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鹏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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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鹏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为万世开太平
2006-07-11
我们在做团学工作和青年发展事业时，总要问三个问题：
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我们为谁培养学生？
我们怎样培养学生？
在座各位能到人民大学来学习，说明都是所在地区甚至所在省份的佼佼者，大家从四面八方来到人民大学，会突然发现自己不再突出。
人大这几年的变化很大，在硬件设施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学生数量从我上学时的6000人增加到现在的19000多人，实际人大现在承载的学生数量是35000人，这其中包括自费生、访问学者等等。
19000余位正式学生中有约9500位本科生，约9000位硕博研究生，1000余名留学生。
用个形象点的说法，人大的家属区掉下一个花盆，如果砸到6个人，那么其中有3名本科生、2名研究生、1名博士生，如果还有一个的话可能是博士后。
所以大家会发现自己扎在人堆里找不出来了，以往的优秀分子也找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人大学生如此优秀，国家和各级政府都给了我们人大的同学更多的机会。
为了培养我们人大学生的自豪感，我在讲课时经常会向同学们说明这样一组数据：
每年全国的高校毕业生有310万人，但实际就业率只有73%，也就是说，有大约90万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我们人大的毕业生不但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问题，而且我们的学生有80%都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发达城市工作，我们也有去西部工作的同学，但数量很少，所以学校每年都要专门开会表彰那些支援西部的同学。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在北京，除人大之外的高校都在统计本校毕业生在整个北京市（即包括郊县）就业比例是多少，而我们人民大学只统计在北京城区（不包括郊县）内的就业同学的数量，我们发现这一数据高达97%，而且大多数都是在长安街周围5公里以内的单位工作。
可见，我们的毕业生大多工作在国家的枢纽、命脉机关，奋战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来人大就仅仅意味着金子般的前程？
有首诗说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满朝朱紫色，尽为“人大”郎。
再说得极端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
”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就是为了培养高薪者、精英者吗？
人民大学创建于战火纷飞的延安，我们当时站在桌子上讲课，以窑洞为教室，以露天广场为课堂，但就是在那种条件下，人民大学造就了一大批国家优秀的建设者。
今天各方面的条件在改变，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战火纷飞的年代不复存在，那么，我们培养学生的目标就仅仅是权力和金钱吗？
如果有一天人大的就业也出了问题，会不会是由于我们的目标过于狭窄？
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果有一天这股浪潮冲击到我们现行的就业制度，我们的就业机制改变了，人大的毕业生会不会不再有优势？
我想不会的，通过我与其他高校的老师学生还有同样做团学工作的同志们的交流，我在这里不对其他学校妄加评论，但我认识到，人大的学生是肩负特殊使命的，所以我们要培养精英中的精英，栋梁中的栋梁。
这样的培养目标就要求我们人大的同学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对问题高人一等的审视。
在古代，人们经常问：
读书人为什么要读书？
先前的圣人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意为探索真理；为生民立命，意为为整个人类服务、谋福利。
马斯洛说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
首先是温饱，要活下来；然后是获得安全，人不能整天生活在枪林弹雨之中；其次是家庭温暖，个人的幸福得到满足；再次是事业成功。
有了这些后，就要考虑到如何为整个社会谋福利。
用佛教的观点来说就是从以小我换大我的罗汉修炼到大慈大悲的菩萨。
可见，任何文化，任何学说都将为人民造福看作读书的真正目的。
为往圣继绝学，中国文化悠久灿烂，而这种灿烂的文明却在历史的进程中渐渐被湮灭，现在我们研究敦煌文化甚至要到西方去研究。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
我们如何去传承这种文化。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强大，凭什么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凭什么不能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我们应该树立起民族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从哪里来？
从历史中来？
祖先有的文化就说明你也有？
这不现实。
我们人口多，在10年内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超过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树立在人口的基数上？
回顾历史，在盛唐和明代我们的版图远远大于现在，我们的自豪感建立在领土的基础上？
再者，是靠我们的历史长度？
不错，我们有万里长城，但埃及有金字塔，古巴比伦有楔形文字，单单靠历史长度还不足以让我们有充分的自豪感。
我们对文化的继承到底如何呢，说句不好听的，我们现在有时不得不靠挖祖坟来考证历史，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的真相无从知晓。
《道德经》，在新出土的汉朝史书记载中是德在前，道在后；钟子期俞伯牙的故事众人皆知，但谁又能找出可靠的证据开证明它充实它，广灵散我们上哪去找。
感谢始作俑者，将它们带到了地下，让我们还有发现它的地方。
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胶着中，我感到了历史的悲哀，也深深地在追问我们如何将这种文化传承。
而西方却能将其文化、历史几乎完好地保存。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解构而非建构，即批判而未继承，这就造成了现在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大于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了解。
我曾经让同学在课上写出四大发明，而并不是很多人能在十秒钟之内把四大发明写出来的。
很多同志恐怕还要想一想，很多同志恐怕还要把黄道婆改革纺织技术也写进去，然后琢磨半天，造纸术啊，印刷术啊，这些都是。
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四大发明究竟是谁提出来的。
大家可能知道，四大发明的提出者是李·约瑟，1944年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问世了。
很遗憾，不是由中国人写的，是由李·约瑟去写的。
我们在九十年代末曾经陷入到极度的惶恐当中，为什么？
我们在《梦溪笔谈》中曾经谈到过，毕升改革活字印刷，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在宋代应该存在活字印刷术。
然而让我们无比恐惧的是，在韩国发现一部五代时期铜活字经书，于是韩国人准备在首尔——以前叫汉城，把它改名叫首尔，意思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开一个国际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要证明印刷术这样一个对世界文明做出了灿烂贡献的技术，并不来源于中国，来源于韩国，是古代朝鲜族发明的，中国是继承了古代朝鲜民族的技术。
我们一下子非常惶然，我们拿不出反证，因为它那部书的时间确实比我们书的时间要早。
当然后来，冥冥之中，拜我们的祖先所赐，我们度过了难关，怎么度过的？
大家可能知道，在宋代有一个长期对我们构成威胁、不断进行战乱的国家——西夏。
成吉思汗在破西夏时，他留下过许多坟墓。
八十年代，在对一座坟墓进行考古的时候，后人发现了一部经书，印刷极其粗糙。
我们反复研究后，我们发现这部经书是木活字印刷的，所以他才会那么粗糙。
从时间上来说比韩国人发现的那部活字经书早至少一百年。
当我们把这个事情公布之后，首尔那个国际研讨会取消了。
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在惶恐不安当中躲过了一劫，我们想如果我们四大发明中的一大发明是韩国人发明的，那以后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就变成了瘸腿发明了。
一个桌子四条腿，我们就变成三条腿了。
然而我们发现这样的事情很多。
去年，在人民大学举行过一次图书的首发式。
去年（2005年）往前推600年是1405年，1405年是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下西洋。
然而这个首发式和郑和有关，却不是一本中国人的书，是一本英国海军潜艇退役的艇长孟席斯写的，叫《1421年郑和发现世界》。
按照孟席斯的考证，哥伦布之所以发现新大陆，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手中有一份神秘的地图。
而孟席斯坚持认为这份神秘地图实际上是在几十年前郑和的舰队进行环球航行的时候,欧洲人得到的。
换句话说，按照孟席斯的观点，郑和1421年的舰队有四个去向。
一个去向是环球航行，穿过了太平洋，越过了合恩角，进入了大西洋，越过好望角，最后回到中国。
一圈航行是穿过了印度洋，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到达过格陵兰岛，在格陵兰和当地的土著人打了一仗，俘虏了大量的土著人，长达一年之久。
最后穿过北冰洋，经白令海峡，又回到了中国。
还有一个舰队，始终沿着南极航行，测绘出了到现在为止一直困扰着世界历史界的一份神奇的地图——也就是大约十五世纪的南极洲的海图，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儿来的。
还有一圈航行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航行。
孟席斯这样一个英国人，一个海军艇长，是怎么进行研究的？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令中华民族的子孙在骄傲的同时感到无比尴尬的事情，我们的历史要靠别人来发掘，我们的历史要靠别人来述说。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中国人口众多，社会文明不断前进，当我们这一代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恐怕我们并不能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把这个世界留下的文明带到地下去和我们长眠。
那么，如果国家和社会不能保持一种稳定的发展，千百年后中华民族还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吗？
我们怎么去认知这一段历史呢？
为往圣继绝学，我想不只是故事中的考古，而是真地为我们的社会开万世之太平。
我们每一个人大的学生，如果说真的有一个了不起的天赋给我们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别的，就是以我们的努力。
以我们的智力，以我们的经历，以我们的生命力，为我们国家、民族、社会、家庭开万世之太平。
当我们大家看到身边这个社会时，我们经常会发现它有许多问题，甚至这个社会中的许多人——包括我们的一些同学在里面，并不能给我们一些让我们很满意的感受。
甚至有时候还对我们心灵产生很多伤害。
然而我们会看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未来究竟怎么样？
责任不在别人。
如果说国家之兴亡，匹夫皆有责，那么今天坐在教室当中的每一个同学，你们作为精英当中的精英，栋梁当中的栋梁，能够说一句匹夫有责，往肩头上承担责任，我想够了。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谈的一个根本问题。
我们到底是要培养和造就什么样的人才？
我想肯定不是为了高薪而造就人才，我们不是为了跨国公司造就人才，我们也不是为了政府的职能而造就人才，那些只不过是手段。
我们的根本目标是要为国家发展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培养信得过的人才，这是我们的目标。
这也是大家在星期六早上牺牲你们的休息时间坐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的原因之所在。
团校，至少这一期团校，面对你们举行的团校，不是为了走过场，不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不是为了一两个措施的贯彻，不是为了形式主义，不是为了非要给大家找一点事情来做一做，增加大家互相的认识，而是切切实实想通过我们的学习，能够使你们成为肩负未来使命的领袖。
你们大家不但需要有着远大的理想，也许要有过得硬的知识，更需要有敏锐的目光。
我经常觉得挺害怕的一点就是你们都是学习当中的佼佼者，各行业当中未来的领军人物，我真担心你们进入人民大学之后，经过四年学习最后泯然众人矣。
我们大家以前读过《伤仲永》，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学课本里还有没有这一篇文章。
方仲永以前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儿，七八岁的时候应该说在同龄人当中卓然不群。
然而不断的荣誉不断的鼓励，十几年后，当他二十来岁的时候再看方仲永，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了，已经“泯然众人矣”。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进了人民大学后，环境发生变化了，没有那么多掌声了，也没有那么多赞许了，一个班三十多个人肯定要有最后一名啊，很有可能你原来当惯了第一名了到这里你也要当最后一名，第一名是永远存在的。
那么你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一个父母含辛茹，,国家和社会勒紧裤腰带供养起来的这样一个人，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是未来一无是处呢？
或者说这样的情况，如果你们进了一所二流三流大学，你在那所大学当中永远当鸡头的位置，而在人民大学很遗憾你只能够当作凤尾，最后人才招聘的时候，不管是鸡头还是凤头，总是要坐在一起的。
你说你很优秀，但别人始终把头和头放在一起，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们会不会真的会“泯然众人矣”了呢？
一种恐慌经常会掠过我的心头，我也经常会在想：
你们这样的一些了不起的孩子，父母千里迢迢不远万里送到人民大学来学习的孩子，或者几年之后“泯然众人矣”了。
或者当你们毕业了以后，只能无奈的说，大学混过四年，甚至写篇文章叫“混在人大”。
当你们向低年级同学传授在大学中的经验的时候，流传的只是沧桑，传的只是迷惘，流传的只是玩世不恭，而没有一点精神的东西，这是每个人不想看到的结局，也是我不想看到的结局。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既是我们远大的理想，同时也反映在我们孜孜不倦的不断的学习上。
希望大家能够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既树立远大的理想，也能够把自己的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
如果说在一百年前，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在将近二百年前，一个中国人能够说出“苟利国家生死以”，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日新月异的今天，是不是应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不要仅仅为了自己的未来谋更好的职业而担心，不要仅仅为了一个好的前程，一个好的座位而担心。
而要为了自己在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在这个了不起的大舞台当中扮演一个角色，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而决心而努力工作。
我也受过好多年教育，屈指算下来，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博士三年，博士后两年，二十四年读书生涯中。
如果说我有一点书呆子的倾向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东西我都听烦了，经历了从不信到信的过程。
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的说教，都听过很多的教育，但很多道理并没有讲透。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把信念摧毁得一塌糊涂，还不如没上过思想政治这门课。
我不希望你们这个样子。
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还有什么比把我们的小我投入到无限的大我当中去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快乐呢？
许多时候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家发现近来有很多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全国自杀率每10万人是4.2，但是大学生中的自杀率很高，高到什么程度？
从去年一月份到今年，北大的自杀平均是一个月自杀一个人。
当然，也有他杀的。
要么自杀，要么杀人。
在我们不远的南国广州、广东，自杀率都很高。
像农业大学，一周之内四起自杀，以至于有人写了这样一幅对联，大家可能知道，“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生生不息，宿舍楼教学楼办公楼楼楼敢跳”。
我们大家想一想，当你把自己的事情看得比天都大，当你把自己的问题看得比什么问题都严重的时候，你一旦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离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多远？
大家也不要笑，人民大学里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形势都很紧张，我们不敢取笑于人。
当你把一个人个人的安危荣辱置于无以复加的程度的时候，那么一旦遇到挫折，你怎么去解决呢？
当你有一个大的理想，有一个大的气魄，有一个大的胆略的时候，我想许多个人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同志，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心理疾患，难道仅仅是一个性格问题吗？
难道仅仅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吗？
难道仅仅是一个乐观与悲观、忧郁与开放的问题吗？
我想不是。
如果你心中有着世界，心中有着国家民族，有着社稷存亡安危，我想你的生存价值就决不仅仅在于你自己的那点小困难、小问题，即使有困难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我们大家共同去沟通呢？
所以我想说有烦恼的同学们，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不需要大家回答，自己心里去盘算一下，你自己会不会自杀？
不必现在告诉我。
你能不能给自己心里定下这样一个誓言，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我决不自杀。
就这么一个荒谬的约定，敢于下这样约定的人，不仅仅是向上、乐观、顽强、坚定的人；敢于作这样约定的人，是一个心中有大理想，大智慧的人，一个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人。
到了人民大学上学的人，本科生，不在人们大学读个博士可惜呀。
我对我的所有学生都是这么讲的，多好的研究生不继续在人大读个博士可惜了。
你生活所在的这样一所高校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七分之一所在地，我们有七分之一全国的师资、全国的力量、全国的科研成果，我们有七分之一呀。
你到全世界去看一看，哪一个国家的学校能够拥有自己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七分之一的力量，我想没有，即使美国也没有，哈佛也没有美国社会科学七分之一的力量，不可能，我们有。
我们在中国研究中国问题，大学的培养目标不是要培养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学的了不起之处不在于有多少长江学者，不在于他有诺贝尔获得者在这里执教，不在于他有多少每年的创业收入，大学的价值在于什么？
在于他的学生，大学是为了培养学生，为社会造就人才，所以我希望同学做这样一个约定，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命，这就是赋予我们这些精英心目中的责任。
你自己扪心自问，你有没有信心承担它，有没有信心承载它？
就好比当年的黄浦军校在建校的时候，门口有这么一副对子：
“贪生怕死莫入，升官发财免进”，中间是“革命者进”，革命者呀。
如果说以往的革命是为了社会，为了人类，那么今天的革命事业是什么呢？
是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
我们大家都是大学生，我最担心的一点，主要是担心你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把自己庸俗化。
庸俗的特点是什么——头脑简单，头脑简单跟你有多少知识没有关系。
一个学富五车的人同样也有可能是个庸俗的人。
我在学习经济学的时候，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人讲，庸俗的学生，动不动就是庸俗的资产阶级，动不动就是庸俗的理论，是评价道德的东西怎么能用来评价经济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呢？
但后来自己明白了什么叫做庸俗，庸俗的特点是把问题简单化，庸俗的特点是看不清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庸俗的特点是只会批判。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有人说在于人，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发展中国家没有整合能力，发展中国家不擅长处理复杂海量的信息，没有办法组织社会化分工、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的整合。
举个例子，伊朗的军舰，他的核武器，他的条件比我们国家六十年代好了不知多少倍呀。
六十年代我们发展原子弹的时候没有吃的，伊朗有这么好的条件发展。
无数发展中国家，无论在设备上，在技术上，都远远地超过我们当时的水准，但是，却没有能力整合出复杂的系统。
换句话说，我们经常发现发展中国家，他生产的单个零件，单个设备很厉害，但没有能力来制造大型的、数码的、系统的装置，没有办法来处理大量的、复杂的、海量的的信息。
我后来给他们讲什么叫做庸俗的经济学，我差一点掉进庸俗经济学的旋涡里去，又爬出来了。
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突然对数学运算产生了奇特的兴趣，我猛烈地计算各种东西。
计算到什么程度？
我把所能统计到的世界上190多个国家，最长达200页的经济数据做了收集、运算，做博士论文是建立在60000多数据之上，不是60000多个数据，而是60000多个系列数据，一个系列组可能长大200个数据。
我本来认为三个星期可以写完的论文，结果到了开始做的时候，花了整整一年。
到了后来发现我要再不结束运算的化，论文答辩就完不成了。
疯狂的依赖数学，好多问题首先是把它运算一遍，然后拉出两条趋势线，然后看一看趋势线得出一个结论，做一个回归分析，然后基本能够作的统计都去做了。
但后来我发现，现实生活中远远不是那样的。
我曾经是制度经济学的疯狂拥护者、崇拜者，但后来发现，那是“套”，制度经济学是现实的。
很多从西方国家回来的留学生，我们国家给予了他们很了不起的岗位，然而发现这些人按照我们中国古代的一句话来说“迂软而阔于气势”，换句话说，就是理论离现实太远。
经济学在应用数学时的特点，就向我们在研究物理学时一样，假设的核心是一个最优化。
换句话说，重力加速度我们一般都认为是9.8m/s2，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吗？
只有傻瓜才会相信在大气层中一个羽毛和一个铁球是同时落地，只有在月亮上才会这样。
但遗憾的是，月亮上没有空气，你要把头盔一摘掉，立马就闷死在那里。
但是你说，加速度的研究是错误的吗？
不是，研究有价值，而我们在研究经济学的时候，经常犯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现实世界所有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给抽象成为了数学公式，把大量的复杂问题给简单化。
经济学是怎样变庸俗的，就是把复杂问题完全数学化后，经济学就怎么样？
庸俗了。
很多人看到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今天发展，有这样或那样的主意，最后的结果发现这些主意离现实很远，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现在研究西方社会的理论，然后拿这些理论反过来指导我们，结果效果呢？
惨哪。
我们经常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到了今天还有一批学生，一批学者津津乐道。
比如说，前苏联和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差不多同时进行改革，前后差不多差了七八年的样子，前苏联走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到今天我们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部分学者说俄国恢复过来了，那纯粹是谎话，纯粹是胡扯。
俄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强盗资本主义的所在，他的经济到现在只达到年代的40%，他改革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当很多人把西方理论搬到前苏联，搞“休克疗法”的时候，整个苏联就会发生了难以让人忍受的动荡，社会动荡了，人民贫困了。
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这么折腾后，你有没有想过，那几亿农民怎么办？
我们再富也是个穷国，中国社会当中的所谓富人，和西方世界当中的富人是一个概念吗，中国所谓的富人也就是有40000美元左右的财产，很多了，你拿到西方去一比，4000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
按照美国的标准，一个四口之家，收入在30000美元以下叫贫困，你的所谓富也只不过是刚刚踏入人家的中等。
在研究周围问题时，很多人有一种很经典的态度：
骂，为什么？
非骂不足以宣泄自己的情绪，非骂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高度，非骂不足以博得别人对自己的关注，我们会发现有的经济学家以咒骂社会、批判问题为核心，起因就是西方所谓的基尼系数，什么所谓的社会发展理论，什么所谓的环保意识，等等等等。
你有没有想到过，他在自己发展到我们这个阶段的时候怎么没有强调这些？
大家到图书馆可以借到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阿尔文·托夫勒是个美国的作家，写了很多著作，《第三次浪潮》、《未来的冲击》等等。
我们对他顶礼膜拜，我们有没有想到他对印度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他的理论中提出了发展中国家避免走发达国家那一套先工业化的道路，最后直接由信息社会进入到了发达社会。
结果他的理论——后工业社会，核心是“甘地＋卫星”。
大家知道甘地后来不穿英国人给他提供的那些洋布，自己织布，牵着一头羊，饿了喝羊奶，自给自足，号召印度人非暴力不合作，也就是说，过鸡犬相闻的农庄，田园式的生活。
大家可能知道，印度的软件制造很有名，你们大家谁能说出印度有什么品牌软件，我也说不出来，因为印度人只能当低级的程序编制员。
换句话说，他只不过是信息市场上的民工而已。
一部分决策错误地认为经营发展当中可以避开工业化的高潮，而直接进入信息化，结果怎样，灾难，事实上不行，任何经济都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发生很大的跃进。
很多人说教育这不好，那也不好，你有没有想到过教育是什么呀，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发达的物质基础，谈何教育呀。
说国家的素质教育，说越南的大学生是中国的十倍，我们八十年代是100个人里有1个大学生，说印度、越南是100个人里有10个大学生。
不妨到越南看看什么叫做大学，我相信你们看完之后民族自豪感是很强的。
什么叫做大学，贫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国家，其国民素质可能长时间走在前面吗？
一个刚刚解决了温饱的国家，可能将大量的资源用于长期的人力资源培养吗？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特点，有限的资本首先用于短期的投资，为什么呢？
先要解决了自己的生计问题。
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1600多万，今年招500多万大学生，明年的结果是多少，2400多万。
我们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教育超常规的猛烈发展，当我们照搬西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中国的实际呢？
当年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只有几个国家一起搞才行，结果列宁就告诉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可以在帝国主义的薄弱链条中率先实现，结果俄国一声炮响，建立了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们从俄国学经验，结果俄国告诉我们说，你得依靠工人，问题是中国没有什么工人，经历过系统的大洗礼的城市没有几个，上海，武汉，广州，东北。
王明硬干，但是结果怎么样，党差点亡了。
后来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道路。
后来发展计划经济，说一定要按照苏联的模式，苏联搞经济承包，我们搞人民公社，后来发现人民公社搞了30年，搞得让人民饿肚皮。
安徽凤阳在改革之前，宁可要饭也不自己去耕种。
改革之后呢，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归个人的。
于是怎么样？
成了远近皆知的富裕县。
许多今天的理论，如果拿到以前去看，不掉头就是幸运的了。
当我们大家换一种心态，以一个更加广阔的心态去看，“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国家社会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可喜的进步。
然而，“治大国若烹小鲜”，那就是我们在看各种各样的制度各种各样的想法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为什么不同。
不要忘了一点，制度和制度的转换之间是有成本的。
我们看一看近代的历史，看清朝何尝不是想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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