飞魄散，就像是瞬间来到另外一个世界，蹲在地上好久不敢动，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
冬天白天短，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上学，顶着星星去，顶着星星回。
家里没有钟表，一般都是用听鸡叫或是爸爸到院子里看三星的方法来判断时间。
数九天更是不好过，大雪过后强劲的白毛风总是往脖子里灌，到了实在冻得受不了时就到欢套庄南玉秫秸垛的凹窝里避避风。
我浑身打着哆嗦，心里特别羡慕不用走远路还穿着厚厚棉猴的同学。
那年元旦刚过，我大哥心疼我，用25块钱从旧货市场给我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这样我上学放学又有伴了。
唐山人管走读叫跑家，跑家的学生中午饭都吃自带的干粮，学校锅炉房有蒸饭箱为大家蒸饭，我们叫騰饭。
麦收以后多数同学都带烙饼，因为起早，母亲在前一天晚上就把饼烙好，晾凉后再用布包好。
我那时没有饭盒，所以放在书包里。
入冬以后很多同学都带粘豆包，那是用黍子（粘的黄米）面和糜子（不粘的黄米）面掺水和面后在炕头捂着棉被发酵，用爬豆、饭豆或红小豆作馅包的，用三层笼屉蒸熟，在院子里冻透后放在大缸里保存。
在家里一般是午饭蒸着吃或在炉箅子底下烤着吃，一直吃到二月二。
由于走路耽误时间，所以我时常在路上背课文或背单词，到家里后抓紧时间做作业。
那时家里没有电灯，我没少因为做作业或看书时间长多耗了煤油而挨说。
为了节省煤油，我总是看完书后先吹了灯再摸黑做其它的事。
三、老师
我的初一班主任叫许奎，面庞棱角分明，是教政治课的老师。
他讲课时经常照着书念，板书也不多，这倒省了我们记笔记了。
因为书上都有，回去背就行了。
虽然大部分同学不爱上政治课，但课上还得好好听，因为将来是要考试的。
同学们一个个坐的溜直溜直的，眼睛想眨也不敢多眨。
我喜欢学数理化，对教这些课的老师也记忆较深。
教代数的老师是刘淑英，挺年轻也挺漂亮，平时上课爱穿一件粉红的上衣，她课讲得好，口齿清晰，概念清楚，我听她的课一般一遍就记住了，课下一般不用复习，作业很少错，考试也经常满分。
她的先生叫李恩柱，刘老师请假时他有时给她代课。
初二以后李老师也给我们上过课。
教我们几何的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常造老先生。
他讲课时很少看教案，语音很浑厚、笔书也苍劲有力，用大三角板和大圆规在黑板上画出的图形规规矩矩，所以上课时我们的思路总是跟着他走。
我记得很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跟他实习，进教室帮他拿教案、搀扶他上讲台、讲课时给他擦黑板。
也许是因为吃粉笔灰年头太多了，常老师经常大口地吐痰，女教师一次一次的将常老师吐痰的纸接过来扔进垃圾篓。
看她那对老先生诚诚恳恳恭恭敬敬的样子我想就算是亲闺女也未必能做的到。
这件事也我让我体会到了如何学本事、如何做人。
从初中到高中教过我物理的老师有刘正伦和蔡老师；教过我化学的是甘老师和一个女老师，这个女老师脸盘较大爱歪头看你，有一次在课堂上她用一个没底的罐头盒口朝下装上氢气，拔下顶盖小孔上的纸捻，用火柴点燃后躲得远远的，火苗很淡也看不清，我心里正怀疑点没点着时，“嘭”的一声，与氧气混合的氢气爆炸了，大家都吓了一跳。
这件事让我们记忆深刻。
至于教俄语和教文学的老师分别换了好几茬，都记不起名字了。
我一生较遗憾的是没在中学阶段学英语。
开滦一中从前会说英语的老师还是挺多的。
听说学校刚成立时数理化课程是用英语讲课的。
我能叫出教英语的华兴年老师的名字，是因为当年别人托我请华老师翻译一个进口西药的说明书，那人的媳妇得了黑热病。
星期天我回家把译文交给他时，他说人已经死了，因此事我还很内疚。
学校像个大花园。
这个花园的园艺师就是教我们生物的孙吉兴老师。
春天来了，教室前后的桃花、樱梅、海棠使整个院子变成了粉红世界。
校内甬道两侧柏树成行，窗下有成片的草坪，东西院之间的花墙上摆满了盆花、盆景。
稍远又有一片片金黄，那是迎春花。
爸爸说，花朵朝下耷拉是旱年头，花朵朝上扬是涝年头。
我总是期盼着迎春花朵都平伸而出，让家乡父老能够吃得饱一些。
学校北门旁有两个大的玻璃花房，冬天贮存怕冻的盆花。
那里还养着爱鸣叫的虎皮鹦鹉、调皮的小松鼠、白色的小老鼠和兔子。
秋后或开春，我们抽空帮孙老师搬运花盆，他的儿子跟我一班，长得跟孙老师很象，个子不高却很结实，也很勤快。
学校有很大的生物标本室，那里藏有琳琅满目的动物和植物标本，有干花、各种树叶、蜻蜓、蝴蝶；有猫头鹰、雉鸡、小梅花鹿；有用福尔马林泡的动物尸体、有人体骨骼、吓人的骷髅头骨，还有令男生感兴趣令女生脸红的真彩人体模型。
其实，校园里的各种花卉树木和小动物就都是最好的标本。
我就是在那时知道了的柏树与桧柏以及樱桃花与榆叶梅的区别，认识了海棠树和绒花树。
每当看见校园的棕榈（蒲葵）树，我总想起父亲在夏天边摇着蒲葵扇边和我们讲“勤能补拙、俭以养廉”的家训；看见昙花，使我联想到历史上早早“夭折”的人。
在铁树旁边孙老师说：
“都说铁树60年才开一次花，其实如果培育好了，气候、土壤、水肥合适，二三十年也许就能开花。
”
我最爱上的课是物理课，其次是化学。
学校有完善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室。
实验室配备了很多各种物理、化学实验演示设备和仪器，我们的物理和化学老师把能做的实验尽量都做给我们看。
物理和化学实验室各有十余台实验桌和多套实验器材供学生们动手实验。
这么好的条件我想在国内也是一流的。
在我上大学后跟同学们谈起中学实验室时，他们说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如证明电子冲击力的真空管内可滚动的五彩荧光小风车，静电起电机、来顿瓶、诱导圈、感应式电熔炉等仪器；好多我们做过的实验，他校同学都没亲手做过，比如：
用硝酸银、甲醛和蔗糖为试剂的银镜反应；用硝酸和甲苯为原料，用硫酸做催化剂制作三硝基甲苯（TNT）的实验等等。
每当提到这些事的时候我都为开滦一中感到骄傲。
学校每年都要组织科普讲座，类似现在的学术报告，这些活动一般由团委组织，大多是由物理老师或化学老师主讲，我记得他们讲过半导体，也讲过莱塞（激光）。
那时候没有半导体，我们开始玩矿石收音机，后来玩电子管收音机，从再生式玩到超外差式。
人世间一个花甲子是60年（天干10个和地支12个的最小公倍数），从我上初一到现在正好60年了，还记得当年有几个老师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后挨了“辩论”，被带上了“右派”帽子，听说那年姚校长也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也不知他们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到触及没有？
我想问，我的老师们现在还都健在吗？
孙老师当年培育的那些铁树开过花了吗？
四、住校
1958年秋季开学的第一件喜事是我成为了住校生，住进了学生宿舍我感到自己像是来到了天堂。
我每天不用起早贪晚走远路了；不用常常修我那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了；不用担心从开平阁上（观音阁旧址）向东关溜车因为刹车不灵而撞了一个老大爷的事情了；不用累着母亲头天晚上烙饼为我准备第二天的干粮了；不用累着父亲每天早晨听鸡叫看三星了；不用因为在马路街的五义香饭馆花八分钱买一碗米饭拌不花钱的酱油而遭掌柜的白眼了……。
还有一个喜事是我拿到了头等助学金，这使全家不用为每月七块五的伙食费发愁了。
学校的伙食不错，八个人一桌每桌两到三大盘菜，主食管够。
学校有锅炉房，供全校师生打开水、为走读的同学蒸干粮。
盥洗室在锅炉房西面是男女分开的，有冷水管和热水管，冬天洗脸漱口洗衣服打热水和冷水很方便。
盥洗室南面有理发室，理发师张师傅和他的老伴都理发，我长那么大第一次遇到说话那么和气的人。
那面容、那口气让人如沐春风。
他们的手艺很好，理完发的人都觉得这一毛钱花的很舒服。
理发室旁边是男女浴室，每周开放一次。
全校师生洗澡和到卫生所看病都不用花钱。
学校卫生所能处理简单的外伤，头疼感冒大夫一般给一片阿司匹林，拉肚子给两片氯霉素，多数人一般吃一次就好了。
在开滦一中我住了5年校，这期间我每天可以上早自习，晚自习，做作业时间也很充裕。
经常和我一起上自习的是我们班的郑广玺同学，他是东帅甲河的，爸爸在开平大街摆摊焊洋铁壶。
在自习室我们常常坐在一起。
他的妹妹郑翠玲和她的同乡郑兰芳经常坐在我们前排，她们有不会的数理化问题常常愿意和我讨论，我也深刻体会到在帮别人解题的过程中自己的学科也得到了巩固。
课余时间，除了体育活动，我和同学们也常在校园里散步，夏天赏花、冬天赏雪，有时还作作小诗，也向诗刊社投过稿，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由于住校时间充裕了，我也抽空在周六下午回家或周日下午返校时在开平街上逛一逛。
我最爱去的是五金公司，多次去看那个5吋的永磁喇叭，掂量着什么时候攒够3块钱买了焊收音机用。
也多次到下杂商店去看老鹰风筝，看看人家的风筝与自己做的哪里不一样。
兴致来了，还想看开平八景，记得只看过前头的三景，即：
四眼井、露根槐、吊打石人东门外。
第一景“四眼井”在西大街路北四眼井街的一个大院里，在那井台上有一块很大的青石板，石板中心凿有四个比水桶粗的园井口，呈正方形排列，从井口往下看是一眼直径很大的水井，光光滑滑的井口被井绳磨出了道道深沟，看来也有几百年了吧，站在井口边，我一点都不害怕，当地百姓都爱吃那口井的水，我也喝了那井水觉得实在是清冽甘甜。
离开四眼井我很有感触，心想如果我们村的大井也有那样的井口，我打水时就不用害怕了。
第二景“露根槐”是在南关普光桥以南的大道两边，各有一排几百年前在那里栽种的国槐树，由于进出城门的大车把大道的硬土碾碎成黄土被大风或雨水带走，年长日久逐渐形成两米多深的大沟道，人和车在沟里走行仰头就能看到露出的粗壮树根，因有“树根下赶车”之说。
第三景是“吊打石人东门外”，我和同学到东关去找过，没看见立体的石人，只是在城墙上看到了两快石头上刻的两幅图，其一是一只龟被一条蛇缠住了的图案，这可能就是传说中四象之一的“玄武”吧，以前也听说过有的大宅院墙的石头上也刻有此图案，据说是“镇宅神龟”；另一块石头上刻有一个人拿着棍子打一个被吊着的人的图案，这是开平八景之一“吊打石人东门外”唯一可以看到的东西。
传说的故事是：
很久以前东关外有一家肉店，生意不错，每天晚上都经营到半夜，那几天常有一个大汉晚上来买肉，称完肉交了铜钱拎着肉走了，打烊时掌柜的结账发现放在钱匣子里的铜钱少了却多了一些纸钱，第二天晚上，掌柜的专门把钱匣子清空等着那个人来买肉，结果跟想像的一样，那人走后放在钱匣子里的铜钱变成了纸钱。
为了抓现形，掌柜的在第三天晚上准备了一盆水，割完肉掌柜的接过大汉递过来的钱并没有放在匣子里，而是投到到水盆中，结果钱都漂在水上。
“这钱是假的！
”掌柜的喊道。
眨眼功夫事先安排好的几个武把子从里屋冲出来把大汉抓住，然后五花大绑绑了个结结实实。
掌柜的当场审问，那家伙嘴硬，一句话都不说。
无奈之下只好动刑，把他吊在房梁上打，打来打去仍然不说一个字，一个人打累了轮换着打，打到最后那个人连气息都没了，人们大眼瞪小眼。
良久，有人伸手探探鼻息，摸模皮肤，皮肉已经冰凉梆硬，端来灯火仔细照看发现竟是一具石头人……，日后请玉清观的道士解惑，老道说那个大汉本来就是豪门阴宅的守宅石头人，年长日久受日月之精华产生了灵气，在它的迷惑下你们感觉看到了真人肉身和铜钱并不奇怪。
没多久这个“吊打石人东门外”的故事便传开了。
五、劳动
一天早上，伴着起床的铃声学校的大喇叭突然响起了“社会主义好”的歌声。
起床后来到校园东侧，我看见蔡老师带领高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正在干活。
他们有的在往环形矮墙圈里的煤上浇水，据说是要用那淋出的水提炼氯酸钾；有的在一座小高炉旁砸焦炭准备炼铁……从那以后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开展勤工俭学劳动。
我先是参加了木工组，帮师傅给学校做门窗、换旧门窗玻璃，也修修桌椅板凳。
后又跟全班同学到马家沟耐火材料厂劳动，在砖窑挑拣白云石、运砖胚。
看见烧砖师傅冒着五六十度高温出窑，我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还到陡河水库边的凤山搬运水泥砂子红砖上山修雷达站以及电视转播台。
在山顶的帐篷里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影像是黑白的，觉得很新奇。
休息的时候我们在凤山顶旁边看见有个小山洞，据说这就是风山洞，洞里潮乎乎的，听说有跳蚤同学们谁也没敢往里面钻。
下山时有的同学要去看铁牛，据说已经被移到了北坡山腰下，因与我们回去的路相悖也没看成。
这让我想起当地人们传说的天上的金牛、银牛和铁牛到陡河来饮水的故事，老百姓去抓牛，金牛和银牛都跑了，而只有铁牛在山坡上被抓住了。
陡河水库修好后，人们把牠供在了大坝南头山坡上，称其为“镇水神牛”，据地质学家说那是陨铁，真的是从太空飞来的。
那一年，我们也常常到农村劳动。
夏天帮后屯社员拔麦子、薅草，秋天到陡河水库大坝下面收玉米。
有一天，不少同学因为吃了苍耳籽（味道跟没晒干的葵花籽差不多）而中毒，我也吃了一些，回到学校大家都头疼恶心，后来在校医指导下喝了绿豆汤才好了。
在水库边休息时，我想起了前不久听过的水库边住着的一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故事：
那是大年初二，金兰到姥姥家拜年，看见姥姥家厢房里住着的一只老黄鼠狼到姥姥的灶台旁蹭暖，牠头上的毛都秃了，小金兰不认识，寻思这是啥猫呢？
她拿烧火棍去逗牠，被姥姥制止了，姥姥说那是咱家的保家神儿，是姥爷从山里把受伤的小家伙带到家里并养大；这伙计年头多了能听懂人的话，夏天姥姥念叨想吃鱼了，不久老黄鼠狼就从水库叼来一条大鲤鱼；冬天姥姥念叨想吃饺子了，到晚上锅台边就摆了一堆冻饺子。
姥姥小声嘱咐兰兰，这事千万别跟别人说。
在政治课上，老师告诉我们：
中央制定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全国上下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全民都要搞大炼钢铁，当年全国的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
为此我们经常帮耐火材料厂砸铁矿石、石灰石、砸焦炭，帮着炼铁。
学校还派我们到屈庄挨家挨户的砸锅收铁然后交上去炼钢。
那一年农村都搞了食堂化，社员都到生产队吃大锅饭，国家大量收废旧铁，家家户户的铁锅铁铲、除了农具凡是铁器都被收走了。
礼拜六下午我回家，看见了家里的锅台只剩下灶眼了，据说一个院子只留了一口锅，是给大家烧洗脚水用的。
我看见里屋墙上挂蚊帐的枣核钉也换成了木橛子，就连哥哥从日军手里缴获的那把东洋刀也被收走了，当时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晚上我也到生产队食堂去吃饭，有人说是到共产主义了，我觉得这跟许老师讲得共产主义还差一大截子。
放暑假回家，我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除草、拔草、喷农药，大劳力一天5个工分，半大小子是3分，给牲口割草按秤称20斤一分；去地里抓虫子、抓蚂蚱，按秤称二两一分。
还有些活是上级一个令让社员干的，如：
农村搞滚珠轴承化，每家都派人到家门前街边做轴承零件，我干的是砸滚珠，把锯成小段的钢筋放在带半圆坑的上、下模具内用手锤砸成小球，也有人把扁铁棍锉半圆沟做轴承套，最后统一上交进行精加工、热处理和精磨。
过了不久，轴承发下来装在了石磨、碾子、木轮大车和水车上，开始的确能省点力，但过了不久这些轴承就都坏了；又如深翻土地，在只有半尺厚黑土的农田里要深翻一到二尺（用当时推广的双轮双铧犁），把生土都翻上来了；还有在平原修水库、修梯田；甚至还把所有的狗都打死把狗肉掺粪尿放大锅里熬用来当肥料给玉米追肥……。
社员对这些事都有看法，但却不能说也不能不干。
谁敢不干呐，谁不干就辩论（批斗）谁！
当然那时也有好事，如春旱时公社下拨了柴油机抽水浇地，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机器保养维修却跟不上，经常坏，不得已只好请唐山的工人师傅来修，还得买备件，请吃饭，一来二去，花销越来越大，听着柴油机咕嘟咕嘟的声音，社员都管它叫“咕嘟穷”。
年底，我有幸参观了唐山市科学技术成果展览，让我感兴趣的项目是开滦矿务局的成果：
一个是水力采煤技术，是用高压水枪采煤。
另一个是开滦发电厂发电机组改造，以前开滦电网的周波是25赫兹，改造后变为50赫兹，这不仅使机组出力和效率得到了提高，而且还并入了国家电网，我联想到教室的管灯的镇流器，刚安装时每个灯用四个镇流器串联，后来改为只用一个了，就是因为周波提高了。
我们学校的参展项目是一台蔡老师用英国“大炮”摩托改装的三轮汽车，我是坐着这台车去的，一路上走走停停，常常灭火，几次下来推车。
这一天累的我头疼欲裂，回学校后到卫生所，好在校医还在，我吃了一片头疼片就呼呼大睡了。
放寒假时我们都没回家，学校安排学生勤工俭学，高中男同学下矿井豁溜子（疏通输煤机）；初中学生在洗煤楼下游挖煤泥；干了没几天我又被派到学校南墙外修储煤仓，两人一组用抬筐抬石头，一直干到春节。
年三十下午我们到马矿大食堂会餐，那时候我们真的很能吃，每当一盘菜上来不管是荤还是素菜大家几筷子就抢光了，哪还要等到下一盘？
当天晚上我们在马矿俱乐部观看了煤矿文工团的精彩文艺演出，现在回想起来那感觉比如今的春节联欢晚会要好的多。
这一年寒假我挣了12元五角钱，这是我一生挣的第一笔钱，有了这笔钱我就不太发愁买铅笔和墨水了，也不用在学校的垃圾堆扒拉铅笔头了。
正月初一清早，我沐浴着红红的阳光往家里赶，虽然没有赶上年三十的饺子，但是心里仍然暖暖的。
以后的几个寒假学校都没组织勤工俭学劳动。
我放假回家，除了看看书、完成作业外，还经常帮爸爸干木匠活，没完没了的拉大锯，破木料（锯木板）干活的要领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如“拉锯不用看，鼻子对着线”；还有做刨子的口诀：
“一倒八赛牛拉，一倒九，不推就走”说的是制作一寸厚的刨子，刨刃后倾八分推起来很费力，而后倾九分推起来很省力……。
由于经常干各种活，我学会了使用除锛子外的常用木工工具，还学会了吊线和画线，这样的劳动对我以后的学工很有帮助，如后来在大一学机械制图时我的立体和平面概念就非常清楚，制起图来又快又好。
六、艰难
59年春节后新的学期，学校开始用饭票买饭，市面上也开始使用粮票了，市民凭粮本买粮，凭布票、线票买布、买线，我们领的购货本可以定量买肥皂、点心等。
不久农村的大食堂也解散了。
这一年虽然全国的钢产量定为1800万吨，但那种轰轰烈烈的气氛却没有了。
在上一年农业大丰收的情况下，农村由于打擂台虚报产量造成征购粮远远超过实际上缴能力，使多数生产队留下的口粮每人不足半斤。
到了1960年，这个问题更严重了，不光是农村，城镇市民的粮食定量也不足。
全国上下各种物资都很缺乏，商店里的东西很少，好多东西都要票。
那年，每人发了二尺四寸布票，以前的布都是窄幅的，老大妈口头说的七尺裤子八尺袄，就是用那样的布。
三个人的布票正好能做一条裤子，因此在当年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就有了老毛子的“中国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之说。
这个老毛子不顾兄弟情面，背信弃义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使不少重点项目陷入了困境。
他们还紧紧逼债，要走大量猪肉水果还挑肥捡瘦的，相比53年推销苏联大花布的年代，还真象是川剧大变脸。
由于口粮不足，百姓过着艰难的日子。
不少青年到东北当盲流（盲目流入城市）做临时工。
还好，那里没有户口也能有饭吃。
后来听说还有人转了正永久留在了东北。
那年春天，政府提出了“低指标瓜菜代”的政策，地里的野菜被挖没了，柳树芽杨树叶被撸光了，最惨的是榆树，树皮都被剥光了，池塘里的藕也被挖绝了。
天上的麻雀被成千上万的人赶累了掉在地上，人们抓了牠烤着吃，连耗子都有人敢吃，那是当时的四害，人们顺便剪了家雀腿和老鼠尾巴交任务。
在那样的时期，人们对于有些益虫也是不管不顾，如，很多人为了吃青蛙腿，晚上到水塘边用手电筒强光配合，用木棒打青蛙，使后来几年这个种群减少了不少。
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体育课停上了，学校大操场被分割成围棋盘一样的方格，分别分给教职工和各班学生。
我们班的分的地在大足球场中心偏北的地方，大概是在去年我们民兵训练时打靶和打迫击炮的地方。
我们种了菠菜，及时浇水，没过多久就出了苗，长到半尺多高的时候，同学们迫不及待的就收割了，在锅炉房用开水烫熟当饭吃都说太好吃了。
夏天我们又栽了地瓜秧，没等到秋天就把细长的地瓜刨出来蒸吃了。
全校师生种的庄稼除了学校南墙外的大面积玉米挺到秋收外，操场上小块地的玉米、毛豆都被啃青了。
礼拜六回家，我把用副食本买的每月供应的四两点心交给爸妈，爸妈吃着点心眼睛都湿了。
晚饭和早饭家里的粥和学校食堂的一样是地瓜干碴子熬的，中午的干粮是菜娘娘（菜团子）或掺了很多地瓜秧子面的大饼子。
妈妈说不敢再掺花生皮面了，东院的傻常子都肠梗阻了。
返校的时候妈妈给我带了一斤玉米面，我到学校附近的马路街花一毛钱让山东籍的老大妈摊了煎饼带回学校，这是我一周的零食，大家都这样带。
上完课，同学们都免去了体育活动，为了节省体力躺在床上休息，谈话的内容大多跟吃的有关，谈着谈着口水就流出来了，实在忍不住就吃一小口酥酥的煎饼解馋。
课余时，学校也安排少量劳动，我割草喂过学校的羊，夜晚在学校南墙外的养鸡场值过班。
那时，有很多事让我感到很新鲜和不可理喻，如学校食堂用强化汽（超声波）做发糕，很大很松软。
我心里想那营养怎么就能增加了呢？
还有就是我们帮孙老师看管过培养人造肉的发酵桶，心里想，玉米皮子怎么就能变成肉呢？
说到肉，大家都流口水，那年元旦每人供应四两肉，提前三周学校就把菜谱公布出来了，于是同学们就天天盼着这一天，甚至连做梦都能梦到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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