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总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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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总论

总论

可持续发展概念与生态文明理念，是20世纪以来人类为解决威胁自身持久健康发展的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在对其产生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根源的认识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与战略思想。

可持续发展概念主要着眼于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强调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理念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从人类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视角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内在要求，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在内涵上，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一脉相承，次第渐进，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扩展和升华。

在实践上，二者是相通和统一的，建设生态文明，才能加快可持续发展的步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建设生态文明。

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来。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建设生态文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又是深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

我国坚持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和建设生态文明，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创新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和途径，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第一节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进程与内涵

对生态文明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必须放在人类认识资源环境问题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

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由来与内涵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口急剧增加，西方国家工业化快速推进，经济规模迅速扩张。

以“工业化生产方式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过度消耗着自然资源，大范围破坏着自然生态，大量排放着各种污染物，造成了日趋枯竭的资源问题和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健康和经济社会的持久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挑战。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尤其是50、60年代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发生了以“八大公害事件”①为代表的震惊世界的环境污染事件，导致成千上万人患上公害病，不少人丧失生命，为此曾引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反对污染环境的社会运动，严重冲击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执政党地位。

这也唤起了专家学者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对工业文明的反思。

1962年，美国女学者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问世，第一次较系统地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生态学时代的开始。

面对日益发展的环境污染形势和国际社会的呼声，联合国于1972年6月5日在饱受酸雨之苦的国家―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世界性的人类环境会议，有113个国家的代表参会。

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这也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派政府代表团参加的第一个多边会议。

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将“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作为人类共同的信念和原则，成为日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源泉，开启了世界许多国家环境保护和国际环境保护合作的新纪元。

后来这一天被联合国大会确立为“世界环境日”。

此后，以污染治理为主要特征的环境保护行动在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渐开展起来，在一些国家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全面审视环境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诞生。

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人们吃惊地发现，尽管各国在采取措施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程度仍在加剧，并且范围在不断扩大，出

现了酸雨、土地退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化等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

这一形势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先污染、后治理”发展道路的弊端，逐步意识到“就污染治理污染、就环境论环境”的战略思维及其技术路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从工业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寻求降低污染产生的办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预防环境问题的出现。

1980年，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

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

1983年，联合国组建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委托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组织世界范围的专家全面深人研究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它表达了两个基本观点：

一是人类要发展；二是发展有限度，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从理论上终结了长期以来把发展经济同保护环境对立起来的观点，明确指出了它们应当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规律。

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为标志，可持续发展从理念走向战略和实践。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简称里约环发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其中包括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强调，“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生活的权利”,“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

高投人、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被否定，经济与环境协调成为与会各国的共识。

这次会议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最广泛和最高级别的承诺，由理念最终变成了各国人民的行动战略和纲领。

在人类社会经过10年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之后，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了由包括104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的可持

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铭基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及其战略的内涵，即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社会与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以确保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繁荣。

此次会议标志着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向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从“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到“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再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成为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人类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科学地把握了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本质规律，使可持续发展由概念逐步走向战略和实践。

从1992年各国政府接受可持续发展概念及战略至今的近20年的时间中，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现实仍面临巨大的挑战，通往可持续发展的路也会曲折漫长，但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全球的共识和人类健康永续发展的正确方向。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探讨及实践与相关国际进程基本同步。

早在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之后的两个月，我国就提出“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中国当代以及未来的必然选择，这表明可持续发展开始进人我国执政理念和发展战略全局之中。

1994年中国政府又率先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以及行动方案。

19%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进行了部署。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要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

新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上升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

从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到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体现和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

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系统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靠谁发展、为谁发展和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等重大问题，从政治高度和科学的角度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描绘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胡锦涛同志2004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这表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

二、生态文明理念产生的背景与基本特征

生态文明同样是因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而起，针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严峻现实，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基础，从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演替的角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站在国家执政理念的高度，在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本质关系的认识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

从人类文明演替的进程和规律看，犹如农耕文明替代原始文明、工业文明替代农耕文明一样，以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动力、以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及人与人关系为核心、以解决工业文明所固有的环境与发展矛盾为目的的新的文明形态必然要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这就是生态文明。

从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际需要看，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乃应有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我国基本国情为基础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等方面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社会形态和制度，它的内涵和发展要素是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而不断丰富和扩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和谐和文化先进的社会，又是生态环

境良好的社会。

当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环境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约束时，生态文明建设必然也必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它明确指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所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建设生态文明是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不是一般地要求我们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是把这些要求本身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纳人一个有机的框架之下，通过发展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根本着眼点是用新的发展思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要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生态文明，强化环境法治，完善监管体制，建立长效机制，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迫切需要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逻辑起点，保护环境和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基本内容。

从人类文明发展整体转型的角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治国方略的层次，生态文明为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了更全面、更彻底、更深人、更有力的观念和方法论的指导和推动。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严峻形势下，建设

生态文明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显得非常迫切。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有限，又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人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这样的国情下，我国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而造成这一严峻形势的因素复杂而深刻，包括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重化工工业结构、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转型、全面快速的城市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对待自然的价值观等诸多经济社会文化原因，形成了罗马俱乐部②所称的“世界问题复合体”。

而且，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将继续加大。

建设生态文明，才能从根本上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生态文明理念及建设实践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在价值观念上，生态文明强调给自然以平等态度和人文关怀。

人与自然作为地球的共同成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

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保护和发展自然，给自然以人文关怀。

生态文化、生态意识成为大众文化意识，生态道德成为社会公德并具有广泛影响力。

生态文明的价值观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转变；从传统经济发展动力―利润最大化，向生态经济全新要求―福利最大化转变。

二是在实践途径上，生态文明体现为自觉自律的生产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追求经济与生态之间的良吐互动，坚持经济运行生态化，改变高投人、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系统的良性循环，使绿色产业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生态文明倡导人类克制对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和享受，选择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

三是在社会关系上，生态文明推动社会走向和谐。

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一般说来，人

与社会和谐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反之，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也会对社会带来消极影响。

随着环境污染侵害事件和投诉事件的逐年上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将生态理念渗人到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实现代际、群体之间的环境公平与正义，推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四是在时间跨度上，生态文明是长期艰巨的建设过程。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传统工业文明的弊端日益显现。

发达国家二百多年出现的污染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集中出现，呈现出压缩型、结构型、复合型特点。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和巨大压力，既要“补上工业文明的课”，又要“走好生态文明的路”，这决定了建设生态文明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第二节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既有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人口压力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偏差等，也有资源环境的约束。

前者是挑战，也是造成后者的原因。

总体上，我国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直接挑战和压力是资源能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不高、生态环境破坏与污染严重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约束。

在资源能源方面，我国的某些资源总量并不算小，但人均水平很低。

资料显示，我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8%，人均水资源量、耕地面积、森林面积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1/3和21%,人均煤炭、石油、天然气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9％、6.2％和6.7％。

2009年1月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一2015年）》估计，如果不加强勘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202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中，有19种矿产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其中11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到60%，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在40％左右，铜和钾的对外依存度将保持在70％左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GDP

年均增长9.8%，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6%，基本实现了以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持GDP翻两番的目标。

但2000一2009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9.4%，约为世界同期平均增速的3.7%；单位GDP能耗约是美国的4倍，日本、法国、德国的6倍，印度的1.3倍；2007年我国综合能源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0个百分点；2009年，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约8%，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在生态环境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污染防治稳步推进，污染减排取得明显成效，生态保护和建设成效显著，局部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重点流域主要污染物污染程度有所减轻，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内城镇供水安全基本得到保证，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基本处于受控状态，环境保护的能力建设得到加强，环保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为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遏制环境质量的急剧恶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我国生态环境在局部有所改善的同时，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增大。

一、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我国环境形势呈现出压缩型、叠加型、复合型、祸合型的特点，环境污染正在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从人口稠密区、经济发达区向人口稀疏、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从局地向区域扩散，从江河城市段向流域蔓延，从常规性污染向非常规性污染、有毒有害污染转化，从浅层次向深层次的环境问题演变。

老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污染的范围在扩大，污染的程度在加重，污染的风险在加剧，污染的危害在加大，治理的难度在增加。

我国生态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区域生态系统结构破坏严重，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

主要表现为：

（一）水和大气环境形势危急

2009年，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近岸海域水质总体为轻度

污染。

2005年水利部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饮用水不安全人口约为3.23亿左右，其中9084万人受到水污染的影响。

全国25％的地下水体遭到污染，平原区约有54％的地下水不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海洋环境污染凸显，赤潮频次不断增加，2009年，全海域共发生赤潮68次。

有毒有机物污染问题逐步显现。

2009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214.4万吨，居世界前列。

全国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依然较重。

在2009年监测的488个城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占52.9％。

我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仍较重。

城市细颗粒物（PM2.5）③污染严重，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灰霆天气有所增加，暴露于大气污染的地级以上城市人口约为1.85亿人。

（二）土壤质量退化

农业活动、废水排放、大气沉降和垃圾堆放都对土壤环境质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土壤污染表现出源多、量大、面广、持久、毒害性大等特征，并从局部蔓延到区域。

截至20世纪末，我国受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000万公顷，每年因土壤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万吨，因受污染而超标的粮食1200万吨。

燃煤、公路交通尾气排放的重金属，垃圾堆存残留的重金属等都会造成土壤污染。

土壤重金属污染对粮食和蔬菜种植影响尤为突出。

（三）生态系统更加脆弱

区域生态系统结构破坏严重，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生态服务功能持续下降，生态灾害不断加重。

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退化演变的态势，生态“赤字”不断增加。

森林的覆盖率虽然持续增长，但森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服务功能差的态势非常明显；草原和湿地生态系统仍处于局部改善而整体恶化的态势；土壤退化状况愈趋严重，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成为危害生态环境、威胁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服务功能退化明显；生物多样性降低，外来有害物种人侵越来越多；海洋生态系统受损态势明显，近海环境质量不断恶化，渔业资源严

重衰退，生态承载力持续下降；严重的环境污染直接影响到许多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四）环境噪声扰民问题突出

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恶化，受噪声影响的暴露人口增加，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环境噪声投诉长期居高不下。

群众来访中近三成反映噪声污染。

2009年，全国354个监测城市中，区域声环境质量好的城市仅占5.9%,有24.3％的城市为轻度污染，有1.1％的城市属中度污染。

（五）固体废物污染程度加重

固体废物污染程度不断加剧、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城市与农村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都在不断增加。

200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20.4亿吨，比上年增加

7.3%；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70亿吨，占地80多万亩，近年来平均以每年8％—10％的速度在增长。

受工业污染危害的耕地面积达到9000万亩。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④污染危害逐渐显露。

（六）核与辐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大规模快速建设核电站超过我国当前核电管理能力，核电人力资源短缺，适合我国国情的核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技术标准不够健全，监管机构设置不全和人力薄弱日显突出，核安全研究投人不足，机制不完善，核能发展未能同步解决其废物处置问题，短期内给核电厂运行安全留下隐患。

（七）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凸显

在全球环境问题上，我国既是原发地之一，又是重灾区，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酸雨、持久性有机污染和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退化、土地荒漠化、海洋污染等。

我国面临的区域（双边）环境问题繁多，跨界影响关系复杂，主要包括涉及十多条国际河流的跨界水资源开发和污染、周边海洋污染、东亚酸雨、东北亚沙尘暴、汞污染、大气棕色云等问题。

二、生态环境问题造成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一）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从1983年到2004年，先后有多家国内外研究机构或学

者对我国部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估算，其所占同期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的达9.7%，最小为2.1％。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04年环境污染损失占同期GDP的3.05％。

4家机构或学者对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研究结果为占同期GDP的比例在5.4％—12.47％。

（二）环境污染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在我国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的形势下，一些与环境污染相关疾病的死亡率或患病率持续上升。

过去30年，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持续上升，由83石5/l0万上升至134.80/l0万。

其中，与生态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的死亡呈明显上升趋势，肺癌死亡率上升幅度最大，由7.09/10万上升至30.83/10万。

（三）环境问题危及公共安全与社会和谐

污染事故频发威胁环境安全。

我国重大环境突发事件呈现上升趋势，不仅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而且有些有毒有害物质的贻害难以短时间内消除，对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区及毗邻区的环境安全造成长期威胁，甚至造成国际影响。

因环境污染纠纷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环境投诉也成为社会投诉热点之一。

（四）环境问题影响和平发展

我国在温室气体、消耗臭氧层物质、二氧化硫、汞等污染物方面都是世界排放大国，在十多条跨界河流上处于上游，在气候变化、臭氧层消耗、酸雨、跨界河流污染等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上，我国既是受害者又是责任人，国际社会对中国承担更多国际环境义务的要求日益高涨。

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环境管理面临新的挑战。

近年来，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对我国产品出口产生不利影响的事件时有发生。

2006年，我国有31.4％的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贸易措施不同程度的影响，直接损失达到359.2亿美元，占我国同期出口总额的3.71％。

今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标准和产品的环

境属性问题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会日益增大。

三、未来的生态环境压力仍将继续加大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将基本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将处于加快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还需要较长时间，环境容量相对不足、环境风险不断加大、环境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