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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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
试论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
试论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
摘要：
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
实质上，制度变迁就是一种更高效的制度对另一种更低效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即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
因此，着重论述了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
通过对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进行明确的阐释，不仅有助于研究和分析有关和相关制度变迁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有益于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制度变迁基本理论。
关键词：
制度变迁；成因；启示；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
F0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673-291X（2013）35-0013-05
一般情况下，制度可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它是由个人或组织制定出来的，也就是制度变迁理论所说的制度供给。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的存在，所以，制度供给是有限的和稀缺的。
随着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或人的自身理性认识程度的逐步提高，人们会不断地对制度提出新的需求，以此来实现人们的预期，进而增加人们的收益。
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基本均衡时，它基本上是稳定的；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时，现存的制度就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这样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
所谓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
它是一种更高效的制度对另一种更低效的制度的替代和产生的过程。
事实上，制度变迁不仅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范畴。
它不但包括一切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也包括整个社会领域的制度变迁；它既关乎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又关乎人们权利、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调整。
本文主要对制度变迁的成因、启示和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的论述。
一、制度变迁的成因
（一）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外部条件
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人们之间的激励模式，而人们偏好的变化会造成契约结构的变化，这一切就有可能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
不过，这并不是说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就必然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
实际上，制度变迁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从更深层次意义上讲，制度变迁就是社会各种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而相对价格和偏好的不断变化只不过是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外部条件而已。
如果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不能破坏目前的制度均衡，那么制度变迁就不可能产生。
（二）组织的有效性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的环境下，制度和组织持续的相互作用是制度变迁得以产生的关键。
由于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对技术、知识等方面进行投资，以图生存，而组织获取的这些技术、知识方法将不断地改变现存的组织制度，同时，组织和企业精英们行为的效用最大化也决定了制度发生变迁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的发生会沿着什么道路前进，是各种各样的组织选择、竞争和合作的结果。
（三）适应效率是制度变迁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适应效率与配置效率是不同的，一方面，它牵涉那些决定经济长期演变的路径；另一方面，它还牵涉一个政府、个人和社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共同愿景，去指导创新和共担风险，共同进行各种创造活动，以求解决社会发展长期存在的“瓶颈”问题。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的有效性必然要求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
那么，制度的有效性是怎么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的呢？
首先，制度的有效性要求组织进行分权决策、同意实验、支持发展和利用特殊知识，并积极探索解决经济问题的各种路径。
换句话说，制度的有效性要求应为组织提供一种创新机制和一种能面对外部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
其次，制度的有效性要求消除组织的谬误，共担组织创新的风险，以及能够保护产权。
这样，所有组织在激烈的竞争和不确定情况下，都有可能犯错误。
不过，问题不在于组织会不会犯错误，而在于政府和社会是否存在消除组织错误的体制和机制。
（四）制度缺陷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原因
所谓制度缺陷，是指制度和制度结构自身不健全而导致的欠缺性。
制度缺陷主要表现为：
一是制度短缺。
制度短缺是指制度的社会供给不足。
制度短缺的不足，不仅表现在制度供给数量的不足，而且也表现在制度供给主体的意愿和能力的不足。
二是制度僵化。
制度作为一种公共规则与所有人的行为变化相比较，在其变化的速度上显然滞后于行为变化的节奏。
即使是完善的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否则，它也会趋于保守并产生惰性，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是制度不均衡。
制度不均衡是指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状态。
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在制度的效用大于其成本、同时选择该项制度的净收益最大化时，人们才会对这一制度产生满意感；反之，当一项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或在某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该项制度的净收益最小时，人们就要产生改变这一制度的动机和行为。
这样就导致了制度的失衡。
二、制度变迁的启示
（一）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制度变迁，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参与都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政府在制度维护和规则制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应扮演积极的角色。
尤其在制度短缺、僵化、不均衡和市场失灵等情况下，政府更应该作为制度变迁的推动者，以此来保证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
不过，政府时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
（二）制度变迁的产生是各种利益主体间长期博弈的结果
一个新制度的产生并不是某一个集团行动的产物，而是在集体内部和不同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相互博弈的结果。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各个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强烈要求最有利于自身的制度设计。
在经过长期的各种利益集团对比博弈后，各个利益集团最终达成博弈的制度均衡，使制度安排重新均衡。
在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中，如果双方或多方形成相互对峙的局面，那么就会导致制度变迁的停滞。
在实际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因为，各个利益集团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又因为参与制度变迁博弈的力量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所以，制度变迁的过程始终处于“均衡—不均衡—均衡”的循环怪圈之中，不断地推动着制度的变迁。
三、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国内学术界研究制度变迁理论中最有名的就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他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制度的再造；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所制定的正式规则的实施，实质上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对现有的收人进行分配与再分配。
国外学术界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道格拉斯C诺斯的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哈耶克的演进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和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制度变迁理论。
道格拉斯C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种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哈耶克的制度变迁理论又称为自我扩展理论。
他认为，制度的演进过程具有自发性，其演进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因此，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制度变迁理论就是一种博弈观。
他认为，“制度既不是完全由理性设计的产物，也不是演进主义的产物，而是各个利益主体在某个阶段相互博弈的结果。
”综合以上几个当前国内外最流行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接下来对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拉坦和林毅夫把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1978年，拉坦发表了著名论文《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并成功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欧洲中世纪农耕制度变迁、19世纪运输和交通制度变迁。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受到了批评。
但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在1989年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
于是，林毅夫就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1.诱致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的创造。
它是个人或一群人在获得利益时会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还可分为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两种。
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必需受它所制约的一群（个）人的准许。
因此，正式的制度安排规则需要创新者花时间和精力与他人谈判，进而达成一致的意见才行。
然而，非正式制度安排规则的变动与修改是由个人完成，例如价值观、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都是按照自己的意识自主完成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自基层。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基层的农民、居民等各种行为人为变迁的主体，也就是这些基层的行为人看到了预期的收益，进而提出了新的制度诉求，这就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方向。
这些行为人是制度变迁的需求者，也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和创新者。
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程序为自下而上。
因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来自基层，所以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
也就是说，基层政府通过对行为人进行制度需求的分析，认识到这种需求制度的效用可观，所以便影响或推动上一级政府。
同理，上一级政府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影响或推动它的上一级政府，直至决策者制定好新的制度。
三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增量革命和边际创新的性质。
诱致性制度变迁应该是在保留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创新新的制度，或者是对外围制度进行适当地调整。
因此说制度变迁是一种典型的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式的改革。
四是在改革顺序上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先易后难、先试点后推广。
首先，是先解决较容易的制度，再“啃硬骨头”。
也就是说，在扫清外围制度障碍后，接着向核心制度突破，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其次，是在具体的制度上，一般都采用先试点、摸索经验，再由点到面，大面积推广。
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哄而上、一哄而下所造成的重大的制度变化；同时，试点可以起到有效的制度示范和带动作用。
五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路径是渐进的。
诱致性制度变迁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采取的是非暴力的、非突发式的制度变迁路径，也是一种尝试性质的，以基层行为人对制度的需求来渐进地诱导出新制度的出台。
总之，制度变迁基本假设前提也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益”。
也即是说，制度的转换、替代与交易，都需要一个过程，从外部利润的发现到外部利润内在化，其间都要经过许多复杂的环节。
在制度变迁结构的架构上，不是所有的制度全部都能安排好，实际上，制度变迁是根据制度需求和决策安排，逐步地加以推行，这样就可以避免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
2.强制性制度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的引人而实现的制度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
由于国家或政府的存在，作为国家或政府的统治者就需要维护一套制度来减少国家或政府的交易费用。
众所周知，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通常是由国家或政府生产的。
按照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政府在生产公共物品方面比私人生产更有效，因此，在制度这个公共物品上更是如此。
另外，诱致性制度变迁可能会遭受外部效应和“搭便车”等问题，这样就会造成实际需求中的制度供给不足。
因此，在这种状态下，国家或政府就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功能优势来减少或遏制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从而达到降低制度变迁成本。
所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
因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国家或政府看到了潜在的收益去积极主动地设计和制定制度，所以国家或政府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自然也就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
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程序是自上而下的。
因为国家或政府是制度变迁的主体，那么其程序当然是国家或政府制定后，然后由各级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来推行，一直到制度开始发挥作用。
三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激进性质。
无论是整体性制度设计，还是单项制度安排，都不是渐进性质的，而是制度一出台马上就一步到位，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很明显的激进性质。
四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存量革命性质。
对全局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设计就能从核心制度开始进行创新，而不必像诱致性制度设计那样先从核心制度的外部开始，渐进深入。
总之，从本质上讲，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它们的变迁都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交易和创新过程。
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所说的“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
制度变迁实现后，在一定时期内会就出现制度均衡的局面。
但是，制度均衡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不变的。
如果制度层面出现新的组织和经营管理方式，或者是法律、政治等情况发生变化而使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那么制度均衡就一定会被破坏。
由于制度安排不能获取专利，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很难分开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变迁。
”
（二）制度变迁的嵌人性理论
嵌人性理论是由卡尔·波拉尼（KarlPolanyi）、哈里森·怀特（HarrisonC.White）和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三位学者提出的。
嵌人性理论就是研究在特定的社会活动中产生现存制度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
20世纪50年代，卡尔·波拉尼在《作为制度化过程的经济》一文中最早提出，“经济过程的制度化与一个社会的联合与稳定的过程紧密相连。
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具有一种由社会定义的功能，……由此产生相应的价值观、激励机制和政治形态。
在这样一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被制度化。
……也正是基于此，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
将非经济的制度包容在内是极其重要的。
对经济结构和运行而言，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
”在该文里，卡尔·波拉尼认为，人们对某些经济行为与模式的选择，往往是与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方式等密切相关的。
在论述市场产生的社会过程时，怀特指出，市场是企业间通过相互观察彼此行为而进行自我复制和再生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如市场供给就是生产厂商之间行为互动的结果。
怀特认为，首先，生产商们一开始就处于互相接触、相互观察对方在做什么的同一社会网络中，尤其是对方在同类和相关产品上是如何定价的等方面。
因此，生产商们的社会网络也为他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经营管理和供求信息。
其次，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的生产商们相互暗示并相互传递着信息，从而建立和保持一种信任合作关系。
依据这种共同的规则，人们从事着生产、合作与经营。
最后，市场规则实际上产生于处于同一个圈子里的生产商们，而不是生产商们按照凭空而起的市场规则来行事的。
换句话说，“市场制度只是生产商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规则的反映。
”
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而已，它从内容和方式上都会受到其行为发生的那个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说，特定的经济制度是特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格兰诺维特同时还认为，“嵌入性问题同样存在于原始部族和现代市场社会中，并且人的行动紧密嵌入在人际网络关系中。
”他在进一步阐述“嵌入性”问题又时指出，经济行为嵌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而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其中的相互信任就是嵌人性网络的机制。
因此，“在人们的经济生活或经济行为中，不是什么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使人们相互间产生有效率的社会互动，而是由于人们被置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并由此产生了相互间的信任。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产生有效率的互动”。
“有效率的经济交易和互动往往产生在间接或直接的相识者或熟人之间，嵌入性的概念所强调的是信任，而非信息。
”
总之，一方面，我们必须进入具体的特定社会生活关系网络之中，重点去寻找和分析社会生活关系网络的具体形式，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范围内去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制度安排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找到制度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如何与人的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现实逻辑，那么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认识和把握制度所嵌入的特定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说，制度不但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制性，而且也是特定环境的衍生物。
（三）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所主导和推动的主流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意识形态是指一种信仰体系和世界观，也是一种完善的价值观念和规范。
所以说，意识形态不但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心理和文化含义，而且还和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以及生活的价值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总的来说，意识形态是降低提供制度服务成本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诺斯在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文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系列的信念，它具有3个的特征：
第一，它是个人与社会环境互动生成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并以“世界观”的形式存在的，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第二，它是个人所领悟的关于社会公平的道理和伦理合并在一起的；第三，当一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会改变个人意识形态上的看法。
然而，“在个人改变他的意识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
”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文中指出，“许多国家从某一具有强烈感召力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或共产主义，或者还通过一个不同的宗教、语言或文化来赢得更多的力量和团结。
”林毅夫认为，很多资料中提到意识形态大多是由于它具有确认现行制度安排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利益团体的功能。
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利益集团也罢，假如它们的成员中的大多数对制度的公正原则不具有相同的感觉，那么这些规则就不可能恒久地存在下去。
再假如，一个国家或社会不同阶级或阶层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足够大，那么就有可能会引发革命，从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以此来获得个人不可能获得的收益。
不过，对个人行为的假设中也表明，所有大组织团体生来就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
因此，主流的意识形态一定能够解决“搭便车”问题。
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降低认知世界成本的有效工具，所以为了使人们获得有效益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就必须相当好地合乎个人对世界的认知。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和个人经验的积累，个人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认识也会逐渐地改变。
有效的意识形态必须相当地灵活，不但能赢得新团体成员的信认，而且又能促使老团体成员的高度忠诚。
林毅夫又认为，意识形态也是人力资本，它能够帮助个人或其他人对社会活动中劳动分工、收人分配、现行制度和制度结构的作用作出积极的道德评判。
因此，“意识形态信念能起到弱化‘搭便车’、道德危险和偷懒的功能。
” 在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吉登斯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有三个功能：
第一，意识形态把局部利益调整为整体利益；第二，意识形态否认矛盾的存在，并对矛盾进行转化；第三，意识形态通过具体的载体使现存制度安排合法化。
因此，吉登斯指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合法化的工具，是行使权力和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
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看似有利于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实质上却掩盖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本质。
吉登斯同时又认为，“分析符号秩序中的意识形态方面……就要考察含义的结构是如何调动的，从而使统治集团的局部利益合法化。
……从机构的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反映符号秩序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经验中维持统治形式的……从这一角度考察意识形态就要识别将含义同合法性联系起来以巩固统治者的利益最基本的结构要素。
”
总之，“任何制度的制定、实施和调整，都必须对制度安排所涉及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核心价值问题作出交代。
同时，要想让制度能够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成为一种纳人到人们价值系统内的思考模式，从而使制度能够嵌人社会生活中具体地发挥作用。
”
（四）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源自于布兰·阿瑟等人有关技术演变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
布兰·阿瑟认为，新技术的应用一般都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
因为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凭借先发优势，利用先发优势来降低组织或单位成本。
这样，流行的技术标准就导致其他组织或单位纷纷效仿，就能够产生相同技术的协调效应。
因此，在市场上越是流行的技术规则就促使人们相信它会进一步产生巨大的潜在的预期等等，以此来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从而为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胜对手奠定了基础。
相反，如果某种具有较之其他流行的技术可能晚了一步，那么就不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学习者而陷人恶性循环的境地，甚至就被锁定在不能积极发展的路径选择之中。
总之，“细小的事件和偶然的情况常常会把技术发展引人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
诺斯最先提出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这一理论主要论述了旧的制度安排对现在和未来所实施的制度安排以及人们过去的行为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过程和实施机制。
诺斯指出，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就会使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被锁定在这一特定的路径之中。
诺斯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这一看法证明了在所有制度变迁过程中原有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惯性功能，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上的惯性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或影响着制度变迁的实际效用。
就这个问题说来，制度变迁研究应该从制度文化着手。
我们应该说，所有的制度变迁都是长期积淀而成的，其具体的社会效果不但体现为以制约为特点的制度自身的效果，而且也体现为以习惯为特点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制度效果。
对于后者来说，社会成员的行动和意识上的表现是自发的，甚至可以说是自觉的，即使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变迁的制度，它的社会作用的效果也比不上原有的制度的文化效果。
诺斯进而又认为，经济交易中的行为人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决策时，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信息不完备可能会导致经济交易后果的无法预期，进而选择何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方式则是不确定下的“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活动方式。
格兰诺维特也认为，“经济制度是通过社会网络动员资源得以建成的，势必要受限于先前的社会、政治、市场与技术等历史背景。
决定制度变迁的轨迹有两个：
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的市场。
”
此外，诺斯又认为，影响和制约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报酬递增。
因为当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越是能够使社会成员的报酬全面递增时，人们接受和实施这种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是不完全的市场。
当市场的发育越不完全，人们就越不可能在经济行为之前掌握准确和全面的制度信息。
这样，制度变迁的路径就越容易呈现出发散性和不可预测性。
市场和信息越不充分，交易费用的成本就会越高，制度绩效就会变得越低下。
这也正是因为高昂的交易费用，使得大量现成的低绩效制度安排陷人“锁定”状态而长期存在的根本因素。
三是利益因素。
一个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会从现存制度安排中得到所得的资源或收益越多，那么它们要求维护现存制度安排的呼声就会越高，诉求制度变迁的驱动力和积极性就会越低，阻止这种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总之，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来看，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认识宏观政策的施行往往与具体运行的制度安排不相匹配的原因；也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体制改革带来的社会制度变迁中，为何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制度替代、转化与调整，或者是在非正式规则意义上的变通形式？
这一切新制度安排的发生都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关。
综上所述，总的说来，当制度供给与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基本上是稳定的；当制度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时，现存制度就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制度变迁就产生了。
实际上，制度变迁不仅属于经济学范畴，而且属于社会学范畴；它不但包括一切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而且包括整个社会领域得制度变迁；它既关乎人们经济利益的调整，又关乎人们的权利、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调整。
因此，制度变迁一般用以阐释“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组织行为变化、这一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在一种组织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
”总之，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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