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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新版《列宁全集》
《列宁全集》新版，即中文第二版，已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际，开始和读者见面了。
这部由我国自行编译的《列宁全集》，共六十卷，今年出版一至四卷，明年将从第二十九卷起出版八卷，以后每年出版八至十卷，到一九九○年全部出齐。
多年来，中央编译局为了准备这个新版，从编选文章，撰写前言、注释、索引，到重新校订译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他们多次组织全国有关的专家、学者、翻译家征求意见，共同研讨并协同工作，最后确定编选方针，反复校改译文，做到精益求精，使得这一新版确实具有文献丰富、资料充实、译文更为准确、比较适合中国读者需要的特色，在各方面大大超过了旧版，以崭新的面貌问世。
可以说，实现了我们长时期来希望有一部中国版的《列宁全集》的愿望。
这里，我想从一个出版工作者的角度谈谈新版的一些有关情况。
自从一九一九年我国发表列宁的第一部著作到现在，已经过去六十五年了。
这六十五年来，列宁著作一直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在我国广大辽阔的土地上开花结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我们党不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都十分重视列宁著作的传播和出版工作。
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是在一九五五年开始出版的，到一九五九年五年间共出版三十八卷，仅一九五九年一年就出版了二十二卷。
大家知道，这一版是根据苏联斯大林在世时期的俄文第四版（一九四一至一九五一年出版）译出的，正卷共三十五卷，后几卷是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补出的。
一九六三年中文版又出了最后一卷，即第三十九卷。
苏联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出版《列宁全集》的新版，即俄文第五版，共五十五卷。
他们这个新版的篇幅比第四版增加很多，所附的参考资料，包括注释、索引等，也更加丰富，到一九六五年全部出齐。
相比之下，我们现行的《列宁全集》中文版就显得相当不足了，加上译文存在不少问题，五十年代出版的时候因为赶速度、抢时间，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突击出版了二十二卷之多，译校相当匆促，不可能精雕细刻，错漏也就在所难免了，也有一些排校印刷上的错误。
因此，以后出版单行本或选集时，译文都经过重新校订，这样全集本的译文就同选集和一些单行本不同；有的单行本校订过，到收入选集时又校了一遍，单行本和选集的译文也不一致。
一般来说，一九七二年重编出版的《列宁选集》本的译文是最新的，而《列宁全集》各卷的译文都比较陈旧了。
而因上述这些情况所导致的版本混乱，长期得不到解决，读者使用和引用都很不方便。
这也就急需重编一部新的版本来克服这方面的缺点。
更为重要的是，俄文第四版（也就是中文第一版）中有一些列宁的重要著作没有收进去，其中特别有不少是十月革命以后的著作和文献，对我们今天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为了补救，前些年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共同作了规划，采取了一个临时措施，那就是将所有没有收入这一版里的全部列宁著作，编成十七卷《列宁文稿》，组织全国若干大专院校的俄语教师和译者将这些文稿翻译出来。
现在前十卷已经出版，这十卷是把俄文第五版收了而第四版没有收的全部列宁著作、文献都补齐了。
换句话说，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三十九卷加上《列宁文稿》第一至十卷，就是《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的全部著作。
后七卷则是把第五版没有收而收在苏联从二十年代起就陆续出版的《列宁文集》俄文版（已出版四十卷，其中大部分已收入全集）中的其余文献，大多是属于一些“准备材料”，如草稿、提纲、札记、评注以及一些电报、便条、批示、谈话记录等等，虽然不太重要，但从有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列宁当时的某些思想脉络，对我们理论研究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七卷已经全部译出，正在排印中。
各卷《列宁文稿》正因为是补遗的性质，在编辑体例上就无法系统、条理，只好把许多卷所补充的文献材料凑在一起，这就显得零乱而没有章法，所以这套书一开始就没有公开广泛流传，就是因为它不象一部正式出版物，实际上也确实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所以，重新编辑一部完整的新版《列宁全集》，也就势在必行。
上面这些工作只是为新版作准备而已。
在筹划新版的出版过程中，人民出版社从出版工作的角度，和中央编译局共同研究，从封面装帧、版式字体、插图安排和校对工作，一直到纸张材料的选用等各个方面，参照国际上已有各种同类版本的特点，作了整体设计，并采取了一些革新的措施，全书在装帧版式设计上，和第一版相比，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应该说，崭新的面貌也包括这部书的外观。
首先是封面装帧设计，打破了过去这类书必须色调深沉才显得庄重严肃的成规，采用了淡蓝灰色的包封，给人一种清新明快的感觉，当然缺点是不太耐脏；封面用带花纹的土红色配以淡赭石色绢丝纺书脊，两侧压凹凸图案，显得素雅大方，具有民族风格；书脊书名的底色是专门请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临时研究试制一种不反光的土红色色片，看起来比较庄重调和。
特别是这次在包封的书脊上印上了每一卷的起迄年代，并分别标明是“著作”卷，还是“书信”卷，或是“笔记”卷，这样，读者不论是平时使用，还是放在书架上，都能一目了然，便于查找，克服了过去封面上光有卷次的缺点。
文内还特意配置了解放前出版的一些列宁著作译本的珍贵版本的封面插图，如第一卷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间插以一九四○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收有该文的《列宁选集》第二卷的彩色封面书影，给人以亲切感，体现了中国版的特色。
在版式设计上则力求朴素实用，改变沿用过去不适当的旧办法，如书眉，中文第一版按照俄文版原书的格局，左右两边，一边标卷次，一边标篇名。
如第一卷，全书正文左边的书眉上标的统统是“列宁全集第一卷”，这完全是多余的。
新版改用左边标篇名，右边标章节名，使两边书眉都能发挥作用；又如注释，分脚注和卷末注两种，过去把许多简单的引文出处都放在卷末注里，边读边查十分不便，新版把这类注都改为脚注。
在纸张材料上，新版的正文用纸选用了质量较高的金城凸版纸，这样可以保证全书纸色的一致。
在校对工作上也采取了特殊措施，一般书稿三校即可付印，对新版全集正文校对了四次、核对三次，注释、索引等校对了六次、核对二次，相当于正常工作量的两倍。
在排、印、装的几个环节上，北京新华印刷厂作了很大的努力，按照精致印件的质量要求，精印精装。
由于第一至四卷要赶在九月上、中旬出书，印装时间十分紧迫，加上每卷三万多册书全部是精装，工作量很大，每个封面加包封都要经过十多道印刷、烫压的工序，文内的彩色插图和折页图表，都是手工操作，十分费力，但是工人同志们全力以赴，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印制任务。
新华书店为了搞好新版全集的发行工作，从总店到各基层店都很重视，北京发行所印发了内容介绍，先后向全国书店进行了三次专项征订。
特别是储运公司的包装发运工作十分紧张，要赶在国庆前把书发到全国各大城市，以便在国庆节和北京同时发行。
现在文化部出版局已把全集新版的出版任务列为重点工作之一。
《列宁全集》中文新版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也是我国思想理论建设工作的一件大事，是值得为之庆贺的。
张惠卿
从马克思对科技革命的反思中汲取教益
世界科技史所揭示的规律表明，每当科学技术的发展进入历史的转折关头时，往往有些科学巨人来对科技的发展进行深沉的历史反思，并在反思中展望未来。
这不仅推动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有关科技革命的论述，就曾起到了这种历史性的影响。
在当今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形势下，重温这些论述，仍可汲取许多极为珍贵的教益。
一
对比中国和西欧十六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种不同的趋向。
以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为标志，中国带着几千年封建社会所固有的惯性继续滑行，直到一八四○年后陷入半殖民地的境地。
而西欧则在文艺复兴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以科学技术的革命为先导，在十八世纪开始了工业革命（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从萌芽、成长以至完全确立。
历史岔路口上的分道，正是造成今天我们与工业发达国家间差距的渊源和由来。
生活在资本主义从上升走向没落时期的马克思，是历史上罕见的科学巨人，他一生“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把科学看成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恩全集》第十九卷第372页）。
他在“执行历史的裁判”、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同时，对它的历史进步作用，特别是它在发展科学、促进生产力上的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树立了一个革命精神与科学分析相统一的典范。
马克思花了很大气力研究了西欧文艺复兴以来的科技史，首先注意到了从中国传入西方的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指出它们的深远意义是：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恩全集》第四十七卷第427页）。
作为三大发明故乡先民后裔的中国人读到此处时，不能不激起急起直追、改变我国科技落后面貌的振奋之情。
马克思为一般科技史家所未能企及之处在于，他总是从通观历史和哲理的高度来观察和概括问题。
他指出：
三大发明以及哥白尼、刻卜勒的天文学成就，钟表、纺纱机和蒸汽机等等统统都是“手工业时期”的产物，而标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则是“大机器生产时期”，两者的关系如何呢？
马克思指出：
“正象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
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
”（同上书第472页）这里实际上是理论地解决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继承的关系问题。
这对我们今天如何处理好改革中的“破”与“立”的关系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一切真正可行的改革措施都必须正视和承认既定的现实，某些传统的发展阶段可以超越，但必须以新形式、新方法来完成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
历史总是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的风暴往往起于青萍之末。
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业革命正是起源于同加工的材料直接接触的那一部分工具的改革……”（同上书第414页）“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马恩全集》第二十三卷第410页）。
“随着一旦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马恩全集》第四十七卷第473页）。
这里，“工具改革”、“工艺革命”属于“技术革命”的范畴，“工业革命”、“生产关系的革命”则属于“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范畴，分析了从“工具改革”到“生产关系的革命”的必然联系，就理论地解决了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通过这几种不同层次的不断革命而实现的。
对一般人所忽略的“工具改革”，马克思倾注了大量精力来研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带给科学巨人的慧眼。
在今天的中国，重温一下马克思关于以技术革命为起点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因为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封建主义思想传统，不少人在思维方式上、价值观念上不自觉地保留着历史因循的痼疾。
现在仍然把体现技术革命的工具改革看成是“奇技淫巧”的人固然很少了，但是，把它看作和产业革命、社会革命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的人却不够多。
我们应当学习马克思的榜样，对本民族的科技发展道路进行一番深沉的历史反思，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放眼世界的未来，重新审查清算一下自己的传统价值观，摆脱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和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束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上轻装前进。
二
目前，波澜壮阔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潮流正冲击震荡着世界各个角落，这次科学技术革命和马克思当年所着重分析的那次科技革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马克思当时所分析的那次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是：
机器大生产取代了手工小生产，“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生产过程。
使自然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马恩全集》第四十七卷第569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过程当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来实现的，是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联在一起的。
马克思指出：
“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职能”（同上书第570页）。
这是说，科学、自然力的应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个同步的过程。
尽管“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
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马恩全集》第四十七卷第570页）。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同上书第572页）。
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都是把科学的应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并多次使用“第一次”的字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科学中的历史作用作了极大的肯定，同时又明确指出：
“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同上书第570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发展社会劳动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288—289页）。
这些论述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的科学态度。
这种对资本主义批判，比起一切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仅从“道德”、“良心”、“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谴责资本主义，要强过万倍。
以上所征引的马克思的论述，实质上都是对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欧科技发展历史的反思。
用它作为思想武器来观察中国同一时期的历史就不难发现：
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封建主义体制下，没有可能完成一场技术革命。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比资本主义优越万倍的社会主义制度，当然用不着因为中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而懊恼惋惜，更不必“责备”历史，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本来应当由资产阶级完成的历史任务。
为此，就要认真地回溯历史，重新认识国情，清醒地看到由于封建主义思想传统因袭所造成的危害性。
否则就无法建立符合“四化”要求的价值观，也难以排除极左思想的干扰。
由于长期的封建主义思想传统的禁锢，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没有得到发扬，优秀人物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尽管历代都不乏杰出的科学家，并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辉煌的贡献，能工巧匠的手工艺品更是精美绝伦，但直到解放前夕，中国始终没有发生过西欧那样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尽管从明清之际开始，西方自然科学以愈来愈大的规模传入中国，清末以后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学校、科研机构和一批科学家，却始终没有改变旧中国科技落后的面貌。
不少仁人志士的“科学救国”的良好愿望一次次化为泡影。
今天我们不仅完全有可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而且有条件大大缩短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以至最终跃居世界的先进行列，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充分利用这次科学技术革命所造成的有利时机。
这一点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和猛省。
三
十八世纪那次由科技革命所引起的产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西欧，不是偶然的。
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几部《经济学手稿》中的分析，概括来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换交往的增多，经济结构上的封闭自给模式被打破，海外贸易世界市场的开辟，商品需要量的极大的增长，从而产生了对发展科技的需要，科学知识的价值和力量，技术的重要性才随之日益显示出来。
如马克思所说：
“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
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马恩全集》第四十七卷第472—473页）。
正是基于这种经济生活的动力，才使科学冲破政治的和宗教的藩篱，获得长足的进步。
条件之二是通过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由当时代表新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在发展教育、培养和合理使用人才上，在科学实验条件的保证上，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上，政府大都给以支持，而且在社会上形成尊重科学、重视知识的风气。
这样，科学和技术才从学者的分散孤立的书斋、实验室中，从手艺匠的作坊中走出来，并结合在一起形成为社会性事业，从而获得飞速的发展。
条件之三是文艺复兴后的启蒙思想大发展，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过程中，在哲学上形成了新的方法论体系，给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有力的指导，从而建立起依靠仪器设备在可控条件下进行观察实验的手段和方法，以数学的方法进行精确定量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各种定理、定律。
这样，科学就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摆脱了直观、朴素的原始性质，逐渐形成近代的科学革命。
实现科学革命之后，技术应用的设计上就有了理论的指导与保证，不再盲目摸索，从而逐渐把技术革命推向新的高度。
总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确立之后，在西欧的科技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理论、实验、技术之间的循环加速、相互促进的机制，这是对科技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内在因素，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从基础理论上假说的提出、实验的证明到技术应用之间的周期愈来愈短，直到今天形成了“知识爆炸”的局面。
当前的科学技术革命正是在这个局面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在我国解放前的科技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之间的循环加速的机制。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科学始终没有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理论上是在“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的笼罩下，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朴素辩证法来直观地说明感性经验，没有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那样的方法论体系，也始终没有建立起严格的可控实验手段，因而也就无从排除因果联系中的外在偶然因素，不能以公式、数学模型的方法概括出具体科学的定理定律。
在技术应用上，由于缺少理论指导和保证，只能长期停留在靠经验摸索的水平上。
这些大体上就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有长足的进步，因而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不可否认，在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上也有过曲折，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极左思想干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这些极左思想表现为一系列的愚昧观念，以致分不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区别与界限，甚至把某些封建主义的遗毒和小生产者的惰性涂上“马列主义”的色彩，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并在十年动乱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所以至今仍在一些角落里肆虐。
这种极左思想挫伤、限制了广大科技人员才能的发挥，障碍了科学技术内部各因素间循环加速机制的建立，延缓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周期。
因此，在实现“四化”的过程中，极左思想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头号大敌。
坚定地进行清除“左”的影响和批判封建主义遗毒的斗争，仍然是历史赋予的必须完成的任务。
四
上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人和工具的关系有了颠倒。
随着大机器取代手工生产，“人们在这里只不过是没有意识的、动作单调的机器体系的有生命的附件，有意识的附属物。
”（《马恩全集》第四十七卷第529页）即“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器官”（同上书第567页）。
在这种状况下，资产阶级当然不重视直接劳动者的智力开发。
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也加深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对立，引起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平衡的破坏。
而这次科学技术革命则是以信息革命为先导并带动材料、能源、生物工程、航天、海洋……等许多领域内重大变革。
它不象上次技术革命那样仅把一部分笨重体力劳动移交给机器，而是把一部分要求数量大、速度快、精确度高、有既定逻辑程序可循的脑力劳动也移交给电子计算机等人工智能设备，再由计算机来控制、调节机器体系的运动。
这样，就有一部分直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重新成为机器的主人。
这些基本事实带给人们最重要的信息是：
智力开发在这次科学技术革命中将居于首要地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提供了一个迎头赶上工业发达国家的机会。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这些信息无疑地是人类的福音，而它的实现则绝不能仅靠科学技术本身，而必须经过产业革命和生产关系的必要的调整，“可能”才能变为“现实”。
人是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而人又永远不能离开自然界。
所以追求建立一个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乃是一个崇高的理想，这种社会的情景，按照马克思的描述应当是：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926—927页）。
如果说，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说这段话时还只是科学的预见和理想的话，那么，在今天，凭借科学和技术所提供的知识和手段、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处理得当，就有可能实现这一理想。
可见，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信息反映了历史的必然，符合马克思的预见，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认真考虑和对待这一信息。
一般而论，科学革命的实现意味着人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无穷接近中有了更深层次的突破，意味着已经从经验的积累上升到理论的概括，从手艺匠的熟练精巧进到科学家的深思与提高，没有这种认识世界的飞跃为起点，任何其它革命都不可能有历史实质上的突破。
然而，科学革命必须转化为技术革命，才能不仅在知识形态上给人以心理上的满足，而且在物质手段上给人带来实际利益，主观意识形态的知识才转化为客观的物质力量。
有了技术革命以后，才能反过来给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新的设备手段，积累和酝酿新的科学革命。
两者的关系本质上是个基础与应用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
实际上能否作到如此，关键在于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进行的情况，取决于社会政治制度对科学的制约作用。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主要体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的变革，社会革命主要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上的变革，而产业革命则是两者的交汇点，因为产业革命是技术革命的成果普遍应用于社会生产的各部门，从而引起整个生产体系、组织结构的面貌、进程发生根本改观的革命，它既涉及到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又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财产关系上的交换，因此，产业革命的实现意味着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产关系，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时期处于相对的适应状态。
而这一切都不会自发的实现，都必须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力量进行社会革命之后才能实现。
“社会革命”一词，从广义上来说，其任务是根据人和自然关系上的改变来适时地、合理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有很多层次，除了涉及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外，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国家政权机关体制上的变化、社会道德风尚精神文明的提高，也都属于社会革命的范畴。
只要人和自然关系上一旦有了重大的变化，就有必要据以调整社会关系。
与此同理，只要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存在，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任务存在，科学革命、技术革命或迟或早必然发生，并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强烈影响。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革命已经完成，但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的调整，仍然是必要的。
从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说，无论是自然界的变化，或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都不过是物质世界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转换。
要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使这种转换服从人类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幸福美好。
如何按照这个要求来适时地、合理地调节、控制物质世界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流程和流向，应当说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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