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综述及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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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综述及问题

笔谈“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作者：

步平  等    文章来源：

《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    点击数：

1848    更新时间：

2009-4-24

编者按:

2009年1月11日,由本刊编辑部与海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

会议就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

论者从不同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评析,同时也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这些意见对推动研究的深入,当有启发意义。

因此,特邀请参加会议的部分学者笔谈如下（以发言先后为序）。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间就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与努力。

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建立了共同的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大约在同一时间,日本学者与在日中国学者成立了“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了《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日本与韩国在2002年开始了由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在2005年告一段落后,于2006年开始了第二期的共同研究。

从2006年开始,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学者也开始了作为两国对话机制之一的共同历史研究,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两年。

   国际社会之所以关注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共同编写教科书的目标在经历数十年努力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欧洲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经验是否适合于亚洲,特别是东亚,中、日、韩等国学者间是否可以进行历史问题的对话,就成了人们讨论的话题。

当然,对于上述共同历史研究的结果尽管还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与评价,但共同研究的过程都涉及到超越本国历史,超越国民国家的历史记忆这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目标,历史学者都在围绕统合相互不同的历史记忆,探索其中的关联性,思考其中的共同性而努力。

而在这样的探索与思考中,学者们也逐渐注意到了以往局限于一国视角的研究中的缺陷与问题。

   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其实并不仅仅表现在学术研究层面,而是深入到政治层面与民众感情层面,所以历史学者必须意识到解决这两个层面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

   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政治层面的对话主要是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判断,即是否明确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

这本来是战后在两国间主要政治文件中明确的结论,也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但战后日本政界始终存在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势力,说明政治层面问题的彻底解决并不那么简单。

最近,日本自卫队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否认日本是侵略国家的文章受到奖励,在自卫队中还有相当多的呼应。

证明直到今天,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政治判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原则性的问题。

   与上述对侵略战争性质的原则性政治判断问题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分歧主要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

但是在上述政治层面分歧的影响下,民众层面的认识容易带上明显的感情因素。

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与在政治判断层面坚持原则的斗争方式不同,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是主要的方式。

战后日本的反战、反核运动是日本民主主义与和平运动发展的重要出发点,但在对加害于其他民族的战争责任缺乏反省的情况下,单纯强调原子弹爆炸伤害的“被害体验”,不可能得到广泛的理解。

同样,军国主义的战争给日本人民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如果战争被害国的人民不了解那一情况,民众层面的对话也难以取得成果。

   我们的抗日战争历史研究是否注意到并且回答了产生于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呢?

是否意识到在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中的重要地位了呢?

   同样处于东亚地区的中日两国,虽然近代历史都始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下的被迫“开国”,但是此后两国的历史体验相当不同。

中国对于被迫向国际社会开放,感受最强烈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特别是在与列强的矛盾冲突不断尖锐化的过程中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

而日本以“脱亚入欧”的方式“摆脱了亚洲的卑陋,转移至西洋文明”后,“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用西洋人对待（中国、朝鲜）的方式处理与亚洲的关系”,感受到的是接受西方的“国际法秩序”所带来的利益。

这种不同的历史体验使日本进入与欧美平起平坐的列强集团,更重要的是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协助其成为亚洲的盟主。

而中国则越来越认为在列强的威胁中,日本的扩张与攻击越来越严重,必须予以优先的反击。

在研究1931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历史的时候,需要对上述历史环境与背景有比较深入的思考。

   中国历史学界在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不仅注意对具体问题的描述与分析,而且要挖掘表面看似孤立的现象背后的东西,把问题上升到偶然性与必然性、个性与共性的历史哲学的层面进行研究。

不过,在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方面,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

与此相反,日本的历史学者一般比较长于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强调事件发生的客观原因和偶然性,但对必然性的分析则很不关注。

从对历史资料的把握与利用以及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受到条件的限制和语言方面的障碍,各国对资料的利用仍然不可避免地侧重于本国方面的资料或比较容易得到的对方的部分资料,至于充分地利用对方的资料,对于多数研究者来说仍然存在主观与客观的障碍。

这是影响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障碍,深化抗战史研究,不能不正视这一问题。

   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现状简析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往的时段划分是以五四运动为界,之前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后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为研究范式的划分方法。

在这样的范式之下,抗日战争一般是作为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研究的。

固然这个研究历来受到重视,但却难免受到局限。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华民国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以至于它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逐渐超过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传统的范式有了被更新的趋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抗日战争史研究也作为民国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视角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甚至在方法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现实中日关系明显地受到了历史问题的影响,也由于中国急迫需要构建民族复兴理论以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抗日战争研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部分,视角与内容又有了新的变化。

那么,抗日战争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是视角。

刚才说到范式对研究的局限,展开一点说,这种局限首先就是表现在视角方面。

从大的方面看,抗日战争研究主要是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日本的侵略,二是中国的抵抗。

前一个问题,研究是没有局限的,而后一个研究在很长的时期内确实有局限。

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过程与结果,确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以后的走向,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在战后不长的时间就战胜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

因此,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研究范式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活动必然成为观察与描述的重点,中共成为了中国抗日的主体。

而当民国史研究兴起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于中国抗日主体的评判也有了不同的视角,对于抗日战争的描述渐渐超越了党派的视角,这个变化促成了研究的深入。

最近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受现代化范式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的视角又发生了变化。

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抵抗,虽然仍然是重要的研究视角,但一些学者开始把它作为背景条件,更多地审视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

   第二是内容。

研究视角扩大了,研究内容当然也就丰富了。

一般来说,受范式的影响,早些时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即使诸如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也有研究,基本上也是政治与军事旁及的研究。

当然,仅此两项,已经有许多课题可做了。

而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情况有了很大不同。

政治与军事的研究,发表的著述在量上已经明显减少,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却明显增长。

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对象。

即使是以前就有的课题,写作内容也大不相同了。

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是全新的课题,如战争遗留问题,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成果。

抗日战争研究出现的上述变化,无疑推动了研究的深入。

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应该引起注意。

这里我拣主要的说两点。

   第一是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

我曾经说过,研究历史有三个必要的条件:

一是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二是在了解史实的前提下找出历史的基本规律;三是在把握了基本史实和基本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形成正确的史观。

视角的扩大,史料的发掘,方法的更新,为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些年来,有关史实辨证的成果特别丰富,实证性研究大大进步了。

但是,如果把我们的研究停滞在史实的陈述上,而不去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那就是忽略了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

我以前说我不太赞成“一切历史都是史料学”的观点,而倾向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就是从史学的功能这个方面来强调的。

过去,那种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显然是违反科学的方法,不应采取。

但是现在,是否存在着极端相反倾向呢?

这是个应该关注的问题。

而我认为,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有些著述确实存在重史而略论的倾向。

实证性研究是为了弄清基本的史实,而理论研究是为了寻找历史的基本规律,两者有先后的差别,但同样都非常重要。

这个问题也使我联想到,我们评说日本史学界有“碎化历史”和“历史无构造”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在中国是否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呢?

   第二是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

前面说的抗日战争研究的变化过程,其实也反映出了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

但是,经验已经告诉人们,历史研究还有它独立的特性,虽然它与现实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关系却有一个限度的问题,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违反科学的现象。

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现象,不仅会阻碍学术研究的深入,间接地也会削弱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

比如,两个战场作用与关系的研究,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的研究,中国战争损失的研究,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都存在着很大的政治性,但如果这种研究超出了历史研究特性所能允许的限度,就往往会使我们的研究陷入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这是需要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否则,历史研究反而不能实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

   徐勇（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师团译名及战略指导看抗战史军事研究

   军事问题应该是抗战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抗战史研究中的军事问题可以划入军事历史学范围。

军事历史学是历史过程中有关军事的知识、理论体系的总和,是研究人类社会中各个国家或社会集团之间以运用武力为主,并包括非武力抗争历史的科学。

其研究对象及下属分支学科,中外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日本学者多以军事历史学为“战史”,其内容还包括国际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国民性格、地理等与军事相关因素,通常划分作战争史（战争指导史）,作战史（或称战略战史）,还有战斗战史（战术战史）,等分支体系。

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大多认为,军事历史学应该包括:

战争史,军事学术史,军队建设史,军事技术装备史,军事思想史,以及军事地理诸方面内容。

西方欧美学者多强调军事历史学的多元性,曾任联邦德国军事历史局局长罗特准将指出:

“军事历史研究局的特殊任务是研究德国刚刚过去的事情”,需要“按照史学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军事历史研究”。

   鉴于军事历史研究的上述内容特征,军事历史学或被视为历史学下属、或者是军事学的分支学科,也有观点认为军事历史学是一门交叉性的独立学科。

基于上述学理,窃以为迄今抗战史军事研究,存在的问题尚多,今后的课题任务甚重。

其要者如:

   关于日军师团的编成、译名及其与中国军队的比较问题。

出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