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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瑞兰十七年时期读者的身份符号与政治认证概述

主题：

文学期刊的“读者”话语研究（编辑出版研究）

“工农兵”：

十七年时期读者的身份符号与政治认证

——以《文艺学习》为例

董瑞兰（闽江学院）

摘要：

十七年时期文学期刊“读者”参与文艺活动的景象蔚然成风。

运用接受修辞学分析“读者”的身份符号“工农兵”、身份认证方式以及蕴含的政治价值。

意在表明：

当时的文艺作品的真正价值不仅决定于“谁在写”，而且关涉到“谁在读”。

“读者”借助政治力量争取言语交际的主动权，扩大自己的言说空间。

这种公共领域中“读者”的舆论导向使其自身成为当代文学举足轻重的体制力量。

关键词：

工农兵身份符号政治认证修辞接受《文艺学习》

西方接受美学把文学阅读和消费主体纳入文学意义的生产过程，“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主体，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调节时，文学艺术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才能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

[]然而，这种接受美学意义上的读者与“十七年”文学生产中的“读者”有很大不同，后者更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强行介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学“审美”与“经验”的缺失。

建国以后，“读者”被逐步纳入国家的文艺体制建构之中。

作为当家作主的主体，“读者”的“工农兵”身份符号与意识形态功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论证与叙述。

这种叙述主要表现在“读者来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几乎所有的文艺报刊。

“读者”参与文艺活动的景象蔚然成风，如《文艺报》、《人民文学》纷纷设置“读者论坛”、“读者中来”、“通讯往来”等品牌栏目。

这些“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列宁语）在塑造文学意识形态、引导文艺走向、打造文学与政治生态乃至社会精神世界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看似普通的“读者来信”，足以使作家评论家都“按照读者的要求和愿望来进行自己工作”[]，这种公共领域的舆论导向使之成为当代文学举足轻重的体制力量。

《文艺学习》创刊以前，编辑部就“已经收到五千多封来信和来稿”。

编辑们为“为我国青年对于人民的文学艺术的高度热情而深深感动，同时又很惶悚，唯恐有负读者的期望”，并声明“本刊是属于读者群众的，只有在大家的支持下才能办得好”。

[]显然，文艺受到人民大众的热捧，《文艺学习》“读者群众”参与文艺活动的积极性异常高涨。

综合来看，45期《文艺学习》共发表“读者来信”类文章130篇/封。

按栏目名称划分，“读者来信”10篇/封、“读者·作者·编者”33篇/封、“问题讨论”87封。

“读者来信”发表的数量和密度，颇有修辞意味，值得进一步分析。

本文分析的着眼点在于：

《文艺学习》办刊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编者、作者、读者之间通过话语信息进行表达和接受的修辞活动。

修辞活动是“施受双方在合作中经过符号的中介进行信息交换的行为”，是“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

读者/接受者作为言语交际的一方，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参与了修辞表达的意义生成。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接受者的“读者”的身份符号有哪些？

它们如何参与了权威意识形态身份的合法认证？

从哪里可以看出《文艺学习》“读者来信”话语的政治性特征？

何谓“读者”？

顾名思义，指阅读书、刊、文章的人。

这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界定。

张均考察了左翼文学中“读者”概念的演变过程，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夕，‘读者’彻底在理论上与‘人民’、‘群众’同质同构”，在革命动员需求下，逐步上升为普遍价值的拥有者，而新中国成立后，“读者”则以权威的身份从延安走向北京，并向全国蔓延[]。

在《文艺学习》“读者来信”中，“读者”的身份作为语言符号被赋予特定的语义内涵，发挥特定的政治教育功能，这主要表现在其政治符号及其认证方式上。

一、政治性/非政治性：

工农兵读者的身份符号

《文艺学习》的“读者”并非一种接受美学意义上的普通接受者，而是“将自己的人格、文化记忆、符码和联想”[]通过话语表达和接受来积极参与文学经典化历史化过程中的群体符号。

这种“读者”实质性表明，文艺作品的真正价值不仅决定于“谁在写”，而且关涉到“谁在读”。

“读者”因自身身份符号的政治价值，已经在努力争取言语交际的主动权，扩大自己的言说空间。

在《文艺学习》“读者来信”中，共出现了这样的“读者”称谓：

（1）读者（青年读者、少年读者、读者群众、本刊读者、少年读者、小读者、工农读者）

（2）同志（同志们、年轻同志、投稿同志、惠稿同志、初学写作的同志、小学教师同志们、参加问题讨论的同志）

（3）群众（人民群众、广大群众、工人群众、读者群众、职工群众、青年群众）

（4）青年（文学青年、文艺青年、青年爱好者、广大青年、青年同志、青年习作者、青年积极分子、青年文学创作者、练习写作的青年、初学写作的青年）、学生、文学爱好者、少年儿童

这个系统基本反映《文艺学习》“读者”身份的能指符号：

有的对一般期刊受众的泛称，如“读者”、“同志”、“青年”；有的用“文学”限定读者的范围，如“文学爱好者”、“文学青年”；有的限定读者的年龄区间，如“青年”、“年轻同志”、“青年读者”、“少年儿童”。

另外，编者在这些读者称谓前加上修饰成分，出于强调读者范围而使用“我国的读者”、“本刊的读者”；出于强调这个范围之大而使用“广大读者/青年”、“许多读者/青年”、“多数读者”；出于传递亲切的语气而使用“我们亲爱的读者”、“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青年朋友们”等。

在195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期刊被强制要求发挥政治功用，期刊“读者”也蒙上了一层特定的意识形态色彩。

根据是否具有政治性的角度划分，可以把《文艺学习》“读者”身份符号分为两类：

1.政治性身份符号：

同志、人民、群众、工农兵

2.非政治性身份符号：

青年、学生、文学爱好者

这些政治性/非政治性身份符号具体所指如何？

它们为何具有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如何强化了“读者来信”的话语权力？

“同志”，指志趣志向相同的人，还指为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指同一个政党的成员。

“同志”开始带有“革命”和“政治”的语义内涵始于辛亥革命前后。

建国伊始，主流意识形态提倡把“同志”作为“具有共同目标的劳动者”、“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政治伙伴”在全国推广开来，明显透露出阶级与战争的修辞信息。

“由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使得国家的全民文化以‘统治阶级的意识’的同质性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组织化为基础”，所以全国普遍通用“同志”这一称谓，“使全社会的主题文化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

[]作为语言的称谓语必然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体制有关。

“同志”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文化特性。

[]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人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是构建共产主义社会蓝图的缔造者。

所以，文学自然要给成为革命斗争和现实需要的工具，成为关乎党和“人民”利益的事业。

王本朝在论证“文学读者与中国当代文学”时认为，出于“人民”需要，当代文学中的“人民”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读者，尽管它的地位和作用很高，但“并没有文学接受的选择性和主体性，也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文学期待，更不可能在文学阅读、接受过程中带入自身的历史经验，不承认文学阅读的历史惯性，也不允许历史语境的进入”。

[]“人民”语义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学史是作者的历史，更是读者的历史”的命题内涵，其服务当下现实政治的指向愈发明显了。

“群众”和“人民”一样，都是指富有政治意义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读者身份。

《文艺学习》中的“文学”因为与这两个语词相互联系而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地位。

“群众”被看作是唯物主义观的关键语词，是历史进步力量的代表，是社会主义事业当家作主的主体。

“文学”自然纳入“人民群众”所构建的政治价值体系之中。

毛泽东的著作中“群众”的使用频率就很高，并赋予了这个语词的权威性地位，于是，“读者”与“群众”语义结合，拥有了与“百姓”、“平民”无法比拟的话语优势，并共享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获得超越现存秩序之上的道德优越与历史价值。

在“十七年”政治语境中，“同志”和“人民群众”都可以具体指称为“工农兵”。

“读者来信”的署名常常标明读者的身份，如印刷厂工人、农业合作社社长、公安战士、空军某部大队长……。

这种现象堪称毛泽东时代读者身份的特殊表达，这种身份符号也为“读者来信”的内容注入了先验的阶级属性和情感倾向。

这是因为，“工农兵”是新中国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和占有者，是一种阶级属性和政治利益的分配方式，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

作为“工农兵”身份的“读者”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比起他们在战争与生产中的伟大贡献来，他们的缺点甚至是不算什么的”。

[]正因为如此，具备这样身份的读者，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是文学表现的对象，同时成为文学接受的主体。

《文艺学习》文学期刊的价值，不仅来自发表的文章对青年具有教育意义，还来自它是否能通过“工农兵”接受者的政治资格审查。

对于新中国文学事业，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参与发言，发言的资格具体来说是否在工厂、学校、农村、军队的第一线参加劳动和建设，是否为工农兵出身，是否参加过革命战争，只要至少具备其中一个条件，才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这里，亲历，成为一种评估的资本，其意义在于“读者”本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成为生产“现场”的见证人，这便使得“读者来信”具有了不言而喻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明确提出。

在这份经典文献中，共出现“群众”101次、“人民”94次、“同志”43次、“工农兵”40次。

毛泽东在这里反复强调：

“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我们的文艺基本上是为工农兵服务”、“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童庆炳据此认为，“毛泽东的《讲话》，作为一篇体系化的文艺学和美学论著，其中心就是阐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即以人民为本位的美学思想”，而且这一美学思想“基点建立在工农兵及其广大的接受者、读者身上。

惟有这个读者群，才是文学艺术和美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所以可以说，“读者意识”是毛泽东美学思想的重要问题。

[]

“工农兵”，是一个具有政治性色彩的概念。

《文艺学习》有着强烈的“读者意识”，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显示读者“工农兵”政治身份，标志着话语主体从个人向集体靠拢的姿态。

每一位读者只有改造自己，使自己的思想融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才能获得某种安全感。

人类学认为，在个人向集体角色转变过程中，其形象必须由所有参加仪式活动的人在理智上铭记、从情感上接受之后方能得以型塑。

[]同时，“工农兵”政治身份实际上强调的是工农兵文学的阶级/国家/民族的特性，而民族又“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作为一种话语存在的“工农兵”参与了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建构。

这种政治身份符号在特殊的语境中获得了“终极性”的形象优势。

在《文艺学习》中，所谓的“大量”、“真实”的“读者来信”，不能不说是一种修辞策略，目的是给对文学话语进行体制规范，进而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

另外，青年、学生、文学爱好者、少年儿童等也是《文艺学习》对“读者”身份符号的代码。

作为非政治性身份符号，它们体现了这份青年文学期刊的读者对象。

比如，1954年底，全国文艺界、学术界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文艺学习》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下也积极加入这场斗争。

与其他报刊如党报《人民日报》不同的是，《文艺学习》关注这场斗争对“青年”的影响：

每一个革命的青年人，不管他是不是从事文艺工作和思想工作的，不管他是不是特别爱好文学艺术的，都应该重视这次思想斗争，关心这次思想斗争，假如具备条件，还应该积极参加这次思想斗争，通过这次思想斗争来进一步提高自己。

我们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继续盘踞着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我们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继续披着进步的外衣来毒害青年一代的读者。

（记者：

《不能容忍资产阶级思想继续盘踞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的综合评述》）

教育“革命的青年”重视、关心、参与到这场《红楼梦》问题的讨论中，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提高“青年”的无产阶级意识——这是《文艺学习》引导“青年”读者参与政治斗争的主要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学习》的编者对读者的定位是准确的。

编者使用“青年”及其参构的语言单位，常常是要强调本刊的读者对象是文学青年，包括少年儿童，而且是初学阅读与写作的文学青年。

无论在文学批评话语还是在文学创作话语、文学辅导话语中，“青年”创作者、批评者是刊物关注的主要对象，文艺斗争对青年读者有什么教育作用、文学作品对青年读者有什么帮助，这些都是刊物始终的办刊方向和立场。

那么，青年的年龄大概是几岁呢？

在《汉语大辞典》中，青年的年龄界限采用模糊说法，“指人十五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阶段”。

我国有关组织的界定有：

15～35岁（国家统计局）；14～28岁（《团章》）；10～24岁（港澳台地区：

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澳门人口暨普查司、台湾青年辅导委员会）。

[]综合以上的资料和数据，根据办刊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

将《文艺学习》青年的年龄范围确定为10～35岁，是比较合适的。

二、自我认证/编者认证：

工农兵读者的政治认证

当“工农兵”读者成为“人民”、“群众”利益代表的时候，其政治身份自然成为文艺场域的话语主体，自然具有了绝对的发言权与监督权。

“工农兵”是阶级的集合，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或者说“工农兵”是一种话语方式，表达着强烈的政治诉求。

但随之出现的问题是，读者的“工农兵”身份是如何通过公共舆论审查的？

拥有这种身份的话语主体是如何言说的？

这就涉及到身份的认证方式。

《文艺学习》“读者来信”中的“读者”政治身份基本有两种认证方式：

方式1：

自我认证——“我是工农兵”

“工农兵”身份的自我认证，主要指读者以“我是工农兵”为话语起点，亮出自己的社会身份，表达一种自我认知立场。

自我认知意味着某种主体性，它指个体对自己及所处语境的把握，“是主我和客我相互作用以及客我中自画像和他画像相互作用的结果”[]。

语言符号“我是工农兵”，也体现了一种自我认知。

在《文艺学习》1955年第7期《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读者来信来稿摘要）中，有两位读者的来信开头是这样表述：

（1）我是一个手持武器的战士，我要把愤怒变为行动，我要像在战场上和公开敌人作战一样，坚决地消灭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文化速成中学何光斌）

（2）我是一个司法工作者，对文艺极其爱好。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我提高了对一切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和警惕性。

我又马上联想到我在对敌工作中激烈的一点阶级斗争的经验。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范益汉）

在“我是一个……”语义结构中，话语主体明确表示“我是一个手持武器的战士”、“我是一个司法工作者”，话语内容则充斥着“武器”、“战士”、“战场”、“敌人”、“作战”、“消灭”、“反革命”、“阶级斗争”等战争词汇。

这与当时文艺界所掀起的“彻底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运动相呼应，为这场政治运动的合情合理合法增添了“读者”、“群众”、“人民”的呼声。

“工农兵”身份符号，一旦成为公共话题，只要给它配上政治运动导火索，契合民族共同的情感倾向，便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情感强度”，“仿佛有谁拨动了我们很久以来未曾被人拨动的心弦，仿佛那种我们从未怀疑其存在的力量得到了释放”，“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此时，“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

[]体现自我认知的“我是工农兵”，实际上是一种丧失了个体自主性、注入了政治能量的“集体无意识”。

“我”的话语中，布满流行的政治口号、激烈的斗争语言，更多是“我”的身份所规约下的言说内容和情绪宣泄，丝毫不敢越出政治规范一步。

所以说，深层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和长久的文化心理积淀，促使了人们产生话语趋同、随波逐流的价值观。

方式2：

编者认证——“他是工农兵”

“工农兵”身份的编者认证，主要指编者在“编者”、“编者按”、“编者的话”等方式强调该读者的身份，以“他是工农兵”为逻辑起点，亮出该读者的社会身份，表达一种对读者身份认同立场，主要从编辑工作中的署名方式表现出来。

这种认证，为“读者”的政治身份合法性增添了双重保险性，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在《文艺学习》“读者来信”中，大多数是个人署名，如：

（1）要学习鲁迅先生对敌人最坚决最勇敢的斗争精神（公安战士祖发）

（2）青年应该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生活（解放军孙云）

（3）印工之歌（北京人民印刷厂工人李学鳌）

（4）当我看到宪法草案公布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关振铃）

“集体署名”的方式也不鲜见。

少则三、四个人，多达八、九个人，异口同声发表一篇文章。

如《和读者生活有关系的书，才有实用性》署名为“山东尹贵令王剑章杨保宇王真”。

另如，《文艺学习》编辑部在文艺界批判“丁陈”集团的斗争中，组织专栏“粉碎丁、陈反党集团”，[]发表草明《抉择道路的时刻》、萧殷《你们准备走到一条什么道路上》等“读者来信”，其中《我们要坚决和丁、陈反党集团展开斗争》全文充斥着“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斗争”、“彻底击败”、“胜利领导”等铿锵有力的话语，信末采用“德理、丁立仁、康文泽、于显卿、索文石、张传毅、张士杰、郭康庆、李子超”9位读者联合署名方式。

编者常常编发“读者来信来稿综述”，采用“集体来信”的方式表达读者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出现的话语方式有“本刊接到大批青年读者来信来稿”、“很多读者来信认为”、“大多数青年认为”、“读者们大都认为”、“青年文学爱好者的要求是……”、“有很多学习写作的年轻同志写信……”、“许多年轻的读者都提出……”、“有读者这样认为……，更多的则这样说……”、“许多读者来信说……”等等。

如下面的话语：

（1）本刊编辑部继续接到大批青年读者来信来稿，……江西万安初中教员黎宝晖、景德镇小学教员郭文辉、辽宁开原中学教员白玉琢、山西临猗小学教员新杰、江苏泰县小学教员朱涛、广东潮州小学教员韩蕊、陕西宝鸡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张昌勋、华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李作屏、河北束鹿王教、江苏高邮胡国永、武汉大学中文系周森甲、南昌市许居骞、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谭长虹、福建师范学院杨钧、江宁郭盛萱等都来信揭发《红楼梦研究》对青年的各种不良影响。

（读者们在关心着《红楼梦》研究问题）

（2）我们陆续收到青年读者的来信来稿三百六十余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文化速成中学何光斌……上海金家坊青年团俞关生、徐海松、朱锦江、青年工人林荣华、青年学生张凌来稿……重庆市第一中学学生刘之阳……北京邮局青年团委员会徐建忠……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范益汉……中国百货公司苏州商店胡一叶……北京市安装总局职工程其贡……武汉市武昌读者黄颐邦……北京政法学院顾祥增……天津师范学院石雨……中国食品公司桂林僮族自治区分公司蔡增强……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学生张存琳……福建省泉州读者陈江南……。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以上信息不仅包括读者的身份（初中教员、小学教员、工人、学生、职工……），还显示了读者所在的省市地区（江西万安、江苏高邮、福建泉州……）、单位（华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文化速成中学、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姓名（黎宝晖、朱涛、白玉琢、新杰、郭文辉……）等。

在实际编辑过程中，《文艺学习》编者把本刊的“读者”、“读者群众”主要圈定在工人、农民、士兵、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机关干部的法定范围内，还具体到广大的年轻的工人、战士、教师、学生以及在财经、政法、文教等等系统中的工作人员，赋予他们至高无上的发言权。

编者暴露大量的“读者来信”信息特别是“工农兵”身份符号，是一种有意的修辞行为。

无论是个人署名还是集体署名，“工农兵”政治身份是不可或缺的强调符码。

然而，这些“来信”如果不是以个人经验为基点，就成了集体的代名词，“读者”也就具有了文学体制合法建构者的力量。

卢那察尔斯基在论及无产阶级艺术的美学特点时，认为：

“无产阶级只有到了能够亲自建造自己宏伟的殿堂和整座整座的城市，能够在无数墙壁上画上自己的壁画，使市内的雕塑随处可见，使这些殿堂里传出新的音乐，在市内广场上举行观众和演员同台欢庆节日的大规模演出时，所有这些独有的特点才能表现出来”，此时无产阶级艺术的集体力量“表现在对世界和集体创作的集体主义领悟的主线上，将获得前所未闻的规模和隐约能够感到的深度”。

[]“十七年”文学期刊大规模的“读者来信”，与工农兵文学创作景观相互映照形成合力，表现出对“集体主义”的热情和想像，流露出政治因素渗透的“深度”，缺乏一定的艺术“深度”。

实际上，无论是自我认证还是编者认证，只是方式不同，所指内容是一致的，共同指向“工农兵”身份符号。

这个符号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概念，是民族国家想像和设计的产物。

作为文学读者的“工农兵”还未真正意识到自己对文学到底有什么需求，还未意识到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在现实中的实际可行性。

他们常常“被来信”，代表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舆论方向，承担着对阶级归属的政治文化功能，彰显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媒介价值观，扮演着“新的人民的文艺”创造者和接受者的历史角色。

《文艺学习》“读者来信”中的“工农兵”身份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学体制力量，文学阅读只是一种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和手段。

正如王本朝所说：

“当代文学中的读者不可能创造和拥有自己的审美意识形态，无法提供新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自然也无法对文学生产活动产生应该产生的巨大影响。

虽然在理论上，文学的读者——人民群众被置于一个有决定权的位置，但在文学的接受过程中，它还是处于被给予和被利用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力量。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工农兵”都是《文艺学习》“读者来信”话语中“读者”身份系统的关键语词，是认识“读者”实际所指的核心概念，也是理解“读者”如何言说、为什么这样言说的理论基点和逻辑起点。

作者简介：

董瑞兰闽江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

文学语言学所在地：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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