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和宋朝的交通运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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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和宋朝的交通运输

1.五代、宋的水上交通与漕运

五代时期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大体上占有淮河以北地区，南方各国则分别占有长江、珠江流域。

长江、淮河、珠江及其支流皆通航运，水上交通发达。

但淮河主流在五代时，处于五代中原皇朝与吴或南唐的接壤线上，南宋时又与金朝以淮河主流为界，这两个时期的淮河主流，一般情况下都断航。

五代的后唐、后周以及宋代，注意发展人工运河，疏浚、拓宽北方的浅狭河流，与长江、淮河、珠江等自然河流一起，形成十分繁忙的内河航行体系。

凡以水上交通为主的地区，沿江、沿河的重要港口城镇，设有“驿站”馆舍，以供过往官员等住宿。

五代时南方的吴、南唐、吴越、闽、泉漳等政权，还注意发展海上交通，宋代的海上交通更加发达。

河北水运

后唐明宗时注意兴修水利，长兴三年（932）五月，“幽州进呈新开东南河路图，自王马口至淤口长一百六十五里，阔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胜漕船千石”②，可以通航60吨左右的船只，在当时内河航运中这是较大的船只。

这是五代前期河北北部地区重要漕运河道，自后晋时起本地区属于辽朝。

后周显德六年（959）四月，又“自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于乾宁军南，补坏防，开游口（泄洪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州①。

同月，后周世宗攻辽时，即自乾宁军乘船北上，经独流口（今天津静海北），折而西进至孟津关（今河北霸州），后因水浅而弃船登岸，后周时河北水运航道至此为止。

北宋朝廷很关注河北边防的漕运，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命令疏浚所有通向边境的河道。

又于清苑（今保定）界开掘徐河、鸡距河入白河，“自是关南之漕，悉通济焉”①，解决了边防军需的运输问题。

淳化二年（991），又自深州（今深县南）新寨镇开新河，导胡卢河水凡200里至真定府（今正定）以通漕运，解决了河北前方驻军重地的漕运，后因河道变迁而断航，熙宁时，再次开渠引水注入新河，恢复航运。

咸平五年（1002），又自静戎军（今徐水）东部的鲍河，开渠入顺安军（今高阳东），引入威虏军（今徐水西北），漕运直达边界地区。

景德元年（1004），自嘉山（山名，今曲阳北）东开渠，引唐河水至定州（今属河北），向东到蒲阴（今安国）以东，会合沙河，北上经边吴泊（今高阳西），直通宋、辽界河。

还开掘或疏浚了一些河道，也都是为了向河北北部运送边防军需。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建炎三年正月甲午。

各府州户数包括属县。

①《中州集》丙集第三，刘迎《淮安行》。

①《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十斗为一石，也称料、斛，约120市斤；南宋末年一斛改为五斗。

后世又改为二斗半，四斛为一石。

广济河（五丈河）水运后周显德四年（957）四月，“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

显德六年二月，世宗又命“浚五丈渠，东通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②。

这是后周时京东地区通向首都开封的重要漕运河道。

但是，五丈河水量较小，不利于通航。

宋建隆二年（961）三月，又命自荥阳（今属河南）开渠百余里，引京水、索水到首都开封，再架流水槽于汴河之上，注入五丈河，增加水量以便于航运，每年承担京东地区漕运上供米62万石，成为首都开封通往东北地区的重要渠道。

开宝六年（973）三月，五丈河改名广济河。

以后虽不断疏浚，但每遇久旱不雨就断航。

以致在元丰五年（1072）将京东的漕运，改由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南）入清河转入淮河、汴河，运到首都开封，但终因路途遥远，运输费用增多。

元丰七年，又改为以黄河水注入广

济河以增加水量，漕运再次由广济河运抵开封，它是京东地区漕运的主要渠道。

漕运的主渠道：

汴河水运汴河是隋、唐运河的黄淮段，隋代称通济渠，唐代改为广济渠，习称汴河。

唐末毁于战乱，后周显德二年冬，世宗淮备进攻南唐，依古河堤进行疏导，东至泗州（今江苏盱眙），流入淮河。

显德五年三月，又疏浚汴口（在今河南荥阳北黄河南岸）引黄河水入汴河，“由是江淮舟楫果达于京师”③，这是唐末以来首次疏通汴河。

北宋时，汴河成为漕运的主渠道，“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半天下财赋并山泽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张方平说：

“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

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

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

广济河所运，惟给太康（今属河南）、咸平（今通许）、尉氏（今属河南）等县军粮而已。

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

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

”①所以北宋一直注意汴河的疏浚，但汴河引用黄河水，浑浊易淤积，每年要关闭汴口，以便清淤，修护堤防，一年只有200多天通漕运。

元丰二年（1079）四月，改引洛河水，六月完工，“自任村沙谷（今巩义东北）至河阴（今郑州西北）瓦亭子，并汜水关（今荥阳西北）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

“引洛河水入新口斗门通流入汴”①。

这是一条改引洛河水，沿途设36陂为“水匮”（蓄水池），水少时放水以助航行；天旱缺水时，则从汜水关运河引黄河水补充水量。

新汴河因洛水含沙量少而水清，故称“清汴”，清汴畅通时，“波流平缓”，“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公私便之”②。

到元祐五年（1090），又因原先直接引黄河水入汴河，可分流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三，黄河可以安流不决。

现在主要用洛水，取黄河的水只是黄河流量的十分之一，导致黄河时常决口为由，同年十月废“清汴”，改引黄河水入汴河，恢复旧汴河的航运。

哲宗绍圣四年（1094），再次修复“清汴”通航，直至北宋亡。

②《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四月庚寅、辛卯。

③《宋史》卷95《河渠志》五《河北诸水》。

①《资治通鉴》卷293，显德四年四月乙酉；卷294，显德六年二月甲申。

①《册府元龟》卷497《邦计部·河渠》二。

京城开封另一条漕运河道是惠民河，起自京西北路的闵水、洧水等，许州、郑州诸水皆汇入，经尉氏到开封，合于蔡河，通官私船运，每年漕运60万石。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

船只经汴河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进入淮河，至楚州（今淮阴）南下，转入真楚运河至扬州、真州，是隋唐运河的江淮段。

由于航行于汴河、运河的船舶较小，载重量只有四五百料（约合24至30吨），而淮河水流湍急，尤其是楚州北的山阳湾段，常导致航船翻沉。

宋雍熙元年（984）在淮河南岸开沙河，自淮阴县（今淮阴西南）磨盘口至楚州末口长60里，避开了淮河山阳湾急流，再折而南下进入真楚运河。

皇祐时，又在淮河南岸自淮阴向西至洪泽镇（在今洪泽镇西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开“新河”49里，使过往船舶自洪泽镇由淮河进入新河，下接沙河，再转入真楚运河。

元丰六年（1083），再在淮河南岸开龟山运河，长57里，阔15丈，深1丈5尺，起自泗州盱眙龟山镇（今盱眙东北，已淹没在洪泽湖中），东至洪泽镇与“新河”相接。

从此，将真楚运河延长到龟山镇，西接清汴，在淮河中的航程只有二三十里，增加了航运的安全性。

真楚运河（江淮运河）内原有河堰堤坝五处以保持水位，但船只过堰时要卸下重载货物，船只过堰后再装船起运，不仅装卸频繁，而且船只容易损坏。

天禧元年（1017），开扬州“古河”经由扬州城南连接运河，又拆毁运河中的堰改为水闸（船闸），并掘深河道，船只从此航行无阻。

史称“真州乃外江（指长江）纲运会集要口”③，长江中上流的物资，由江船运

到真州，转搬上较小船只，进入长江北岸的真楚运河，至扬州后北上运往京城开封，对隋唐运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修整改造。

南宋时淮河以北属金朝，真楚运河是运军粮至楚州的漕运航道。

宋代漕运及其他官方物资，通常每十船组成一纲，如五十船即编为五纲之类，称为纲运，如运送粮食的“粮纲”、运送奇花异石的“花石纲”之类。

陆上运输官府物资，也以每若干辆车或若干个挑夫组成一纲，均由官员及兵士押送。

浙西运河（江南运河）与浙东水运

五代时，隋唐运河的江南段分属于南唐、吴越两国，后周世宗进攻南唐，吴越出兵会攻，占领南唐的镇江、常州（今皆属江苏）。

宋以南唐辖区为江南东、西路，以吴越辖区为两浙东、西路。

江南运河属两浙西路，称“浙西运河”。

北宋时，运送两浙路物资北上，经镇江过江至扬州入真楚运河，经汴河直达京城开封。

②《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8，元丰二年六月甲寅。

南宋时，“浙西运河，自临安府北郭务至镇江口闸，六百四十一里”，“自大江（今长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浙西）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临安）”，成为南宋时期最重要的内河航道。

首都临安的“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指江南路）、淮（指淮南路）等州，多雇■船、舫船、航船、飞篷船等”。

“纲船”“运千余石或六七百石”，“诸郡米客船只，多是铁头舟，亦可载五六百石”④，通航能力远大于真楚运河、汴河。

南宋初，又疏浚两浙东路的上虞（今浙江上虞东南）梁湖堰（今上虞城南）以东的运河，以及余姚县（今余姚北）境内的运河，东接余姚江通向明州（今宁波）。

后又疏浚萧山西兴镇（今萧山西）至大江（今钱塘江）运河，是浙东地区的重要漕运渠道。

灵渠

灵渠起自广南西路桂州（今广西桂林）兴安（今属广西）的离水（今漓江）与湘水（今湘江）之间，自秦代开凿以来，历代成为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通航要道，唐代设斗门以通漕船，这是原始的“船闸”，有利于船只的通行。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边翊任广南转运使重修灵渠，嘉祐四年（1059）大举重修，增设斗门，以提高航运能力。

南宋时，广西路灵川（今灵川北）、兴安两县知县衔内带“兼管灵渠”，负责随时疏浚以维持航行畅通。

灵渠是连接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唯一水道，大量漕运物资由此转运。

长江等河流的航运

长江、黄河、淮河、珠江等河流及其支流，是东西向航运的主要渠道，长江主航道，西起嘉州，东至真州、京口转入真楚运河或浙西运河。

南宋陆游曾记他赴任夔州通判时，自真州乘载重2000斛（约合120吨）大船西上时，“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

陆游到鄂州时，见到税务亭前江中“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是长江中游的主要河港，反映了长江航运的繁忙景象。

陆游在快到石首县（今属湖北）之前，看到两艘载重2500斛（约合150吨）的大船下行。

他乘2000斛船航行到沙市（今属湖北），换乘“嘉州赵青船，盖入峡船也”①，说明长江航运至少可到达嘉州，而大船可到沙市。

黄河部分河段及渭河下游也通航，自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下行至汴口（今郑州西北黄河南岸），进入沛河至东京开封。

自河阳以上经三门峡至潼关进入渭河，通航至渭桥镇（今高陵南）。

珠江、淮河中下游也是通航要道。

海上交通五代时，由于南汉统治者对来广州贸易的番商船只进行掠夺，导致蕃商不敢来广州，海上交通也因而受阻。

但闽及泉、漳辖区内的泉州，吴越辖区内的明州、秀州等处，对外贸易发达，海上交通也很兴盛。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元丰二年四月庚寅注。

①《宋会要辑稿》食货47之3。

宋朝统一后，海外贸易兴盛，海上交通更加发达，“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贸易”，还有今日本、朝鲜半岛，以及埃及、索马里等地，包括今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东非地区①，与宋朝之间的海上交通，主要是与宋朝东南沿海的诸海港之间进行，宋朝先后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设市舶司进行管理。

五代的吴越及宋朝与日本、高丽等东北亚地区海上交通，主要通过明州、临安、秀州与北方胶州湾内的板桥镇（改设胶南县，今山东胶州）诸海港进行，宋朝廷也设市舶司进行管理。

但是，市舶机构只是宋朝外贸管理与税收机构，而宋朝沿海的水上交通无所不达。

中外商人因风或有意逃税而不到指定的港口停靠，如被称为“取私贩海者”的“大商，自苏、杭取海路，顺风至淮、楚间”，甚至“擅乘舶自海道入（宋辽）界河（今天津海河），及往高丽、新罗（今朝鲜半岛），登（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界”，向北航行于今黄海、渤海沿岸地区。

北宋朝廷曾从真州发“漕米三万石，由海路送潍（今潍坊）、密（今诸城）州”。

航行于今东海、长江下游的海船的增多，促使南宋朝廷继在明州、临安之外，又在海船往来较多的温州、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设立负责外贸的二级市舶机构“市舶务”，反映了长江口以南海上交通的兴盛状况。

南海是宋朝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海上交通的必经海域，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沿海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也很兴盛。

南宋时，闽、广、温、台的粮食、钱物运送首都临安时，即由海道运至明州，再转由内河船只运至临安。

航海的“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风雨晦冥时，唯凭针盘而行”①。

五千料船应是出洋的大海船，一二千料船是沿海及长江航行船只，而“钻风”船则应是近海航行船只。

1975年福建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经考证是2000料左右的海船①，属于中型海船。

各种海船装有指南针盘（罗盘）导航，促进了宋代海上交通的发展。

①《宋史》卷97《河渠志》七《浙西运河》；吴自牧：

《梦粱录》卷12《河舟》。

①陆游：

《渭南文集》卷44至47，《入蜀记》第二至第五。

①《宋史》卷139《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周去非：

《岭外代答》；赵汝适：

《诸蕃志》。

参见陈高华、吴泰：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五代、宋的陆上交通与“驿站”

长江、黄河等江河浮桥

五代、宋代的陆上交通，尤其是宋代的陆上交通四通八达，驿路、官路通向首都及各路府州县，遇有河流，通常都造有固定的石桥、木桥，而遇大江、大河则主要依靠渡船，宋代则常建浮桥，尤其是在黄河上建有多座永久性的浮桥，淮河、汉水等也建有永久性浮桥，这些都是前代所不多见的；长江下游建的虽是临时性军用浮桥，却是历史上第一座长江浮桥。

长江浮桥

宋代称“大江浮梁”、“采石矶浮梁”。

宋朝建立后，与南唐（江南）隔长江相峙，南唐落第举子樊若水为了寻找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长江南岸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南）以钓鱼为名，乘小船载丝绳多次往返于长江两岸，暗中测量江面宽度，向宋太祖献计在采石矶造浮桥，作为宋军渡江攻唐的桥梁。

宋太祖随后下诏于朗州（今湖南常德）造黄黑龙船数十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絙从荆南（今湖北江陵）顺江而下。

宋开宝七年（974）十一月，宋军进攻南唐都城金陵，浮桥先试建于石牌口（今安徽安庆西），“诏移石牌镇浮梁于采石矶，系缆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师过之，如履平地”①。

在宋灭南唐的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江阔水深”难以长期维持，灭南唐后即拆除。

黄河浮桥，首先是著名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浮桥，宋真宗于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

亲征至澶州，由南城到北城即是乘辇经浮桥过黄河的。

“澶州浮桥计使脚船四十九只”②，原是由温州（今属浙江）制造后运往澶州，但途中历时二三年，自天圣六年（1028）开始，改由本州造脚船。

黄河上主要的浮桥还有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浮桥，桥长461步，北岸为浚州（今浚县），也是南北交通要道。

政和五年（1115），在浚州大伾山至居山与滑州汶子山之间，建造连结三山的永久性浮桥，前者称天成桥，后者称圣功桥，合称三山浮桥，然后开挖河道，使黄河改道从三山之间通过，遂移滑州浮桥于此，但由于水势不顺，河流湍激猛暴，以致泛溢成灾。

靖康元年（1115）正月，金军南侵，守桥宋军虽放火烧桥，但损坏不大，金军由此渡河南下。

其西有河阳（今孟县南）浮桥，为宋西京洛阳北上的要道。

还有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浮桥；熙宁六年（1073）十月，又于延州（今陕西延安）永宁关（今延川东南）渡口造浮桥，都是连结黄河东西两岸的交通要道。

滹沱河上亦建有浮桥。

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的中渡浮桥，熙宁时所建，从元丰五年（1082）起改为每年“八九月易以板桥，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权用船渡”①，成为季节性桥梁，是通向宋辽边境的重要通道。

淮河上主要浮桥为“临淮、寿春浮梁”②，临淮为泗州浮桥，是淮河下游的主要通道，寿春为寿州（今安徽凤台）郡名，寿州浮桥是淮河中游的主要交通要道。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8，食货46之5、47之16；《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

②陈高华、吴泰：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附录二，《关于泉州湾出土海船的几个问题》。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开宝七年十一月甲申。

②《宋会要辑稿》方域13之21。

汉水上的襄阳府浮桥，是连接汉水南岸的襄阳与北岸的樊城主要通道，南宋襄阳府地处宋金边防要地，在宋金，宋蒙战争中，对于宋军在保卫襄阳、樊城两城的协防中起了重要作用。

驿路与官路

陆上交通分为通驿传的“驿路”与不通驿传而通往州、县城的“官路”，大部分官路即是驿路，因而多数场合的“官路”即是指驿路，驿路也称“驿道”，官路也称“官道”。

驿路中的主干线称为“大驿路”或“大路”。

后唐天成三年（928），兴元府重修通向关中的“斜谷阁道二千八百余间”，洋州又“重开入蜀旧路，比今官道近三十五驿”，夔州也“开新路至房州”①，加强了后唐边境与腹地的陆路交通。

宋朝廷重视驿路、官路的维修，如“入川大路自凤州至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沿途桥阁九万多间，每年都进行修整以保证通行，这是被称为“大驿路”的主干线。

熙宁七年（1074），在北段开修由金牛驿（今陕西宁强北）向东经褒城县（今汉中西北），再北上经新开的“褒斜新路”武休驿（今留坝南），通向西北的凤州，作为新的“大驿路”。

旧“大驿路”北段是由凤州向西经两当（今属甘肃），西南经河池（今徽县），再南下至金牛驿。

经多次比较利害后，自元丰元年（1078）冬起又改为重走旧的“大驿路”。

此外，如修整东、西两京（开封、洛阳，今皆属河南）间，“自武牢关至荥阳、巩县”段的驿路，等等。

驿路、官路两旁通常都栽种树木，挖排水沟渠。

福建路“八州、军，建·汀·南剑州、邵武军驿路，从来未曾种植，并福州（今属福建）尚有方山北铺亦未栽种，遂致夏秋之间往来行旅冒热而行，多致疾疫”。

政和三年（1113）诏令：

“遍于驿路及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杉、松、冬青、杨柳等木”②，以改善交通条件。

驿站

驿站原是兼有官旅（官吏专用旅店）及“邮传”（传递官私文书）两种职能，五代时开始，“邮传”由“递夫”专职递送，后另设“递铺”以承担“邮传”。

驿站通常每隔40里左右设置一所，也有50、60里，甚至70里设置一所驿站的，而70里的驿程通常增设一所驿站。

两驿站之间的距离称为一驿程、一驿或一程。

驿站建有馆舍，各府、州、县城都建有驿站，乡村的驿站通常设在镇市上，府、州、县城的驿舍，通常称为驿馆。

各府、州、县及设于镇市的驿站馆舍，凡赴任、离任官员和差出的官吏军卒，以及陆上“纲运”押纲官及纲卒，凭“驿券”住宿。

一般先到者入住，低官让后到的高官，尤其是有隶属关系的高官；如驿舍不足则自住客店。

辽、金、西夏等使臣也住驿馆，宋朝皇帝的出巡也常住驿馆。

宋代还规定“品官之家及未入官人若校尉，虽不请券，并听入”住①。

放宽了入住驿舍的条件，但如有官员入住则迁避。

①《宋史》卷95《河渠志》五《滹沱河》。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九月甲子。

宋代由于马匹缺乏，陆上运输以牛车为主，驿站通常也不备马匹。

凭“走马头子”需乘骑“驿马”者，实际是乘骑“马递铺”的“递马”。

马驿

南宋时，设有专为运送四川、广西等地马匹到首都临安府的“纲马”而设的“马驿”，每一所马驿只配有军卒5人，不备马匹，而是备足押运人员及纲马食用的粮食、草料及居住的房舍，以备过往的“纲马”使用，每一纲有马50至55匹、押纲官卒30至60人左右不等。

驿程

官员们赴任或离任及差出人员通常每日行一程，即一驿。

五代时后梁为了限制“近年文武诸道奉使，皆分外停留”，除了规定各地奉使到京（开封府）官员不同的停留时间外，还特别要求各地奉使官员“往来道路，据里数日行两驿”②。

宋代官员赴任，北方多乘骑“递马”，南方则多乘轿，通常日行一程。

驿卒

驿站的“驿子”，五代与宋代前期，都是差乡户百姓担任。

后周广顺二年（952），还曾下诏：

“诸道所差知管驿人，不得于州县别差人户贴助。

”①宋天圣六年（1028）九月，晏殊奏：

“诸处州县列差乡户百姓充驿子，甚有劳扰。

臣前知南京（应天府）日，就差剩员兵士逐季替换，甚以便民。

望下诸州军并依此例。

诏开封府界依所奏施行。

”①从此，军卒逐渐替代乡户担任“驿卒”。

①《五代会要》卷25《道路》。

②《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2、3、4、6。

①《庆元条法事类》卷10《舍驿·驿令》。

京城驿馆接待辽、金、西夏等使者。

①《五代会要》卷24《诸使杂录》。

3.五代、宋的邮传（递铺）

“邮传”原先由驿站承担，五代时，由乡户担任“递夫”，专职担任“邮传”。

以后又设专门的“邮传”机构“递铺”，其职能遂从“驿站”中分出。

但也承担某些“驿站”的职能，如宋代凭“走马头子”，可乘“马递铺”的“递马”等。

“递铺旧法三等，曰急脚、曰马递、曰步递，并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铺。

今总谓之‘省铺’”。

也有25里设一铺，甚至更长，“铺分地里遥远去处，置‘腰铺’”②。

急脚递铺

急脚递铺也称“急递铺”，实际是“快速”步递，是北宋时三种递铺中最机要的递铺，

如规定：

“河北两路急脚铺军士，除递送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总管司及雄州（今雄县）文书外，他处文书不得承受。

”文书的内容规定为“事干外界或军机，若朝廷支拨借兑急切备边钱物，或非常盗窃，并入急脚递，日（指一昼夜）行四百里”，最重要的“御前金字牌”，也是由“急脚军士晨夜驰走”传递的③。

但是，实际上经常低于规定的速度。

急脚递铺只设于少数主要干线。

马递铺

马递铺也称马铺，设于驿传干线，备有铺马，也称递马、驿马，铺马由官府将不能作战马，而“稍堪乘骑者支（给）马铺”。

如“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1069—1072），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

宋代驿站不备马，官吏因“差出勾当公事”以及赴任官员，凭枢密院牒“走马头子”，可以逐铺轮换乘骑“递马”，也称为乘驿马、乘传。

太平兴国三年（978）至端拱二年（989），曾改为“篆书银牌”，因银牌经常丢失又恢复用“走马头子”。

咸平三年（1000），改为“除急程赴任及勾当紧切公事，即得乞乘递马（逐铺更换），余不得更乞置借”①。

所以，马递铺实际上承担“邮传”与“递马”（驿马）供乘骑的双重任务。

由于宋代马少，马递铺的马匹经常配备不足，而且只是些“稍堪乘骑”的劣马，官员乘骑只是代步，邮传递件时也难于奔驰。

所以，虽有“日行”500里、300里的规定，极大多数远低于此数。

通常将规定日行400余里（实际上也达不到此数）的急脚递，作为最快速的邮传。

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递铺，即使在同一城镇时，通常也是分别置铺，承担各自递件的传递。

由于马递铺除了递送文书外，还提供乘骑，一直受到重视，诸路常设“提举马递铺”官。

南宋时，步、马、急脚三种递铺渐合为一铺，因驿传都属于尚书省兵部的驾部司管辖，故称为“省铺”。

通常仍同时保有原先的三种铺名，递件则按性质以三种不同的方法分别递送。

在铺兵、递马缺乏时，实际上是待递件积存一定数量后，以“步递”进行递送。

②《五代会要》卷26《馆驿》。

③《宋会要辑稿》方域10之14。

晏殊于天圣五年至六年九月任应天知府。

①《宋会要辑稿》方域11之31，10之24、28。

步递铺与递送物品

步递铺普遍设置，不仅要递送官方文书，也是唯一允许递送“私家书简”的递铺，但实际上“私家书简”经常进入各种递铺递送。

步递铺与马递铺还承担递送小件物品，有些步递铺甚至还承担“纲运”、粮食的递送。

有时急脚递铺兵背负物品奔跑，以致大中祥符元年（1008）下诏：

“沿路所置急脚递铺，盖令传送文书，如闻有近上臣僚并往来中使，多令赍持（原作特，误）物色负重奔驰，咸不堪命，自非宣敕，并不得应付。

”

天禧四年（1020），“遣市小车给凤翔府至绵州递铺”。

这是给步递铺兵运送物品之用，因为川路铺兵还承担“纲运”物帛的递送。

到北宋末年，“川路诸般（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