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语言测验领域对语言能力的研究概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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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语言测验领域对语言能力的研究概况
国外语言测验领域对语言能力的研究概况
国外语言测验领域对语言能力的研究概况
王佶旻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
【内容摘要】本文概括总结了国外语言测验领域对语言能力的研究情况。
我们分三个时期来展开讨论，分别命名为“技能/成分时期”、“一元化时期”以及“语言交际能力时期”。
本文对三个时期的语言能力观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分析评价。
【关键词】 技能/成分说 一元化假说 语言交际能力模型
1．引言
Spolsky（1977）把语言测验分为三个时期：
前科学或传统时期、心理测量——结构主义或现代时期、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或后现代时期。
而语言测验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是在心理测量——结构主义时期。
这一时期的测验深受心理测量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主要测量独立的语言结构和规则。
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时期则是在对心理测量——结构主义观点的反驳中诞生的，它发展了语言测验领域综合的——社会语言学的观点。
这种观点把语言表现和语言能力联系起来，也考虑到语言在各种不同的交际情景中的使用（wood,1993）。
对语言能力的研究是语言测验领域的重中之重，这项研究也始于心理测量——结构主义时期，并且历经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我们称为：
1）技能/成分说阶段，2）一元化阶段，3）交际能力模型的建立阶段。
第一阶段属于心理测量——结构主义时期，第三阶段属于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时期，第二阶段则属于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
2．技能/成分说阶段（50~60年代）
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Lado和Carroll。
前者在1961年发表了《语言测验》一书，标志着语言测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后者则是TOEFL的主要创始人。
2.1.背景
技能/成分说的提出在语言学方面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在心理学方面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心理测量学广泛传播的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注重语言行为的描写，不注重语言能力的解释；着眼于语言间的差异，不重视语言的普遍性；只研究语言本身，不重视与语言有关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赵世开1988，1990）。
技能/成分说正是在结构主义的摇篮中诞生的。
在心理学方面，行为主义心理学所倡导的刺激—反应论在学习理论上为技能/成分说提供了支持；而心理测量学的传播又为其在测验开发上提供了技术支持。
2.2 Lado和Carroll的语言能力观
2.2.1Lado关于语言能力的观点
Lado（1961）这样说道，语言测验理论是建立在两点之上的，其一是时下语言学领域对语言的理解；其二是对习惯在语言学习中所起作用的观察。
Lado的语言测验理论假设，语言是一种交际习惯系统，这种习惯使交际者有意识地注意他正在传递或理解的信息。
这种习惯涉及不同层面上的形式、意义和分布，这些层面是句子、从句、短语、词汇、语素及音位。
而语言学习者在语言习得中的问题也可以归因于形式、意义和分布或者这三者的结合。
Lado认为语言测验涉及两个变量：
成分和技能。
成分是指语音、语调、重音、语素、词汇以及词汇的有意义的排列，这种意义既是语言学上的也是文化上的。
对这些成分的习得不是平衡发展的，而是有的快，有的慢。
这些语言成分的每一个都构成我们要测的一个项目，它们是语音、语法结构、词汇和文化意义。
这些成分虽然可以单独地被研究、描写和测量，但它们在语言中从来都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综合在听、说、读、写各项技能中，这些技能又构成了语言测验要测的另一个变量。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Lado的语言能力观，一种成分和技能相结合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技能/成分”模型。
Lado在其1961年的书中把这一观点运用到语言测验中，详细说明了测量各种成分和技能的方法，为建立心理测量学意义上的语言测验奠定了原则和方法。
2.2.2JohnCarroll的观点
1961年5月11日至12日，为开发TOEFL由应用语言学中心（CenterforAppliedLinguistics）牵头，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会议，会议由当时的应用语言学中心主任CharlesFerguson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Carroll就语言测验问题作了一个发言，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语言测验理论的一个里程碑。
在文中，Carroll提出了一个语言能力模型图。
这是一个两维的模型，包括语言维度和技能纬度。
语言纬度由四个元素组成：
音位或拼音（phonology/orthography）、形态学（morphology）、句法（syntax）和词汇（lexion）；技能纬度也由四个元素组成：
听力能力（auditorycomprehension）、口语表达（oralproduction）、阅读（reading）和写作（writing）。
Carroll认为这些元素在逻辑上是独立的，虽然在实践中它们密不可分。
Carroll谈到了语言测验需要测量的十个方面的内容：
1）结构的知识（形态学或句法）；2）词汇使用的一般知识（词汇和惯用语）和特殊词汇的知识；3）听力辨析（包括音素、音位变体、超音段特征）；4）口语表达（包括音素、音位变体、超音段特征）；5）朗读（把书写符号转换成声音，比如对单词的发音和重音的掌握）；6）书写（把声音转换成书写符号，比如拼写）；7）听力理解的速度和准确率；8）口语的速率和质量；9）阅读理解的速度和准确率；10）写作的速度和准确率
可以看出，Carroll对语言能力的理解也属于技能/成分的观点，这一点和Lado是殊途同归的。
DavidBaker（1989）用图清楚地说明了这种观点在语言测验中的应用。
2.2.3评价
Lado和Carroll的技能/成分说代表了当时语言测验领域对语言能力的看法，这种看法对语言测验的开发和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语言测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客观性，Lado（1961）认为客观性测验有两个突出的优点：
第一，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测出学习者在一年甚至几年时间里学习的语音系统、语法形式，或者词汇的代表样本；第二，可以用速度和难易程度来评分，并且可以采用机器评分，这样就为大规模考试创造了条件。
在这一点上Carroll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客观性考试是更加切实可行的。
成分技能说对语言测验更大的影响是分立式测验（discrete—pointtest）的流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研制的TOEFL。
分立式测验是在听说读写四种语言技能当中考察音位、句法、词汇等语言要素，因此是成分与技能相结合的产物。
Lado就是分立式测验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在语言交际场景（situation）和语言要素（element）之间，应该选择语言要素。
因为场景是无穷多的，而要素是有限的。
因而从有限的要素中选取样本比选择各种各样的场景要有效率得多（Lado,1961）。
技能/成分说在语言测验领域的影响是很大的，除了Lado和Carroll，许多应用语言学家包括DavidHarris（1969）、Heaton（1975）、ArthurHughes（1989）以及F.Sang等人（1986）都持此观点。
但是这种为测量语言能力而建立的早期模型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遭到了批评与挑战。
Bachman（1990）在谈到Lado和Carroll的模型时曾这样说：
这些模型区分了语言技能（听、说、读、写）和语言知识（语法、词汇、音位/正字法），但没有说明这些技能和知识是怎样相互联系的。
我们不清楚这些技能是否仅仅是知识成分在不同模式（mode）和渠道（channel）中的表现形式，抑或它们之间在其他方面存在本质区别。
技能/成分说更加严重的局限在于它忽视了语言使用的环境，即话语和语境。
技能/成分说更直接的挑战来自测量学方面，尤其是来自对分立式测验的怀疑。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对语言能力的另一种思考——语言能力一元化的观点。
3.一元化阶段（70~80年代）
3.1背景
在语言测验的效度检验过程中我们最重要的工具是相关分析：
测验之间的低相关证明他们测的是不同的能力，而测验间的高相关则暗示着它们测量了某一个相同的能力域。
当用这一方法对分立式测验进行分析时，应用语言学家们发现了令人吃惊的现象：
分立式测验（诸如语法、词汇测验）和综合式测验（integrativetest，诸如完形填空、听写）之间存在高相关，而这种相关常常比宣称测量同一语言成分的分立式测验之间的相关还要高（RebeccaValette,1964；Darnell,1968；Oller,1970；Kirn,1972；Johansson,1972；Oller&Sttreiff,1975；转引自Oller,1979）。
这在测量学的意义上是说不通的，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测量词汇的两个测验之间的相关会比它们和听写的相关低。
更令人不解的是听写和完形填空之间的相关居然是最高的，而它们既不是同一渠道的（听写是听的渠道，完形填空是阅读的渠道）也不是同一模式的（听写是理解性的，完形填空是表达性的）。
这些发现动摇了技能/成分说的主要观点，即语言能力有相互独立的若干维度，并且可以通过具体的测验来分别测量（DavidBaker，1989）。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JohnOller为代表掀起了一场反对技能/成分说和分立式测验的运动，提出了语言能力一元化的假说。
3.2一元化观点的代表——Oller和他的UCH
Oller认为把语言能力分析成语言成分和语言技能的结合是不正确的，Oller的观点非常简单：
语言能力根本没有结构，而是一个单一的不可再分的能力。
他所主张的测验过程大致可以表示如下：
Oller认为标准能力是一种无形的，不可分析的“本能”，没有必要对它取样。
因此我们可以跳过语言能力这一阶段，直接进入语言表现阶段，这和技能/成分模型是不同的（参考图2）。
Oller的模型可以解释上文提到的测量学不能解释的现象：
所有的测验，不管给它贴上什么标签，测量的都是一个一般因素。
一些测验，比如完形填空和听写能够更好地测到这个一般因素。
因而这些测验就能得到比其他一些分立式测验更高的相关系数。
测验之间的不同结果并不是因为它们测量了不同的能力，而是因为它们在测量这个一般因素时具有不同的效力（Baker,1989）。
关于语言能力，Oller提出了三个具体的假说：
1）语言技能可以被分为若干成分，就像分立式测验所宣称的那样。
Oller把它命名为“可分假说（DivisibilityHypothesis）”，即H1；2）语言能力更像一种粘性物质而不是像机器一样可以被拆分成若干部分，这就是“不可分假说（IndivisibilityHypothesis）”或者称之为“单一能力假说（UnitaryCompetenceHypothesis，简称为UCH）”，即H2；3）第三种假说，即H3，介于前两种之间，Oller把它叫做“部分可分假说（PartialDivisibilityHypothesis）”。
这种假说认为除了能够解释所有测验的一般因素以外，应该还有一小部分其他变量是一些测验所特有的。
对于这三个假说的验证主要来自因素分析法。
Oller（1976，转引自Oller,1979）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UCLA英语分班考试（该考试由语法、阅读、语音、作文、听写、完形填空等部分组成）和TOEFL（听力、语法结构、词汇、阅读，再加上完形填空和听写），这两项实证性研究的结果都支持H2，也就是单一能力假说（UCH）。
在语言学理论上，Oller（1979）提出了“语用期望语法（PragmaticExpectancyGrammar）”来解释这个单一能力。
Oller把它定义为“把语言要素在时间和超语言学的情境中排列成有意义的序列的心理现实系统。
”语用期望语法强调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语言在语法上具有可预测性，其二是超语言学情境的重要性。
Oller解释说，一个语言序列越是具有语法上的可预测性，它就越容易理解。
另一方面，语言要素及语言学情境只有和超语言学情境，也就是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意义。
Oller指出，语用期望语法是学习者内化了的期望语法，是一种潜在能力（Oller,1978）。
在语言测验实践上，Oller提出了他的语用测验（pragmatictest）。
Oller认为语用测验必须具备两个标准：
1）要求学习者能够运用语言序列的基本语境条件；2）要求学习者能够结合超语言学的语境来理解和产出语言要素的有意义的序列。
实际上，语用测验和综合式测验是分不开的，Oller打比方说，语用测验就是把综合式测验和语用期望语法联系起来。
Oller所推荐的语用测验包括：
听写、综合填空、问答、口头面试、作文、叙述和翻译等。
3.3Spolsky提出一般语言能力
Spolsky（1975）在一篇名为《减少羡余度的测验》的文章中，提出了一般语言能力（overallproficiency）的概念。
在测验技术上Spolsky使用了增加噪音的听写测验，他认为这种测验减少了语言的羡余度，能够测出人的一般语言能力。
Spolsky谈到，一般语言能力有点像AlanDavies所说的构想效度（constructvalidity）。
换言之，它依赖于一个关于语言知识的理论概念以及一种假说，即当知识在某个水平上能够被划分为各种不同的技能时，有某种东西存在于这些明显不同于能力的技能之下，这就是一般语言能力。
Spolsky所说的一般语言能力和Oller的语用期望语法或UCH实质上指的都是语言能力一元化的问题，Oller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而Spolsky仅仅提出了类似的概念或假说。
3.4评价
Oller从反对分立式测验出发，挑战技能/成分说，提出了语言能力一元化的假说，在语言测验领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Oller的测验强调语境的作用，简化操作程序，采用简单实用的听写和完形填空的形式。
应该说，Oller以及Spolsky在语言能力问题上所做的探讨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
Oller的单一能力假说（UCH）的主要佐证来自主成分分析法和相关分析，但他的方法在80年代招致了众多批评。
Hughes&Porter（1983）提出了四点质疑：
1）无论你的资料结构如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非常容易得到一个负荷很大的第一因素。
因此用此方法来证实语言能力一元化的观点是不合适的。
2）所选用的测验十分相似，尤其是没有口语测验，这就人为地扩大了第一因素。
3）有目的地选取被试团体，使他们的语言能力差异很大，也就是说被试的异质性程度很高，这样就容易得到高相关以及负荷很大的第一因素。
4）其他学者用Oller的素材进行重复研究并没有得到同样的结果。
Hughes（1989）指出，Oller用许多实证性的数据来支持他的假说，但是这一假说最终还是被证实是错误的。
举例来说，要想知道一个人的口语怎么样，我们是无法通过写作测验来得到准确信息的。
UCH能够获得众多的数据支持是因为这些研究关心的是团体的测验表现而非个体的，个体内的差异被个体间的差异所掩盖了。
Baker（1989）从理论上指出了UCH的缺陷：
语用期望语法概念把词汇、句法、语义和语用知识以及在实际语言活动中使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全部归结为一个单一的本能。
除了这个纯粹的语言能力之外，语用期望语法必定也包括使用者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和把这些知识用于完成语言作业的能力。
无论我们是决定分析或是描写它们，任何有意义的语言作业都会涉及这些技能。
现在我们可以选择不去分析这个大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分析，也不意味着它不会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从而导致测验表现的不同。
如果我们把人的整个认知——语言装置看成是一个单一的、不可分析的整体，我们当然可以宣称语言应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单一的语言本能的存在。
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我们不能解释它的结构和发展。
……总而言之，UCH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那些松松垮垮的观点和术语也并不能掩饰其结论的不可信。
4.语言交际能力模型的建立（90年代）
4.1背景
技能/成分说最让人担忧的一点是它完全不考虑语言使用的情境。
而Oller虽然提到了超语言学情境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对之做出解释，更没有用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眼光来对待这个问题。
1967年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Hymes提出了交际能力的概念（communicativecompetence）。
他认为交际能力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语法性，即合乎语法；二是可接受性，即在文化上的可行性，在情境中的得体性和现实性。
这一理论引发了语言测验领域对语言交际能力的研究，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语言交际能力。
Munby（1978，转引自Bachman,1990）认为语言交际能力包括“语言编码”、“社会文化指向”、“语言知识的社会语言基础”以及“操作的话语水平”。
Canale&Swain（1980,转引自Bachman,1990）区分了“语法能力（包括词汇、形态、句法和音位）”和“社会语言学能力（包括社会文化规则和话语规则）。
”Canale（1983,转引自Bachman,1990）又进一步区分了“社会语言学能力（社会文化规则）”和“话语能力（衔接cohesion和照应coherence）”。
遗憾的是，这些模型出台以后并没有得到实证性研究的支持。
Allen等人（1983,转引自Bachman,1990）开发了一套测验想来证明语法能力、话语能力以及社会语言学能力的存在，但因素分析的结果并没有证实存在这三个因素。
4.2Bachman的语言交际能力模型
Bachman（1990，1998）认为上述关于语言交际能力的模型只是一个静态的框架，很少提及交际能力的这些成分是怎样相互作用的，也没有提及在语言作业中，语言使用者是怎样运用交际能力来和语言场景以及其他语言使用者相互作用的。
Bachman（1990）推出了新的语言交际能力模型（CommunicativeLanguageAbility,CLA）。
该模型是对Canale&Swain（1980）和Canale（1983）模型的继承和发展，它既包括语言知识（或能力），也包括在语言交际情境中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
CLA模型由三个部分组成：
语言能力（language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competence）、心理生理运动机制（psychophysiologicalmechanism）。
语言能力部分由一组特定的知识构成，这些知识在通过语言进行的交际中使用。
策略能力是一种智力上的能力，它的作用是在情境化的语言交际中运用语言知识的各种成分。
因此，策略能力能够提供一些手段，使语言知识的各个成分和语言应用的情境联系起来，这些手段还可以使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者的知识结构联系起来。
心理生理运动机制指的是一些神经和心理过程，这些过程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表现为一些物理现象（声和光）。
Bachman把语言能力分为组织能力和语用能力，前者包括语法能力和篇章能力，后者包括以言行事能力和语言文化能力，它们之下又有若干成分。
用树形图可以表示如下：
Bachman所指称的语言能力是比较系统全面的，即包含了Lado和Carroll所指的语言成分，也包含了Austin（1962）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和Halliday（1976）提出的语言功能以及社会语言学的知识。
Bachman（1990）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发展了前人对策略能力的理解。
Canale（1983）把策略能力定义为对言语和非言语技能的掌握，包括：
1）弥补语言能力的缺乏而造成的交际障碍，2）加强话语的修辞性。
为了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策略能力，Færch&Kasper（1983）描述了一个言语表达的心理语言学模型，包括计划和执行两个方面。
计划部分包括交际目的和计划过程，执行部分指的是执行计划时的神经和物理过程。
但此模型只为解释中介语系统中的语言交际，其主要作用是作为交际时语言能力不足的补偿。
可以看出，Canale和Færch&Kasper都把策略能力当作一种补偿手段，只在语言能力不足时起作用。
Bachman（1990）认为策略能力是所有语言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起到补偿作用。
Bachman的策略能力包括估计、计划、执行三个阶段。
估计阶段包括四个环节：
1）对信息的辨认，比如语言变体或方言等；2）确定哪种语言能力（母语/外语）能最有效地实现交际目的；3）判断哪些能力和知识是我们和对话者共有的；4）随着交际的进展，判断交际目的的实现程度。
在计划阶段，我们需要在语言能力中寻找可用的东西并构成一个计划，通过实现这个计划来达到交际目的。
在单语的情况下，相关的东西在母语里找，在双语或外语的情况下，就在母语、中介语或外语里找。
在最后的执行阶段，我们调动心理和生理的机能，以适当的方式和媒介把计划里的东西付诸实施，实现交际目的。
在心理生理运动机制中，我们首先要区分听和看两种渠道以及理解性和表达性两类模式。
在理解性的语言应用中，我们需要使用听和看的技能；在表达性的应用中，需要使用神经肌肉技能（比如说话和写字）。
Bachman（1990）用图说明CLA的三个部分和语言使用情境以及人的知识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5
Bachman&Palmer（1996）发展和细化了Bachman（1990）的交际能力模型，并且把它和语言测验的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他们认为，如果人们要使用测验分数对被测者作出某种评价或判断的话，就必须首先说明测验表现和真实环境中的语言使用之间有多大的一致性。
因而如果以语言测验为目的，就应该把语言能力放到语言使用的互动模型中去讨论。
这个模型包括了语言使用者或被试的各项特质：
个体风格（personalcharacteristics）、背景知识（topicalknowledge）、情感图示（affectiveschemata）和语言能力（languageability）；另一方面，也包括这些特质和语言使用的情境或测验任务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里所指的语言能力包括语言知识和策略能力两部分，这一点和1990年的模型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6年的模型中，Bachman和Palmer明确提出，策略能力处于枢纽的地位，它连接了各种成分，并为它们提供了认知纽带。
实际上，Bachman&Palmer（1996）已经把策略能力当作了一种元认知策略（metacognitivestrategies），他们认为这种策略能够使语言使用者更有效地发挥已掌握的能力。
图6
4.3评价
Skehan（1991）认为Bachman（1990）的模型是语言测验领域的里程碑。
它以Canale&Swain的模型为基础，制定出了一个被大家广泛接受的模型，这个模型揭示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表现的实质。
Skehan（1991）认为Bachman（1990）模型包含三种因素：
1）特质因素，即能力（包括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2）技能因素，指心理生理运动机制；3）方法因素，包括语言使用的情境、信息的分布、信息的类型和反应的方式等。
在此基础上，Skehan对此模型作了三点评价：
第一，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并且通俗易懂，吸收了应用语言学的最新成果，试图从根本上解决语言能力问题；第二，模型的一部分已经经过实证性的效度检验；第三，描述了能力和表现的关系，模型中的特质因素涉及潜在能力，而技能和方法因素和语言表现相挂钩，成为整个模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说明了潜在能力是怎样转化为语言表现的。
90年代的语言测验领域 认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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