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docx
《中青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青报.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青报
中青报：
动物表演是否该叫停
背景：
猴子骑车的节目背后，是刚刚生完小猴的母猴被夺走幼崽强行训练；狗熊拳击的背后，是驯兽员为了训练狗熊两只后腿站立和同类“拳击”，将狗熊用绳子长时间吊在一根铁梁上…… 近日，由中国动物园观察小组、它基金、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等志愿者团队及公益组织发起的“倡导北京成为无动物表演城市”启动会上，志愿者拍摄的动物在训练和表演中受虐待的数十张照片和多个视频引发很多人的愤慨。
在这次会上，部分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多家机构发出倡议书，建议所有动物园包括野生动物园、海洋馆，取缔所有虐待动物表演和近距离接触动物以及拍照合影等项目，关闭动物表演馆，妥善安置表演动物。
对于公益组织这种“一刀切”的倡议，一些市民并不认同：
“钻火圈”这类表演确实危险，然而海洋馆开放动物表演并不是件坏事，人们尤其是孩子可以通过看表演的方式了解动物，从而知道如何保护它们。
在动物保护组织看来，走钢丝、钻火圈等表演项目无一不是对动物意志的胁迫，披着“保护性表演”的外衣，做的却是虐待动物、攫取私利的勾当。
动物表演现场游客们欢声笑语的背后，是表演动物在遭受鞭打、饥渴后训练出来的所谓技能。
从2003年开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莽萍成立“中国动物园观察”大学生志愿者团体，对多家动物园的“动物生存现状”展开调查。
根据“中国动物园观察”2011年1月至今对全国40余家动物园的调查，有50%的城市动物园、91%的野生动物园和89%的海洋馆存在各种类型动物表演，包括许多危害动物身心健康的项目，如走钢丝、钻火圈、大象倒立、黑熊拳击等。
动物表演因其负面特性一直为人诟病。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目前已有36个国家、389个城市禁止或限制动物表演，数十个国家上百个城市禁止利用野生动物进行马戏表演。
韩国首尔动物园于今年3月19日正式叫停海豚表演；在英国，曾有成千上万英国儿童投入了“拒绝‘邪恶马戏’”运动。
在国内，2010年国家林业局和住建部也曾先后发文，要求禁止动物表演和野生动物与观众零距离接触活动。
但是，由于发文部门没有执法权，这些条文形同虚设，全国动物表演的规模有增无减，虐待性表演项目比比皆是。
据“中国动物园观察”项目组统计，自1993年国家林业局批准建立全国第一家深圳野生动物园投入运营以来，各地由于盲目追求商业利益和地区利益，一窝蜂地新建野生动物园。
截至2008年，我国有野生动物园30多家，其数目已达到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
近年来，一些动物园动物遭到伤害、虐待甚至被大批饿死的恶性事件频繁曝光。
评论：
有人认为，动物表演之所以“禁”而未止，不仅因为涉及主管部门众多，规范性意见本身不能成为执法依据，也因为禁止动物表演本身就存有很大的争议。
事实上，在那些叫停马戏团利用野生动物进行表演的国家，大多也面临着巨大社会争议，同样面临着徒有规定没有罚则的问题。
说到底，动物表演如此难以被撼动的根本原因，还是其中的经济利益。
众所周知，动物表演是一个利用动物赚钱的手段。
既然是一桩买卖，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很多人不顾动物的痛苦死活，用残忍的方法“训练”动物表演，以供人取乐赚钱，这样的现状也就不足为奇了。
“尊重动物、尊重生命就是尊重人类自己。
人与动物能否和谐共处，最终也将反映在人与人之间能否互相尊重和谐相处。
”曾在北京两会上三次递交保护动物提案的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所长方李莉表示，她在今年北京两会上提交的《北京应成为“无动物表演城市”》议案，已经被转交给了园林管理部门。
同时，针对涉及动物表演（马戏）的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情况，动物保护组织已联合致信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提请文化部停止将动物表演（马戏）项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那么，动物表演究竟可不可以有，动物表演存在的必要性有多大？
不管承不承认，动物表演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相信很多人去动物园游玩时都观看过喝彩过。
从一些野生动物园的游客问卷调查里可以发现，游客普遍认同既不干预动物的本性、又能展现动物技艺的动物表演形式，认为动物表演有助于大家了解动物习性，实现人与动物的亲密接触。
目前真正应该做的是：
强化动物福利，取消那些对动物有伤害的表演。
出于动物保护的目的，可以对一些涉嫌虐待动物的表演项目进行禁止，也可以对训练动物表演的日常管理进行规范，但是“一刀切”地叫停动物表演，未必能够达到预想的效果。
一方面，这很可能让一些正规动物园、海洋馆的动物表演暂时告退，而非正规的动物表演却趁机遍地开花；另一方面，游客特别是小朋友们也因此缺少了亲近动物了解动物的机会；最重要的是，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动物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动物表演，是否会被保护得更好，恐怕也得画上一个大问号。
怎样才算是保护动物爱护动物？
抛开利益的纷争，把“动物”两个字从人类的对立面上移开，相信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客观的答案。
周人杰：
从不敢造假到不愿造假有多远
数据真实性的丧失，不但破坏了统计制度、助长了不正之风，更会影响决策判断，贻误发展、戕害民生。
背景：
日前，国家统计局在其官网指出甘肃玉门市人民政府下发文件，涉嫌干扰企业独立真实上报统计数据的事实。
针对近来一系列类似事件，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也联合发出通知，强调要净化直报环境，强化组织领导，切实保障企业独立真实上报统计数据。
评论：
“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这是对个别地方统计数据造假的生动嘲讽。
从最初的政府直接参与造假，到如今干扰企业的间接造假，虚浮之风始终屡禁不绝，手段方法竟还花样频出。
殊不知，数据真实性的丧失，不但破坏了统计制度、助长了不正之风，更会影响决策判断，贻误发展、戕害民生。
对此，固然应当“重典治乱”。
但从重庆永川到山西河津，再到甘肃玉门，“一查到底”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可造假者为何还敢前赴后继地顶风作祟？
看来，对造假者不能一批了之，严格问责就是要以高成本的代价使之“权衡利弊而不敢为”。
但是若从“不敢为”到“不能为”、再到“不愿为”，显然就不能只靠“大棒”的整饬与惩戒，还要靠“胡萝卜”的引导与激励。
其实，顶风造假的背后，更多的还是绩效考核的压力。
在现行评价机制下，地方官员的升迁任免始终离不开政绩二字。
统计数据又是对官员政绩最为直观的展现：
有的是要改得多一点，让其任期所为愈发显眼好看，有的则是要改得少一些，使其任地收获更多政策眷顾——既是答题人，又是判卷者，上演“海绵注水”般的闹剧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部需求的波动的确延缓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增速，再加上地方换届选举的集中到来，一并刺激了务虚名者的冲动。
另一方面，虽有统计数据“直报”的要求，但对“有所求”的企业来说，被政府“绑架”也实属无奈。
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让评价官员绩效的指挥棒回归良性运转才是治本之策。
让片面的经济指标无法“一票否决”，让社会类、生态类标准登堂入室，企业上报的统计数据才会丧失生杀予夺的威力，地方官员也才会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与魄力。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追求政绩是任何一个有抱负、负责任的为政者的当然之选。
从“不敢造假”的他律走向“不愿造假”的自律，究竟还有多远？
捷径恐怕还在于绩效评价的内生驱动。
离开科学的评价机制，就无从谈及科学的发展目标与科学的发展方式，也无法从根本上纾缓造假者的冲动、焦虑与无奈。
“易粪相食”乃国之大耻
背景：
2011年6月17日，复旦大学研究生吴恒与34名网络志愿者创办了发布食品安全资讯的网站“掷出窗外”，目前网站已搜集近3000篇食品安全问题新闻报道，点击量突破19万人次。
网站近日一度因访问量过大而瘫痪。
吴恒将自己的食品安全调查报告取名为“易粪相食”。
（5月6日《钱江晚报》）
评论：
“易粪相食”，当然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
诚如“掷出窗外”网站指出的那样，你自己制售的食品虽然“打死也不吃”，而在食品问题泛滥的背景下，你欣然享用的那一口极可能也是别人“打死也不吃”的。
当食品安全底线一再失守，除了少数享受特供食品、只吃自己生产食品者外，每个人都将在浑然不觉中成为“易粪相食”的“交易”对象。
当“易粪相食”成为我们消耗食品的部分现状时，与其说这是少数人道德溃败之耻，毋宁说这是一种国耻。
但说到底，这种国耻首先还是治理者、监管者之耻。
其一，有些无良之徒制造问题食品，以及公众权益因之受损，只是零散、个别的行为或现象，不足以构成国耻。
只有当监管失守时，少量的制假售假、牟取暴利行为才会被眼红、效仿，大面积“推广”，成为普遍的乱象并导致公众权益普遍受损，从而“升格”为国耻。
其二，食品领域的治理者、监管者其职守即在于此，既有治理的时间保证又掌握专业人员、技术、设备，如食品领域出现乱象，即是其失职、无能的表现，而普通公众不必承受此种关联耻感。
国耻虽由民受，但主责在于治者。
食品安全的一部分治理者、监管者，是受民之托守护食品安全的人，现在管不好，辜负公众信托，难道不该首先感到羞耻？
对于其中渎职者、玩忽职守者、官商勾结者，难道不该“食品乱世用重典”？
保护个人信息重在深挖部门内鬼
背景：
从无休止的垃圾短信到电信诈骗，到底是谁在出卖我们的个人信息？
公安部近日收网的专案打击揭开了犯罪内幕，截至4月23日，各地警方共抓获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嫌疑人1700余名，挖出犯罪源头38个。
调查发现，大量泄露个人信息来自“内鬼”。
评论：
信息时代，信息安全不仅是保障公民隐私权利和不被骚扰的前提，更是事关社会稳定和防范各种犯罪的基础。
而不断爆出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折射出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效果不佳，俨然产业化的信息贩卖、兜售链条，更让人深陷隐私恐慌之中，大量由国家机关掌握的公民信息外泄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极易引发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等新型犯罪，威胁社会稳定。
严厉打击针对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确保公民信息权利不受侵犯，这是执法机关保障私权的法定职责，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
在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大量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
据公安部透露，此次专案行动查获的源头中就有不少公务员，涉及民政等部门。
这警示我们，对公民信息造成巨大威胁的不仅仅是那些处在外围和末端的一般违法者，还有合法掌握信息资源的政府公职人员，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向外非法提供或出售信息，成为许多侵犯个人信息违法犯罪的“源头”，无疑是执法所应当深挖的“内鬼”。
问题是，在现有的立法条件下，如何对这些部门“内鬼”形成有效的打击格局呢？
笔者以为，首先在执法标准上，应当确立起一个基于身份的“区分”原则，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从重处罚。
在法律评价上，掌握信息的公职人员出售或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不应等同于一般人的泄露行为，因为其违法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不仅指向公民信息权利，更损害了国家公职的廉洁性，故而社会危害性更大。
根据刑法修正案（七）第253条规定，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窃取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由于该条款对惩处的规定太过笼统，在打击政府机关“内鬼”的力度上缺乏明确性，因而还有待更具可操作性的解释性规定，为执法提供清晰的规则指引，确立起对公职人员的威慑与预期效应。
不仅如此，有效的执法还应当抓住重点对象“顺藤摸瓜”，上溯追究部门领导及主管单位人员的法律责任。
像银行、电信、医院等行业，其工作人员也应是执法打击的重点，但他们并不具备公务员身份，对其个人行为的法律追究并不能自然强化行业监管职能，容易产生“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不良执法效果。
在这方面，执法机关应当上溯源头，对那些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领导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还可以采取执法建议等手段，为监管提供责任倒逼机制，从而确保重点行业能够“看好自己门、管好自己人”。
作为公民的一种有权利价值的资源，个人信息的有效保障和有序利用都依赖常态化的执法机制，而法治化的执法机制又必须以完备的法律规范做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反复呼吁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应提速，并根据执法实践掌握的特点规律，在立法中将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政府机关和行业部门工作人员作为重点设防对象，明确信息保存人、使用人的保密义务和法律责任，为依法打击侵犯公民信息权利的违法犯罪奠定法治基础。
城管小贩“互跪”跪出了什么
■议论风生
城管和小贩之间真正的平等是基于敬畏权利的平等，不是同情心之下的平等。
小贩的权利“清晰起来”，城管的权力就自然会退到其合理的边界。
近日，当济南历下区城管对占道经营的商贩进行清理，对一位年轻女商贩的经营物品进行扣留时，双方争执起来。
争执中女商贩抱着孩子给城管下跪，见状，城管人员也向女商贩跪了下去。
事后该城管表示，他主要是想与对方“平等对话”。
（5月6日《齐鲁晚报》）
这条“济南城管下跪劝商贩”的新闻在微博被大量转发后，有人赞赏，有人批作秀，有人冷眼旁观……且不管该城管下跪的真实动机是什么，至少面对下跪小贩，城管没有视若无物，没有强拉硬拽，更没有拳脚相加，而是下跪还礼，温言相劝，这无论如何都令人欣慰。
城管与小贩，总是有道不尽的“故事”。
曾经有一段时间，城管向小贩施暴的新闻频频现诸媒体，引来舆论不断挞伐，城管这一职业的声誉，一度也降到了最低点。
但最近一两年来，形势似有几许改观，人们感觉到，城管街头施暴的新闻比以前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城管柔性执法的报道，如眼神执法、女性温柔执法等等，如今，下跪执法更是将这种“柔性执法”推向极致。
“柔性执法”当然不是什么坏事，越来越多的城管执法人员能回归人性，对小贩多些理解和同情之心，多些平等与尊重的意识，这对于保障小贩生存，降低街头冲突，消弭底层的怨气，挽回城管的声誉，可谓善莫大焉。
城管主动俯下身架，进行权力的自我抑制，固然值得称道，但这并不会带来完全意义上的“平等”。
因为，所谓的“柔性执法”本质还是居高临下式的，其主动权完全操持于城管自身，柔性与刚性，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转换，而且权力具有自我强化和扩张的本能，“柔性执法”若要普遍化，很难。
其实，我们更需要的，城管和小贩之间真正的平等是基于敬畏权利的平等，不是同情心之下的平等。
小贩当然也应该接受监管，而监管也应该有边界。
这需要从法律制度上来解决——小贩应被认定为一种正当的职业，获得公权机关的承认；摆摊作为谋生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获得法律法规的许可；当小贩因违章遭遇暴力执法时，公安和司法机关，有责任对施暴者进行惩处。
城管给小贩下跪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开城管与小贩问题的死结。
问题的关键还是，能否让小贩的权利从模糊地带走出来。
小贩的权利“清晰起来”，城管的权力就自然会退到其合理的边界。
刘鹏：
别把职校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
漫 画/ 卢 鹏
刘鹏
4月27日深夜，重庆电讯职业学院200多名大二学生由于对实习单位的住宿环境不满，不愿入住实习公司安排的集体宿舍而流落苏州街头。
29日，重庆电讯职业学院一黎姓副院长解释说，学生反映的问题正在解决，并强调此次实习属于学校正常教学活动。
（4月30日《重庆商报》）
200多名学生流落街头的原因是实习单位安排的住宿条件不好，脏乱甚至连床板都没有，“根本就没法睡”；而实习单位给的解释，则集中在“现在学生年轻，吃不了苦”上。
从表面看，似乎是如今的学生要求比较高，的确有点儿吃不了苦。
然而细究一下，我们又不难发现，问题并不单纯。
除过住宿条件差之处，这些流落街头的学生，最为担心的，无疑是“学校承诺每天工作8小时，月薪1300元，但宿舍老员工却透露，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月薪只有900元。
”
那么很明显，住宿条件差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真正的问题在于，学校和实行单位，是不是把这些职校学生当成了廉价劳动力？
因为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比如2007年，广西一所艺校竟然将实习的学生安排在娱乐场所陪酒，甚至被一些客人强行喂服摇头丸；比如同是2007年，新疆科技学校2006级计算机应用班的35名学生被学校安排在一家网络公司无工资实习时，被逼整天玩网络游戏砍大树。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
一天工作12个小时砍7000棵树，每个月赚1000元左右。
无论是艺校女生被安排陪酒，还是计算机应用专业的学生被要求打游戏为公司赚钱，学校和实习单位之间，都有一种很不单纯的关系。
甚至有的学校公然从实习单位拿好处，而其目的并不在于教学，不在于给学生实习的机会，完善自我的机会，而是将学生当成了廉价劳动力和赚钱工具。
让在校学生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后去工厂等单位实习，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它有利于职校为社会培养实用性人才。
但安排学生实习的前提条件是，学校和实习单位，要重视学生权益的保障，避免学生被利用，沦为廉价劳动力。
所以，对重庆电讯职业学院200多名大二实习生流落街头的问题，不仅要解决好住宿，更为重要的，无疑是在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等方面，有一个明确的交待和保障。
景区票价涨声四起不只是市场问题
消息称未来数月内，将有超过20个知名景区门票涨价，涨幅从20%到60%不等。
扬州瘦西湖拟将门票由60元调整为120元。
民众抱怨相比工资，游玩太贵。
国外景区如富士山是免费，罗浮宫的门票折合人民币约为72元。
而张家界、九寨沟等门票都超过200元。
（4月26日《扬子晚报》）
评价：
景区票价普遍贵过外国，更是一个理念问题，既检验着“景区经济”的价值取向，更检验经营者是着眼长远还是只顾眼前利益。
说收费上涨是杀鸡取卵也好，竭泽而渔也罢，景区涨价依然“管你舆论如山，我自岿然不动”。
三年禁涨期一过，“补涨效应”凸现，结果导致了景区价格倍量上涨，将积压数年的涨价“热情”全都激发了出来，价格之高让人无法接受。
对于景区来说，涨价的理由无外乎投入太多需要收回，资源保护需要收费调节。
另外一个借口是：
市场供需决定价格。
说这话自有道理，从旅游市场说也无可厚非，别说一个景区涨一百两百，即便涨一千二千，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旅游经济，既然讲的是经济，自然是收费越多越好，而门票作为国内景区收入的大头，谁也不会嫌钱多。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景区门票就如同高速路上的过路费，太高太多让人难以消受。
更主要是，与国外景区对比，国内一些景区的知名度并不比别人高，何以在别人大多低价或免费，而我们却“圈景收钱”？
这跟马路建收费站的思维一样，都是“见义忘公”的思维在作怪，加重的只是游客的负担。
从世界惯例看，世界遗产和国家级风景区的门票价格不是由市场所决定，门票不能代表景区本身的价值，而只是资源保护的一种辅助手段。
事实上，保护资源限制人数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各地景区门票涨价热，从本质上还是“门票依赖症”在作怪。
如果景区自身的服务功能不健全，服务水平未到位，不能从旅游内涵上有更多的挖掘，增加其附加值，那么就只好在门票收费上一条道走到底。
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对旅游资源的垄断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经营理念导致的对公共利益的侵犯所致。
与疯狂涨价相比，“免费西湖”则提供了另外一个样本。
自免门票后，西湖的综合收入不降反增。
杭州市副市长张建庭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西湖免费开放，我们为此一年少了2000多万的门票收入，到现在还不止这些，但西湖免费开放，游客增多了，很多人就是冲着免费来的，这样一来，旅游收入增加了，综合效益提高了，免费开放给整个杭州所带来的好处是难以估量的。
”所谓效益，除了经济效益，更多恐怕还有社会效益。
2011年，江西省实施了一个月的“免费月”活动，省内各景区的门票收入虽然减少了10亿，但综合收益却达到了百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门票收入是看得见的直接收入，可以直接按非税收入进入财政笼子；“大旅游”收入是间接收入，收入虽然提高了，但却是“藏富于民”，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附加效应。
更重要的是，门票价格不涨，要提高收入就得从强化服务入手，比之于直接提价有不少难度，懒政思维下就难以成为首选。
从这一点来说，景区票价普遍贵过外国不只是个市场问题，更是一个理念问题。
既验检着“景区经济”的价值取向，更检验经营者是着眼长远还是只顾眼前利益。
当公共利益转化成地方创收，提高内涵变成价格算计，则涨价行为愈演愈烈，难以禁绝。
只是，如此本末倒置的做法，积累越久风险越大、危害越大，再拨乱反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北京从3月起每周六定为＂学雷锋志愿活动日＂
背景：
2月28日，北京市委办公厅下发《关于弘扬北京精神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从3月起，今后每个周六定为“学雷锋志愿活动日”。
《实施意见》列出7大项活动，常态化在北京市开展。
其中，开展“永远的雷锋”志愿行动，3月起每周六定为“学雷锋志愿活动日”。
这一天，北京全市将动员市民开展学雷锋志愿行动，广泛参与各类道德实践活动，开展扶老助残、帮困解难、应急救助、便民利民的社会志愿服务。
评论：
应该承认，因为时代的发展，雷锋精神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内涵。
但，在我看来，学习雷锋还是要脚踏实地，多些“真、实、信”。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抓住了雷锋精神的精髓。
先说“真”。
说起雷锋，我们很多人心中都会升腾起一种特殊的情怀。
雷锋精神和雷锋事迹的感人之处，在于雷锋对待别人的一种真诚。
遗憾的是，因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因素，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真诚正在渐行渐远。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是当代人际关系的一种尴尬。
所以，人与人之间多些关爱和真诚承载了我们社会一种期待。
再说“实”。
说起学雷锋，我们很多人都会想到“做好事”。
其实，这也是一种片面的理解。
在我看来，雷锋精神不仅仅是做好事。
比如，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就是学雷锋;刻苦钻研每一件事，就是发扬雷锋的“螺丝钉精神”，也是学雷锋。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从实际出发，岗位学雷锋具有更大的推广价值和实际意义。
这样一来，那些在窗口行业工作的人们，用自己满腔的热情和优质的服务，就是对当代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诠释。
最后说“信”。
无信不立，不诚不行。
诚信是我们社会的基石。
没有了诚信，一切都无从谈起。
所以，学习雷锋，就是要树立我们社会的诚信品牌，让诚信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一张闪亮名片。
毛主席曾经说，“一个人做一件事好事并不难，难在一个人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
”雷锋用自己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社会树立了标杆和榜样。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的生活中多些“真、实、信”，那么雷锋精神就会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被更好地学习和传承。
应该注意的一些热点：
北京应容得下一枚“蜗居蛋”
背景：
北漂小伙戴海飞在公司楼下搭建了一个“蛋形小屋”，并于夜间“蜗居”于此。
海淀城管大队在获悉此事后表示，小屋涉嫌私搭乱建，应自行拆除。
评论：
“蜗居蛋”之所以迅速成为当天的网络热门话题，不仅仅是它再次牵动了高房价背景下人们对居住环境的关注，更多的是它的创意设计打动了大家。
“小屋”的鸟巢造型，屋内暖色调的灯光，那张年轻的面孔，让人感受到了北京承载的梦想的重量。
严格说来，“蜗居蛋”并不是一所搭建的屋子。
从占地面积看，一棵树预留出来供浇水的一小圈地就盛纳了它；从实用方面看，屋内外温度几无差别，长期居住在里面的可能性不大。
即便城管不表态，过些天戴海飞或会主动撤除。
宽容一点说，“蜗居蛋”不过是野外帐篷式的变体，“私搭乱建”的罪名对它来说有些夸大。
“蜗居蛋”的诞生，带点行为艺术的色彩，更主要的还是为了体现在这个城市奋斗着的年轻人苦中作乐的精神。
“蜗居蛋”该不该拆？
小屋放在戴海飞所在公司的楼下，而这栋楼亦在院内，如果管理，也是这个院子的业主或物业公司出面最好。
而物业公司负责人对这个小屋并无强拆意图，相反还表示，这个新鲜的创意给大院注入了很多活力，大院里的人喜欢。
既然如此，城管完全不必如此敏感。
什么叫世界城市？
单单有了高大的建筑、光洁的街道并不够，还应有世界城市的包容，应有点儿艺术的情怀。
世界城市离不开创意人才的设计和参与，而“蜗居蛋”正是对北京这座城市是否理想和浪漫的小测试。
在大家为“蜗居蛋”带来的新鲜感而愉悦时，北京不但应容得下这枚蛋，可能还需要鼓励更多有创意的年轻人也来“下蛋”。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