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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人眼中的文潜体
宋代文人眼中的“文潜体”
摘要:
苏轼认为张耒诗文“气韵雄拔、疏通秀朗”,突出体现了苏门文人群体对君子风度的重视。
南宋文人努力将张耒诗作为一种诗歌写作范式,体现了他们对前辈诗学资源的有效接受。
吕本中从指导诗歌写作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到张耒诗“自然奇逸”的特点,可以有效地补救诗坛艰涩瘦硬之弊。
此后的杨万里接续了吕本中的探索,也将张耒诗视为一种可资效法的写作范式。
对张耒诗的评价或接受,不仅对其典范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体现了南宋诗坛的风尚和走向。
关键词:
宋代诗学;张耒诗;文潜体;范式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5.05.036
张耒(1054-1114)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
张耒的诗歌,虽不及苏轼诗的众体兼备、汪洋恣肆,也不像黄庭坚的诗那样具有开宗立派的影响力,却能在苏门文人圈中自具面目――自然奇逸、平易圆妥,体制敷腴、疏通秀朗。
正因为张耒诗歌的独特性,南宋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诗作为一种范式。
吕本中从指导诗歌写作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到张耒诗之“自然奇逸”的特点,可以有效地补救诗坛艰涩瘦硬之弊。
此后的杨万里接续了吕本中的探索,也将张耒诗视为一种可资效法的诗歌写作范式。
这一路径证明了该取法和接受不仅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还影响了南宋诗歌的发展进程。
本文以南宋文人对张耒诗的接受为中心,意在探讨南宋人对诗学资源进行整合利用时,从哪些方面予以接受,并如何影响了南宋诗歌的进程。
一
苏轼曾多次评及张耒文章,比如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知密州任的苏轼在写给张耒的信中,指出张耒文章酷似苏辙,有“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1]1427的特色、价值。
苏轼之所以有此评价,主要因为张耒已追随苏辙四年之久,耳濡目染,连文风也酷似苏辙。
据《宋史?
张耒传》,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18岁的张耒在陈州游学,深得学官苏辙的赏识。
由苏辙举荐,熙宁八年张耒才拜到苏轼门下。
张耒成为苏轼门生后,苏轼对其知之甚深,随着苏门核心成员的稳定化,苏轼多次评述以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为核心的文学同盟的道德及文学宗尚。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谪居黄州的苏轼,在《答李昭?
^书》中说道:
“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
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
”[1]1439苏轼甚至断言,“比年于稠人中,骤得张、秦、黄、晁及方叔、履常辈,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盖未艾也。
比来经涉世故,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
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也”[1]1581。
事实证明,四学士、六君子作为集体性存在,的确对后世的文章、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竭力称道的,正是张耒、秦观等人的君子风度。
在《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中写道:
“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
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
士骇于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言,常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
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
”[1]1979从苏轼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张、秦“超逸绝尘”品格的欣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引述的苏轼对张耒的评价,对象不止张耒一人,或连类及之,或多人共评。
两宋之交的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评述:
东坡尝语子过曰:
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
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
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
二人皆辱与予游,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来者,递至少游所惠书诗累幅。
近居蛮夷得此,如在齐闻韶也。
汝可记之,勿忘吾言。
苏轼向儿子苏过品评秦观、张耒,指出他们二人不分轩轾,文章也各有所长。
在讲述这段话时,苏轼、苏过父子远在儋州;苏轼检点平生交游,秦观与张耒的才识、学问文章,以及与之“同升而并黜”的遭际,愈觉二人之可贵。
因此,对于二人的类似定评式的评价更不能湮没无闻,故命苏过谨记在心,“汝可记之,勿忘吾言”,可看出他对这一评价极其重视,希望它能传世。
在这段文字中,“气韵雄拔、疏通秀朗”是苏轼对张耒文章技法与成就的评价。
何谓“气韵雄拔、疏通秀朗”?
即格调立意高远,行文畅达俊爽。
前者要求气度、修养迥乎时流,也就是超脱时俗,对苏门中人来讲,无论是心胸、眼界都要站在一定高度;后者则是诗歌艺术技巧的纯熟,从字句、篇章到韵律结构,流畅而无隔膜,蕴含着清爽的美。
苏轼此番评价,与其重视君子风度的夙求密不可分。
张耒虽属苏轼门下“四学士”之一,但他最初结识的却是苏轼的弟弟苏辙。
现存史料中,苏籀所记苏辙生平杂论――《栾城先生遗言》中,有几段文字是评价张耒诗文的:
张十二之文,波澜有余,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
秦七波澜不及张,而出入径健简捷过之。
要知二人,后来文士之冠冕也。
张十二《病后》诗一卷,颇得陶元亮体。
然余观古人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专模仿一人,舍己徇人,未必贵也。
公言张文潜诗云:
“龙惊汉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烂漫游。
”晚节作诗,似稍失其精处。
苏辙文集中,并未见直接评价张耒诗文的材料。
《栾城先生遗言》虽然是苏籀所记,但可信度较高。
上引《栾城先生遗言》中,苏辙对张耒诗文的评价,有以下值得注意之处:
第一,“波澜有余”,即文章气势壮阔,这一点与苏轼所说的“气韵雄拔”相合;“出入整理骨骼不足”,则是指内在架构不完美,有些地方写得好,有些部分写得弱,并非有机整体。
苏辙所指出这一缺憾,南宋时朱熹说得更清楚更直接,就是“结末差弱”。
第二,对张耒《病后》诗一卷专学陶渊明体,持批评态度,认为专学一家舍己徇人,不如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艺。
根据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元?
v五年(公元1092年),三十七岁,卧病城南[4]995,《病后》诗或即是卧病城南时期所作诗歌。
第三,张耒晚年诗失之粗率,不如青壮年时期精致讲究。
从后两点看,苏辙对张耒保持着持续关注,而且毫不隐讳地指出张诗的不足。
苏门文人集团中的黄庭坚、晁补之也对张耒诗文有所评价。
黄庭坚坚信张耒“文字江河万古流”[5];晁补之《题文潜诗册后》云:
“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花自开。
”[6]卷十八强调的是张耒诗歌自然妥帖的一面。
12世纪的前十年,以苏轼为核心的元?
v文人,先后辞世。
秦观卒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苏轼卒于大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陈师道亦卒于本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晁补之卒于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苏辙卒于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张耒卒于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
“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辈相继没,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7],两宋之际不少文人曾直接向张耒请教诗法,叶梦得、周紫芝、翟汝文、张表臣、何大圭、潘戆、杨道孚等,吕本中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二
张耒年长吕本中(1084-1145)三十岁,当属师长辈;与吕本中有交往的苏门成员中,可考者仅张耒一人。
吕本中与张耒的交往,应在崇宁五年至大观二年间(1106-1108)。
《紫微诗话》:
“张文潜大观中归陈州,至南京,答余书云:
‘到宋冒雨,时见数花凄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类于春气候也。
’”[8]崇宁元年,张耒因党论复起,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
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归淮阴。
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居陈州(今河南淮阳)。
在此期间,吕本中随侍祖父吕希哲居宿州(今安徽宿州)――汴河水运的要冲。
张耒自淮阴沿水路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必经宿州,在此与吕希哲、吕本中祖孙相会。
苏门中人与吕氏家族有交游,秦观写给吕公著的投卷,就收藏在吕本中那里。
张、吕会晤期间,张耒曾为亡友秦观的投卷题跋:
余见少游投卷多矣,《黄楼赋》、《哀?
D钟文》,卷卷有之,岂其得意之文欤?
少游平生为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传,在岭外亦时为文。
此卷是投正献公者,今藏居仁处。
居仁好其文,出予览之,令人怆恨。
大观丁亥仲春,张耒书。
[4]825
《紫微诗话》所载略同,“好其文”下,为“出以示余,览之令人怆恨。
时大观改元二月也。
”今人王兆鹏据此推断吕、张会晤在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二月[9],较为可信。
张耒离开宿州后,吕本中写诗赠别,《送文潜归因成一绝奉寄》诗云:
“水天空阔片帆开,野岸萧条送骑回。
重到张公泊船处,小亭春在锁青苔。
”[10]卷一送别张耒后,吕本中怅惘不已,重访张耒经行之处,愈觉意犹未尽。
宿州分别后,吕本中又有《奉怀张公文潜舍人二首》,其一:
“颜子置身陋巷,屈原放迹江湖。
何似我公归去,马羸不厌长途。
”其二:
“胸中有万斛力,胸次乃千顷陂。
字画颜行杨草,文章韩笔杜诗。
”[10]卷二
吕本中向张耒请教诗法的具体细节,今天已无从得知。
不过,在吕本中的诗学批评和诗歌创作中,却保留了他对张耒诗歌深刻体悟的印迹。
南宋文人中,吕本中较早地总结了张耒诗风的特点是“自然奇逸”。
《吕氏童蒙训》有这样一段评述:
“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
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寒带水,旱日白吹风’、‘川鸣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虽是天资,亦学可及。
学者若能常玩味此等语,自然有变化处。
”[11]吕本中以诗例的形式,说明张耒诗具有“自然奇逸”的特点。
从所举的诗句来看,多为自然意象,营造了无挂碍的澄明之境。
张耒确实讲究诗句、诗律的琢磨,他擅长的五言近体诗,精于创造极具动态化的意象组合,给人以新颖、明快之感。
吕本中所举到的这些诗例,有这样的特点:
第二或三个字多用形容词或动词,将前后的名词性意象勾连起来,既有奇特的语言、音律效果,又使原本静态的意象有了个性、活力。
他有时还将本身已具动态的意象再度活动起来,如“语莺知果熟,忙燕聚新泥”[4]292、“日动乌栖叶、云开雁去风”[4]325等,同一诗句中动词的连续使用,同样造成新颖律动的效果,但读来却无刻意雕琢之感。
吕本中所说的自然奇逸,指的应是张耒诗的上述特质。
据王兆鹏先生的《吕本中年谱》考证,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春,吕本中自真州(江苏仪征)至扬州,作有《广陵》诗:
“往来六十里,各是一江郊。
柳色团涡岸,春风扬子桥。
好山当断案,野鸟度空巢。
一任雷塘路,暮天风雨号。
”[10]卷三据《元丰九域志》卷五载,扬州至真州三十里。
吕本中到了扬州(即广陵)后,再返回真州,故诗中说“往来六十里”。
这是一首纪行诗,记述了诗人在真州至扬州途中所见风物、节候等,纯以描绘自然风光为主,深合“自然奇逸”的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广陵》诗题下有吕本中的原注:
“借韵戏用文潜体。
”吕本中借用的是张耒哪一首的韵呢?
那便是张耒《岁暮书事十二首》的第一首,诗云:
“岁晏北风疾,山空万谷号。
木枯随意折,鸿断不成高。
深屋支蓬户,温炉暖?
Z袍。
老夫原不寐,鸣竹鼓萧骚。
”[4]295无论用韵还是风格,《广陵》诗都在学张耒。
只是张耒所写乃年终岁末景致,且诗中有“老夫原不寐”这种主观性意象;吕本中《广陵》去除了所有主观性的诗材,全力营造自然之境,从此也可看出吕本中对“自然奇逸”的理解。
除了总结张耒诗“自然奇逸”的特点外,吕本中还提出了“文潜体”的说法。
翻检《全宋诗》可以发现,南宋文人次韵、追和张耒诗的并不少,足见张耒对南宋诗坛的潜在影响。
如翟汝文《次韵张文潜龙图鸣鸡赋》(《忠惠集》卷五);陈长方《读张文潜黄鲁直中兴颂有作》(《唯室集》卷四);王之道《九江解舟顺风追和张文潜》(《相山集》卷二)、《晓解糁潭追和张文潜白沙阻风》(《相山集》卷五)、《梅花十绝追和张文潜韵》(《相山集》卷十四);张?
浴墩盼那弊骰匆鹾钍?
,有‘平生萧相真知己,何事还同女子谋’句,因为萧相代答一首》:
“当日追亡如不及,岂于今日故相图。
身如累卵君知否?
方买民田欲自?
@。
”(《紫微集》卷九)王洋写有《和张文潜输麦行寄滁守魏彦成》(《东牟集》卷二),女词人李清照也写有《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借咏唐事来讽喻北宋末年朝政。
上述诸人中,翟汝文景慕张耒的道德文章,《宋史?
张耒传》载翟汝文知陈州时,欲为张耒买公田,张辞谢;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与苏门文人交往密切,张耒曾为李格非撰写墓志铭[12]123,李、张或属通家之旧。
李清照酬和张耒的诗,也就很好理解了。
上述诸人虽然都有和作,但都没有使用“文潜体”这一说法。
遍查两宋之际的诗论资料,亦无“文潜体”说法的其他佐证。
诗歌史上对那些艺术手法独特、影响深远的诗人,其诗歌往往用“××体”指称。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举到的宋代诗体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并没有提到“文潜体”。
吕本中所谓“文潜体”,究竟是吕本中归纳提炼的新概念,还是当时已被认可的苏、黄之外另一种诗歌体式?
下面我们从吕本中与张耒的关系入手,对吕本中提出“文潜体”的动机、诗学目的予以分析。
上文已指出,吕本中的近体五律《广陵》,在精心模仿张耒诗。
除了模仿张耒的五律,吕本中还“喜张文潜《七夕歌》,令人诵。
”[13]《七夕歌》属古乐府(《张耒集》卷三)。
不仅如此,他还追和过张耒的古体歌行《于湖曲》,其诗前序云:
“晋大宁四年,王敦自武昌下,屯于湖。
明年六月,敦将举兵内向,明帝微行至于湖,阴察其营垒而去。
唐温庭筠作《湖阴曲》,盖为此也。
后汉王霸之孙改封芜湖,吴时此地称于湖或称芜湖,察其营垒,则姑熟之西初无湖,阴又且于湖乃芜湖也,张文潜有《于湖曲》,广其意追和焉”。
吕本中《于湖曲》和诗:
“琅琊初渡秦淮水,外托奸雄抗胡垒。
白头?
H发问鼎新,十万锐师同日起。
旌旗蔽江衔舳舻,卸帆钩堑屯于湖。
云昏雾惨恣诛杀,电激风奔传指呼。
谋狂虑逆天夺魄,昼梦环营日五色。
巴滇骏马去如飞,始遣轻兵索行客。
黄须英特神所怜,舍旁老妪留宝鞭。
宝鞭玩贼伫俄顷,野陌尘断生青烟。
石城战士争愤泣,君王试敌曾深入。
累累金印取封侯,忍瞰上流借余力。
际山暴骨真可哀,向来胜负安在哉。
至今秋晚渔樵地,雨洗渍血空苍苔。
”[14]卷二
张耒诗歌中最有特色的近体律诗和乐府,吕本中都有意地潜心追拟,一方面可见他学习“文潜体”的自觉,同时也说明张耒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苏、黄之外另一个可以宗法和取径的对象。
三
吕本中之所以追慕“文潜体”,与其诗学宗尚有密切关系。
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确立了以黄庭坚为宗主、重学问典实、讲究炼字炼意的诗派,不过在后来的诗歌实践中,吕本中注意江西诗派末流艰涩瘦硬之弊。
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吕本中就已经意识到只学黄诗的流弊,认为应当以苏济黄,云:
“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
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
此二者,当永以为法。
”[15]对于学诗者来讲,那就是要以苏、黄诗作为范式,陈与义亦有相似的主张:
“诗至老杜极矣。
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
然东坡赋才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
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玩味之余,而索之益远。
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近世诗家知尊杜矣,至学苏者乃指黄为强,而附黄者亦谓苏为肆。
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
濉!
?
[16]卷首陈与义主张将杜诗作为终极目标,要涉其之涯?
澹?
则必须研习苏、黄诗歌,知其“为”和“不为”。
与此旨趣相合,吕本中在《童蒙诗训》中将陈与义的观点细化到对前人句法、体式的研读上,“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
如老杜‘今君起?
?
春江流,予亦江边具小舟’、‘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如此之类,老杜句法也。
东坡‘秋水今几竿’之类,自是东坡句法。
鲁直‘夏扇日在?
e,行乐亦云聊’,此鲁直句法也。
学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辈”[17]586;“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其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
”[17]603吕本中提出了宋诗发展的卓见――苏、黄并重,为宋诗的良性发展指明了道路。
既然有苏、黄诗歌作范式,为什么他还要研习张耒的“文潜体”呢?
这与吕本中“不主一门,不私一人,善则从之”[18]的文化态度有关,更与张耒诗的独特性有关――兼具苏轼、黄庭坚诗的特点。
南宋刘克庄总结了北宋后期受苏轼、黄庭坚影响而形成的两种诗风:
“元?
v以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
”[12]26张耒的诗,既有近似于苏体的“波澜富”,又具黄体的“锻炼精”。
关于前者,苏辙曾评其文“波澜有余”,苏轼曾说“张(耒)得吾易”[19];叶梦得对张耒诗文有过这番评论:
“雍容而不迫,纡裕而有馀,初若不甚经意,至于触物遇变,起伏敛纵,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鼓之不得不作者。
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终不得窥其际也。
”[20]石林叶氏集序后世文人注意到张耒诗平易自然、词浅意深的特色,认为这一特点与苏轼风格接近;进而认为张耒与黄庭坚属于截然相反的诗风,事实上并非如此。
张耒推崇黄庭坚的诗,“有学者问文潜模范,曰:
‘看《退听稿》。
’”[21]334还曾说:
“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诗人谨守之。
独鲁直一扫古今,直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磬声和,浑然天成,有言外意。
近来作诗者颇有此体,然自吾鲁直始也。
”[21]319张耒竭力推崇的,正是黄庭坚继承老杜拗体之风,打破声律束缚,在五七言诗歌方面的贡献。
若依据王直方的记述来分析,张耒似乎是反对声律的;但这只是表象而已。
在诗学实践中,张耒非常注重格律句法,与黄庭坚实有相通之处,这一点学界很少有人提及。
“作诗先严格律,然后及句法”[22]卷首,这是张耒传授给周紫芝(1082―1155)的诗法,周紫芝又将其转授于陈天麟,这种递相传授的文潜诗法,暗合了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答洪驹父书》)的山谷诗法。
张耒诗在格律、句法方面确实有“法”可依。
对于吕本中来讲,张耒诗兼具苏轼式的自然流畅和黄庭坚式的句法韵律,要想不偏不倚,就要以苏济黄进而融合苏、黄,张耒诗恐怕是最就近、最切实的取径对象,他着意追模“文潜体”的动机,正在于此。
吕本中注意到张耒诗“自然奇逸”特点――不刻意锻炼、新颖自然,这一特点为南宋诗人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
吕本中具备诗论家的素养,他突出的概括抽绎能力及诗学悟性,使他提出的概念赢得后世的认同。
他提出的江西宗派的概念,影响深远,从杨万里到方回,他们都不断地阐扬江西诗派理论。
同样,吕本中精准地指出张耒诗“自然奇逸”,杨万里也予以回应,作《读张文潜诗》(其一)云:
“?
?
爱肥仙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
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玄只听天。
”(其二)云:
“山谷前头敢说诗?
绝称?
?
井扫花词。
后来全集教渠见,别有天珍渠得知。
”[23]2111杨万里对自然的热爱,拓展了诗歌的写作空间,其诗艺渐入佳境,照他自己的话来讲,即“万象毕来,献予诗材。
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
”[23]3260真正达到了“好诗排闼来寻我,一字何曾?
影仔搿?
[23]1922的轻松自如境地。
可以说,对张耒诗的“自然”,杨万里沾溉甚深,受益良多。
宋末方回在吕本中、杨万里的基础上,进而指出张耒诗“自然有唐风”,并再次标举“文潜体”的范式意义。
就张耒诗而言,从两宋之际的吕本中开始,便抓住“自然奇逸”不放,并将其运用到诗歌写作中。
他充分认识到张耒诗的“自然奇逸”之气韵,乃暗合了苏轼的自然明快之风和黄庭坚句法精而情性远之韵,即张耒诗融合苏、黄之长。
吕本中要补救江西诗派生硬之弊,必须将苏、黄二家的优长结合起来,在此情况下,张耒诗恐怕是最行之有效的一种范式。
吕本中提出“文潜体”的说法,其用意便在于此。
此后,中兴诗人杨万里祖述吕本中的“自然奇逸”之说,吸其精华,进而形成师法自然的观念,写出诸多灵动活泼的“诚斋体”杰构。
总之,张耒诗歌在后世的接受过程,展现了复杂而生动的文学生成图景。
在北宋,苏轼、苏辙等人已有了对张耒诗的初步评价,但这些评价还只是师友间的赏誉,并没有经过理论上的抽绎和提升。
而吕本中、杨万里、方回等人,不断从诗歌特点或成就方面对张耒诗歌予以解读、评述,并形成某些具有断语性质的定评,反映出对张耒诗认识、接受的动态历程。
这些评价或接受,不仅对张耒诗的典范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有选择性的接受,更体现了南宋诗坛的风尚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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