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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综述

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综述

易棉阳姚会元

2013-04-2315:

50:

59　　　来源：

《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金融为百业之首，它似一条长江大河，其流域就是整个经济。

而银行乃金融之主体。

由于银行的重要性，中国近代银行史倍受研究者的关注。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涉足此间。

检索1949年以来的《全国报刊索引》，我们发现，在建国后的30年间，有关华资银行史的论文有10篇左右，但大多是回忆性或介绍性文章。

（注：

主要有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1896—1937年）》，《中南财经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沈云荪《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华银行》，《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金研《清末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史料》，《学术月刊》1961年第9期；金研《关于金城银行的若干史料》，《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黄鉴晖《中国通商银行是在银号基础上改组的吗？

》，1963年6月30日《光明日报》，第4版；金洪文《从一家银行看民族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解放前的历史调查》，1965年6月20日《解放日报》，第4版，等等。

）张郁兰所著《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是这一时期出版的惟一的一部银行史专著，该书将1896—1937年中国银行业40多年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兴起时期（1896—1911年）、发展时期（1912—1927年）、继续发展和集中时期（1928—1937年），并概述了每个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

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诚如作者所言，它较好地回答了两个问题，即“第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特点，怎样在银行业里得到反映？

第二，中国银行业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由于当时的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较大，所以该书的某些观点未免有点失之偏颇，如作者认为银行资本的主要作用不是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是助长政治投机。

（注：

张郁兰：

《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从20世纪80年代始，银行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

本文较为详细地检索了198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缕述几个重要的专题和突出成果，最后讨论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所引用论著截止2003年，范围以大陆地区为主。

一

（一）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贵的银行史资料专书。

主要有：

《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四联总处会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

另外，在已出版的金融史和货币史资料专书中几乎都包括大量银行史资料，主要有：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991年版），《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财政金融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997年版），《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二）著作的出版

　　20多年来，出版了银行史著作约50部，其中，以银行机构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的有：

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学术著作，该书对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脉络作了详细而又清晰的勾勒；卜明主编《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发展变迁；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纵述横陈了1840—1952年中国货币银行的概况，透视了中国旧式金融机构的嬗变与近代银行的发展，回顾了中国旧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归结；李一翔《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1895—1945）》探讨了近代中国银行业与近代中国产业之间的关系；刘慧宇《中国中央银行（1928—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中央银行制度的演进；寿充一《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则介绍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发展历程；李立侠《中央银行兴衰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探讨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兴衰历程及其原因；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徐矛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介绍了中国近代10位著名的银行家，该书还附有近代中国100位银行家的小传；钟思远、刘基荣《民国私营银行史（1911—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私营银行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作了全过程的描述；姜宏业主编《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近代中国的地方官钱银号、地方银行和革命政权银行作了清晰的介绍；许家骏等编《周作民与金城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探讨了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关系；孙晓村等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研究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与该行的关系；《聚兴诚银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研究了近代著名四川地方银行——聚兴诚银行的发展历史；《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介绍了中国通商银行在清末的发展变迁，分析了其业务状况，融学术性与资料性于一体；《晋察冀边区银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8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革命政权银行的专著；《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对国民政府时期所设立的中国农民银行作了系统研究。

绝大部分内容涉及银行史的金融史专著有：

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探讨了江浙银行家阶层的崛起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杜恂诚等著《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从制度层面探讨了近现代中国银行业的演进；张虎婴《历史的轨迹——中国金融发展小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7年版）勾勒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轨迹；吴景平主编《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探讨了抗战前上海银行界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

一般金融史著作或教材中也有相当部分内容从不同角度介绍中国近代银行业。

（注：

如洪葭管《在金融园地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桑润生《简明中国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崔国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浙江近代金融业与金融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松龄《中国农村金融史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姚遂《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杜恂诚《中国金融通史》第3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石毓符《中国金融货币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寿充一等编《外商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

　　（三）发表论文情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1980年以来，有关银行史研究的论文至少有300多篇。

现列表如下：

年份　篇数　年份　篇数　年份　篇数

1980　　7　1988　16　　1996　17

1981　22　1989　14　　1997　24

1982　　8　1990　19　　1998　16

1983　18　1991　16　　1999　16

1984　18　1992　18　　2000　20

1985　14　1993　13　　2001　15

1986　　9　1994　19　　2002　12

1987　13　1995　22　　2003　18

资料来源：

根据1980年以来的历年《全国报刊索引》统计。

　　从上表所统计的论文数量可以看出，25年来，银行史的研究是平稳地进行的，没有大起大落，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

对以上统计，有一点需要说明：

上表各年度的统计数字只是近似值，也就是研究银行史的论文数量的最小值，因为不少有关中国近代货币史、金融史、保险史和外贸史的论文中也包含了银行史的内容，本文在统计时没有计入，但只要在每一年的统计中都使用同一标准，还是能够反映20多年来的研究概况的。

二

　　归纳起来，198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近代私营银行、近代国家银行和中央银行制度、近代银行业的内外关系、近代地方银行等主题展开。

下面分专题介绍。

（一）关于近代私营银行

　　钟思远、刘基荣著《民国私营银行史》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私营银行业的著作。

该书结构分四章，第一章描述了私营银行产生的过程以及清末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该书的主体，分别介绍了1911—1927年和1927—1937年两个阶段的私营银行业发展情况，分析了这两个阶段中私营银行业迅速发展的原因，探讨了私营银行的历史地位；第四章描述了1937—1949年私营银行的基本状况。

该书具有一定创新性。

对于1927年到1937年中国私营银行繁荣的原因，学术界曾认为是私营银行投机公债的结果。

该书认为，私营银行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审时度势地确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经营策略，在支持民族工业发展中使自己获得了发展，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强大的外资银行和有政权撑腰的国营银行竞争，并维持一段时间，而不是依靠所谓的公债投机取得的。

这个观点在钟的论文中亦有详细论述。

（注：

钟思远：

《1927—1937年的中国私营银行》，《经济学家》1994年第3期。

）朱荫贵进一步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间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银行业之所以快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制度的演进、银行业法规的建设、银行家队伍的成长以及中国银行业经营运作理念和方式的变化等。

（注：

朱荫贵：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

　　在中国近代众多私营银行中，经营比较成功的主要有中国通商银行、“北四行”、“南三行”、四明银行等。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学术界对该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中国第一家银行》，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国通商银行的筹设过程，分析了该行在清末的业务状况，揭示了它在清末的艰难发展历程。

该书的附表，较详细而精确地统计了1897—1911年中国通商银行的业务状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汪敬虞探讨了中国通商银行产生的历史条件，分析了该行在产生过程中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关系。

（注：

汪敬虞：

《略论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历史条件和特征》，《汪敬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谢俊美分析了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初期与外资银行、洋行、工矿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指出：

外资银行的夹击使中国通商银行的经营极为困难，这也是盛宣怀把中国通商银行办成世界著名银行的愿望落空的重要原因。

（注：

谢俊美：

《外资银行夹击下的中国通商银行》，《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6期。

）宋士云认为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他研究了该行集股兴办的过程。

（注：

宋士云：

《我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章友德探讨了中国通商银行创办初期的运作方式，认为该行的经营方针、经营方式、人员管理方式等都符合现代金融业的经营管理规则。

（注：

章友德：

《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与运作方式》，《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1期。

）曹广森等考证了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时间，并进一步考证了其性质，认为它是一家名副其实的商办银行而非官办银行。

（注：

曹广森等：

《中国通商银行建立的时间及其性质》，《中央财金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

）此外，吴筹中考述了中国通商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注：

吴筹中：

《中国第一家自办的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85年第2期。

），易棉阳分析了中国通商银行在1897—1911年间的业务状况（注：

易棉阳：

《清季中国通商银行业务探析》，《桂林钱币学会十年文选》，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谢俊美（注：

谢俊美：

《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2期。

）、胡雪莲（注：

胡雪莲：

《杜月笙与中国通商银行》，《中山大学研究生学报》1999年第4期。

）分别介绍了盛宣怀、杜月笙与中国通商银行的关系，戴建兵考察了该行成立初期的第一起伪钞案。

（注：

戴建兵：

《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及第一起伪钞案》，《江苏历史档案》1997年第1期。

）

　　北四行是指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

该四行于1921年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标志四行联营集团的形成，由于这四家银行总行都设在北方，故称其为“北四行”。

“北四行”的组织机构除了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还有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四行信托部、企业部和调查部，应永玉对这些组织机构一一作了介绍。

（注：

应永玉：

《北四行的联合经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潘连贵认为“北四行”联合经营，在中国金融史上是个创举，反映了近代商业银行初步呈现出资本主义银行业的联合和集中倾向。

（注：

潘连贵：

《北四行和南三行》，《中国金融半月刊》2003年第1期。

）徐懋国、邵怡度的《金城银行简史》勾勒了金城银行从1917年成立到1952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34年历史的轨迹，分析了金城银行在创立时期（1917—1927年）、发展时期（1927—1949年）的业务状况。

（注：

徐懋国、邵怡度：

《金城银行简史》，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刘永祥考察了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在西部的经营活动，指出：

在西部艰难的投资环境下，金城银行运用各种手段从事经营，为西迁工矿业提供资金融通，其经营活动不仅使自身获利，也为西部开发和坚持抗战作出了贡献。

（注：

刘永祥：

《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在西部的经营活动》，《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3期。

）周作民是金城银行的创始人，并长期担任该行总经理，张九洲专门考察了周作民对金城银行早期发展所作的贡献，认为金城银行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商业银行中脱颖而出，实赖周作民经营得法。

（注：

张九洲：

《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早期发展》，《黄淮学刊》1989年第4期。

）邱锡荣的研究也表明周作民一生为创建和维护金城银行事业、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注：

邱锡荣：

《金城银行与周作民》，《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

）相对而言，对大陆、中南、盐业银行的研究成果较少，但还是有於以震肯定了谈荔孙对大陆银行的贡献（注：

於以震：

《谈荔孙与大陆银行》，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刘效白揭示了中南银行创办时的资金来源、组织机构、业务状况和经营特点（注：

刘效白：

《侨商中南银行》，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

　　所谓“南三行”，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三家私营银行的通称，由于这三家银行总行都设在上海，故称其为“南三行”。

“南三行”没有像“北四行”那样成立联营组织，但其联营方式具有独特性，姚会元认为，三行之间相互代理、相互开户、相互投资、联合放款是“南三行”的主要联营方式，这种联合方式不仅促进了“南三行”业务的发展，而且对后来江浙金融财团的形成也起了促进作用。

（注：

姚会元：

《“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及其经济、社会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南三行”的支柱银行，也是旧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

由于它经营较为成功，被学者认为是近代私营商业银行的典型代表，它的经营管理经验受到了普遍重视，这方面的论文不少。

（注：

徐鼎新：

《旧中国上海银行的经营管理》，《学术月刊》1981年第9期；陈曾年、顾柏荣：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信息管理——近代中国银行家陈光甫的经营之道》，《上海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江绍贞：

《略论陈光甫对上海银行的经营管理》，《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张继凤：

《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及其特点》，载《旧上海的金融界》；张寿彭：

《试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兰州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史全生、徐业玲：

《论银行家陈光甫的经营思想》，《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陈文彬：

《社会信用与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发展——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中心》，《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

）归结起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经验主要有：

确立了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经营理念；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提倡调查研究，重视信息管理。

薛念文专门考察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27年到1937年的农贷活动，指出：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款农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近代化步伐，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成本。

（注：

薛念文：

《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盛慕杰、朱镇华的《浙江兴业银行的盛衰》叙述了浙江兴业银行的筹设经过，介绍了1915年到1928年其鼎盛时期的业务状况，分析了1928年以后逐渐衰落的原因：

对政府态度冷淡故而失去了政府的支持；拒绝采用新的管理方式而失去竞争力；经营作风稳妥有余而开拓不足。

马炳荣的《浙江实业银行》叙述了该行的由来、组织沿革、管理制度、业务经营。

（注：

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

　　此外，孙鹤皋叙述了四明银行由商办改为官商合办的经过（注：

孙鹤皋：

《四明银行由商办改为官商合办的经过》，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方祖荫介绍了中国企业银行（注：

方祖荫：

《刘鸿生创办中国企业银行》，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於以震叙述了中国垦业银行简史（注：

於以震：

《中国垦业商业储蓄银行简史》，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吾新民叙述了新华银行1931年迁沪以后的一些活动（注：

吾新民：

《王志莘孙瑞璜与上海新华银行》，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吴筹中、吴中英介绍了中华懋业银行及其所发行的纸币（注：

吴筹中、吴中英：

《中华懋业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中国钱币》1999年第4期。

）。

（二）关于近代国家银行与中央银行制度

　　1.关于近代国家银行

　　清末的国家银行是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大清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

孔祥贤《大清银行行史》介绍了大清银行成立、发展、消亡的历史，该书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注：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上海大清银行商股基础上组建了中国银行。

袁世凯当政以后，在北京成立中国银行并作为中国银行总行，降上海中国银行为分行，但上海中国银行是一家具有很高地位的分行，其影响超过北京总行。

交通银行是1908年清政府设立的另一国家银行，北洋政府也把交通银行作为其国家银行。

这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成为北洋政府的两大财政金融工具。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把中、交两行改组为专业性银行，将中国银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将交通银行改组为实业银行，又于1928年设立中央银行，随后于1933年设立中国农民银行，这样中、中、交、农都成为南京政府的国家银行。

　　中国银行是旧中国最重要的国家银行，其实力在抗战以前一直雄居银行界榜首。

卜明主编的《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银行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变迁，该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所发表的一系列书评从不同的角度深化了中行史的研究。

（注：

吴欣：

《〈中国银行行史〉的启迪》，《国际金融研究》1995年第1期；陈彪如：

《中国近代金融变迁的缩影——评〈中国银行行史〉》，《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4期；赵燕红：

《全面、系统、翔实——评〈中国银行行史〉》，《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8期，等等。

）中国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是中国近代信用最为坚挺的纸币之一，对中国近代经济、金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吴筹中对此作了考察。

（注：

吴筹中：

《中国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86年第1期。

）张秀莉、张帆通过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的两次改组透视了中国银行与南京政府的早期关系，指出：

“对于1928年南京政府对中国银行的第一次改组，中国银行是积极配合的，因为此次改组国民政府无意控制中国银行，这与中国银行谋求独立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对于1935年国民政府的第二次改组，中国银行极力反对，因为国民政府企图通过改组全面控制中国银行，这有悖于中国银行独立发展大方针，但由于国民政府已经具备全面控制中国金融业的能力，中国银行被迫接受改组。

”（注：

张秀莉、张帆：

《中国银行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早期关系》，《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姜虹认为国民政府第二次改组中国银行的原因有四：

“第一，适应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制度’的需要；第二，实现国家财政方针统一、强化国家对金融垄断的需要；第三，渡过因白银外流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第四，近代以来中央银行建设思想发展的结果。

”（注：

姜虹：

《1935年南京政府改组中国银行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02年第3期。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1916年京钞风潮中，坚决抵制袁世凯政府的“停兑令”并成功地维持了钞票的兑现，这个事件被视为银行界谋求独立发展的开端。

洪葭管、叶绪华对此作了阐释。

（注：

洪葭管：

《上海中国银行反对停兑事件试析》，《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1期；叶绪华：

《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同袁世凯政府的一场斗争》，《国际金融研究》1997年第2期。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编《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1912—1949年）》是系统研究该行的通史。

（注：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

　　中央银行是国民政府所设立的另一家重要国家银行，一般认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设立于1928年，但也有人认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应上溯到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所设立的中央银行。

（注：

刘冰：

《旧中国中央银行的兴衰》，《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

）研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历史的文章较多，李立侠、朱镇华的论文值得注意，该文将中央银行从1928年成立到1949年被上海军管会接管的21年历史划分为诞生时期（1928—1937）、发展时期（1937—1945）、消亡时期（1945—1949）三个阶段，指出在第一、二阶段，中央银行在整理金融、支持抗战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第三阶段，中央银行全面支持内战，采取无限制通货膨胀的手段剥削人民，则完全只有消极作用。

（注：

李立侠、朱镇华：

《中央银行的建立及其在上海的活动》，载《旧上海的金融界》。

）刘慧宇对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她对1928年国民政府组建中央银行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认为是出于巩固政权与平衡财政的双重需求而组建央行，从组建时起，国民政府就把它定位为国家最高金融机构。

（注：

刘慧宇：

《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组建及其角色定位》，《民国档案》1999年第3期。

）在中央银行成立后的十多年间，尽管中央银行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但由于其资力远逊于中国银行，所以它实际上不能执行真正中央银行的职能，一直到抗战开始以后，中央银行的央行职能才不断完善，基本上具备一般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职能。

（注：

刘慧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