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统与时代潮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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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传统与时代潮流

文学传统与时代潮流

　　2015年，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尚能有所作为，而短篇小说的写作与阅读正逐渐向小众化、圈子化倾斜。

一部优秀的短篇作品，最后往往只能在少数专业人士内部传播，无法产生实际的社会效应。

这可以归结于“长篇沙文主义”对短篇的垄断和“奴役”、新媒体对传统刊物的冲击以及短篇创作带来的经济效益微薄等，却无法掩盖短篇小说自身文体意识弱化、艺术手段创新不足和传播方式匮乏的真相。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短篇小说曾经是我们认知世界的重要渠道。

特别是当社会进入剧烈转折时期，短篇小说的变化常常成为开启文艺思潮的钥匙。

而在今时今日，如何树立短篇小说的文体自觉，加强短篇小说对精神坐标的构筑，在吸收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对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推陈出新，探索当下新媒体的传播途径，构成了未来对作家的重要挑战。

不解决这些问题，短篇小说就难以摆脱萦绕不绝的式微论，在文学秩序中拾回应有的位置。

必须承认的是，在当前短篇并不红火的环境下，作家群体依然显露出旺盛的创作精力，对短篇小说进行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

这其中，青年作家充当了短篇写作的主力军，张楚、盛可以、徐则臣、蒋一谈、朱山坡、李浩、鲁敏、余一鸣、弋舟、张惠雯、乔叶、金仁顺、王凯、曾剑、蔡骏、周李立、郑小驴、孙频、甫跃辉等人的创作日臻精妙，格局渐成;而刘心武、冯骥才、叶兆言、刘庆邦、王祥夫、范小青等老作家也不断推出新作，表现出对短篇艺术的坚守。

这些作家的作品，或是以承继传统小说资源为核心，对体现人文魅性的文学形式进行再创造（先锋主义，荒诞主义，古典主义）;或是突出对人物心理、情感的开掘，书写历史情韵和个人记忆;或是强调小说的故事性，用现实主义笔法展现时代与人民的生活图景;或是致力于艺术性（实验性）的拓新，如对叙事结构的精心打磨、对艺术形式精致化的追求等;或是积极顺应时代所赋予的文学主题，军事文学（抗战小说）、类型小说（科幻、悬疑、官场）等领域实现了长足进步，反映出2015年短篇创作的总体风貌和趋势。

从题材上看，乡土文学进一步衰微，城市文学成为创作潮流，二者在题材比重上的失衡关系凸现了中国城镇化的快速进程。

因此，我们看到今年的短篇小说充盈着各种社区生活、职场生活、城市家庭生活，出轨记、买房记、拆迁记、进城记、打工记……都与城市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作家们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一窝蜂地转向城市题材创作，而忽略了个体创作本身的审美特性。

从文学史的角度观照，那些既在潮流之中，又与潮流保持了一定距离、“既能敏锐感应时代思潮，又能在文体上独出机杼”（雷达）的创作才更有可能打造出精品。

反观当下的一些作品，多是直白地、不加修饰地展现社会世相与日常经验，人人争先创作城镇生活的“浮世绘”，生活表象下更隐秘的空间被搁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鲜有人问津。

评论家孟繁华点评今年的短篇时指出，作家对“城市的文化经验还没有建立起来，都是在瞎子摸象，东一下西一下，城市里最深层的东西大家都急赤白脸去捞，但谁也没捞着”。

这一段话意指明确，城市文学的发展尚需时日。

中国论文网/5/view-7369043.htm

　　2015年，传统文学期刊仍是短篇小说发布的重要平台。

这些刊物对短篇小说的推动基本与往年持平，像《人民文学》推出的“新浪潮”与“海外女作家”栏目，侧重于对青年作家、女性作家的发掘。

《作家》的“金短篇”系列和《作品》的“实力短篇”栏目，不太注重作者名气，而以文本作为考量标准。

其他诸如《收获》《十月》《花城》《中国作家》《当代》《文艺报》等报刊，或开设短篇小辑和短篇评论栏目，或以短篇为头题，做了很多工作。

《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对优秀短篇的筛选推介也是贡献颇多。

在大型活动方面，《作家》杂志社于今年六月份在长春举办了中国短篇小说论坛。

阎连科、范小青、叶兆言、刘庆邦、施战军、张清华、林那北、东西、金仁顺等作家评论家就“短篇小说创作现状与问题”进行了研讨。

文学报刊，作家、评论家不可谓不努力，但是优秀短篇小说家还是很难为广大群众所熟知，优秀作品还是很难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短篇走出沉寂的环境，从圈内繁荣转向圈外繁荣，分享新闻的荣耀，成为一件不可能达成的事情。

一些媒体和个人热衷抹黑文学，声称文学已死，强调文学的娱乐性和游戏性。

甚至有人戏言，最好的短篇小说是在《南方周末》上。

的确，今日之文学，已经很难高于文学了，生活本身的传奇和荒诞，有时超过了作家的想象。

“传奇不是文学，只是故事。

”加缪对文学与新闻的本质作出区分，我想问题的症结恐怕还在于作家本身。

更多时候，我们习惯于用作品复述生活，而对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可能性缺乏表达与探索，对现实和精神细节难以作出精深雕刻。

此外，文学的传播机制也亟待开拓。

现在还有一个趋向，手机段子、微信、网贴和新闻写作正悄然取代文学叙事的传统功能，这背后的受众群体数量，是传统出版单位无法比拟的。

　　文字经过手机传播已达到惊人的阅读量。

信息大爆炸时代传统作家人人自危，我倒是从中看到了机会。

短篇体量小，与现实对接密切，符合现代人快速化的阅读习惯。

今年以来，不少知名作家陆续通过微信发布了自己的中短篇作品（期刊发表之后），这个趋势仍在扩大。

如果作家愿意摒弃偏见，尝试接近传统媒体以外的媒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回到2015年的短篇小说现场，作品的数量可观，呈上升势头。

小说家对传统文学资源的传承和另辟蹊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的讲述、文本类型化、经典化的探索令人印象深刻。

以下罗列的作品，仅代表个人对今年度短篇小说的观察，难免挂一漏万，具体优秀作品还需要读者自己去寻索。

　　一、文学传统的承继和发展

　　中国丰富的文学资源赋予了短篇小说虚实相糅的艺术质素。

“实”是小说的故事，是直观呈示给读者的外壳。

而“虚”指向精神、想象等层面，是彰显小说内部艺术空间之核。

可以说，对“虚”的追求，构筑了短篇小说的特色传统。

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到五四时期鲁迅、郁达夫等人的作品，藉由对魅象、虚无、迷梦的渲染，书写人性真实和心灵疑难，并确立了小说的诗性空间。

新时期以来，超验叙事、古典主义、先锋小说、实验小说的出现，其实质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承继和拓展。

这些作品利用独特的经验和视角尝试与畸变的现实社会沟通对话，以神性之光照映荒诞人生，表现人性积压已久的焦虑、茫然和挣扎，体现出作家重建小说人文魅性和诗学传统的文化自觉。

　　《庐山隐士》是蒋一谈在短篇小说想象和叙事上的新探索，全书由二十多篇几十字到几千字不等的小说组成。

他把这些小说定义为超短篇小说，强调作品的寓言和童话特性，力图通过“人物在现实和幻念之间的那种游离状态”为小说注入诗歌的灵魂。

近年来蒋一谈的创作在吸收传统资源的基础上又富于开拓性，这种新颖的尝试也为目前黯淡的短篇小说出版市场刮来一场新风。

　　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新篇》是对其小说集《俗世奇人》的一个补充，作品借鉴了唐传奇这一类笔记体小说创作手法，彰显了对文学传统的致敬和回归。

小说凝练传神地塑造了十八位形象各异的津门人物，重点表现“俗”的地域性（津地市井文化）和“奇”的独特性（人物传奇），以现代意识观照传统文化，营造出浓郁的天津风情和民族特色。

冯骥才的系列文化小说源自传统文学资源，但这种旧式写作在当前的短篇创作中却发散着新的况味，这印证了某位作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作家的新，有时候就在于他的旧。

明天来临，昨天不会结束。

”

　　情感、婚姻题材在今年的短篇中占据很大比重，但多是表现都市生活中猜疑、冷漠、绝情的倾向。

刘心武的《煤球李子》对这种无情无义的情感书写作出有力回应。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少年时便彼此倾心，后来历经社会动荡，天各一方，直到晚年时才有了重逢之机。

垂垂老矣的“煤球李子”闯进老年公寓被当成老流氓，见到“煤球李子”后，“老太太”的“心灵深处喷涌出一种极乐，一瞬间仿佛飞速穿越过自己的一生，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化成青烟，只有现在身旁的人是实在的”。

小说没有什么新意，唯文字动人，情感动人，文学抛开技巧恢复本来面目恰恰更能获取读者认可。

作品结尾，“在古老的胡同的一隅，在那老年公寓的单间，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古稀老人之间，生命的电光火石正在迸发出瑰丽的诗画，历史对他们会忽略不计，于是我们懂得，许多永恒价值的存在，是在历史之外”。

这段精炼的文字，是刘心武对人生哲学的最佳解读。

　　同样写情感，陶立群的《母亲的岛》也是一篇佳作。

小说中的“母亲”是一位被拐卖来的“妇女”，在异地他乡为人妻母后，生活的磨砺似乎抹杀了“母亲”的隐痛和思乡之念，因为“允许出去的女人往往是来婆家已十多年，儿女一群，死心了，想走也走不了”。

在她五十岁之时，开始用行动来铺垫自己出走的决心。

先是搬到一个小岛独居，后来尝试独立卖菜、种菜。

从这些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母亲”内心女性意识的觉醒。

小说的巧妙在于，它并没有将罪恶矛头指向拐卖妇女的家庭，在母亲反抗、出走的过程中，还穿插着温暖、善意的亲情。

“母亲的岛”在小说中具有象征意味，它寄托了一个女人全部的情感秘密。

　　李浩的《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也写“出走”，妻子莫名“消失在镜子后面”，“我”虽然有所牵挂，但在行为上却无动于衷。

因为工作上的琐事和宅在家里打游戏可以继续支撑“我”的生活。

我和妻子的处境就这样尴尬的对立而又无可奈何。

在对超验的迷魅现象的描写中，作者试图用一面镜子反映生活的裂隙以及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小说因而颇具荒诞、黑色的味道。

李浩的先锋主义创作不太侧重作品的实验性，而将人物幽微的内心世界与当下现实的流弊结合起来，既有艺术张力，又不失社会性。

　　曹军庆的《时光证言》中也有对“镜子”这一物象的描写。

两个女人在一个权力人物的葬礼上出现、相遇，“两人都知道，各自是对方的镜子。

镜子有好镜子，也有让人讨厌的镜子，恨不得一见到就砸碎”。

在这里，镜子是一种象征，里面积聚着人心的丑恶、荒寒和执迷不悟。

她们之间的对话将故事引向更多复杂悬疑的隐情，借亡故男人的生前事迹折射出畸形、变态的时代症结。

小说在结构和艺术表现上可谓独运匠心，情节设置巧妙不落俗套，而诸如“她的头发、牙齿都在地上，她捡起它们，上面沾满污泥浊水”等惊悚式描写，又把镜头对准人性深处的污秽与挣扎。

此外，小说还隐含着对腐败问题的控诉。

　　在“80后”写作者当中，草白对人物生存状态的怀疑式解读、对复杂现实的批判反思精神，合成了其小说较为独特的基因。

她的《惘然记》是一篇阴气森森的虐心之作，故事由一场老同学的久别重逢开始，在聚会的包房，“我要求在边上再摆一副餐具”，并且用“浅豇豆红套淡绿”这种描写流露出自己“幽渺无边的心事”。

接下来，这场老友相见随着“我”对历史真相的反复追问，进入一种哀伤滞重的氛围。

“你还记得她吗”？

当年“她”因他而死，生者代表死者“采访”另一位生者，体现了“我”对爱情与生命的形而上思索，由此放大了爱情的虚无以及死亡对人的吸噬效应。

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强烈的感觉：

两个人物对谈的场景之外，那个“她”一身绿衣，始终湿淋淋地立侧旁听，令人不寒而栗。

作者对小说艺术架构的能力于此可见一斑。

　　戴来的《表态》写人性在都市生活中的迷失。

我是一个“自觉地把被子抱到客厅沙发上去睡的人，一个第二天要看女朋友脸色”的人。

这天，“我”看到了一张寻人启事，被寻找者是一个老头，奇怪的是，张贴这张寻人启事的主人恰恰是老头自己。

暗夜之中“我”和老头的相遇、对话，似乎映衬出各自处境的孤独和凄凉。

当生活的格局被打破，存在感变得虚微，成为了“我”无法言说的心病。

时代所赋予人的心灵挣扎，有时候就体现在这种无法“表态”的挫败感之中。

　　文非的《百羊图》以羊喻人，以人写羊，其实质直指金钱、权利对人的异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揭露和挞伐。

小说巧妙地将“我”“老板”“养羊人”和权势者的关系勾连起来：

“我”为了生存不得不讨好“老板”，“老板”为了生意不得不讨好权势者“老爷子”。

为了博得“老爷子”开心，“我”和“养羊人”费尽心机，导演了一场人羊大战的闹剧。

结尾，“养羊人”的“额头血迹斑斑，毛皮被对手挑破”，“养羊人”的妻子则陷入疯狂，“那张狭长的脸因愤怒而变得扭曲，因扭曲而变得更加丑陋”。

为了保护老爷子，我“失去魂魄的驱壳如同离开了枪膛的子弹，像已经抡起了羊鞭的女人射了出去”。

小说中“妖魔化的人”和“人格化的羊”明显吸取了《聊斋》的魔幻手法，为小说注入了荒诞元素，使得阅读者的心情也跟着一阵阵紧绷。

　　张楚的小说叙事以绵密、冷静、诗意见长。

他对病态社会和人物向内深微的开掘，某种程度上让人联想起五四作家郁达夫的作品。

他的《略知她一二》，在氛围营造、心理刻画和性描写上接近郁达夫的《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

只不过，张楚更为大胆，他将一个畸形恋爱故事放置于校园环境中，“我”稀里糊涂与一位比自己大得多的宿管阿姨发生了关系，双方产生情感纠葛。

年龄、身份上的不对等易令人在主观上产生嫌恶之感，但张楚以对人物性格、情感的塑造又将这场丑陋阴暗的畸恋变为可能，甚至洋溢着忧伤唯美。

小说没有沉溺于感情波澜的宣泄，而是把人性与现实背景密切结合，勾勒底层人物的生存图景。

结尾处，“阿姨”冰冻女儿心脏一节制造出一个巨大反差，作者的关切、“阿姨”的痛楚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李晁的《遇见》同样流淌着郁达夫作品的气息。

小说记叙了“他”和“她”年少时同住一间屋子，“卧室就是一通间，只是中间被拦腰切断，隔着一层书本后的竹席子，表面用报纸糊住”。

起先他们用敲“墙壁”的方式交流心事，直到“墙壁”破出一个洞，他们在这个秘密通道中彼此了解，“他用一根拇指刮过她的脸廓，额头、眉弓、鼻梁，落到唇上”，“再次伸过手去，摸到的是她的身体，赤裸裸的”，生出不可名状的情愫，达成心灵的契合。

在郁达夫《水样的春愁》中，少年郁达夫对赵家小姐的情感，“轻薄的邪念，明显的表示，一点儿也没有，但不晓得怎样一股满足，深沉，陶醉的感觉，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样，包满了我的全身”。

在对经典文本的学习上，李晁的这种“小叙事”同样可以发散出迷人的艺术特质。

　　钟求是的《星子》探讨人的生死问题，具备某种“玄学”味道。

身患绝症的“他”来到一个村庄，“用一用这里的空气”，看书、散步、睡觉，打算平静地过完人生。

村中的“老孙头”也是个怪人，他曾经病入膏肓，后来做了一场梦，将寿衣天天穿在身上，身体竟然好了起来。

在“老孙头”神秘的指引下，“他”为自己买下一口棺材睡在里面，并在村民们的帮助下为自己举行了一场预演式的葬礼。

在这个过程中，“他”沉重而压抑的内心逐渐趋向宁静，对生命有了新的透悟。

小说虽然描写死和葬礼，传达的却是超越生死的人生况味。

在自然世界，人和其它物种一样，都将经历生老病死的考验。

生命个体又是极其渺小而脆弱的，乐观而豁达地面对人生，是走出死亡阴影的唯一出路。

　　2015年，对文学传统（经典）的择取和拓新构成了多数小说家的创作核心。

除了上述作品，鲁敏的《坠落美学》表达美人迟暮的悲切和情感的丑恶;邱华栋的《降落》用现代手法记叙一位空姐无处“降落”的心灵秘史;朱庆和的《没有思绪的狂野》以对生活的片段式叙述呈现整个人生图景;张惠雯的《华屋》着笔于人物内心的落寞和苍凉，展示移民生活的尴尬困顿;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芝》对人物形象饱满立体的塑造、胡性能的《孤证》对意识流创作手法的绝妙运用、周嘉宁的《假开心》不曾褪色的忧郁色调、周李立的《往返》对意境的诗意性营造等等，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

　　2014年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中国故事”的概念首次被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及，在全国文艺界、特别是文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中国经验，弘扬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澎湃浪潮。

具体到文体中，小说无疑承担了“讲故事”的重要功能，一个民族的形象、精神、文化，需要小说家通过作品来呈现。

因此，如何理解中国故事的核心内涵，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把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出去，是摆在小说家眼前的首要问题。

事实上中国故事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古代的经典作品自不消说，在当代作家群体中，莫言、陈忠实、贾平凹、铁凝、刘震云、张炜等人的创作植根于中国乡土，在讲述乡村中国和20世纪中国历史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

他们的作品深刻演绎中国乡村文明进入现代历史遭遇的剧烈变异和新生，为世界文学输送了独特的中国经验。

可以说，关于中国故事的讲述从未停步。

关键在于，如今的中国故事面临着全新的时代环境，以往作家积累起来的叙述经验、表现手法已基本失效;当下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丰富性可谓空前，对于作家创作而言选择面也更大。

所以，讲述中国故事的难度在于如何讲述当下正在进行的故事和将要发生的故事，编排好整个时代发展进行曲。

中国故事可以是展现国家宏阔历史进程的大故事，也可以是表现中国人民个体生存境遇的小故事。

长篇小说在记录时代变迁、家族兴衰、道德塌陷、人伦激变等宏大题材上具有天然优势，而短篇小说通过截取个人及小群体的生活状貌、精神世界，同样能够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讲好中国故事。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盛，需要丰满厚重的思想文化作为有力支撑。

文学不仅记录时代的发展，还参与时代的精神建构。

作家只有把创作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凝练而成的精神遗产相结合，方能筑牢中国文学的魂魄，提升中国故事的高度和厚度，从而自信地将具有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传送到世界各地。

2015年，短篇小说在讲述中国故事的道路上快速行进，好作品不少，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些作家热衷于描写日常经验，在视野的拓展上力所难及，作品只注重个人感受，思想性上表现匮乏。

这种“在形式上对生活做正面强攻的、不做变化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使得现在的小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境，写得都像报告文学，像非虚构”（孟繁华）。

一些中青年作家尚未从前人作品的影响中走出来，形成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艺术表现手法较为单一。

此外，一些作家认为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就是讲述苦难和眼泪，一味渲染这些消极情绪，把小说写成新闻报道的复制体，缺少对现实生活的丰富体察，缺少乐观向上的创作心态，作品格局不免降低。

这些问题当为小说家所警示。

　　2015年，一些作家表现出浓厚的“历史情结”，对似水流年展开温情书写，成为短篇小说讲述中国故事的一种方式。

梁晓声的《地锁》以知识分子与普通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微妙关系为线索，折射出时代的沧桑剧变;叶兆言的《赤脚医生手册》记录了几个发小的纯真友谊和各自的人生际遇;刘庆邦的《婆媳》讲述了困难年代中一对婆媳相处的动人故事;储福金的《棋语・靠》从围棋的角度探讨人生哲学，反映时代的变迁和个体人物的命运遭际;叶广芩的《鬼子坟》钩沉老北京的前世今生，弥散出独特的美学气韵。

　　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小说家将笔触伸向社会底层，反映这一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与精神窘境，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精神。

底层叙事构成了当下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向度。

　　徐则臣的《摩洛哥王子》延续了他的北漂题材写作。

“我”和行健、米萝是以在地铁上发小广告为生的年轻人。

在遇到卖艺者王枫后，我们为他的音乐所吸引，内心产生关于理想的冲动，希望和王枫组建一支叫“摩洛哥王子”的乐队。

“小花”是一位被拐卖的女孩，每日被“爸爸”派到地铁上行乞。

出于良心和道德的拷问，王枫准备帮助“小花”寻找自己的故乡。

经历种种波折之后，王枫终于找到“小花”的家人，却被当做人贩子扭送到派出所。

王枫失踪后，组建“摩洛哥王子”乐队的梦想也就此落空。

令人吃惊的是，“小花”重新出现在地铁里，这次带她乞讨的是她的亲生父亲。

小说充分揭露了社会的残酷无情以及底层群体的艰辛处境，但这些小人物身上积极、阳光的一面，又使作品的况味哀而不伤、留存着对生活的希望。

　　与徐则臣作品中流露出的乐观温情不同，朱山坡的《推销员》借一个推销员的死折射人与人之间的极度冷漠。

农村打工者想在城市立足，却被城里人看不起，二者的对立反映出出当下社会泾渭分明的阶级结构。

为了推销老板的诗歌集完成业绩，年纪轻轻的推销员低三下四地“骚扰”女业主，换来的是尊严遭到一次次践踏。

推销员的固执和女业主的不近人情最终导致了推销员的悲剧性结局。

小说中，旁观者“我”、推销员和女业主的关系是当下病态现实的缩影，它对我们反思人性向善、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有着重要启示。

　　杨凤喜的《玄关》意在表达两处“玄妙的机关”。

主人公买下一套有“玄关”的房子，收获了与妻子生活的稳定，然而购房款却是来自父亲车祸的死亡赔偿金。

父亲的死莫名其妙，似乎隐藏着碰瓷的真相，这是第一层玄机;在装修过程中我意外发现玄关的装修人竟是车祸肇事者的“父亲”，这戏剧的一幕对前面的情节作出呼应、释疑，碰撞出耀眼的艺术火花。

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巨大隔阂造成了父子之间的无法沟通，艰难的生存环境、物质对人性的戕害，以及车祸给另一个家庭带来经济与道德的沉重负担，是这篇小说所要揭示的问题之核。

一切“为了我们的孩子”――面对失语的父辈，我们是否也要在心灵上对他们作出最深切的内疚和忏悔？

　　盛可以的《小生命》表现出作者塑造人物的深厚功力。

“姐姐”的意外怀孕引发了两个家庭之间的碰撞，人物轮番登场，故事一波三折，“母亲”的忍让，“父亲”的沉默，小姨的“强势”，“那小子”的油滑，以及“姐姐”思想上的升华转变，都在有限的篇幅里得到充分展示。

这是一篇不需要解读的“生活小品”，它的日常性是每一个普通人生活中都可能经历到的，是典型的“中国故事”。

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凝聚了故事的喜剧氛围，在众多“苦大仇深”的作品中，盛可以的这篇小说堪称当下讲述中国故事的写作范例。

　　手机作为新时代的科技产物，为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生出一些弊端。

范小青的《关机总比开机快》记叙了现代人过分依赖手机而形成的人情冷漠现象。

在作品中，手机仿佛成为了我们身上某个重要的器官，失去对它的控制就会造成一场病态的连锁反应，令人啼笑皆非。

小说从理性角度梳理了传统与流行的关系，体现出对当下浮躁社会的入微观察。

　　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是讲述中国故事的“重型武器”，优秀现实题材作品除了对生活作直观的呈现以外，还要意有所指，发挥文学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艺术功能。

老藤的《无雨辽西》通过一场救灾行动，生动展现了在中国特色官场逻辑影响下，国家政策与乡镇一级难以对接的尴尬局面。

“南处长”深谙官场哲学的做派为机关青年带来恶劣影响，官本位思想必然对日后的官场生态带来持续恶化。

此疾不除，何以安天下？

黄跃华的《咤叫的乌鸦》直面民间非法借贷与黑恶势力恶意干扰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难以为继等现实问题，深刻表现出人性之恶和普通百姓面对恶的无力感。

乔叶的《煮饺子千万不能破》以散文化笔法阐释中国式生活经验，表现出亲人之间的浓浓爱意。

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狗事》则把中国故事搬到国外，借一只狗的遭遇讲述了中国人在美国体制下生存的尴尬经历。

王方晨的《麒麟》由谙熟的乡村书写转向城市题材，刻画了现代文明挤压之下人性的迷失。

邢庆杰的《讨债记》有种赵树理式的阅读快感，小说追求“短平快”风格，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农民狡黠、可爱、质朴的性格神韵刻画出来，与诙谐的故事情节互为照应。

　　《纽约客》杂志在评价爱尔兰作家托宾的作品时写道：

“漂泊他乡，就会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异乡人。

”而在中国作家眼中，故乡是人精神上的避难所。

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城镇化的推进，故乡的风土人情已经渐离我们远去，在每一位游子心中留下了撕裂的伤口。

一个地方的消失并不可怕，但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故乡的消失，则是一场灾难。

在2015年的短篇小说中，以“回乡”为主题的小说就多达十余篇。

刘玉栋的《回乡记》揭示了返乡者面对故乡的一种空洞和失语，无话可说的流毒正从城市向农村悄然转移，人心的隔离、人性的冷漠正是这场病变的内因。

何玉茹的《回乡》记录两个知青故地重游的经历，抒发着特殊年代背景下一代人的浓浓乡愁。

季栋梁的《回家》述说漂泊一族在城市夹缝中生存的艰辛历程，这些既不能回家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边缘者，返乡之旅也就变成了灼心之旅。

　　三、类型文学与严肃文学的身份切换

　　文学界关于类型文学的讨论由来已久，一个基本共识是不能将类型文学单纯地看作通俗文学。

例如军事文学作为类型文学的重要分支，因其本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呈现出类型化叙事与纯文学创作“相互交织缠绕的含混而暧昧”的特征。

例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即使定义为类型文学，也很难遮掩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