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眼中的文潜体.docx

宋代文人眼中的文潜体.docx

《宋代文人眼中的文潜体.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宋代文人眼中的文潜体.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宋代文人眼中的文潜体

宋代文人眼中的“文潜体”

　　摘要：

苏轼认为张耒诗文“气韵雄拔、疏通秀朗”，突出体现了苏门文人群体对君子风度的重视。

南宋文人努力将张耒诗作为一种诗歌写作范式，体现了他们对前辈诗学资源的有效接受。

吕本中从指导诗歌写作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到张耒诗“自然奇逸”的特点，可以有效地补救诗坛艰涩瘦硬之弊。

此后的杨万里接续了吕本中的探索，也将张耒诗视为一种可资效法的写作范式。

对张耒诗的评价或接受，不仅对其典范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体现了南宋诗坛的风尚和走向。

　　关键词：

宋代诗学；张耒诗；文潜体；范式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5.05.036

　　张耒（1054-1114）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

张耒的诗歌，虽不及苏轼诗的众体兼备、汪洋恣肆，也不像黄庭坚的诗那样具有开宗立派的影响力，却能在苏门文人圈中自具面目――自然奇逸、平易圆妥，体制敷腴、疏通秀朗。

正因为张耒诗歌的独特性，南宋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诗作为一种范式。

吕本中从指导诗歌写作的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到张耒诗之“自然奇逸”的特点，可以有效地补救诗坛艰涩瘦硬之弊。

此后的杨万里接续了吕本中的探索，也将张耒诗视为一种可资效法的诗歌写作范式。

这一路径证明了该取法和接受不仅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还影响了南宋诗歌的发展进程。

本文以南宋文人对张耒诗的接受为中心，意在探讨南宋人对诗学资源进行整合利用时，从哪些方面予以接受，并如何影响了南宋诗歌的进程。

　　一

　　苏轼曾多次评及张耒文章，比如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正知密州任的苏轼在写给张耒的信中，指出张耒文章酷似苏辙，有“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1]1427的特色、价值。

苏轼之所以有此评价，主要因为张耒已追随苏辙四年之久，耳濡目染，连文风也酷似苏辙。

据《宋史?

张耒传》，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18岁的张耒在陈州游学，深得学官苏辙的赏识。

由苏辙举荐，熙宁八年张耒才拜到苏轼门下。

　　张耒成为苏轼门生后，苏轼对其知之甚深，随着苏门核心成员的稳定化，苏轼多次评述以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为核心的文学同盟的道德及文学宗尚。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谪居黄州的苏轼，在《答李昭?

^书》中说道：

“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

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

”[1]1439苏轼甚至断言，“比年于稠人中，骤得张、秦、黄、晁及方叔、履常辈，意谓天不爱宝，其获盖未艾也。

比来经涉世故，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

以此知人决不徒出，不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也”[1]1581。

事实证明，四学士、六君子作为集体性存在，的确对后世的文章、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竭力称道的，正是张耒、秦观等人的君子风度。

在《太息一章送秦少章秀才》中写道：

“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

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

士骇于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言，常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

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

”[1]1979从苏轼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张、秦“超逸绝尘”品格的欣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引述的苏轼对张耒的评价，对象不止张耒一人，或连类及之，或多人共评。

两宋之交的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评述：

　　东坡尝语子过曰：

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

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

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

二人皆辱与予游，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来者，递至少游所惠书诗累幅。

近居蛮夷得此，如在齐闻韶也。

汝可记之，勿忘吾言。

　　苏轼向儿子苏过品评秦观、张耒，指出他们二人不分轩轾，文章也各有所长。

在讲述这段话时，苏轼、苏过父子远在儋州；苏轼检点平生交游，秦观与张耒的才识、学问文章，以及与之“同升而并黜”的遭际，愈觉二人之可贵。

因此，对于二人的类似定评式的评价更不能湮没无闻，故命苏过谨记在心，“汝可记之，勿忘吾言”，可看出他对这一评价极其重视，希望它能传世。

在这段文字中，“气韵雄拔、疏通秀朗”是苏轼对张耒文章技法与成就的评价。

何谓“气韵雄拔、疏通秀朗”？

即格调立意高远，行文畅达俊爽。

前者要求气度、修养迥乎时流，也就是超脱时俗，对苏门中人来讲，无论是心胸、眼界都要站在一定高度；后者则是诗歌艺术技巧的纯熟，从字句、篇章到韵律结构，流畅而无隔膜，蕴含着清爽的美。

苏轼此番评价，与其重视君子风度的夙求密不可分。

　　张耒虽属苏轼门下“四学士”之一，但他最初结识的却是苏轼的弟弟苏辙。

现存史料中，苏籀所记苏辙生平杂论――《栾城先生遗言》中，有几段文字是评价张耒诗文的：

　　张十二之文，波澜有余，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

秦七波澜不及张，而出入径健简捷过之。

要知二人，后来文士之冠冕也。

　　张十二《病后》诗一卷，颇得陶元亮体。

然余观古人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专模仿一人，舍己徇人，未必贵也。

　　公言张文潜诗云：

“龙惊汉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烂漫游。

”晚节作诗，似稍失其精处。

　　苏辙文集中，并未见直接评价张耒诗文的材料。

《栾城先生遗言》虽然是苏籀所记，但可信度较高。

上引《栾城先生遗言》中，苏辙对张耒诗文的评价，有以下值得注意之处：

第一，“波澜有余”，即文章气势壮阔，这一点与苏轼所说的“气韵雄拔”相合；“出入整理骨骼不足”，则是指内在架构不完美，有些地方写得好，有些部分写得弱，并非有机整体。

苏辙所指出这一缺憾，南宋时朱熹说得更清楚更直接，就是“结末差弱”。

第二，对张耒《病后》诗一卷专学陶渊明体，持批评态度，认为专学一家舍己徇人，不如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艺。

根据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元?

v五年（公元1092年），三十七岁，卧病城南[4]995，《病后》诗或即是卧病城南时期所作诗歌。

第三，张耒晚年诗失之粗率，不如青壮年时期精致讲究。

从后两点看，苏辙对张耒保持着持续关注，而且毫不隐讳地指出张诗的不足。

　　苏门文人集团中的黄庭坚、晁补之也对张耒诗文有所评价。

黄庭坚坚信张耒“文字江河万古流”[5]；晁补之《题文潜诗册后》云：

“君诗容易不著意，忽似春风花自开。

”[6]卷十八强调的是张耒诗歌自然妥帖的一面。

　　12世纪的前十年，以苏轼为核心的元?

v文人，先后辞世。

秦观卒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苏轼卒于大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陈师道亦卒于本年；黄庭坚卒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晁补之卒于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苏辙卒于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张耒卒于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

“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辈相继没，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7]，两宋之际不少文人曾直接向张耒请教诗法，叶梦得、周紫芝、翟汝文、张表臣、何大圭、潘戆、杨道孚等，吕本中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二

　　张耒年长吕本中（1084-1145）三十岁，当属师长辈；与吕本中有交往的苏门成员中，可考者仅张耒一人。

吕本中与张耒的交往，应在崇宁五年至大观二年间（1106-1108）。

《紫微诗话》：

“张文潜大观中归陈州，至南京，答余书云：

‘到宋冒雨，时见数花凄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类于春气候也。

’”[8]崇宁元年，张耒因党论复起，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

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归淮阴。

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居陈州（今河南淮阳）。

在此期间，吕本中随侍祖父吕希哲居宿州（今安徽宿州）――汴河水运的要冲。

张耒自淮阴沿水路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必经宿州，在此与吕希哲、吕本中祖孙相会。

苏门中人与吕氏家族有交游，秦观写给吕公著的投卷，就收藏在吕本中那里。

张、吕会晤期间，张耒曾为亡友秦观的投卷题跋：

　　余见少游投卷多矣，《黄楼赋》、《哀?

D钟文》，卷卷有之，岂其得意之文欤？

少游平生为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传，在岭外亦时为文。

此卷是投正献公者，今藏居仁处。

居仁好其文，出予览之，令人怆恨。

大观丁亥仲春，张耒书。

[4]825

　　《紫微诗话》所载略同，“好其文”下，为“出以示余，览之令人怆恨。

时大观改元二月也。

”今人王兆鹏据此推断吕、张会晤在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二月[9]，较为可信。

张耒离开宿州后，吕本中写诗赠别，《送文潜归因成一绝奉寄》诗云：

“水天空阔片帆开，野岸萧条送骑回。

重到张公泊船处，小亭春在锁青苔。

”[10]卷一送别张耒后，吕本中怅惘不已，重访张耒经行之处，愈觉意犹未尽。

宿州分别后，吕本中又有《奉怀张公文潜舍人二首》，其一：

“颜子置身陋巷，屈原放迹江湖。

何似我公归去，马羸不厌长途。

”其二：

“胸中有万斛力，胸次乃千顷陂。

字画颜行杨草，文章韩笔杜诗。

”[10]卷二

　　吕本中向张耒请教诗法的具体细节，今天已无从得知。

不过，在吕本中的诗学批评和诗歌创作中，却保留了他对张耒诗歌深刻体悟的印迹。

　　南宋文人中，吕本中较早地总结了张耒诗风的特点是“自然奇逸”。

《吕氏童蒙训》有这样一段评述：

“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

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寒带水，旱日白吹风’、‘川鸣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虽是天资，亦学可及。

学者若能常玩味此等语，自然有变化处。

”[11]吕本中以诗例的形式，说明张耒诗具有“自然奇逸”的特点。

从所举的诗句来看，多为自然意象，营造了无挂碍的澄明之境。

张耒确实讲究诗句、诗律的琢磨，他擅长的五言近体诗，精于创造极具动态化的意象组合，给人以新颖、明快之感。

吕本中所举到的这些诗例，有这样的特点：

第二或三个字多用形容词或动词，将前后的名词性意象勾连起来，既有奇特的语言、音律效果，又使原本静态的意象有了个性、活力。

他有时还将本身已具动态的意象再度活动起来，如“语莺知果熟，忙燕聚新泥”[4]292、“日动乌栖叶、云开雁去风”[4]325等，同一诗句中动词的连续使用，同样造成新颖律动的效果，但读来却无刻意雕琢之感。

吕本中所说的自然奇逸，指的应是张耒诗的上述特质。

　　据王兆鹏先生的《吕本中年谱》考证，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春，吕本中自真州（江苏仪征）至扬州，作有《广陵》诗：

“往来六十里，各是一江郊。

柳色团涡岸，春风扬子桥。

好山当断案，野鸟度空巢。

一任雷塘路，暮天风雨号。

”[10]卷三据《元丰九域志》卷五载，扬州至真州三十里。

吕本中到了扬州（即广陵）后，再返回真州，故诗中说“往来六十里”。

这是一首纪行诗，记述了诗人在真州至扬州途中所见风物、节候等，纯以描绘自然风光为主，深合“自然奇逸”的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广陵》诗题下有吕本中的原注：

“借韵戏用文潜体。

”吕本中借用的是张耒哪一首的韵呢？

那便是张耒《岁暮书事十二首》的第一首，诗云：

“岁晏北风疾，山空万谷号。

木枯随意折，鸿断不成高。

深屋支蓬户，温炉暖?

Z袍。

老夫原不寐，鸣竹鼓萧骚。

”[4]295无论用韵还是风格，《广陵》诗都在学张耒。

只是张耒所写乃年终岁末景致，且诗中有“老夫原不寐”这种主观性意象；吕本中《广陵》去除了所有主观性的诗材，全力营造自然之境，从此也可看出吕本中对“自然奇逸”的理解。

　　除了总结张耒诗“自然奇逸”的特点外，吕本中还提出了“文潜体”的说法。

翻检《全宋诗》可以发现，南宋文人次韵、追和张耒诗的并不少，足见张耒对南宋诗坛的潜在影响。

如翟汝文《次韵张文潜龙图鸣鸡赋》（《忠惠集》卷五）；陈长方《读张文潜黄鲁直中兴颂有作》（《唯室集》卷四）；王之道《九江解舟顺风追和张文潜》（《相山集》卷二）、《晓解糁潭追和张文潜白沙阻风》（《相山集》卷五）、《梅花十绝追和张文潜韵》（《相山集》卷十四）；张?

浴墩盼那弊骰匆鹾钍?

，有‘平生萧相真知己，何事还同女子谋’句，因为萧相代答一首》：

“当日追亡如不及，岂于今日故相图。

身如累卵君知否？

方买民田欲自?

@。

”（《紫微集》卷九）王洋写有《和张文潜输麦行寄滁守魏彦成》（《东牟集》卷二），女词人李清照也写有《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借咏唐事来讽喻北宋末年朝政。

上述诸人中，翟汝文景慕张耒的道德文章，《宋史?

张耒传》载翟汝文知陈州时，欲为张耒买公田，张辞谢；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与苏门文人交往密切，张耒曾为李格非撰写墓志铭[12]123，李、张或属通家之旧。

李清照酬和张耒的诗，也就很好理解了。

　　上述诸人虽然都有和作，但都没有使用“文潜体”这一说法。

遍查两宋之际的诗论资料，亦无“文潜体”说法的其他佐证。

诗歌史上对那些艺术手法独特、影响深远的诗人，其诗歌往往用“××体”指称。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举到的宋代诗体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并没有提到“文潜体”。

吕本中所谓“文潜体”，究竟是吕本中归纳提炼的新概念，还是当时已被认可的苏、黄之外另一种诗歌体式？

下面我们从吕本中与张耒的关系入手，对吕本中提出“文潜体”的动机、诗学目的予以分析。

　　上文已指出，吕本中的近体五律《广陵》，在精心模仿张耒诗。

除了模仿张耒的五律，吕本中还“喜张文潜《七夕歌》，令人诵。

”[13]《七夕歌》属古乐府（《张耒集》卷三）。

不仅如此，他还追和过张耒的古体歌行《于湖曲》，其诗前序云：

“晋大宁四年，王敦自武昌下，屯于湖。

明年六月，敦将举兵内向，明帝微行至于湖，阴察其营垒而去。

唐温庭筠作《湖阴曲》，盖为此也。

后汉王霸之孙改封芜湖，吴时此地称于湖或称芜湖，察其营垒，则姑熟之西初无湖，阴又且于湖乃芜湖也，张文潜有《于湖曲》，广其意追和焉”。

　　吕本中《于湖曲》和诗：

“琅琊初渡秦淮水，外托奸雄抗胡垒。

白头?

H发问鼎新，十万锐师同日起。

旌旗蔽江衔舳舻，卸帆钩堑屯于湖。

云昏雾惨恣诛杀，电激风奔传指呼。

谋狂虑逆天夺魄，昼梦环营日五色。

巴滇骏马去如飞，始遣轻兵索行客。

黄须英特神所怜，舍旁老妪留宝鞭。

宝鞭玩贼伫俄顷，野陌尘断生青烟。

石城战士争愤泣，君王试敌曾深入。

累累金印取封侯，忍瞰上流借余力。

际山暴骨真可哀，向来胜负安在哉。

至今秋晚渔樵地，雨洗渍血空苍苔。

”[14]卷二

　　张耒诗歌中最有特色的近体律诗和乐府，吕本中都有意地潜心追拟，一方面可见他学习“文潜体”的自觉，同时也说明张耒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苏、黄之外另一个可以宗法和取径的对象。

　　三

　　吕本中之所以追慕“文潜体”，与其诗学宗尚有密切关系。

他的《江西诗社宗派图》确立了以黄庭坚为宗主、重学问典实、讲究炼字炼意的诗派，不过在后来的诗歌实践中，吕本中注意江西诗派末流艰涩瘦硬之弊。

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吕本中就已经意识到只学黄诗的流弊，认为应当以苏济黄，云：

“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

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

此二者，当永以为法。

”[15]对于学诗者来讲，那就是要以苏、黄诗作为范式，陈与义亦有相似的主张：

“诗至老杜极矣。

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

然东坡赋才大，故解纵绳墨之外，而用之不穷。

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玩味之余，而索之益远。

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近世诗家知尊杜矣，至学苏者乃指黄为强，而附黄者亦谓苏为肆。

要必识苏、黄之所不为，然后可以涉老杜之涯?

濉！

?

[16]卷首陈与义主张将杜诗作为终极目标，要涉其之涯?

澹?

则必须研习苏、黄诗歌，知其“为”和“不为”。

与此旨趣相合，吕本中在《童蒙诗训》中将陈与义的观点细化到对前人句法、体式的研读上，“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

如老杜‘今君起?

?

春江流，予亦江边具小舟’、‘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如此之类，老杜句法也。

东坡‘秋水今几竿’之类，自是东坡句法。

鲁直‘夏扇日在?

e，行乐亦云聊’，此鲁直句法也。

学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辈”[17]586；“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其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

”[17]603吕本中提出了宋诗发展的卓见――苏、黄并重，为宋诗的良性发展指明了道路。

既然有苏、黄诗歌作范式，为什么他还要研习张耒的“文潜体”呢？

这与吕本中“不主一门，不私一人，善则从之”[18]的文化态度有关，更与张耒诗的独特性有关――兼具苏轼、黄庭坚诗的特点。

　　南宋刘克庄总结了北宋后期受苏轼、黄庭坚影响而形成的两种诗风：

“元?

v以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

”[12]26张耒的诗，既有近似于苏体的“波澜富”，又具黄体的“锻炼精”。

关于前者，苏辙曾评其文“波澜有余”，苏轼曾说“张（耒）得吾易”[19]；叶梦得对张耒诗文有过这番评论：

“雍容而不迫，纡裕而有馀，初若不甚经意，至于触物遇变，起伏敛纵，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鼓之不得不作者。

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终不得窥其际也。

”[20]石林叶氏集序后世文人注意到张耒诗平易自然、词浅意深的特色，认为这一特点与苏轼风格接近；进而认为张耒与黄庭坚属于截然相反的诗风，事实上并非如此。

　　张耒推崇黄庭坚的诗，“有学者问文潜模范，曰：

‘看《退听稿》。

’”[21]334还曾说：

“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诗人谨守之。

独鲁直一扫古今，直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磬声和，浑然天成，有言外意。

近来作诗者颇有此体，然自吾鲁直始也。

”[21]319张耒竭力推崇的，正是黄庭坚继承老杜拗体之风，打破声律束缚，在五七言诗歌方面的贡献。

若依据王直方的记述来分析，张耒似乎是反对声律的；但这只是表象而已。

在诗学实践中，张耒非常注重格律句法，与黄庭坚实有相通之处，这一点学界很少有人提及。

“作诗先严格律，然后及句法”[22]卷首，这是张耒传授给周紫芝（1082―1155）的诗法，周紫芝又将其转授于陈天麟，这种递相传授的文潜诗法，暗合了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答洪驹父书》）的山谷诗法。

张耒诗在格律、句法方面确实有“法”可依。

对于吕本中来讲，张耒诗兼具苏轼式的自然流畅和黄庭坚式的句法韵律，要想不偏不倚，就要以苏济黄进而融合苏、黄，张耒诗恐怕是最就近、最切实的取径对象，他着意追模“文潜体”的动机，正在于此。

吕本中注意到张耒诗“自然奇逸”特点――不刻意锻炼、新颖自然，这一特点为南宋诗人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

　　吕本中具备诗论家的素养，他突出的概括抽绎能力及诗学悟性，使他提出的概念赢得后世的认同。

他提出的江西宗派的概念，影响深远，从杨万里到方回，他们都不断地阐扬江西诗派理论。

同样，吕本中精准地指出张耒诗“自然奇逸”，杨万里也予以回应，作《读张文潜诗》（其一）云：

“?

?

爱肥仙诗自然，何曾绣绘更雕镌。

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玄只听天。

”（其二）云：

“山谷前头敢说诗？

绝称?

?

井扫花词。

后来全集教渠见，别有天珍渠得知。

”[23]2111杨万里对自然的热爱，拓展了诗歌的写作空间，其诗艺渐入佳境，照他自己的话来讲，即“万象毕来，献予诗材。

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

”[23]3260真正达到了“好诗排闼来寻我，一字何曾?

影仔搿?

[23]1922的轻松自如境地。

可以说，对张耒诗的“自然”，杨万里沾溉甚深，受益良多。

宋末方回在吕本中、杨万里的基础上，进而指出张耒诗“自然有唐风”，并再次标举“文潜体”的范式意义。

　　就张耒诗而言，从两宋之际的吕本中开始，便抓住“自然奇逸”不放，并将其运用到诗歌写作中。

他充分认识到张耒诗的“自然奇逸”之气韵，乃暗合了苏轼的自然明快之风和黄庭坚句法精而情性远之韵，即张耒诗融合苏、黄之长。

吕本中要补救江西诗派生硬之弊，必须将苏、黄二家的优长结合起来，在此情况下，张耒诗恐怕是最行之有效的一种范式。

吕本中提出“文潜体”的说法，其用意便在于此。

此后，中兴诗人杨万里祖述吕本中的“自然奇逸”之说，吸其精华，进而形成师法自然的观念，写出诸多灵动活泼的“诚斋体”杰构。

　　总之，张耒诗歌在后世的接受过程，展现了复杂而生动的文学生成图景。

在北宋，苏轼、苏辙等人已有了对张耒诗的初步评价，但这些评价还只是师友间的赏誉，并没有经过理论上的抽绎和提升。

而吕本中、杨万里、方回等人，不断从诗歌特点或成就方面对张耒诗歌予以解读、评述，并形成某些具有断语性质的定评，反映出对张耒诗认识、接受的动态历程。

这些评价或接受，不仅对张耒诗的典范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有选择性的接受，更体现了南宋诗坛的风尚和走向。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2]朱弁.曲洧旧闻[M].北京：

中华书局，2002：

155.

　　[3]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3330.

　　[4]张耒.张耒集[M].北京：

中华书局，1990.

　　[5]任渊.黄庭坚诗集注[M].北京：

中华书局，2003：

521.

　　[6]晁补之.鸡肋集[M]∥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

上海书店，1985.

　　[7]脱脱.宋史[M].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3114.

　　[8]吕本中.紫微诗话[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

中华书局，1981：

371.

　　[9]王兆鹏.吕本中年谱[M].台北：

文津出版社，1994：

321.

　　[10]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M]∥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

上海书店，1985.

　　[11]魏庆之.诗人玉屑[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74.

　　[12]刘克庄.后村诗话[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13]曾季?

.艇斋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

中华书局，1983：

288.

　　[14]吕本中.东莱先生诗外集[M]∥宋集珍本丛刊：

第38册.北京：

线装书局，2004.

　　[15]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4.

　　[16]陈与义.简斋诗外集[M]∥宋集珍本丛刊：

第39册.北京：

线装书局，2004.

　　[17]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

中华书局，1980.

　　[18]吕本中.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

中华书局，1985.

　　[19]王应麟.困学纪闻[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865.

　　[20]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1885.

　　[2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2]周紫芝.太仓秭米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

商务印书馆，1986.

　　[23]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M].北京：

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