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宗教与文学的特殊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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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宗教与文学的特殊关系
中国文学史上宗教与文学的特殊关系
饶宗颐
“宗教”一词意义出于对神虔敬的表示，西周彝铭中有“敬德”一词可以比方。
人的宗教理想（ideálreligceux）是“法”Loi（希伯来称forah）——神的秩序（ordredivin）的认识与奉行，神的意旨（volontedivine），其本质就是正直、公道（justice，希伯来称sedhek）。
殷代龟和骨的占卜刻辞，最新统计近六万片，几乎每片都出现“贞”（）字，亦写作鼎，贞是“问事之正”，指通过占卜手续，由神的指示取得“正”的答案。
一般把它只说作“问”，而忽略了“正”之终极一义，只是片面的理解。
吉的占卜叫作“恒贞”，在《包山楚简》中“恒（贞）吉”的成语，比比皆是。
“恒贞”又称“永贞”，是太祝所冀求的神所宠赐的福祉（bénédiction，希伯来称berakhah）。
所以“贞”的含义可相当于sedhek，是殷周以来占卜神学上一个极重要的观念，我另有专文《贞的哲学》讨论之。
中国原始宗教上事神的角色，依照楚国观射父谈话的分析，有宗、祝、巫、史四种重要人物。
表之如下：
宗——管上下之神祇、氏姓所出。
《尚书》，伯夷作“秩宗”，即此。
祝——即太祝，能知山川之号、宗庙之事，《周礼》说“太祝掌祈福祥”。
《说文》：
祝，祭主赞词者。
巫——主接神。
史——主安排神的位序。
（《楚语》“家为巫史”句韦昭注）
祝的地位较高，须有先圣之后有光烈者“方可充任”，他的职掌最接近文学之事。
《周礼·春官·太祝》下云：
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
六辞者：
祠、命、诰、会、祷、诔。
殷卜辞里面，宗、祝、巫、史等官名均出现，足证其说之可据。
太祝负责六辞，由他执笔拟撰赞词来“求：
恒贞”而取得福祉，六祝之辞共有六种文体，都和祭事有关，这即是中国文化上文学与宗教特殊关系最深之一例。
六种文辞已有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的详细考证。
现在可以补充的有不少出土的文书可以帮助解说。
祠：
《说文》“春祭曰祠。
品物少，多文辞也。
”像秦简有“马禖祭祝辞”。
命：
铜器铭文中有“出厥命”一类字句，如“永盂（西周恭王器）叠见之。
”——此例极多。
诰：
如《何尊》（成王时器）前言“王宗小子”下言“廷告于天曰……”结云“王咸”。
即诰的异文（用唐兰说）。
此铭可说是诰辞之具体例证。
《尚书》中的《盘庚之诰》、《大诰》、《康诰》均是。
文内有时渗用“乌虖”（呜呼）之感叹词，是带警惕性，有浓厚情感的文书。
会：
指会盟、誓戒之文，如《侯马盟书》、《诅楚文》之类。
祷：
铜器铭辞之末，多系祝嘏祈永命之语。
如《簋》其例常见。
诔：
对死者之纪念文字。
《左传》鲁哀公之诔孔子是有名之一例（哀十六年）。
太祝的六辞可说是祭祀文学，祀与戎是国之大事。
曹丕说过“文章，经国之大业”，这一类配合国家典礼的文学作品，在古代大都出于太祝之手，是“经国”性质的文章，可惜文献资料保存不多。
现在出土文书的长篇文诰，像《墙盘》的历述先德、《中山王衅壶铭》的告诫嗣王，都是语重心长、义正词严的作品，与尚书典谟训告之文可相媲美。
中国文学的主要观念，最早为人提出的要算“志”和“德”二者，“诗言志”之为中国文学思想的最早观念，一般文学批评史言之已详，为大家所熟悉；太祝六辞中的诔，亦是“道志”的文字。
《墨子》说：
“诔者，道死人之志也。
”（《鲁问篇》）“诗言志”指生人借诗来表达自己的意向，是作者的感受通过韵文的诗来表现；“诔道志”则是代死人来称述，剖明死者的内心之所寄托。
有时“诔”与“谥”一样为君对臣属死后的一种评价。
不过“谥”与“诔”不同，“诔”以道志，而“谥”以表“德”。
诔与谥是对一个人死后的总结性的称述，有褒有贬，要恰如其分。
孔子死后，鲁哀公对他的诔词有些不妥的地方，引起孔子学生子贡有“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的非难和讥议。
因为不能把孔子的志业说得恰切的缘故。
古代文学，言志之外还有述德一端。
春秋传云：
“诸侯相见，号辞必称先君。
”彝铭多数称述先德。
最好之例证像西周的《师鼎》先言：
“臣朕皇考穆王，用乃孔德，余小子肇淑先王德，夙夕由先祖刺（烈）德。
”又云“皇辟懿德”、“用厥刺祖卪（节）德”。
连续用许多德字，“德”观念的出现可追溯到夏代，墨子引古文尚书《禹之总德》云：
“不慎厥德，天命焉保。
”（《非命》下）《尚书》言皋陶迈种德。
到了西周“敬德”一词成为普遍套语。
《墙盘》说：
“上帝降懿德。
”美德是上帝所降给的。
《周书》警戒王者失德则天命不能保，似即发挥夏代尚德的旧训。
个人方面亦以敬德为主，谥即所以表其德，把一生的积累德行做一总结。
子孙对先人的德行必须作为榜样，永远不忘记，所以文学上亦产生了“述德文学”，与“言志文学”并行，后代陆机的《述祖德赋》、谢灵运的《述祖德诗》，便是它的支流，谈中国文学观念的人，只谈言志而没有谈述德，这是很遗憾的!
文学对于死者的称述与祭礼及丧礼有密切关系。
《荀子·礼论》云：
“祭祀，敬事其神也，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
”这些铭诔文章原属丧礼的一部分。
《楚辞》的《招魂》、《大招》亦然。
刘勰说：
“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也。
”它是对死者的追悼文字，应亦是与述死者的志之诔辞同属太祝的文学体系，有人称之为巫系文学，巫只是为死者招魂而已，不同太祝之主司文学，其说不甚妥当。
刘师培谓“中国文学起于巫祝之官”，只说中了一半。
中国原始宗教的规律与生活，儒家之说，以一个“礼”字概括之，礼本是一种事神致福的社会性行为。
礼制为祭祀、会盟、宴饮、朝聘等系列划分等级的仪节。
古代的主要祭品有“二精”之说，“二精”灵龟的信仰，在7000年前贾湖遗址出有加工龟甲上刻三个类似甲骨的文字，安徽含山淩家滩的玉龟中置玉版，说明龟卜文化源远流长，非始于殷人，显示其尊神及率民事神的程度。
所有祭祀活动的记录，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占卜文字，“占”亦是文章之一体。
刘勰已言之。
殷代龟卜之外，还有筮卦，用数字来表示阴阳。
殷代已有六十四卦，镌刻于各种骨、石、陶、铜器之上。
马王堆帛书的周易，卦名与卦序与今本不同，例如乾卦作键，键是锁之牡者（阳性之key），因为乾坤是易的门户，辟户为乾，故借键为之。
卦的命名包有抽象与具体的相生相反的对比意念，充分运用文学上的比兴之类推思维方式。
“比”是譬喻（analogicalmodeofthinking），“兴”是借具体事物以引起他人的警悟、理解。
比与兴二者大量引用间接的隐喻，而非直接的换喻，以义类推。
一卦可代表许多事物，引起占卜者高度的联想作用，易卦的推理几乎是一种文学手段。
古代中国占卦而外又有占梦，与巴比伦相同。
周礼太卜所掌又有：
“三兆、三梦以觇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三兆等原亦有颂，皆千有二百，应该算是文学作品，可惜都已久佚不传了。
占卜文学在古代宗教记录是一大宝库，殷、周人占卜不止用一种，何以既用龟卜，同时又要筮卦？
它的道理，在《洪范》中有详细的说明。
目的在于取得天和人一致的同意，名曰“大同”。
凡谋事必卿士从、庶民从、龟从、筮从，几方面都取得agreement，天、人共同支持，然后决定执行。
《洪范》一文过去受到许多人的怀疑，现今细读，与出土资料尚吻合。
殷代烦冗的祭祀及占卜手续，到了周人手上，加以重大改革。
殷有统一大神，即帝与上帝作为一切自然界的主宰。
周人似乎取自夏人所尊的“命”，再与“天”结合，提出“天命”观念来证明他代殷取得政权的合法性。
（马王堆帛书《经法》云：
“黄宗受命于天，定立于地。
”则溯源至黄帝）强调有德然后有位，失德必失其位。
西周文诰处处发挥这个道理，“天”的地位和“天”对人的影响力至此得到绝对的确定。
“天示象，现吉凶”，天地间灾异现象的产生，由于人主有过失，故天显示凶的预兆，王者如果能修行德政可以补过。
周礼所谓“以诏救政”，“救”即是“补救”的意思。
这样叫作“救政”，当时人们相信天人之间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周人采用尧的礼教，大大揭橥礼的重要性，一切人事活动的秩序以礼为核心。
《礼记》称“周尊礼尚施”，和殷人的“尊神（尚祀）”、“先鬼而后礼”是宗教施为上的一大转变。
孔子本是殷人后裔，但他奉承周人之教，处处以礼为重，他说：
“吾从周。
”他作《春秋》即是“博文约礼”的实践表现。
《左传》注家都认为孔子修《春秋》，约以周礼，意思是说：
按礼以正之，以定人伦之是非。
《春秋》之文字极为简质，其旨数千，即是“约之以礼”的实例。
可是孔子说“天道远人道迩”，舍其远而取其近，《论语》中“天道”只有一见，孔子所重在于人事道德行为，宗教意味已大大减少。
马王堆本《系辞传》后面有《要》一章，记孔子与子贡的问答，孔子说他之学易和卜筮者不同。
他说：
“我观其德义耳。
”“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
”孔子学易归宿于“德义”。
注重在义理方面，这是他学易的态度。
儒家自孔、孟喜欢谈仁，以人学为主，他们没有建立宗教的野心，使到后来儒家始终不能成为正式的宗教。
“道”的抽象观念，兼有天人而义较浑圆，可以训始训大训虚训理，《管子·心术》：
“虚无无形之谓道。
”老子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故张揖《广雅》中训“大”之字，道排列于首位，在天地之前。
《庄子·缮性》：
“道，理也。
”帛书《经法》最后一篇为《道原》，描写宇宙生成的起讫，始于“恒无”而终于“恒一”，提出“一”为道之本。
又《成法》篇云：
“一者，道其本也。
”后来因有“大一”之名产生，“主之以大一”是老、庄共同的主张。
到了淮南子遂作《原道》篇，他又说：
“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大一。
”（《诠言训》）这一派形成道家的主流，他们竟把儒家的礼、乐说成“出于大一”，如《吕氏春秋·大乐》和《礼记》的《礼运》都有同样的说法。
以后“大一”给神化了，可以下行九宫。
这是道家的统一抽象神，比“帝”又推进一步了。
还有从天地间的大气体会出来，以“气”是万物的动力的说法。
庄子说：
“伏羲得之，以袭气母。
”《说文》：
“羲，气也。
”羲的本义即是气。
《楚帛书》气字作，伏羲作雹戏，《易传》以为画卦始于伏羲，又谓：
“一阴一阳之谓道。
”伏羲是元气的创造主，以后易学家及道家无不尊伏羲为祖师。
道和气两个抽象观念，后来文学家都充分加以利用，刘勰著《文心雕龙》首列《原道》，云：
“圣因文以明道。
”唐代韩愈亦著《原道》。
他的朋友柳宗元亦言：
“文以明道。
”其学生李汉说：
“文者，贯道之器。
”以后许多文学批评家都主张“文以载道”，其实，庄子书中已有“道可与载”的句子。
至于“气”，孟子有“志，气之帅；气，体之充”之说。
春秋时，屠蒯说：
“味以行气。
”（左昭九年）其后曹丕遂主张“文以气为主”（《典论》），韩愈亦言：
“气盛则言之高下皆宜。
”这些人所共知，不必深论。
这一文学观念，无不以儒、道思想为其骨干，而道家尤为重要。
宗教思想之与文学，就好像一物的内蕴与外廓互相依存着表里的关系。
宗教必待文学而后有高度的表达，文学作品因时代而转移，必借宗教思想来充实它的内容。
东汉以后，佛教输入中国，中国文化起了极大的变化。
道教的茁长，亦吸取佛教思想架构各方面作为其养料，创造出许多新型的作品。
举例言之，中国古代没有创世纪形式的长篇文字，史诗更不待论。
晋时，王浮作《化胡经》，《十一变》词中乃有“洪水滔天到月支，选擢种民留伏羲”之文，伏羲竟成为chosenpeople了。
此后《元始上真众仙记》引《真书》有盘古真人开辟天地之说，其实剽窃儒书，变本加厉！
佛教徒刘勰居定林寺，娴习“文字般若”（prajnaofletters），著《文心雕龙》从“正”（mārga）见立论，调和文、质两极，矫正当日齐梁“文章且须放荡”之偏见，故刘勰知机，誉其“识具圆通”，开阳儒阴释之先路。
若夫文学心灵的培养，取资于宗教为常见之事。
文学家不一定有某种宗教的坚定信仰，儒、释、道三教著述，既多所涉猎，自然对他们的思想起了渗透的作用。
以唐、宋诗人来说，王维山水诗中充满禅悦意味。
李贺诗中用许多“生”、“死”字眼，有人以为是受到《楞伽经》的影响。
苏轼的浸淫道书，黄山谷对禅宗的深入，都是重要的例子。
他如文学手段在宗教家手上多方运用，王梵志之于偈颂式五言诗，全真教徒之采取词牌，甚至改易词调的原名，自创新格，各极其胜，互相采获。
宗教家如何利用文学作为其宣传工具，中国人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各教彼此间的互相渗透，更是常见的现象。
本文但揭其大要，侧重古代，以溯源为主体，至于详细分析，非另著一书讨论不可，唯有期之异日矣。
原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10月
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90高龄了，又是家住校外，但每个月仍要坚持来学术馆三趟，进行研究工作。
中新社发
饶宗颐
目录
∙•生平简介
∙•同乡评述
∙•学术研究
∙•获勋简介
∙•世人评说
∙•年表简编
∙•著述要目
∙•作品简介
∙
∙
（1917—）
生平简介
饶宗颐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又是杰出的翻译家。
香港大学副校长曾这样评价他：
“香港如果出了一个饶宗颐，就不会是文化沙漠了。
”而他又是以“辛苦待舂锄”来谦虚地评价自己一生成就的。
饶先生和季羡林齐名,学界称"南饶北季"。
饶宗颐，1917年8月9日。
生于广东潮安。
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
幼耽文艺，18岁续成其父所著潮州艺文志，刊于领南学报。
以后历任无锡国专、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大学等教授。
1949年移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并先后从事研究于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又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任职教授。
1973年回香港，任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及系主任。
饶教授于1962年获法国汉学儒莲奖，1982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
1993年为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
饶教授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敦煌、古文字、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音乐、词学等，均有专著，出版书40种，学术论文过三百篇。
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
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
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
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录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
饶宗颐家中“天啸楼”藏书达十余万卷,为当时粤东最富盛名的藏书楼。
同乡评述
同乡林伦伦对饶先生的评述：
先生“业精六学，才备九能”，迄今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400多篇，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书画、音乐、韵学诸方面都有了不起的成就，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饶宗颐先生，字固庵，又字伯子、伯濂，号选堂。
饶先生的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三，名宝璇，字纯钩，后改锷，号钝鹿，又号兹园居士。
饶锷老先生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参加过南社，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者，曾著《〈佛园记〉疏证》、《王右军年谱》、《慈禧宫词百首》、《潮州西湖山志》等。
饶老先生还是位豪侠儒商，在潮州开有钱庄，喜藏书，好名流，青年进步作家冯印月等人都曾得到过他的支持。
饶老夫人蔡氏出自名门，祖父蔡一桂，清同治任资政大夫，父蔡子渊进士出身，户部主事。
在这样良好的家庭环境中，饶宗颐先生从小就培养了好学多思的性格，儿时喜读《三国》、《封神》、《三侠五义》一类古典小说。
6岁始习书法国画，尤爱画佛像。
至10岁，能诵《史记》，历阅佛典经史诗词曲赋。
11岁从画家杨栻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
期间将杨家所藏的任伯年名作一百多幅都临摹了一遍，为书画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学术研究
■《潮州志》
1946—1949年饶宗颐总纂的《潮州志》由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补编重刊，编印工作业已告竣，于8月3日正式出版，为建设文化潮州献上一份厚礼。
去年8月3日，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签署委托书，嘱托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补编重印《潮州志》。
在市领导关心支持下，市志办组织众多文史专家和热心史志人士辛勤耕耘，终于在一周年后完成补编重印工作，样书即由市主管史志工作的领导专程敬呈饶宗颐教授。
重刊的《潮州志》是一部鸿篇巨著，全书按1949年已刊行版式编为10册，4400页，230多万字，合为《古瀛志乘丛编》一大集，将于近期向海内外发行。
重刊的《潮州志》补编卷首一册编入4篇序文：
民国时期曾任铁道部长、广东省文献会主任叶恭绰1949年夏撰写的《潮州志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2004年8月撰写的《重印〈潮州志〉序》，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创会主席陈伟南2004年7月撰写的《重印饶氏〈潮州志〉序》，饶宗颐2005年6月撰写的《重刊〈潮州志〉序》。
原已刊行20分册按原版式扫描重印，编为第一至第六册。
第一册为沿革志、疆域志、大事记；第二册为地质志、气候志、水文志、物产志三·药用植物、物产志四·矿物、交通志；第三册为实业志一至四，六、七，即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商业、金融等专志；第四册为兵防志、户口志、教育志；第五册为职官志；第六册为艺文志、丛谈志。
新补五个志稿编为第七、八册，第七册为山川志、实业志五·工业、民族志；第八册为风俗志、戏剧音乐志。
补编志末一册，编入潮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沈启绵撰写的《重刊〈潮州志〉后记》，黄继澍根据档案资料撰写《潮州志纂修经过》，并附录部分修志档案资料复印件。
这部补编重印的《潮州志》填补民国时期按旧府地域新编大型志书的空白，是原潮州府地域一部承先启后的治书信史，为当代编修地方志树立承先启后、创新体例、典式垂范的丰碑，为潮州历史文献库增添宝贵典籍，为潮学研究提供翔实的史志资料，为潮州历史文化名城增辉。
饶氏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可简明概括为如下三点：
（一）本世纪自王国维以来的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研究，一个大的趋向即如何在乾嘉诸老的基础上再向上一层。
向上之路，依学者个人的天资禀赋与治学风格、学术背景的差异而呈现不同面貌。
如陈寅怡先生以史论擅胜，钱钟书先生以文心见长等等。
但总的精神是地下文物与纸上文献互证、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印证以及外来观念与民族学术融合。
这一总的精神，是中国传统学术经由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洗礼、锤炼其学术性格，然后重返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家的返本开新之路。
由分而合，正是中国人文学术的内在生命所使然。
饶宗颐经其特殊的个性聪明才智，正是处于此一学术潮流中的前线人物，其成绩足以与当代一流大师相颉顽。
（二）由于1949年至1978年的特殊时代因素所造成的闭关锁国状况，尤其是文革十年动乱对于中国文化的疯狂践踏，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缺乏应有的成就与活力。
而这一段时期，正是饶氏学问生命的精进期，也正是他成长为中国与海外汉学研究不多的桥梁人物之一的时期。
譬如，一九五六年，饶宗颐发表《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伦敦所藏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
其后不久，法国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即以此书教授诸生，以至引发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
在二十一世纪的“东学西渐”史中，饶宗颐是一个重要的开风气的人物。
如果说，二十一世纪的东学西渐必资延续下去的话，饶宗颐的学术位置亦将因此而显出其重要意义。
（三）饶宗颐在学术上与艺术上的造诣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他集学问与艺术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为当代罕有的国学宗匠。
同时，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圆融、和谐的特点。
整个二十世纪，一般知识人都觉得一定要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新派”与“旧派”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却没有一种焦虑与困惑。
他的世界里，东方与西方没有鸿沟，古代与现代之间没有裂罅。
饶宗颐的学问、艺术与文化人格、与香港一地有极为重要的相似性。
是特殊的地缘所造就的学术文化史现象。
这一范式所树立的标格，将对于未来的中国学术具有重要启示意意义。
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
绘画方面，擅山水画，写生及于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
人物画取法白画之白描画法，于李龙眠、仇十洲、陈老莲诸家之外，开一新路，影响颇大。
书法方面，植根于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诸家豪纵韵趣，录书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
饶宗颐教授是“当今集学术和艺术于一身的一代英才”，他的书画艺术秉承了中国明清以来文人书画的优秀传统，充满“士夫气”，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学者型”书画艺术家，他的山水画写生和人物白描，独具一格。
他的国画题材广涉山水、人物、花鸟，有传统流派的摹仿，有世界各国的风光写生，更有自成风格的创作。
书法方面，植根于古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各家豪纵韵趣，隶书兼采壳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真草隶篆皆得心应手，从大幅中堂、屏条、对联到方寸空间小品，风格多样，而沁人心扉的书卷洋溢于每件作品之中，是名副其实的文人书画。
饶宗颐教授先后举办过多次书画展，出版了很多书画集，每次都引起轰动，引来无数赞誉声，他的作品已为世人所共知，并成为书画收藏家搜寻的对象。
早在1994年9月7日《饶宗颐教授书画展》在北京中国书画研究院展览馆揭幕时，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曾亲临剪彩，首都各界知名人士有200多人出席，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给予了重点报道。
除了诗词和书画，饶宗颐在音乐上也有着一定造诣。
音乐文学以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是饶宗颐的重要学问领域，于此建树甚多。
然他不仅是一个音乐史方面的学者，还是一个资深的古琴家。
饶宗颐蓄有古琴数张，其中一张是北宋郭之所藏“万壑松”琴，关于这琴他曾有《凄凉犯》词咏其事。
早年由于研究词曲音乐的关系，饶宗颐对于古琴艺术渐渐入迷，50年代从岭南古琴名家容心言先生习指法，终有所成就。
并对琴谱、琴史产生研究兴味，在这方面也有大成，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宋季金元琴史考述》，此文可谓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古琴艺术发展的断代史，发表后为海内外学者和古琴家所传诵。
获勋简介
饶宗颐教授历年获奖及荣衔表：
1946年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1962年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儒莲奖；1963年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永久会员；1974年法国远东学院院士；1979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1980年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该会是欧洲最古老亚洲学会；1982年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1987年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12月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博士，为该院建院125年颁授的第一位人文科学博士；1993年12月法国文化部文学艺术勋章；1994年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潮学研究特别奖，饶教授将全部奖金捐赠香港中文大学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1997年北京大学开设之原校长汤用彤学术讲座首位主讲教授；1998年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家协会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国学大师荣衔，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首任荣誉院务委员。
学术地位与影响：
饶宗颐教授对于敦煌学、甲骨学、古文字学、考古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艺术史及世界比较文化史等方面的学术影响，已有季羡林、李学勤、钱仲联、姜伯勤、李联升等中国著名学者以及戴密微、池田温、吉川幸次郎等海外汉学家著文评价，收入香港三联书店《论饶宗颐》一书（1995年出版）。
世人评说
专家叹服:
“只要触角所及,饶宗颐莫不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饶宗颐的谈话,昭示了这位饱学之士对“国本”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
他在1959年出版的甲骨文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中提出考史与研经合为一辙的主张,认为“史”是事实的原本,“经”是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由“史”到“经”就是由实践上升为理论的过程。
中国古人既研史、更读经,是因为经是史的理论总结,具有普遍性,因而更有指导意义。
中国文化的主体是经学,所以他对我们民族的古经史深怀难以表达的敬意,研究国学不能亵渎“国本”,要爱惜、敬重“古义”,顺着中国文化的经络本义阐发经史。
1982年,饶宗颐提出从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研究相结合来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至2003年归纳为:
尽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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