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三次宗教改革文献综述完整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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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三次宗教改革文献综述完整版

西欧三次宗教改革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西欧三次宗教改革的研究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乃至建国以前，对于宗教改革方面的著作寥寥无几，只是在一些基督教史中，以及编写的教科书中有所涉及。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党和国家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视宗教研究工作，我国学者在基督教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各种著作纷纷出现，国内对宗教问题研究展开新的空间。

一．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益于国家文化政策的变化，国内学者关于对欧洲中世纪史，特别是基督教史的研究，都举得了一些的进步。

在研究基督教史时，宗教改革（德意志马丁·路德、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法国加尔文宗教改革）更是受许多学者青睐。

他们的研究涵盖了宗教改革的背景、原因、主要思想及特点、意义、影响、历史地位，及对人物本身及其人物评价，以及从经济伦理层面、思想文化角度、国家政治影响等其他方面。

（下文将会具体阐述）

二．正文

对于西欧三次宗教改革的相关研究，以下笔者将具体的对宗教改革进行阐述，这样更方便大家了解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对其研究的状况。

（一）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相关研究

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马丁·路德的研究，主要从其思想，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内容、特点，影响，以及对马丁·路德的个人评价为研究对象。

下面就从以上几个方面浅析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纵观四五百年来，对马丁·路德的评价莫衷一是，但不管对其评价如何，人们都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以自己毕生事业深刻改革世界历史进程的寥若晨星的人物之一”【〔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381页】1994年在中国学者林泽荣发表的《路德的宗教思想及其特点》（《北方论丛》第3期）中曾结合路德宗教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着重分析其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从而进一步考察其思想在中世纪的地位和影响。

其宗教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慨括为：

1.十六世纪初德国特定形势下的产物；2.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高度尖锐复杂；3.德国人文主义思潮蓬勃兴起。

内容上，林泽荣认为，路德的宗教信仰除继续恪守“三位一体”、“原祖原罪”、“基督救赎”、“灵魂不灭”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外,突出强调“唯信称义”、《圣经》是最高的信仰准则、教徒与教皇平等原则、建立民族的、平等的廉俭的教会以及反对罗马教皇控制德国教会等信条。

对于宗教思想的主要特点，林认为路德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并继续整顿教会，实行温和的宗教改革，改革存在强烈的革命性与严重的软弱性并存，同时改革也带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并反对罗马教廷对德意志教会的操纵，坚决主张建立本民族的廉俭的教会,用民族语言进行祈祷。

宗教改革在影响上，林认为路德的宗教思想对16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是个巨大的革命，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巨大。

其实质在于以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世界观改革封建神学，将人文主义精神应用于宗教领域。

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冲击封建制度而首先表现在神学理论方面的斗争，同时，宗教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彻底的。

国内外史学界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历来颇有争议，最终还被冠与“革命叛徒”，似乎是我国史学界的定论。

他们认为,对现在国内史学界通常认定马丁·路德是革命叛徒的三条依据是：

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动摇、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的断语。

应该作阶级的历史的分析,全面地、准确地理解革命导师的论述。

对此，我国学者张匡娟，赵建民认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立场和根本原则是有一贯性的，且赵建民认为把马丁·路德及其活动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似乎也不能得出马丁·路德是“革命叛徒”的结论。

下面是两位学者的主要观点。

2002年张匡娟发表的《试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立场和根本原则的一贯性》（《常州师专学报》第3期）中指出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是路德一贯的立场。

纵观路德一生的宗教改革活动，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是他一贯的立场，他在中晚期这一立场更加突出。

诚如我国学者于可先生所言：

“路德把诸侯作为依靠力量，这是他始终如一的主张。

在农民战争前后，在依靠诸侯这一点上他仅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区别。

”既然路德一开始就并未主张依赖人民革命而是主张依赖诸侯进行宗教改革，那么他中晚期反对人民革命只是他的一贯立场在新形势下的变相表现形式，而不是什么“背叛”。

1989张建民发表的《马丁·路德“革命叛徒”说质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中认为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活动过程中确实发生过变化，但是这并不存在着时间上的阶段性,，也不是什么突然的转变。

因为马丁·路德在进行宗教改革过程中，他所依靠的对象、代表的阶级利益、所持的根本立场并没有发生过根木性的变化。

总的来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改革过程中他除了保持基督教“三位一体”等基本教义不变外,突出强调“唯信称义”、《圣经》是最高的信仰准则、教徒与教皇平等原则、建立民族的、平等的廉俭的教会以及反对罗马教皇控制德国教会等信条。

将宗教努力向下层靠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开启了宗教本身由“黑暗走向光明”。

（二）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研究涉及的方面是众多的，改革的起因，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对亨利八世个人离婚状况的探析等方面。

1.改革的起因

关于亨利八世改革的起因，西方大多偏重于亨利八世与王后凯瑟琳的离婚所产生的各种后果。

在国内，则更偏重于天主教会在英国长期的恶行，其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中国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认为英国的宗教改革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而西方学者则认为这是偶然的，而且很有可能不会发生的，或者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现在的中国史学界认为将宗教改革的原因只放在亨利八世的婚姻上是很具有局限性的，所以他们习惯按照一般的范式，寻找内因与外因。

比较典型的是杨超的《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2001年12月《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4期），将宗教改革的原因清晰的分为五点：

第一，英吉利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奠定了民族基础，提供了改革的推动力。

这一条其中包括“民族国家反对任何外来的剥削压迫（即天主教会对英国的干涉）”、“民族国家支持王权,拥护国王的独立自主政策。

”、“民族主义震慑了英国内部的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迫切要求。

第三，威克里夫的思想与罗拉德派的活动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四，王权的强大提供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五，有利的外部环境推动并保障了宗教改革的发生和发展。

其他关于亨利八世改革的论文，在谈到原因时，都会谈到这几点，如周强的《英国的宗教改革》（2000年《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只是对上述说法变换了措辞而已，仍然没有跳出这个范围。

不过，其在文章的开头追述了宗教改革以前的英国教会一章，作为历史渊源，其主要内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

英国早已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深受封建王权和教权的双重压迫，而且王权与教权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

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事件，总是作为直接原因而出现，而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由于其而导致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由此以来所凸现出的王权与教权问题，才是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

作出这个论断是很自然的，因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很明显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其表现必然是由国王一手推动，而只是单纯由民众对教皇与教会的厌恶和愤恨。

有关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原因，影响和一些改革中的细节问题。

朱海玲的《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必要社会历史条件》（2009年《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第28卷第三期），详细论述了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国内外背景，直接原因，说明了改革的紧迫性，必然性。

二．改革的内容

关于宗教改革的内容，大多是在教义上、教规上和在仪式上进行分析，对宗教争论的核心问题：

从公祷书到英文圣经，再到圣礼和教规，保守派与激进派以及中间派之间的斗争是关乎宗教之上的，政治是作为宗教问题发展的一个纽带而出现，它的作用在于能够把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

当然，政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起因是政治。

事实上，从宗教本身的角度来看，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前期，关乎《禁止上诉法》与《至尊法》以及后来的《解散修道院法》等等，都无法视为宗教改革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它们是关乎宗教事务的政治，所以就可以列入宗教改革范畴。

关于亨利八世改革时期所通过的法律，谢标的《试从法律视角解读亨利八世宗教改革》（2011年4月《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第32卷第2期），对通过的四个法案——《首岁教捐法》（ConditionalRest-raintofAnnates）、1533年的《禁止上诉法》（AnActinRestraintofAppeals）、1534年的《至尊法案》（ActofSupremacy）和1536年的《反罗马教皇权力法》（AnActagainstPapalauthority）——进行了分析，其中《首岁教捐法》是为了保护英国财富、侵夺教会财产；《禁止上诉法》是为了捍卫司法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至尊法案》确立了君主绝对权威、结束二元政治体制，结束罗马教皇在英国的统治地位；《反罗马教皇权力法》净化英格兰教会,清除罗马教廷的余威。

这些法律的通过，在宗教意义上终结了教皇在英国的权力,巩固国王在教会的地位,清除罗马教廷的余威,净化英格兰国教,也使得按照自己民族意愿去进行有英国特色的宗教改革运动成为可能。

刘城的《缓慢而微小的变化——亨利八世时代国教会宗教信条解读》（2009年12月《世界历史》第6期），也对通过的法律条文、信条进行分析，主要有三大信条《十信条》、《主教书》、《国王书》，深入诠释了如何构建“信仰的和谐与统一”,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缓慢而微小的神学教义变革，阐述罗马教皇权力在英国的终结，国王权力的确立以及议会权力对王权的制约。

这些学者只是对法令的内容感兴趣，并采用概括式的方式一带而过，很少对原文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三．事件与人物描述

对于事件的描述是非常必要的，它关系到法律实施以后的后果及其影响，以及对宗教改革的评价。

关于这一点，国内学者的研究，注意到的方面主要是修道院的变迁和教会，主要是从经济和法律角度来观察的，如李莹的硕士学位论文《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问题初探》与李自更的《亨利八世对教会地产的剥夺及其历史意义》（2003年《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19卷第3期），这两篇论文都是从亨利八世颁布的诸如《教士首年圣俸法》、《解散小修道院法》等等诸如此类法律出发，来阐释亨利八世时期对教会和修道院财产剥夺的情况，认为是亨利八世顺应了市民阶层和贵族的意愿。

并且最终的结果一般来说是摧毁了罗马教会在英国的根基、巩固了王权（从经济上没收教产所得不菲，从政治上打击了教会的力量），并且促成了英国在经济上的改革。

关于后面的一项，有一篇专门的文章来讨论教会纳税的问题，刘城《英国教会:

从双重纳税义务走向单一纳税义务》（2002年《历史研究》第6期）中指出英国教会在宗教改革后，其纳税的义务由双重义务（向教皇和国王）转化为单一，认为“中世纪教会的税收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几乎每一种税收都与某种权力的行使有直接的联系。

中世纪的英国教会处于教皇权与王权二元权力体系的统治之下,向两个权力主体履行纳税义务。

16世纪宗教改革引发了教会权力的大规模转移,英国教会转而处于‘至尊王权’的一元权力体系统治之下,教职界也由此前承担的双重纳税义务走向单一纳税义务。

在这场教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中,教职界的纳税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成倍增长,国王政府也以法律形式将教职界税收固定化,使之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资源。

”这就把宗教改革之中的王权、教权以及税务结合起来，之间的联系也显得更加紧密。

但是对于宗教改革期间的一些细节没有关注。

例如常常被认为是民间反抗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求恩巡礼”（PilgrimageofGrace）运动，很少有文章关注这个事件，即使提到，也被认为是一场在天主教会和修道院煽动下不成功的起义，最后在亨利的欺蒙和镇压下而以失败告终。

其实这个事件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本来是可以籍此来探讨宗教改革时代大众的心态和他们的信仰这一问题，而且也可以由此对亨利八世时代的宗教改革进行重新的评估。

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而且其矛头也不是指向亨利八世。

如果能重视这一点，那应当对宗教改革时期大众心理、文化做一个全面而整体的分析。

关于人物也是同样，国内学者对于人物的描述往往重视这个人物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上，对于其思想方面的认识，则往往愿意使用某种特定方式，比如认为人文主义就应该是反教会的，所以在李阁的《托马斯·莫尔反对宗教改革原因探析》（2006年3月《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1卷第3期）提到“面对国内外宗教改革,曾经尖锐批判教会及其制度的托马斯·莫尔,却坚定地站在了支持教会的立场上,甚至为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傅新球的《托马斯·莫尔反对新教探析》（2002年《江西社会科学》第8期）中提到“莫尔对路德的作品了解不多，又受文艺复兴时期学术气氛的影响，互不宽容。

因此他对路德新教和英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都持反对意见。

”最后他们都解决了这个矛盾，就是改革可以在体制的内部，用一和平的手段推行，自我革新，这样可以避免社会的动荡。

其实，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态度，一般来说都是虔敬的，但这往往被认为是具有局限性，而打破一切的宗教改革者和无神论者往往受到赞扬。

如克伦威尔，在英国历史上本无其名，却因为其在宗教改革中的激进手段而受到赞扬，故而他是“近代英国的崛起称雄即始于宗教改革。

就此而言,克伦威尔对英吉利民族的贡献难以估量。

”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不是从道德角度，而是不问目的，单从其所做的行为及其后果来评价某个人的话，那么就暗含着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意味，如果认为手段并不足取，而目的有正当的话，那么该如何评价呢？

这就是中国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

还有探究亨利八世改革前后性格的变化，对改革的影响？

四.影响与意义

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影响，在蔡骐的《英国宗教改革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中，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政治方面，君主与议会的关系；经济力量的变迁；文化与教育：

宗教改革的投影；宗教改革与社会生活；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的兴盛。

将宗教改革的影响扩大到了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进行细化、研究。

改革影响主要表现在：

1.政治上，如刘城的《十六世纪英国“王权至尊”的确立与教皇权的衰落》（2006年《历史研究》第2期），苑一博、任松峰的《论英格兰宗教改革对其政体演变的影响》（2003年1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2期）。

大致说了君主专制统治的确立，教皇在英国权力的终结，议会权力的扩大，形成了近代君主议会制，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国王成了名义上的国家象征，新型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

2.经济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前面所说的对教会经济的探究，以及对改革时期中央财政的变革的探讨，李自更的《亨利八世对教会地产的剥夺及其历史意义》（2003年《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19卷第3期），张岚的《亨利八世宗教改革评价之我见》（2002年2月《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15卷第1期）。

其中对教会地产的剥夺和将向其出售流向社会，对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促进了都铎王朝的财政制度改革和相对系统的财政管理制度的建立，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同样，丁占双、李俊英的《亨利八世与英国的宗教改革》（1988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主要从经济的发展，以及外交政策上阐述了亨利八世改革的有力条件，以及认为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的目的主要是加强君主专制，罢黜教会的权力，确立民主国家的权力，分析了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对促进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力条件。

3.文化教育上，主要强调对大学的影响，如徐煜的《英国宗教改革与大学教育的变化》（2004年《广西社会科学》第6期），王建妮的《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对英国大学地位的影响》（2007年《北方论丛》第3期），这些既有创新，也包含着传统的因素，那就是注重立法对于宗教改革层面的影响，政治上是很明显的，经济上就是有政治上王权与教权双元制向王权单一制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变化，当然也可以用法令来加以说明，对欧洲近代大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对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大学的讨论主要是在于王权对大学教育的侵入，并且由此带来的大学教育在制度上和内容上的变化。

五.总结

通过以上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回顾与梳理，对于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研究涉及的方面是众多的，亨利八世改革的起因，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对亨利八世个人离婚状况的探析等方面。

但是几乎忽略了对平民的研究，对平民社会生活状况的探讨、对平民地位的变迁的探讨、对平民思想教育等方面涉及的却很少，有的几乎没有涉及到，如平民改革前后的社会地位是怎么样的？

在分析改革背景的时候也没有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一个的心理活动，以及对改革的影响。

改革的内容上涉及的领域也是众多的，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税收制度、宗教教义等方面，但是对于文化事业方面微乎其微。

在内容上大多重视对政治、经济的阐述，对于平民的生活、政治、经济方面基本没有提到。

这是研究不足的一面。

对宗教改革的影响，虽然说的页比较多，比较详细的分析，但是也都只是重视国王的权力和议会之间的关系，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没有重视平民生活的改善、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受教育的程度。

而且对人物的分析，也是比较固定的，几乎没有从性格方面分析。

所以对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还是有值得研究的方面。

我们期待在亨利八世改革的研究方面会有此类的著作不断涌现。

三．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相关研究

关于加尔文宗教改革，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教徒因为信仰而受到世俗统治者镇压时，是否可以武装反抗？

2.宗教改革思想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3.政教关系。

1.关于新教徒因为信仰而受到世俗统治者镇压时，是否可以武装反抗？

英国政治史专家艾伦（J.W.Allen）认为加尔文宗教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是一致的，始终不主张反抗。

（Allen.J.W.AHistoryofPoliticalThoughtinTheSixTeenthCentury（书名）.MethuenandCo.Ltd.London.1928）；剑桥大学政治史教授斯肯娜（O.Skinner）认为他的思想前后变化，前期不主张法抗，但从1550年代末开始，则倾向于反抗。

（Skinner,Quentin,TheFoundationsofModernPoliticalThough（书名）（volume2）,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78.）；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林海则认为，反抗思想是加尔文一贯主张，对是否反抗一直存在矛盾。

加尔文在理论上统一反抗，但问题在与由谁来领导反抗。

（刘林海《加尔文反抗世俗政权的思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总第2期）；美国密歇根大学格拉汉姆（W.FredGraham）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认为：

一即加尔文推崇“秩序”与“稳定”，害怕反抗会引起社会动乱。

二即认为加尔文担心战争可能会导致基督教的分裂，所以一直主张新教各派统一。

（Graham,W.Fred,CalvinandthePoliticalOrder:

AnAnalysisoftheThreeExlanatoryStudies（书名）,inSchnucker,RobertV.ed.Calviniana:

IdeasandInfluenceofJeanCalvin（书名）,SixteenthCenturyJournalPublshers,Inc.Krsvlle,Mssour,1988.）；中国学者从阶级力量对比入手，认为由于阶级力量弱小,改革派只能依附于世俗政权,实现自己的理想。

所以,加尔文与路德等人坚决反对普通的臣民反抗,而把反抗权交给了统治阶级,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大的保守特征。

2.对于加尔文宗教改革思想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美国研究人文主义及宗教改革史的专家鲍斯玛（WllamJ.Bouwsma）：

从心理角度分析了加尔文的思想,认为加尔文的矛盾根源于当时的社会心理。

16世纪的西欧处在剧烈的变化中,是一个混乱、焦虑的世纪,加尔文是这个世纪的典型人物,他同时受到两种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中世纪的传统观念,渴望传统的秩序、等级,不相信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位保守的经院哲学家；另一方面受到以古典传统为主体的人文主义的影响,具有人文主义的容忍、自由及怀疑精神,对秩序不感兴趣,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是一位具有革命精神的人文主义者。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林海认为，加尔文思想的矛盾不只是传统文化与人文主义的冲突，还隐藏着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思想的冲突，以及基督神学内部和人文主义自身的内部矛盾。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吴舒屏认为，加尔文领导的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在重新构建神学体系和教会生活的同时，亦凸显了社会功能。

其对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日内瓦新型政权的存续、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吴舒屏《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社会功能》[J]，兰州学刊—2005年，第3期）；马克思·韦伯：

加尔文的改革成功地构建了新的神学体系和教会生活,尤其是其改革神学所蕴涵的宗教伦理为近代西方的合理主义行为准则奠定了基础。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3.在政教关系上。

孙毅认为教会与国家各自有其独立存在的地位，各自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不同的智力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加尔文是主张政教分离的。

但同时，他又强调教会与国家这两个不同领域的权力及其治理又有其相互关联的，期间存在着相互补充与相互促进的关系。

（孙毅《论加尔文关于政教关系的原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总第188期）；斯蒂芬·茨威格认为加尔文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独裁者，一个在日内瓦实行着专制统治的暴君，他给后来的时代带来的遗产不过是思想的专制、极度不宽容的精神。

（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M]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刘林海、高中伟则认为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能不深入历史情境进行具体分析。

加尔文从来没有宣扬过革命权，但他的确鼓励代议制政府，强调有效抵制君主专政，反对君主施行独裁的思想是现代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从加尔文的角度来看,他也从未要求市政府放弃此项权力，同时并不排斥世俗政权介入宗教事务，不但不排除,反而认为世俗政权是实现改革的重要机构。

他认为,人受两种政府统治,一是宗教的,一是世俗的,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刘林海、高中伟《试析加尔文在日内瓦宗教改革成功的外部原因》[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总23卷，第5期）。

由于资料的繁杂，我们仅列出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几个研究点，其他方面的研究我们暂不做分析。

三．总结

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国内的）对于欧洲德意志马丁·路德、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法国加尔文三次宗教改革的研究，涉及到的点较多，有相近之处的，如对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内容、特点，影响或历史地位，以及对改革者的个人评价。

也有不同的地方，其研究的角度与侧重点不一，所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

在研究的深度上，大多学者仅作表面的简单分析，并未作深层次的问题剖析。

值得一提的是，尚未有几个学者对这三次宗教改革作系统地研究，包括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至少我们没有检索到。

四．参考文献

1.肯尼斯·O·摩根主编:

《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

2.汤普逊: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3.莫尔顿:

《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

4.刘新成:

《都铎王朝的经济立法与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的起源》，《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5.刘城:

《十六世纪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