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土情结以《边城》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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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土情结以《边城》为例

摘要

沈从文代表作小说《边城》以人性作为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边城》，以“乡下人”视角，用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特点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原始自然的湘西人民的生活图景，以摆渡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邻里和睦友爱的生活琐事为次线，从风景美、风俗美、人性美三个方面展现了湘西地区的生活形态，寄托了沈从文内心蕴含的乡土情结。

“边城”意象是沈从文文学世界的缩影，具有地理、文化等多层意蕴。

它是一个充满神性和诗意的世界，作者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文字描绘了湘西独特的风土人情，呈现出神韵与诗意的结合，完成了传说与幻想、历史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边城”诗意建构。

这一诗意构建的来源是沈从文浪漫抒情的叙事传统，他在继承文学先辈们提供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并逐渐产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传统。

他倡导自然的人性观，追求舒缓的田园牧歌情调以及具有诗意的审美意境，构建了一个引人神往的湘西乡土世界。

关键词：

沈从文；边城；乡土情结；人性美

引言

乡土文学是指通过人类觉醒的文化意识和哲学视野审视特定的乡土历史文化，表达人类普遍的乡土情怀的民族文学形式[1]（P16-17）。

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乡土文学叙事传统:

其中一种是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乡村叙事传统，另外一种是以沈从文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乡村叙事传统。

沈从文的浪漫主义乡土叙事模式趋于成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

他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成功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安乐的湘西“边城”。

这里不仅是沈从文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乡，也是沈从文对乡土文学作品进行书写的理想故乡，是所有乡土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期待的理想境界，蕴含着丰富的乡土文化审美理想。

在沈从文构建的乡土世界中，其中《边城》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成就最高的乡土文学作品：

它用简单的文字以及平实的语言再次向读者展现了在茶峒小镇中悠闲生活的村民，以及关于船女翠翠的亲情与爱情。

从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来看，“边城”不仅是小说《边城》中一系列往事发生的地方，更是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乡土世界的“缩略图”，具有代表性地表现了他在乡土文学创作中的审美倾向。

因此“边城”作为意蕴丰富的文学意象，也是理解分析沈从文乡土文学作品的主要依据之一。

一、何为乡土文学

许多乡土文学作品都具有反感、改变和怀旧的情怀。

乡土小说中所描述的故事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又好似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乡土小说的故事里会有许多关于当地风俗的描绘以及围绕此而展开的情节。

（一）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在国内，当下学界探讨的乡土文学有三种不同的内涵：

首先一个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定义的“乡土文学”，这个概念是根据鲁迅、矛盾、周作人等人有关的文学理论思想，对1930-1950年前后的相关文学作品进行归纳和概括，以后学界对于乡土文学的研究（包括内容，立场，方法和尺度等）都源自于此；“乡土文学”的另一个内涵是指根据“乡土”即“地方”的看法，将有关的“地方文学”都归于“乡土文学”一类；“乡土文学”的再一个内涵是针对21世纪以来出现的“新乡土小说”，它在思想特征和审美意蕴等方面继承了1930-1950年前后的乡土小说中某些具有重要特征的小说文本[2]（P3）。

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文学界，对乡土文学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

其中乡土文学的内容侧重于对当地环境的诗意化描述以及对某个特定区域的人物、方言、风俗和地形等其他特征的理想描述；通常以诗歌或短篇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

“乡土文学中的地方色彩是其活力的源泉，也是该文学的独特性，它可以一个人无限的创造力和不断涌现的魅力相媲美。

”这句话强调了地方色彩，也就是风俗人情在乡土文学中的重要性，并促进了乡土文学定义的形成。

“乡土文学”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美国之后。

这种文学描绘了现实生活中和传说中带有强烈地方特色的乡土生活，基调十分积极而富有诗意。

例如，Bretthart描述的西部矿工生活以及MarkTwain笔下欢快简单的农村生活。

两者都生动反映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欣欣向荣的乡村生活景象。

在此之后，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风格，很快就成为散布全球的文学倾向；乡土文学不再拘泥于描写18世纪田园生活，而更多是人类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意识觉醒[3]（P136-137）。

（二）乡土书写与乡土意识

沈从文对乡土的成功书写为他赢得了“乡土作家”的美称。

他在乡土书写中对田园景色的描绘，运用了写实手法的呈现，以及在乡土书写的实验中投入了许多文体技巧。

同鲁迅、矛盾、周作人等人在乡土书写中对待农民时坚持认为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国民性批判主旨是不一样的。

沈从文坚定地宣称自己是“乡下人”，“乡下人”这个身份能使他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以具有反驳他批评者的优势地位，按照他自身独特的价值标准来对当时的文学倾向进行评价；除此之外，还能证实他要用农民或者农民的代言人身份，在乡土书写中叙述关于乡下和乡下人自己的生活,以显示他对乡村真实状况的有力状写和详细叙述。

1.乡土中国与乡土作家

可以说没有乡土意识就没有乡土文学，乡土中国的形象意识之所以能够进入乡土文学体系，是由于对乡土中国形象意识的塑造能够具体展现出乡土作家与传统意识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而由此通过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思考乡土文化传承、变迁和创新的问题。

“乡土中国显示出中国特性。

由一个端庄而变得衰落、颓败的农村世界,来刻画中国,大概很难突现一个前进中的中国形象,却很能反映我们这个古老、积弱,又不断地在自身内部艰难地酝酿新生的国家和民族。

”这是乡土文学和乡土叙事获得乡土真实性最起码的创作前提。

沈从文在这样乡土意识下进行乡土书写,就是要从对乡土中国、乡土社会的观察和感受中去佐证一个能够顺应人性发展并且能安身立命的人类家园；它是自我和谐的、自我包容的,甚至能够自我克服现实困境，这种自我能力表现在沈从文乡土书写当中对乡下人的表述：

其中包括性格上忠厚、淳朴、谦和的一面,也包括情感上直率、任性、耿直的一面。

这种价值取向也在某种层次上选择了沈从文乡土文学创作的审美倾向:

他有意减弱、消退社会和阶级之间的差别，这样会使他自觉去追求内在的情感世界以及超越社会和阶级的文学表达。

2.乡村风景、风俗和风情的回忆与发现

在沈从文与乡村之间的关系上,他有一个离开——回忆——回归——离开——回忆的发展进程,因此沈从文对于乡村中发生的“事”以及相关的“人”的关心大都展现在他对乡下的风景、风俗和风情的发现和回忆上,其中“回忆”则是指他身处异乡对少年时经历的乡村生活的再度体验与改写；“发现”是指他用苦难过后沉淀的眼光重新打量他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世界以获得“宁静之美”和“诗意的镇定”。

乡村风俗、风情和风景的回忆与发现是沈从文乡土书写“异域情调”产生的一个关键性前提。

回忆引发了他对之前乡村生活经历的感受,是归于安逸、淳朴的发现，但是特定的地域又会为这种过去生活的再现带来流动的感觉,于是,这幅画逐渐扩展开来。

作为回忆的人与事,它总是通过沈从文的乡土意识和乡土憧憬巧妙地进行乡土书写,乡村中的人与事在回忆中展开,它的动和静就会把乡村风景、风俗和风情带入一个立体的乡土世界中,这样的立体世界反映着回忆本身并展现着回忆的进程。

对于作者来说,它是对思念故乡情绪的抒发；对于读者来说,蕴含其中的画面感的凝结足以构成不同于自己生活世界的乡土景色。

这种回忆与发现成为他乡土意识表达的极好背景，所以就显得十分必要。

3.乡土社会与乡下人事的变迁

沈从文等乡村知识分子在取得“城市人”的身份后，在看待故乡的人和事时经常在不经意间被替换成“乡下人”的身份进行叙事，这些知识分子与乡村的距离以及他们看待乡土变迁、观察乡下人事的视角足以构成乡土作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沈从文这种乡土意识下的乡土书写还具体体现在他对乡土变迁与乡下人事的认识态度上,于是,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乡土书写与那些在回忆中进行的乡土书写交织起来,有时还代替了现实中的那部分内容。

那些对理想农耕生活的期待与憧憬逐渐同对乡土社会和乡下人事变迁的担忧和批判交汇起来,浪漫与写实相互交融。

这一纪实品质还将批判意识引入乡土书写,但批判意识并不是直接指向乡土社会自身,而是针对乡土社会的变迁所引起的乡下人事的变化,这是现实对历史的改观,同时也是新对旧的挑战。

沈从文常常在乡土书写中抒发对乡土变迁所导致的人性不断堕落、腐败以及社会礼制的不断崩溃的哀悼与怅然，进而直接对乡土社会的变迁进行批判，并且忧虑在这种乡土变迁的过程中引起乡下人事发生的变化。

二、沈从文小说中的乡土情结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对乡土文学有着杰出贡献的作家，由于他从小生活在湘西的沅水流域，对农村生活中的乡俗民风与风土民情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小说创作中蕴涵着浓烈的原生态湘西乡村生活气息，形成了他笔下独特的湘西边城风情。

沈从文始终以“乡下人”的身份自居文坛，他在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构建的乡土风情以及世外桃源般的湘西风俗人情令读者沉浸其中，同时沈从文也在对乡土情景的描写中，寻找着自己在都市生活中遗失已久的“乡下人”的豪放不羁和乐观的心态[4]（P62-64）。

（一）乡土文学作为沈从文小说创作起点的必然性

1.“乡下人”定位与边缘心态的认知

沈从文生来就不是“乡下人”，也不甘心做“乡下人”，在《从文自传》的开头“我所生长的地方”一节中说得很清楚：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

出门两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还不再进去过。

但地方我是熟习的。

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文中反复地提到“小城”一词，可见沈从文从来就不认为他生活的地方是“乡下”，从“我的家庭”一节中，也可以看出，沈从文的家庭虽然在当时已经不太富裕了，但在当地却绝不是“乡下人”。

但是沈从文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胡适和陈西滢等人曾建议他学习英语，但是学了近一个月后，沈从文发现他连英文中最基础的二十六个字母也背不下来，这就决定了沈从文在新月派中是一个“另类”，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被新月派排斥在他们圈子之外。

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来证明新月派对沈从文的排斥，但正是因为这样“隔着一层”，所以使沈从文“城里人”身份的认知从精神上产生了一种疏离和隔阂，他在面对“城里人”的时候，始终无法摆脱“乡下人”的自卑情绪。

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一文中笔锋直指代表“城里人”精英的报刊、出版社编辑或评论家，这篇文章蕴含着对“城里人”强烈的敌意，具有十足的批判意味和冲突气氛，基本上可以将其视为沈从文以“乡下人”身份向“城里人”宣战。

文章一开头，他就用讽刺的话语表明了双方之间关系的不可调和:

“花费你们许多珍贵的时间，我心里真难受。

”接着，沈从文又再次重申了这种不可调和：

“不过我虽然写了许多东西，我猜想你们从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

你们喜欢什么，了解什么，切盼什么，我一时尚注意不到。

”更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此文中对“乡下人”和“城里人”作了鲜明的对比：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

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

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这乡下人又因为从小飘江湖，各自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

”即使是乡下人来到城里，这种尖锐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这在沈从文关于二者关系的书写中就可以看出：

表面上说是“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排挤；但是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实际上是他干脆把自己作为一个“乡下人”放在了“城里人”的对立面。

沈从文对“乡下人”的认同甚至自称为“乡下人”并非是他愿意做一个“乡下人”，而仅仅是以此作为对“城里人”的逆反；简而言之，就是沈从文从对“城里人”的自卑转为对“乡下人”的自傲。

2.沈从文：

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城人

在沈从文研究中，虽然研究的角度因时代的不同而发生转变：

在文本解读——主体意识——文化内涵之间游移，但对于“边城”的阐释仍然是企图从“城乡”的对立中揭示出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意义[5]（P47-49）。

其目的并不在于消解沈从文研究的意义，而是力图揭示沈从文的真实心态，进而走进真正的“边城”。

沈从文借《边城》表达了对“乡下人”的情感：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

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

”相反的，对于“城里人”却强硬的宣称: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

”简言之，“城里人”是看不懂《边城》这部书的，但是作者并不打算对此作出改变。

由此可以看出：

沈从文尽管在乡土文学作品中是以“乡下人”的视角对事件进行描述，但是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而是渴望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城里人”。

当沈从文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时，却不被“城里人”所接纳，他始终不能融入城市，又不甘心回到乡村，这就使他逐渐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由此沈从文开始了对乡村淳朴生活经历的怀念和书写以及对都市奢靡生活的讽刺与批判，成为一个游走于城乡之间的“边城人”。

（二）沈从文乡土小说的独特贡献

1.乡村与城市的并存

有人评价说沈从文是仅次于鲁迅的中国现代文学家,这种评价是对其小说创作的一种肯定。

沈从文长年居住于都市,却有“乡下人”的标签,因此其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乡村与城市并存。

他的作品多以追求人性为基础,运用浪漫、象征、写实等艺术手法,搭配小说结构技巧，描绘了湘西的乡村生活以及大都市的生活。

（1）乡土小说及乡村乌托邦的建立

沈从文有许多小说都是描写湘西乡村生活的，例如：

《萧萧》《柏子》《夫妇》《虎雏》《边城》等文学作品。

在这些乡土小说中沈从文赞美了湘西独有的乡下人品格，我们既可以看到乡村的自然风景,村民与自然和谐相处,享受自然赋予他们的一切；也可以看到乡村中的风俗人情，人们单纯、善良，人与之间以诚相待,充满温暖，他们既重义轻利,又诚实守信,正是湘西人民世代相传的美好品质。

这些乡土小说展现了生命的庄严,表现了乡下人内在优良的精神品质，同时又对他们风雨飘摇的命运表示同情和担忧。

沈从文想通过乡土小说作品的形式保留下生命的正直和热情,希望能给新时代国人注入新的活力。

如果乡村乌托邦有得以建立的可能，那么乡土书写能够带给人“美的感悟”就可以被视为乡土书写的终极目的。

乡村乌托邦一方面化解了沈从文乡土文学创作中生命体验的危机感受，另一方面充当他假设的治疗都市社会弊病方案的整体布局；乡村乌托邦呈现于此达到了乡土书写“手段一目的”的合二为一[6]（P17-18）。

这也是沈从文为什么常常从回忆的角度以自然的人性观为核心进行乡土书写，将乡村乌托邦作为栖居地和游牧地的精神家园的重要原因。

（2）都市书写与都市批判意识

都市书写和都市批判是指他描写都市社会的文学作品中，城市是一个病态的上流社会。

他拒绝接受“城里人”所谓的“文明”，这类作品以《八骏图》《来客》《都市一妇人》等为代表,写出了大都市“城里人”的文明病态及人性挣扎，所谓的“文明世界”不过是充满了阴谋诡计的,这样的“文明”，倒还不如原始社会的生活状态[7]（P208-209）。

都市书写与都市批判意识大概是最能反映沈从文小说创作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学表达，这与沈从文将城市、城市文明作为乡村、乡村文明的逆反面来看待有关。

事实上,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沈从文都有过创伤性的记忆，因此他将城市看作乡村逆反的一面，将城市化和城市化文明的变迁视为都市社会变迁的恶果；而不是在城乡之间的差异上来审视社会变迁，这样就形成了他对于都市的批判意识[8]（P137-141）。

沈从文置身大都市来写城市,是一种“亲密”接触式的书写,这并不像他乡土书写那样，是相对于过去农村和现实农村之间有一个身份缺席的前提；沈从文与城市的近距离接触可以让他随时随地选取一个场景或者一个片段组成文章来叙说他对城市生活观察与思考。

因此,都市书写从未有过那种在乡土书写中产生的苦苦回忆和思念故乡的美好情愫,而是不断表达出他对城市生活的疏远和厌倦,表明沈从文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实际遭遇与情感体验。

2.小说中充满温情及对人性的关注

沈从文在乡土小说中一直都在追求生命的美好、探索生命的意义以及发现人性的本质。

他寄希望于用自己薄弱却坚实有力的笔尖来描绘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寄托在世俗都市难以排解的乡土情结之中，也为传统道德的不断沦丧、人性逐渐丧失的都市人指明了一条明路。

沈从文后来也曾对《边城》中“人性”的执着追求的标准与准则进行公开说明：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论人性的人生形式’[9]（P220）。

”由此可见，“人性”贯穿于沈从文所描绘的整个原始自然的湘西边城小镇，旨在表现乡土人家的美好人性本质，即“人性美”。

《边城》正是沈从文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来描绘出1940年前后川湘交界处的边陲小镇——茶峒，以及附近村庄的原始自然风光以及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它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特点的精妙笔触，展现了湘西地域特有的民俗风情；通过撑渡船的老人（祖父）与船女翠翠（外孙女）之间的纯粹的亲情、小镇邻里之间朴素和睦的友善、船女翠翠与顺顺家两兄弟天保和傩送三人之间的纯洁美好的爱情故事，表明了人性的纯洁、善良和美好。

“人性之美”是通过对亲人、邻居、男女感情的细腻描写来演绎的，这种“人性美”生动地反映了边城人民平实、质朴、美丽的民俗风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生活的执著追求,以及与此追求相一致的田园牧歌情怀。

《边城》的故事其实很简单：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却写出了几个活生生的人物，写了一首将近七万字的长诗”[10]（P80-103）。

生动形象的表达了“表现人性美”的美学追求。

作者自己曾说: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

”[11]（P375）他在《边城》中细致的刻画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例如老船夫、船女翠翠、天保、傩送等，每个人都是“美”和“善”的精灵，全部都凝聚着作者的心血，其中尤以老船夫和船女翠翠的人物形象最为生动逼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

茶峒小镇似乎是一个远离凡尘的“桃花源”，沈从文抱着并不着实际的愿想，只是把“边城”当成逃避现实，引导人们进步的幻想世界。

（1）翠翠：

“爱”与“美”的理想化身

翠翠是《边城》小说中的主要中心人物，在边城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围绕“翠翠”而展开的，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翠翠是一个天真善良，温柔美丽之中又带有一丝俏皮，诚实聪颖的小女孩形象。

翠翠来到人世间，便是“爱”的天使与“美”的精灵的结合与理想化身，爷爷把她抚育成人，一老一少相依为命，“边城”的风俗民情将她养育，她既是爱情孕育的结晶，又是大自然的青山绿水教导的女儿；她是经过作者的乡恋情感和怀旧思想相融合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主角人物形象，更是沈从文所向往的美好人性与情感的化身，他期待通过翠翠这一形象削弱现实生活中的黑暗与苦难,倡导古朴自然、平凡朴实的“柏拉图式”理想生活模式。

（2）老船夫：

“忠厚”与“善”的理想化身

老船夫是养育主人公翠翠的外祖父，同时也是《边城》里“五十年如一日”地在河边为来往过客提供船只的摆渡人,他把摆渡看作是自己的天职，从不抱怨。

老船夫身上有着中国的传统美德，首先他是一位慈祥、和蔼、善良、可以为外孙女付出一切的外祖父，他含辛茹苦地把翠翠抚育成人，为了能让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较家里是否清贫困苦，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翠翠得到美好幸福的爱情；对待邻里乡亲为人质朴忠厚,虽然倔强却十分负责,不仅拒收过河路人给予的钱财,而且慷慨大方，颇受村民们的敬重，是“忠厚”与“善”的理想化身。

3、大量运用民间歌谣、民间故事为素材

湘西文化和湘西民歌（其中包括大量的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一直以来都是沈从文乡土文学创作中难以割舍的写作素材，这主要是因为沈从文对其“乡下人”定位的价值判断：

沈从文从小生活在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湘西沅江流域，1922年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继续学习，可是仅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因此他作为“乡下人”一直不能完全地融入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只能游走于乡村和城市的边缘，这使得沈从文更加深刻地感知到充满朝气与活力的湘西文化和民间歌谣之中蕴涵着的无限情感和力量，这种迸发的情感和浩瀚的力量凝聚了他对于湘西文化那种不可替代的情感依恋。

这种写作素材的运用，还源于沈从文小时候的经历：

他幼时听民歌长大，使他对湘西民歌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正是这种独特的情感体验使得沈从文在乡土文学作品的书写中大量运用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为他在乡土文学创作中关于湘西乡土世界的构建增添一些独特的抒情气质，以此展现出湘西独特的社会地理环境及风俗人情。

三、《边城》中的乡土情结

（一）《边城》的文化意蕴及诗化的乡土风情

不管是从地理意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文化意义的角度来看，湘西的茶峒小镇都是一个处于繁华的城市生活之外的毫不起眼的“边城”。

但是读过《边城》之后你会发现：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却好似一个“桃花源”般蕴含着丰富的诗情画意的仙境，令人十分向往。

沈从文深知“诗意”是变平凡为神奇，化庸俗为优雅的重要手段，因而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中，“诗意”便成为了他乡土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理论武器和思维偏向。

在沈从文刻画的“边城”中，他用充满韵味和意境的言语刻画出他所熟知的湘西世界，包括湘西地域中的独特文化以及特有的风俗人情，在这里，虚幻与现实相结合，共同完成了对“边城”的诗意构建[12]（P71-73）。

1.“边城”的文化意蕴

“边城”意指靠近边界的城市，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城郊”，但是在小说《边城》中则是指位于四川和湖南交界地带的一个边陲小镇——茶峒；从沈从文创作的乡土文学作品来看，他所刻画的湘西世界就是一座有着深刻的地理和文化意蕴的“边城”。

（1）“边城”的地理意义

首先，地理意义上的“边城”是指湘西所处的地理位置：

它位于湖南省的西部偏北，地处湘、鄂、黔、渝四省市的交界处。

“由于雪峰山的阻隔，山以西地区在明朝以前的许多朝代，都和山以东的湖南湘江盆地在政治上关系松散，远不如跟北边的湖北地区那么密切。

民国以来，没有多少当地居民留在湘东或湘中一带。

”“直到1958年，湘西已开垦耕地只占全区面积的十分之一，其中种植稻谷的良田还不到一半。

而人口也只占全省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13]（P3-17）。

因而，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湘西位于我国的西南边陲，处于云贵高原东北部的武陵山腹地之中，群山险峻，地形险恶；由于湘西处于这样偏僻的地理位置，交通十分落后，是一片相对隔绝的区域，这里的人们很少受到来自外界的干扰，长期过着“隐居”的生活。

因此从地理意义上来看，这里就是一座真真正正的“边城”。

（2）“边城”的文学意义

湘西作为一座“边城”，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概念，它还有着深奥的文学内涵：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湘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武陵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这里聚居着很多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和他们特有的风俗习惯在这里交汇，在历史长河的流逝中不断融合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湘西文化。

但是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湘西地处西部边远山区；相对于发源较早的汉文化来说，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形成的湘西文化往往会被认成一种“边城”文化，它们是过时的、愚昧的甚至是迷信的[14]（P117-121）。

因而，沈从文以湘西少数民族文化这样一种边缘文化作为文学创作的范本，进行乡土文学的创作，表达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徘徊在主流文化边缘的“边城”文化，因此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湘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