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社会到生态社会生态现代化研究进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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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业社会到生态社会生态现代化研究进展

从“工业社会”到“生态社会”：

生态现代化研究进展

包庆德

2012-07-1614:

22:

21　　　来源：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3期

　　【内容提要】传统现代化理论由于缺乏生态哲学的理论维度和生态思维的有效规范，将现代化得以有效运作的生态系统前提和自然承载基础统统遮蔽，因此，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遭遇来自自然资源体系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严峻挑战。

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生态革命，是生态哲学原理和方法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广阔领域的全面渗透和广泛辐射而引发的现代化模式的生态化转型。

生态现代化自觉促使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成为和谐互动的有机系统，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自然资源的保护增值和生态系统的修复改善三者之间的有效结合，从而开启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之绿色资本与生态文明之路的有序转换。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工业社会生态社会生态文明

　　生态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生态革命，是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和辐射而引发的现代化模式的生态化转型。

其核心是“超工业化”，从而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和“生态的经济化”[1]（101－102）。

生态现代化自觉促使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成为和谐互动的有机系统，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自然资源的保护增值和生态系统的修复改善三者之间的有效结合，从而开启人类发展进程从“工业社会”到“生态社会”之绿色资本与生态文明之路的有序转换。

因此，对其提出背景、形成原因、主要内涵和基本观点等进行逻辑梳理，并为中国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借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价值。

　　一、生态现代化的提出及其成因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以至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转换的世界性运动。

罗荣渠先生在其著作《现代化新论》中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了现代化概念，并指出：

“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

”[2]（17）这对于理解现代化理论虽具有重要价值，但问题在于，目前我国关于现代化的研究由于缺乏生态哲学的理论维度和生态思维的有效规范，遮蔽了现代化得以有效运作的生态系统前提和自然承载基础。

因此，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面临来自自然资源体系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严峻挑战。

　　自工业革命兴起，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在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

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现代化理论出现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领域中，这反映出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政策和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向；也表明人们尝试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义。

生态现代化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科学主导理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与发展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环境保护都被视为是工业和政府的一项沉重负担，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环境与发展二者中选其一。

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和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一些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工业家和政策制定者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意识调和环境与经济发展这对矛盾，重新规范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二者协调发展是可行的。

在协调过程中，应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使得工业现代化在面临环境挑战的时候沿着生态路线发展，这样就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一个机遇，建立了一个起步平台，这就是所谓的生态现代化。

生态现代化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条绿色资本与生态文明之路，从而使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成为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制约的两方面。

可见生态现代化的提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经济发展生态化趋势，并为人类进行生态环境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1962年，美国学者R.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引起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关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梅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引发人们对人类生存发展前景的深度讨论，同年联合国环境会议的召开，也引发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深切忧虑，并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声势浩大的环境政治运动。

但这些努力并没有达到环境保护的预期效果，特别是这一时期政府在环境管理层面出现的“失灵”现象，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持续加剧，自然资源和能源状况依然紧张。

生态现代化理论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把握：

　　首先，关于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审视。

德国学者海克尔1866年首次提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无机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英国学者坦斯利1935年提出由生物群落和环境共同组成的自然整体是个“生态系统”；1942年美国青年学者R.L.林德曼揭示生态系统能量在各营养级之间流动的定量关系，提出生态金字塔转换1/10定律，该定律的提出为人类生态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科学依据；196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研究生命的环境系统及其基本过程与揭示和控制环境系统是国际生物界的重要任务，并于1970年制定“人与生物圈的研究计划”；生态现代化作为一个理论概念首先是由德国著名学者马丁·耶内克提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FFU）诞生的。

耶内克早在1982年1月26日的柏林州议会辩论中使用了“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它随后出现在1983年第4/5期德文版的《自然》杂志中，并于1985年在国际环境与社会研究所（IIUG，隶属于柏林科学研究中心〈WZB〉）出版的题为《作为生态现代化与结构政策的预防性环境政策》的论文中，将其译为明确的英语术语。

最初，这一概念只是在一个被称为“柏林学派”的学术团体中被接受和使用。

耶内克在重温最初提出“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思维框架时指出：

“一般来说，对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负面效果，我们有修复补偿、末端治理、生态现代化和结构性改革四种可能的应对思路……相比之下，生态现代化理念有自己的优越性：

我们可以通过政策推动的技术革新和现有的成熟的市场机制，减少原材料投入和能源消耗，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也就是说，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

因此，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性要素。

而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是其中的关键。

”[3]

　　其次，关于“生态现代化”形成原因的逻辑梳理。

生态现代化理论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并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受到各国政府欢迎。

它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一是环境人口因素。

一方面，“酸雨和臭氧层空洞问题虽然未被阐述为如核灾难一般可怕，但其影响的广泛性却可以视为环境运动可能产生更深一层社会影响的基础。

在这一背景下，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替代性环境理论形成并发展起来”[4]。

另一方面，人口不断增加，环境问题不断加剧，严重的生态危机制约了各国经济的发展。

为此急切需要寻求有效方法来协调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探索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这样危机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二是经济科技因素。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为新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外，经济全球化的态势，跨国公司的涌现，不仅强化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还全面提升了全球化发展的竞争格局。

在严峻的竞争压力下，各国争先运用新理论来指导实践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就为“生态现代化”的迅速传播奠定了现实基础。

三是政治策略因素。

20世纪70年代，各国政府对于环境问题大多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等政策，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当前经济利益最大化。

但各国政府最终发现此路不通，他们急需寻求一种新的政策来解决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必须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于是主张“预防性”策略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生态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吸引政府的注意力，是因为生态现代化所讲的环境观点并没有引起对基础设施的大量需求”[5]。

“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宗旨，是使技术的生态负作用最小化的同时，使技术的正作用得以最大化发挥，变‘后期补救’为积极的预防，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同步进行，这恰恰满足了政府的需求”[4]。

四是公众认知因素。

原始社会人类崇拜自然，农业社会人类顺应自然，工业社会人类征服自然。

“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由工业社会走向知识社会，实现第二次现代化——守护自然，互利共生。

”[6]由于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这也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公众基础。

这些因素表明，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和理论的传播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一背景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强大的牵引和承接作用。

可见，生态现代化理论是通向未来生态文明新纪元的必然产物。

　　二、生态现代化的历程及其内涵

　　20世纪80年代初，生态现代化理论在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如德国、荷兰、英国等最先发展起来的，随后这一理论的经验研究拓展到芬兰、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美国、加拿大以及东南亚等地。

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德国学者耶内克（M.Janicke）、约瑟夫·胡伯（JosephHuber）、凡·普里特威茨（von.Prittwitz）、乌多·西蒙尼斯（Udo.Simonis）、克劳斯·齐默曼（K.Zimmermann），荷兰学者格特·斯伯加伦（G.Spaargaren）、马腾·哈杰（MaartenHajer）、阿瑟·摩尔（ArthurP.J.Mol），英国学者阿尔伯特·威尔（AlbertWeale）、莫里斯·科亨（MauriceCohen）、约瑟夫·墨菲（J.Murphy），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特尔（FrederickH.Buttel）、戴维·索纳菲尔德（DavidA.Sonnefield）和妲娜·菲舍尔（DanaR.Fisher）等。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内容有：

强调技术创新在环境改革中的作用，特别是工业生产的技术创新；对官僚机构和低效率持批评态度；支持环境改革的市场作用和市场动力；关于社会机构和社会冲突的系统观；国家层次的分析。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主要内容有：

比较淡化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更多强调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平衡；更加强调制度和文化的作用，社会机构在环境诱导的社会转型中的作用；集中研究OECD国家工业生产的国家比较。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内容有：

扩展研究的理论和地理范围，包括消费转型、非OECD国家研究、全球生态现代化过程；环境问题给社会、技术和经济改革带来的挑战；现代性核心社会制度转型，包括科技、生产和消费、政治和治理、市场制度等，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多个层次上的转型；定位于科学领域，明确区别于反生产力、反工业化、后现代主义、强社会结构主义和许多新激进主义。

[1]（95）这一阶段主要致力于生态现代化的复杂性研究，也取得一些重大的成就：

非欧洲国家生态现代化（Buttel[7],Mol[8]）；生态现代化与风险社会理论研究（MaurieJCohen[9]）及环境创新与传播研究（MartinJanicke[10]），（Gouldson,Murphy[11]）；政治生态现代化和地区经济与全球一体化进程（Gouldson,Murphy[12]），（DavidGibbst[13]）；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环境运动对环境转型和政府决策的角色作用（MaurieJCohen[14],Mol[15]）；分析中小企业工业生态重建和对市场—政府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