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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特殊移民的政治情绪及其表达方式
苏联特殊移民的政治情绪及其表达方式
谭继军
2013-3-1213:
54:
51 来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2期
摘要：
在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大规模消灭富农运动的过程中，被剥夺富农的社会属性发生了根本变化。
他们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在政治上失去自由，实际上已沦为了在押的政治犯。
“特殊移民”称谓的出现是被消灭富农社会属性急速转变的表现。
“特殊移民”的对抗行动贯穿于消灭富农运动的全过程。
逃跑、消极怠工、骚乱、暴动是“特殊移民”对抗强制政策的基本形式，其对抗行动总体而言是被动且缺乏组织性的，对抗的规模和程度也很难与同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农民骚乱相提并论。
“特殊移民”的对抗行动是生产关系急剧转变的弹性反应。
关键词：
富农；“特殊移民”；社会属性；生产关系
中图分类号：
D1；D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5574（2012）02－0117－11
一、“特殊移民”社会属性的急速转变
上个世纪30年代，随着苏联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中各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势力日益活跃起来。
但要真正区分富农的破坏活动与农民的对抗行动是非常困难的。
这不仅受实际材料的局限，还受阶级划分标准的局限。
在大规模剥夺行动之后，被剥夺、迁移的富农逐渐向“特殊移民”转变。
他们由分散的个体向不断集中的群体过渡，由分散的个体居住地向相对集中的区域过渡，其政治特征也日渐明晰。
这为探讨“特殊移民”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提供了便利。
在大规模消灭富农之前，对富农的破坏活动很难有全面而准确的结论。
目前我们只能根据一些地区性的零星、分散的统计材料来判定这些活动的规模和影响。
如В.А.希多洛夫曾提到，“从1929年的1月到11月富农反革命组织在中央黑土地区共组织了94次大规模农民反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骚乱。
在中游伏尔加地区，1929年共破获了65个富农的地下团体。
在西伯利亚，1929年的上半年就捣毁了155个反革命团体和组织，共计1234人。
在下游伏尔加边疆区‘社会革命党伏尔加州委员会’领导了富农的全部活动。
类似的富农组织在克里木、乌克兰、中亚和其他地区进行大肆活动。
”希多洛夫还谈道，在乌克兰，1928年末到1929年初发生了290起恐怖事件。
在中游伏尔加边疆区，1928年富农制造了183起恐怖事件。
1929年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农村共发生了3万起纵火案件[1]。
据Ю.С.库库什金统计，“在1929年的9个月中共有1002次阶级异己分子的暴动，杀死384人，伤70人，遭攻击396人，还有141起纵火事件”[2]。
在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929年全年记录在案的富农骚乱为456次[3]。
“在中伏尔加边疆区，仅在1929年9—10月富农就制造了193起恐怖活动，比1928年全年的数量还多”，“1929年夏在下伏尔加边疆区发生了100多次富农的骚乱”[4]。
因此，按照苏联的观点，在消灭富农之前，全国各地特别是粮食征购比较频繁的地区几乎都有富农的恐怖活动。
富农为抵抗集体化运动采取了各种方式，包括进行反对集体农庄和反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通过减少播种面积、卖掉机器、宰杀牲畜、破坏生产资料等方式实现“自我消灭”，逃离原居住地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对共产党员、苏维埃主席、农村积极分子采用威胁、暗杀等手段进行恐怖活动，组织一系列的骚乱和起义等。
希多洛夫把富农进行的反对集体农庄运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富农利用恐怖、恐吓、公开宣传、破坏，以及利用宗教等方式疯狂地反对建立集体农庄。
第二阶段，在集体农庄建立之后，富农混入其中，在思想上抵制集体农庄运动，破坏集体农庄[5]。
按照这样的界定，富农反苏维埃的行动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富农实际成了农村社会各类恐怖事件、刑事案件的主体。
1930年2月开始大规模消灭富农之后，富农逐渐转变为““特殊移民””。
在这一过程中，“特殊移民”政治情绪如何，是判定农村政治形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进入2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6]开始具体负责剥夺、迁移富农的工作。
各地党团组织、村苏维埃、各地方警察组织以及从各大城市派遣的“25000人工作队员”[7]纷纷开赴农村各地。
而绝大多数农户并不清楚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照例被召集起来参加村民大会，接受相关的审查，并等候村苏维埃的最后宣判。
“特殊移民”这一概念除了表明这一主体拥有富农的基本特征之外，还体现了苏维埃政权强制性迁移的惩罚性特征。
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强制迁移并不顺利，应当迁移的富农和实际迁移的富农存在很大的差异。
基于这种情况，“特殊移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立即迁移的富农，另一部分是虽被剥夺但没来得及马上迁移的富农，他们有的被集中到指定地点等候迁移，有的仍暂时居住在原居住地或原居住地的边缘地带。
这部分富农或称之为“滞留富农”。
“特殊移民”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与剥夺、迁移之前的富农已有本质的区别，他们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关系都经历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极大地制约着他们的社会活动和个人行为。
首先，与土地相分离，这使他们失去了维持再生产的基础和手段，也失去了作为农民的社会属性。
其次，与个人财产相分离，使他们面临第二次被剥夺。
第三，他们失去了选举权，没有政治上和行动上的自由，而且还受到专政机关的严密监视和管制。
因此，“特殊移民”不仅在经济上处于一无所有的境地，在政治上也无任何自由而言，他们实质上已沦为在押的政治流放犯。
二、“特殊移民”政治情绪的表达
1.逃跑和消极情绪
在强大专政机关的威慑下，“特殊移民”没有选择极端的对抗方式，而是选择了过去俄国政治犯惯用的方式——逃跑。
逃跑成为“特殊移民”，特别是那些“滞留富农”对抗苏维埃政权最普遍的形式。
“特殊移民”的逃跑方式基本可概括为携家逃跑和单独逃跑两种。
表一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西伯利亚边疆区全权代表扎科夫斯基在1930年4月25日的汇报中对该年2月底至4月15日“特殊移民”的逃跑情况所作的统计。
它表明，各地“特殊移民”的逃跑现象虽不平衡，但具有普遍性，而且单独逃跑的比率略高于携家逃跑的比率。
“特殊移民”逃跑的目的地主要是城市和某些建筑工地。
有的“特殊移民”逃跑之后并没有固定的居留地，如流民一样飘忽不定，有的则逃回了原居住地，还有的则跑进了原始森林，开始了刀耕火种的生活。
滞留富农与本地安置的富农（即所谓的第三类富农）在逃跑的规模和程度上与迁移富农又有所不同。
他们逃跑的机率比通过铁路、陆路押送的第二类富农要高出许多。
这除了管理较为松懈、安置工作进展缓慢等原因外，主要是因为这部分“特殊移民”居住非常集中。
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还保持着与家人、亲戚、朋友的各种社会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的逃跑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这一群体在大规模迁移行动之初被当地政权组织看作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С.А.扎科夫斯基在谈到西伯利亚各地这一部分“特殊移民”的时候认为：
“在各地，我们总共有60000户富农，他们经济潦倒，得不到安置，并滋生着不满情绪，他们是反革命运动可利用的群体，是培养苏维埃政权敌人的摇篮。
对于迁往北方的第二类富农尚未进行富有成效的安置，第三类富农的安置情况也不如人意，逃跑现象屡禁不止。
”[8]
表1
州名称
实际消灭富农户
逃跑富农人数
总数
带家逃跑
单独逃跑
奥姆斯克
8430
635
929
斯拉夫哥罗茨克
4731
801
515
巴拉宾斯克
3548
41
202
新诺夫哥罗德
4768
365
415
卡缅斯克
3357
357
452
巴尔纳乌尔斯克
6370
591
745
比因斯克
5594
39
63
卢布佐夫斯克
5017
117
243
托姆斯克
984
79
300
库兹涅茨克
2357
196
360
阿琴斯克
2804
183
29
明努新斯克
2889
71
162
哈卡斯克
848
1
11
克拉斯诺雅尔斯克
1507
29
69
康斯克
2573
55
150
伊尔库茨克
2279
56
244
奥伊罗基亚
1146
13
34
总计
59202
3629
4923
资料来源：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С.А.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ывЗападнойСибири.1930－весна1931.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2，с.117.
相对而言，通过铁路、陆路押送的“特殊移民”，其逃跑现象不是很突出。
这主要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整个迁移行动的严密监视有关。
迁移一律动用军用专列，有专人押送，一列火车一般配有二十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沿途车站和转换站都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各地的工作人员、当地民警、“25000人工作队员”以及农村积极分子协助押送。
表二为西西伯利亚边疆区1930年3月初对“特殊移民”迁移过程的情况记录。
另据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的秘密汇报记录，在1930年2月底至4月15日之前，“迁移的富农户虽然因被没收财产和迁往北部边远地区而具有本能的反苏维埃倾向，但总体上是守纪律的”。
[9]
表2
区名称
实际迁移数
迁移时间
富农发送地
到达时间
移民情绪
阿克塞耶夫斯克
160
3月2日
弗尤那
3月6日
满意
巴克新斯克
16
3月3日
加尔卡
3月5日
满意
别尔茨克
142
3月1日
皮赫托夫卡附近
3月6日
满意
比特科夫斯克
104
3月3日
新西伯利亚区
3月8日
满意
瓦新斯克
150
瓦新诺
满意
因德尔斯克
85
3月1日
该区的奥热尔卡
3月9日
满意
卡尔加茨克
93
3月3日
距皮赫托夫卡7俄里处
3月6日
满意
科雷旺斯克
64
3月1日
皮赫托夫卡
3月3日
满意
科切涅夫斯克
88
科切涅沃
满意
马斯良尼斯克
223
3月2日
科雷瓦尼附近
3月6日
满意
新西伯利亚
121
3月4日
科雷瓦尼
3月7日
满意
奥尔登斯克
70
3月4日
В.奇克
3月10日
满意
乌让尼新斯克
103
3月2日
帕乌托沃—科雷瓦尼
3月7日
满意
切列帕诺夫斯克
257
3月3日
别尔茨克
3月9日
满意
楚雷姆斯克
73
3月2日
距皮赫托夫卡80俄里处
3月8日
满意
资料来源：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С.А.СпецпереселенцывЗападнойСибири.1930－весна1931.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2，с.157.
然而，“特殊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的思想情绪却是不稳定的，“绝大部分“特殊移民”都暗藏着敌对情绪”[10]，他们神情沮丧，失魂落魄。
有的明显表现出对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不满，存有对现政权的抵触情绪；有的则出于无奈，对迁移后的生活存有走一步看一步的侥幸心理。
以下是一些“特殊移民”具有代表性的言论。
“虽然已把我们弄走，但真要诅咒他们，老天爷还没有要我们去见他。
谁来替我们报仇，遗憾的只是我们自己无力消灭掉这些恶棍。
制服这些恶棍已为时不远，春天一到我们就有戏了。
即使把我们赶到天涯海角，但他们仍感觉到土匪的威胁。
去就去吧，去看看能够做些什么。
总而言之，一开春反正也得回来，到时候已不再是坐马车、坐供暖火车了，而是坐最好的火车和汽车了。
要知道，苏维埃政权已经支撑不到一个月了。
真是喝干了农民的血。
把我们像牲畜一样运走，虽然这样很糟糕，但我们最好走得远远的，总比留下来受罪和遭受苏维埃政权驱使要好；到了原始森林，我们会有很多人，对抗苏维埃政权是轻而易举的事。
”[11]
“这是好事，早就该把我们迁走，这样我们不会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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