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内务府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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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内务府研究综述

一、前言

许多学者都认为清代的制度大体而言，是沿袭着明代的制度而来的，这可以说是极为笼统的的说法。

中国历朝历代兴衰亡替，表面上看来虽是政权的彼此交替，制度的大体规模也没有剧烈的改变，但是其中仍然有因革与创新的区分。

清代对于中国汉人本位中心的史观而言，是一个外来民族的政权，或称之为部族政权[1]。

但为史者不宜有过份主观的史观，就客观的人口数字而言，满族之于汉族是少数对于多数，因此在本文里俱称清代政权乃为一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清代内务府是清代宫廷为服事皇室而设立的机构，最高总理机关是总管内务府衙门（在京），最高主管是总管内务府大臣，直属于皇帝，而出任此职务者多为皇帝亲自简任之亲信，亦或为八旗贵族与宗室。

衙门设有内务府堂可办理事务，其下辖有七司三院等多处部门，参照光绪朝的《大清会典》，内务府主要的机构有：

广储司、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庆丰司、慎刑司、营造司等处，此外还有不少附属机构，如三织造处、内三旗参领处等。

整个机构的规模相当庞大，几乎就像是推动整个清朝国家事务六部机关的缩影。

曹宗儒在其《总管内务府考略》中，对内务府的职掌有一番评判：

“……总管内务府衙门拟内阁，内务府大臣拟阁揆，广储司拟户部，都虞司拟兵部，掌仪司拟礼部，庆丰司则因清代起于游牧，故甚重之；而会计司拟税关与丁粮之税收，营造司拟工部，慎刑司拟刑部，至于吏部铨选之事，则归之于坐办堂郎中，”[2]

相对于六部而言，而内务府更参杂了少数民族的特权基本考量，清朝在入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已经建立了八旗制度来管辖于今东北地区的民族及人口，经过太宗朝的改革，旗制已趋完备。

在汗（或皇帝）及八旗的旗主之下，有一部份专供旗主役使的人，满语称作包衣[3]。

包在满语是家的意思，衣是的、之字的意思，包衣是对皇室及八旗旗主直接负责办事的一个特殊阶级。

孟森先生言道：

“其初八旗本无别，皆以固山奉职于国，包衣奉职于家。

”[4]八旗各有各自的包衣，而皇帝因拥有上三旗[5]，也就独自拥有上三旗之下的包衣。

内务府官员主要是由上三旗包衣所组成的，因此上三旗包衣亦常被称为内务府三旗或是内三旗，而相对于内三旗之外，八旗等一般旗分即被称为外八旗。

而上三旗的包衣属于天子御下[6]，身份特殊，又因有内外旗之分，学者常有将其与八旗旗制弄混的情形。

据陈国栋考证，内三旗在八旗制度中并不是独立的旗分，只是上三旗各旗满洲都统管辖下的一部份[7]。

由于这些人虽然对皇帝自称奴才，但他们其中却有一部份在朝中及地方均任有要职，显然他们并非是真正具有严格奴仆地位阶级者，而是满族因应其民族特色所发展的产物。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清代内务府官用包衣人不用汉人是考虑到信任的因素，满族刚入关时发生了不少满汉冲突，民族彼此间的矛盾情结，使满汉之间也不能顿时互相了解结合，因此用入关前已有的旧人与旧制，一方面为便利起见，一方面则是皇帝用包衣旗远比用外八旗与汉人更为信任。

曹宗儒亦言：

“顾帝王之家事，委之宫监小人，既恐蹈明代之覆辙，而朝臣外人又难与闻。

惟三旗人员，世为禁旅，俨若家丁，虽自称为奴才，而内可为部郎，外可寄疆宇，其身份自非宫监可比。

康熙帝既欲改革旧制，于朝臣及宦竖之外，自以此项人员为宜。

”[8]诚斯言哉！

清代于康熙朝时确立了内务府的大体规模之后，即由这些包衣职管宫廷事务，但不能去除统治者的基本心态，清朝的制度仍然沿袭了一部份明朝的遗产－宦官。

中国的朝代早在周朝时就有用宦者（即阉割过的人）以供服事天子[9]，但因这些宦官是最贴近君王的一批人，也是最容易影响君王的一批人，而这些“刑余之人”，体气不全，若是君王性格易受宦官摆弄，常对国家的政局造成不良影响。

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几个朝代，首推东汉、唐朝与明朝。

明朝东厂与司礼太监之用事，诚可谓为祸剧烈。

黄宗羲于《明夷待访录?

奄宦上》中坦言明代用宦官之失：

“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

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它无不皆然。

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

”[10]清承续了明朝的政统，又因是军事上的胜利者，对明代的弊政可说是甚为熟悉。

大体而言整个清代，是将宦官并入内务府体系下，由内务府的敬事房（后改为宫殿监）来统管，并且制订严格的条例来管制宫中的宦官，以防他们掌权生乱，沦入明朝故事。

虽然清代初期曾设有专用宦官主事的十三衙门，但为时短暂，至康熙朝复立内务府掌理宫廷事务，并且吸收了十三衙门的规制。

值得附带一提的是，在研究清代的政府机构时，不难发现于其中多有满汉融合的情形，而尤以内务府为最。

由此观之，研究内务府对清代史或是满学都是很有助益的，值得学者投下心力爬梳史料，以期对清代的“内务府体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二、研究内务府的首要问题——档案

研究内务府问题，最首要解决的是如何运用庞大的史料。

有清一代，去古未远，是以档案的保存也最为完善，官方与民间的史料多如牛毛。

但大体而言，内务府的档案仍以官方史料最多也最为翔实，尤其是近年来档案的陆续开放，使史学工作者能加以运用，对研究清史者而言，更是论点的主要参考资料来源。

以往学者对于内务府的研究多无法有进一步突破，部分原因即根基于所能运用的史料有限，多半只能以官书如《大清会典》、《清朝文献通考》与《清实录》等为主，进而再运用清人笔记，或是遗老掌故轶闻等作为辅证。

尽管清史先辈如孟森、郑天挺等能利用官书做出对史事的翔实考证，但若后进想要超越他们，实有困难之处，唯有另辟蹊径。

今日两岸的档案皆在逐渐开放中，内务府昔日不为民间所窥的密档亦渐显于世。

笔者为求对内务府作更进一步的了解，特大体概述有关清代内务府的档案。

档案是研究历史所需的直接史料，大体而言多数的档案是未经过改纂，仍可看出事件原貌的。

档案虽是直接史料，但直接史料并不能称之为档案，这是有区别的。

至于何以有档案的名称出现，据单士元的考证，明代以前公文等仅有案卷之名，不见档案之名。

但清康熙时人杨宾著有《柳边纪略》一书，其中载：

“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曰牌子，以削木片若排也。

存贮年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若档也。

”推知这可能与清朝满人的习惯称呼有关。

又在康熙十九年的起居注残稿上有一段记事：

“上问马哈喇之父与叔父皆殁于阵，……皆系松上等处事，部中无档案。

”可进一步推知档案此一名称，在清朝确实是宫中记事所运用的[11]。

清代内务府的档案，在辛亥革命后，处于皇城区所属机构的档案多已经散佚。

但因其后溥仪仍住在紫禁城中，内务府堂的档案仍大体保存了下来，档案专家单士元在整理清代档案时，将内务府档进行了分类，大体有：

1．上谕档类：

总管内务府大臣所奉谕旨及奏事官员宫殿监领侍等所宣传的谕旨由堂主事笔帖式承接后再由坐办堂郎中查明交各司院抄出的副本。

2．题本：

奉朱批的题本因内容主要多为钱粮经费的统计，后改名为奏销档。

3．绿头牌档：

用以上报紧急事件。

4．红本档：

为抄录奉有朱批奏折档簿。

5．白本档：

为抄录无朱批档簿。

6．奏折：

存内务府堂备查的奏折。

7．奏稿、奏案、奏底：

内务府所上奏折之原稿。

8．行稿：

经内务府堂官审画、发出至其它机关之公文。

通常由大臣阅以后，于上面写上一“行”字发出，因以为名。

9．黄册：

为题本之附件，为奏销银物之事，以黄棱为封面为名。

10．日行公事筒檔：

是清代一种特殊形式的档案，只见于内务府档案中，简称事筒档。

在内务府堂经办事务的官员，将每日经办事务总汇，将有关文件装在筒式的纸袋中，是历史档案中最原始的史料。

11．堂谕档：

为内务府对其僚属所下的指示。

12．织造缴回案卷：

三织造的密折。

宫廷交下三织造的有关等纺织事务，一般由内务府下达。

内务府大臣虽为其长官，织造官可向皇帝径上密折，这是其特殊的包衣身份所致。

13．呈稿档：

内务府所属机构在奏报前，呈给内务府审查的案稿。

14．咨文：

咨文为平行机关相互往来文书之名，此类档案多附有册簿附件。

15．谱牒：

为内务府所辖上三旗户口谱系簿。

16．造办处档：

乃记有清一代宫中珍奇巧器的档案，惜今日所存者不多。

17．膳底档：

是宫中每日用餐的饮食单。

[12]

以上所列举的文件名称，是单纯对文件名称所做的解释，如就档案的分类，则可就今日内务府所藏档案的分类来作说明，以期对内务府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大体而言，今日内务府的档案主要收藏在下列数个档案馆中，海外也有一部份，但不若中国大陆收藏种类齐全。

（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内务府堂人事类：

内容如八旗佐领户口人丁户口册、管理三旗银两投充丁档、八旗各地驻防兵丁户口清册、盛京内务府庄头户口册、八旗各军营披甲名册、皇宫及园林差役兵丁等名册、六部衙门差役腰牌花名册、内务府各司保送名册、管理三旗银两处庄头名册、投充家谱、总管内务府造送京察官员履历册。

2．内务府升平署档案。

3．内务府庄头处档案。

4．内务府会计司档案。

5．内务府都虞司档案。

6．内务府上驷院人事类档案。

7．内务府满文杂件档案。

8．内务府财物类俸米册。

[13]

（二）辽宁省档案馆：

馆藏有盛京内务府档、黑图档、东北各旗署档与八旗兵丁、地亩、户口清册。

（三）大连市图书馆：

馆藏有总管内务府的题本（多为满文），可分为职官铨选、奖惩抚恤诉讼、皇庄、宫廷用度、营建、宫苑等七类。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奏折、奏稿、呈稿、清册、族谱等。

[14]

由以上初步列举，大体可知研究内务府时主要可利用哪一些档案。

而内务府档案中多有用满文书写之档，更是研究满族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

而除了档案馆的档案之外，已经有不少有关内务府或解释内务府问题的相关档案出版成书。

举例如下：

1936年时，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出版有《清内务府造办处与图房图目初编》[15]，可供研究皇家物品或经济行为者参考。

日本学者在五六十年代成立了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了《满文老档》[16]，其主要是根据盛京崇谟阁乾隆年间所重修的无圈点老档，并将满文转为罗马拼音，附上日文意译，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1991年也出版了一套翻译成汉文的老档，两者可参互运用[17]。

季永海、刘景宪译的《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18]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合出的《盛京刑部原档》[19]，其中有不少关于旗人与包衣、奴仆的犯罪问题，可以作为内务府成员身份问题的佐证。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在文革活动告一尾声时出版了《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与《李煦奏折》两册档案文选。

为了承办皇室及官署所需的织物，清沿明制，于江宁、苏州、杭州三处各派织造官一员，通称江南三织造。

其人选统由皇帝从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内点派，作为一项临时差遣。

他们的品级不高，明文规定的职权也有限，但系钦差官员，可专折奏事，故具有特殊的地位。

曹寅不但自己任苏州、江宁织造20多年，其两子曹颙、曹頫也都先后任过江宁织造。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20]是把故宫档案里有关曹家的材料集中编印成书，其中除各种的汉文折件，又译补了清朝内务府满文奏销档的有关材料，但只限于康熙雍正两朝。

《李煦奏折》[21]收录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苏州织造任内给康熙皇帝的奏折，其数量比曹寅的奏折多出几倍，其中多半奉有皇帝的朱批，可用价值甚高。

而且曹寅与李煦都是内务府的包衣，曹寅还是李煦的妹丈，关系密切。

此外台湾的庄吉发先生还译注了《孙文成奏折》[22]，孙文成曾任康熙时的杭州织造，以上三本书是研究内务府成员关系的重要参考。

与内务府直接相关的档案出版的则有：

季永海、何溥滢译《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23]，此档系顺治四年到八年内务府下达给盛京镶黄、正黄二旗包衣佐领的文书，其中详细记录了皇室与王公庄园以及庄园人丁的具体情况。

关嘉禄、王佩环等译有《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汇编》[24]，其将辽宁档案馆中所藏的黑图档中，康熙四年到十年之间有关庄园问题者译出。

《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上、下册[25]，其收入的档案文件选自辽宁档案馆馆藏的《顺治年间档》、《黑图档》、《盛京内务府档》，共700多件，其中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档均为满文，乾隆朝的文件满汉文兼具，之后则多为汉文。

档案馆将满文翻译、汉文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