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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汪曾祺,阅读下面的文章回答问题

篇一:

汪曾祺介绍

汪曾祺(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

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

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其散文《端午的鸭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经历

汪曾祺出生江苏高邮城镇旧式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和艺术的熏陶,中学时代就读于高邮县中学和江阴南菁中学,表现出强烈的爱好文学的倾向。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颇为沈从文器重,他的第一篇小说《灯下》经沈先生指导并推荐发表,即后来成为名篇的《异秉》,从1949年春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起,汪曾祺先后有20多本小说、散文专著问世,还出版了《汪曾祺文集》和《汪曾祺全集》,汪曾祺作品中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散文颇具特色,最具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奠定了他在当今中国文坛不可替代的地位。

他写的反映家乡旧生活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成了蜚声海内外的名篇。

自己满意亦为评论界、读者称道的作品有《陈小手》,反映光明生活的《职业》,表现下放张家口劳动的《葡萄月令》和京剧《沙家浜》等,可谓“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汪曾祺于1939年离开故乡出外求学,直到1981年10月才回到久别的高邮,此后又于1986年10月、1991年9、10月间再次回邮讲学探亲。

魂萦故乡、情系故乡,对家乡的文化建设事业和社会发展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和关爱,家乡人的心目中,汪曾祺为人为文,确实是“文章秋水芙蓉,处世和蔼可亲,无意雕言琢句,有益世道人心。

自述语录和自述诗

1、“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

”“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

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汪曾祺

2、自述诗

汪曾祺《我为什么写作》,全诗如下: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

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

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

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

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

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情通达。

如此而已,实在无啥。

主要作品

短篇小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

《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

《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手稿《羊舍一夕》;《汪曾祺:

文与画》;文学评论集:

《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

《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京剧:

《范进中举》;文集:

《汪曾祺自选集》(1987年);《汪曾祺文集》(共四卷,《小说卷》《散文卷》《文论卷》《戏曲剧本卷》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共八卷,《小说卷》《散文卷》《戏剧卷》《其他卷》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汪曾祺》(共五卷,《说戏》《五味》《谈师友》《文与画》《人间草木》,山东画报出版社)。

《端午的鸭蛋》被选录人教版初二下册语文教材。

艺术评价

1、散文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汪曾祺曾说过:

“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

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

?

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

”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如《葡萄月令》。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

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

如他说:

“叫蛐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

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

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

味极似虾”。

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

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很黏。

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的翅膀就被粘住了。

\\\'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

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

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

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

“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

作品就是作品。

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

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

美在身边,美在本分。

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

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

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

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

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

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2、小说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

他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

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

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

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

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

他说: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

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

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

《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这种内在的欢

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

《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

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

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

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

《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

《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

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

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

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

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

“‘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

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人物轶事

1、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

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

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

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

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

“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

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

”这道菜主料不罕见――萝卜而已。

萝卜是萝卜,但是汪先生要的萝卜难得。

“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

早几天。

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

”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也吃过汪先生的佳肴:

“吃得非常开心,最后来汤汁都端起来喝了。

茄子还是那个茄子,萝卜也还是那个萝卜,但进了大观园的茄子与到了汪先生家的萝卜,就不是那个茄子、萝卜了。

2、平静淡泊的汪曾祺

汪曾祺的夫人是施松卿女士。

施松卿出身名门,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就读于物理系,同杨振宁同班,后由于身体原因改读英文,当年施松卿风华正茂,有人问她为何选择当时外貌背景都不出众的汪曾祺时,她说她看中的是汪曾祺的才华。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

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

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

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

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

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

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

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

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人物评价

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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