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焦树德临床经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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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焦树德临床经验
焦树德
深研辨证论治的焦树德
阎小萍 整理
编者按 焦树德，河北省辛集市人，从事医疗、教学５０余年，是
全国著名的临床学家。
现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国家
科技进步奖评委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新药评委会委员，
全国科技图书评委会委员。
著有《用药心得十讲》、《从病例谈辨证论
治》及学术论文５０余篇，荣获北京市“科技之星”光荣称号。
焦氏早年幼承家学，后又亲聆老一辈中医名家教诲，学术根底深
厚。
毕生深研辨证论治，并锐意创新，深有心得。
临证强调辨证论
治，力求辨证精确，立法精当，选方用药丝丝入扣。
既严格遵循传统
组方原则，又注重汲取现代研究成果。
提出临证“四必须”、“五强
调”，实为其毕生经验总结。
处方用药既重视成方活用，穿合化裁；又重视药物归经，恰当配伍。
文中选载８例疑难验案以佐证，其精于辨证论治已见一斑。
焦氏临床医疗擅治疑难杂证、危急重证，不但对功能性疾患疗效卓著，对器质性疾病也效
果惊人。
本文系统介绍其对痹、心痹、胸痹、咳、喘、哮、肝胆病、脾胃病以及高血压、神衰等病
证的独到见解、辨证论治经验和组创方药，很有特色。
焦氏重视中医科研，提出“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突出特色，创新发扬”的科研思路，主张继
承与发扬并举，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并用，中医与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医科研不失
为良好的思路。
总之，纵观全文，焦树德教授学术造诣精深，临床经验丰富，确是我国当代学验俱丰又锐意
创新的中医名家。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
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
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
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
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
也。
……疾虽久，犹可毕也。
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
———《灵枢·九针十二原》
第二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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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树德，男，１９２２年５月生，河北省辛集市人。
早年向外祖父学习中医，攻读古典医籍，对
《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反复研读，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并对《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金、元、明、清等历代医家的代表性著作，均有涉猎研究。
１９４１年在原籍开业行医，同时考入天津国医学院、西医专门学校函授学习，边干边学。
抗日战
争时期，利用行医之便参加抗战工作，为抗日干部和伤病员诊病疗伤。
１９４６年经冀中卫生局
考试审查合格，发给医师证书，１９５０年悬壶于北京市。
同年参加中央卫生部高级医师考试及
格，即于１９５１年冬，参加国家工作，任北京市立第二医院内科医师。
１９５５年冬，到中央卫生部
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近三年，再次系统深入地学习祖国医学，亲聆了蒲辅周、黄竹
斋、杨树千、秦伯未等全国几十位中医名家的教诲，毕业时荣获银质奖章。
１９５８年秋，分配到北京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达２７年之多，历任内科教研室讲师、副主
任、副教授、教授；附属医院内科主治医师、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中医学院学位评定
委员会委员、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培养了三届硕士研究生。
１９８１年当
选为北京市东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
１９８４年春，奉调到中日友好医院任中医内科副主任，筹
备开院。
开院后于１９８４年被评为全院“先进个人”，获奖金、奖状，并任专家室副主任，１９８６年
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的“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
此后，在国家‘七五’攻
关课题“痹复康冲剂”的研究中做出了贡献，被北京市科委、科协评为“科技之星”，并于１９９２
年４月３０日《北京日报》头版，发表其先进事迹。
焦氏曾主编《简明中医内科学·下卷》、《痹病论治学》等书和《橘杏春秋》医刊；主审《老年中
医保健》和光明中医大学《中医内科学》讲义；参加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内科学》和北京中医
学院《内科学》讲义、《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中医内儿
科》等书的编写。
焦氏临床擅治内科疑难重病，对肝、胆、泌尿系结石注重增强肝、肾本脏功能；对萎缩性胃
炎、溃疡病等采用自拟的三合汤和四合汤，不但胃痛能愈，而且胃镜和病理检查也见明显好转，
溃疡愈合；对冠心病、心肌炎、心绞痛采用心肺、胃、肾同治，理气活血，助阳化痰并用，颇有良
效；对中风证（急性脑血管病），常用中风三法，认为风痰阻络、风中于经常归于腑，必须清化阳
明，通腑活络；对再障及出血性疾病，重用滋胃凉血、降气清热；对高热性疾病，谨遵“见热莫攻
热”之训，活用清、疏、滋、降、和解等法，力求治本，其热自解；对休克厥证，人事不省诸疾，用助
阳开窍，宁心醒神，辨证治本，效果颇佳；对诊治各种顽疾、危证，每每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拥戴。
焦氏在学术上强调中医理论对临床实践的指导，特别重视辨证论治的灵活运用。
主张用整体
系统观念、动变制化思想分析观察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转归，力求理、法、方、药清楚，丝丝
入扣。
对咳嗽的辨治，提出宣、降、清、温、补、润、收等治咳七法，认为七法巧妙配合，变化无穷。
对哮喘提出《治喘两纲六证三原则》（又名治喘六麻），创拟麻杏二三汤、麻杏苏茶汤、麻杏蒌石
汤、麻杏补肺汤、麻杏六君子汤、麻杏都气汤等治喘效方。
对神经衰弱的阴虚肝旺证和妇女更
年期综合征，创用挹神汤。
对下肢淋巴管回流障碍的足（胫）浮肿，创有足消肿汤等等，广
为临床医师采用。
焦氏还创有表格式脉象标记法，不用标明寸、关、尺和左、右手，即可了解患
者六部脉象的特征。
如下图所示：
第二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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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关）（尺）
（左）弦滑弦略滑弦略沉滑
（右）滑滑略弦沉滑
［注：
应用时，带（）的字均不写出来］
此法于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曾被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规定用于病历书写之中，全国通
用中医病历书写格式中，也曾被采用。
日本京都高雄医院，也用此法。
焦氏主张有目的、有选择、积极地吸收现代科研成果，促进中医药学按照自身规律向前发
展。
对中医科研工作，提出“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突出特点、创新发扬”的研究方法，该文曾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的青岛会议上和《光明中医杂志》上宣读和发表，提倡具有中医特色的
创新。
例如诊治类风湿性关节炎，颇有心得。
对具有关节变形、骨质受损、肢体僵屈的痹病，创
议“痹”病名，并提出初步诊治规律。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痹病学组１９８３年采用这一
病名和主要方药，组织２７个省市科研单位，进行了临床研究。
又与本溪第三制药厂合作，共同
创制了“痹冲剂”，现已畅销国内外，并获国优产品奖。
１９８６年领导中日友好医院“七五”攻
关痹科研组再与该厂协作，通过５年研究又研制出第二代痹新药———痹复康Ⅰ号、Ⅱ
号，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
焦氏曾多次应邀赴日本及美国讲学，被聘为日本中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和美国加州医师
公会中国医学研究院学术顾问，美国中医药研究学术顾问以及新加坡毕业医师协会永远学术
顾问等职，受到国内外医界人士的高度赞誉。
主要著作《用药心得十讲》和《从病例谈辨证论
治》二书，均获人民卫生出版社“优秀作品奖”，前者畅销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后者已被译成日文
《病例かち学ぶ中医弁证论治》在日本刊行。
《焦树德医论医话精选》１９９０年在美国出版后，受
到中医界的欢迎，现正在准备刊出第二版。
焦氏曾发表《治咳七法》、《心绞痛的辨证论治》、《
痹刍议》、《中药的临床运用》等医学论文５０余篇，日本《中医临床》和《新中医研究》杂志，新加
坡中医学院《毕业特刊》上均有发表和转载。
焦氏现任中日友好医院专家室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学术委员会委员、高级称职审评委
员会委员；国家科技进步奖审评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新药审评委员会
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审评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科技图书评选委员会委
员；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学会副主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心病专业委
员会主任、痹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海南中医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研究院
研究生部客籍教授；《中医杂志》、《中国医药学报》、《中级医刊》和《中日友好医院学报》编委、
《光明中医》副主编；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理事、中国医学基金会理事、北京中医药研
究促进会理事、中国药材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河北省辛集市中医院名誉院长等职。
第二卷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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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精华
一、深研辨证论治，提出“四必须”、“五强调”
焦氏从医治学５０余年，对辨证论治有深入的研究，曾将经验和体会写成《从病例谈辨证论
治》一书，颇受医界欢迎，日本医界译为日文《病例かち学ぶ中医弁证论治》在日本刊行。
焦氏
不泥于一般的常规，而是深入撷扼其精神实质，灵活机动地运用，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对“辨
证论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和风格。
焦氏临床治病疗效卓著，其原因不在于“奇”，而
在于“深入、准确、机动、灵活”地运用“辨证论治”，直戬疑难病证的症结。
其处方颇似平淡，少
有生僻药物，却屡能见效，即使是疑难重证也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概言之，焦氏要求在辨
证论治时，要做到“四必须、五强调”。
（一）四必须
１．必须坚持整体观念
祖国医学理论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体观念，认为：
人体各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用心、肝、脾、
肺、肾五大系统概括之，并与自然界密切相关，成为浑然整体。
通过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等学
说，把人体的生理、病理、内外、上下、器质、功能、精神、物质、机体、环境等统一为一个整体。
例
如：
“心”居于胸中，运行营气，主血（内）；其华在面，发为血之余（外）；舌为心之苗，主神明，与脑有
关（上）；与小肠相表里，其经脉下络小肠（下）；心藏神，喜伤心（精神）；“血肉之心，形如未开莲花”
（明·李），色赤，主血脉（物质）；行血，藏神（生理）；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病理）；脉象春弦、夏洪、
秋毛、冬石（气候与机体）等等。
外在环境与机体统一，如寒伤肾、湿伤脾、热伤心、燥伤肺、长夏善
病洞泄、秋善病风疟等等。
把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又与自然界密切相关浑然一体的辨证思
想，有效地指导着疾病的防治，并对强身抗老、延年益寿，起着重大的作用。
在中医的理论中，始终贯穿着整体观念，在临床实践中也必须用“整体观念”去分析病情。
如见到某一局部症状（或某一精神症状、或某一脏腑症状），都要从整体的生理病理关系去考
虑，进行详细辨证，把局部看成是整体的局部，正如《内经》所说：
“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
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
一也。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
”“切脉动静而视睛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
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如在治疗骨质受损，关节变形，拘挛肿痛、
活动不利的“痹”时，就是从整体考虑。
认为寒重伤肾、肾主骨、肾主下焦、阴寒之邪与肾同气
相感，乘肾虚而深侵入肾；肝为肾之子，母病则筋失所养，而致骨松筋挛，关节变形，故治疗上绝
非单治局部的关节，而是从整体着手，以补肾祛寒、强壮筋骨治其本，养血祛风、利湿活络、通利
关节治其标，标本同治。
又如治疗肠痈（阑尾炎），也不是将着眼点局限于阑门部位之痈肿而投
用大量清热解毒之品，以消其“炎症”，而是从人体各部为一有机整体来考虑。
认为肠者，畅也。
第二卷４
####
大小肠属于六腑，六腑以通为用，六腑不通，肠道壅郁，蕴结化热，不能通畅传导，壅结成痈。
故
采用通腑泻热之法以畅其壅滞，活血解毒以散其壅结。
病现于局部，治则在全身。
再如治疗天
行赤眼（西医诊为“急性结膜炎”），也绝不着眼于治疗双目之红、肿、痛，而是根据患者出现的
“白睛红赤，畏光流泪，涩痛难睁，兼见口苦咽干、渴不欲饮、脘闷纳呆、大便干、小便黄少，舌质
红，舌苔黄，脉象弦数”等见症，本着“肝开窍于目”、“风善行而数变”、“风性上达”、“肝主风”的
理论，选用清肝经之风热为主的方药。
总之，在临证时，一定要时时注意坚持运用“整体观念”
去认识、分析和治疗疾病，才能够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取得良好的疗效。
２．必须运用“动变制化思想”和“从化学说”
祖国医学认为天地间一切物质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人体的生命现象也是在一刻不停地
运动变化，在内外环境的相互影响下，生理病理的矛盾斗争也在时刻变化。
《素问·六微旨大
论》说：
“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
”“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
不已，则变作矣。
”“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是以升降出入，
无器不有……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
化有大小，期有远近，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
至矣。
”《天元正纪大论》也说：
“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
”这种古代哲学的
自然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
恩格斯曾指出：
“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
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在人体内部，也是每一瞬间都处在自行产生与自行解决的
矛盾运动之中。
中医理论认为这些运动又只有在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中，才能保持正常的变
化，维持动态的平衡。
正如《内经》指出：
“亢则害、承乃制”、“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焦氏把这种
不断运动变化，又有生克制化的思想，称之为“动变制化”思想。
认为“动”“变”必须在互相制约
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符合正常要求的变化，这一思想体现着“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的哲理。
基于这种动变制化思想，故在临证时强调注意症、证的转化，从而确认主证，抓住主证进行治
疗。
例如伤寒太阳病可以传入少阳或阳明，也可以转化为少阴或太阴……；温病的卫分证可以
转化为气分证；营分证可以由营传气，也有的很快逆传心包等等。
在论治时，从这种思想出发，
主张“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
烦，脉数急者，为传也”，“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等等。
认为病证是在不断地运
动变化着的，故主张遵循“阳病治阴，阴病治阳”；“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诸寒之而热者取
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
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等等治则，灵活准确地运用辨证论治。
例如治疗肠痈
（急性阑尾炎）初诊邪正斗争激烈，腹痛、便秘、呕吐，宜急投以攻下推荡，消除壅塞之剂。
再诊
时诸证已转缓和，大便已畅，腹痛已减，应将大黄、元明粉的用量减轻。
最后腹痛已止，诸症均
近于消除，应完全去掉元明粉咸寒泻下之品。
这正是运用“动变制化”思想，把握住证的传变、
转化，抓住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主证，予以及时恰当治疗。
祖国医学不但十分重视疾病的动态变化，而且十分注意疾病的性质变化。
在观察疾病性质
变化时，认识到不但病邪不同可以引起不同的疾病，即使病邪相同有时也可以出现不同的疾病。
通过长期实践，总结出从化学说的规律：
病邪虽同，从化各异，从阳化热，从阴化寒。
譬如有三个
人身体健康状况相同，在同样条件下受寒邪发病。
一人表现为头项强痛，恶寒发热，身痛无汗，气
闷微喘，脉象浮紧，属于伤寒病的太阳表实证。
另一人表现为畏寒怕冷，不发热，腹满而吐，食不
下，腹部阵阵作痛，大便稀泄，口不渴，脉沉，属于伤寒病的太阴里寒证。
第三人初起时微恶风寒，
第二卷５
####
很快即发热而渴，头痛、无汗，微咳，脉象浮数，属于温病的风温卫分证。
同受“寒”邪，致病不同，
这是由于寒邪侵入之后，随着每个人当时体内阴阳虚实不同而“从化各异”。
第三人，是阳性体质
或当时体内已有积热，故“从阳化热”而形成了温病。
第二人为阴性体质或当时体内已伏有寒邪，
故“从阴化寒”而形成了伤寒病的里寒证。
第一人则身体素壮，寒邪自外侵入，人体的卫外之气立
即在机体皮表卫分与寒邪抗争而形成伤寒病的太阳表实证。
病邪不但在发病时可以从化各异，
在疾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也可以发生从化各异的情况。
例如伤寒病的少阴证中就有寒化证的
附子汤证、四逆汤证等，热化证的猪苓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证等等的不同。
厥阴证中也有厥热
进退、阴阳胜复的变化等。
祖国医学非常重视由于各人体质和反应性的不同，而使疾病过程产生
了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
故在辨证论治时，必须注意到病邪对人体的损害与抗损害斗争中的不
同内容及人体在一定条件下如何自己运动的规律，从而去辨别疾病的证候，预见疾病发展的趋
势，从而去帮助和调动人体内部的抗损害因素与机能而战胜疾病。
总之，只有在临证中善于运用
“动变制化”思想和“从化学说”，才能提高辨证论治水平。
３．必须遵照循症求因、治病求本
祖国医学经过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在整体观念指导下，总结了一套通过病人症状，去进一
步探究人体全身变化情况的方法，后人称此为“循症求因”（亦名审症求因）。
例如“风”的症状
是善行而数变，痒、抽搐、掉眩、游走、脉弦等，常与肝有关；而“湿”的症状是病体沉重，缠绵难
愈，水肿、浸淫流水，胸闷、纳呆，口粘、恶心，身热不易速退，舌苔厚腻，脉滑，常与脾有关等等。
医生可以根据这些因症统一的规律去“循症求因”，从分析局部病变的相互关系和症状特点入
手，从整体上去认识疾病的本质。
例如曾治疗一名４８岁的女性患者，发热５０余日，体温昼
３７８～３８５℃，夜３８５～３９℃，先恶寒继即发热、热多寒少，口苦、呕恶欲吐，汗出恶风，胸闷，食
欲不振，大便干燥。
虽经西医检查终未确诊，用抗生素等治疗无显效。
焦氏据其寒热往来５０
余日不解，苔厚腻，脉滑，胸闷纳呆，呕恶欲吐，知为邪踞半表半里，膜原伏湿郁久化热，湿热内
蕴而致。
因伏有湿邪，故缠绵难愈，据此而用和解少阳、化湿清热法，七剂痊愈。
可见临证时切
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症治疗”，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必须注意“循症求因”。
在“循症求因”的同时，还要注意“治病必求于本”。
疾病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有各种不同
的症状，而症状只是疾病的现象，医生必须详细观察并进行综合分析，透过对疾病表面现象的
分析抓住疾病的本质，才能确立恰当的治疗方法。
祖国医学把人体各种结构和功能，概括成相
互制约、相互促进、对立而统一的阴阳两个方面，认为阴阳在互相消长的运动中须保持动态平
衡，机体才能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
如果阴阳失调，就会发生疾病。
因此中医治病的根本目
的，主要是调整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促成“阴平阳秘”，以恢复和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
所以
在治病法则的总体上，古代医家非常强调着眼于调整阴阳这个根本。
明代医家李念莪在《内经
知要》注解“治病必求于本”时说：
“病变无穷，而阴阳为之本。
”又说：
“洞察阴阳，直穷病本，庶堪
司命。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
乡。
”例如一６６岁男性患者，头晕目眩，阵阵耳鸣，双目干涩，视物不清，腰膝酸软，心烦易怒，轰
热汗出，偶有舌强语涩，舌质略红，薄白苔少津，脉象略弦细，血压波动于１９５～２６０／１１７～
１４３ｋＰａ（１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１０毫米汞柱）之间，虽服用降压西药，然血压不稳定，症状无缓解。
焦氏认为６６岁男性，知肾气已渐衰，加上头晕、目眩、耳鸣、目干涩、视物模糊、腰膝酸软，知其
肝肾阴虚，肝肾之清窍失于濡养；心烦易怒、轰热汗出、舌强语涩，知为肝肾不足、水不涵木、肝
第二卷６
####
阳上亢、肝风欲动所致。
治疗上不是着眼于采用大剂量重镇之品，以求达到降低血压，而是本
着“治病求本”的精神，遵唐代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之旨，采用“滋水涵木”、“育阴潜阳”，
佐以“平肝熄风”之法治之，在全身症状消除后，血压也降到了正常，可见临证时必须注意到“治
病必求于本”这个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４．必须注意治养结合
祖国医学治疗疾病，不仅要注意进行积极的燮理阴阳、整体治疗，并且还十分注意对身体
的调养。
《素问·五常政大论》说：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
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脏气法时论》又说：
“毒药
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主张服药与饮食
调养要配合得当，以达强身却病之目的。
更指出攻伐大积大聚时，要消其大半即止，攻伐太过
则伤人，宜扶正调理，结合饮食调养，所余之积聚，可渐渐自去。
本于这种思想，焦氏常常把饮食宜忌随时嘱告病家，使其达到治疗与调养相结合，令疾病
迅速痊愈。
例如对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的患者，嘱其忌食辣椒、胡椒面、葱、蒜等辛辣
助火之品外，尚宜忌食容易动风之鸡肉、鸡汤等，因为鸡为巽禽，其性属风。
再如对寒邪伤肾入
骨，致骨松筋挛之痹的患者，除了服用补肾祛寒，强筋壮骨之中药治疗外，平时还应多食一些
核桃、鹿肉、山药、狗肉、羊肉、肉桂皮、小茴香，或金毛狗脊、枸杞子等补肾、助阳、祛寒之物，四
肢关节处应注意保暖，进行适度的锻炼及运动等等。
可见，俗话所说的“三分吃药七分养”是有
一定实际意义的。
总之，“治养结合”也是中医的一大特点，于临证中必须贯彻这种精神，细心嘱告病者，如何
调养而达早愈。
（二）五强调
１．强调“因证制宜”
“因证制宜”，即是在辨证论治时要根据证候和病情的不同特点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疾病的发生发展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时令气候、地理环境以及个人体质不同，对疾病都
会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治疗疾病时，要把影响疾病的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做到具
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要根据各个病证所具有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不同措施，概言之曰“因
证制宜”。
按照不同季节气候的特点，而使用药物，称之谓“因时制宜”。
四时气候的变化，春温、夏
热、秋凉、冬寒，对人体的生理病理都有一定的影响。
至于反常的气候，则更是影响疾病发生发
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例如春天风和日暖、阳气上升，腠理逐渐疏松，即使外感风寒，也不宜过用
辛散之药，以免汗出过多；夏天炎热，动则汗出，治疗时应注意清解暑热、保护津液；秋天气候干
燥，应注意滋阴润燥，不适宜过用辛香燥烈的药物，以免重耗津液；冬天寒冷，阳气敛藏于内，腠
理致密，若非大热，不得过用寒凉之品，致使阳气更伤；梅雨季节，雨水颇多，气候潮湿，患病每
多夹湿，治疗时则应适当加入化湿、渗湿之品。
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在使用药物时亦应有所不同，对此称之为“因地制宜”。
我国土地辽
阔，东、南、西、北、中，地理环境不同，各地的生活习惯有异，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影响也不尽
然相同，故用药之时，亦应有所区别。
例如我国的西北地区，地势高而寒冷少雨，患病则多燥、
第二卷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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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寒，治疗宜辛润；而东南地区，地势低而温暖潮湿，患病则多湿、多热，治疗方法宜清化。
同样
是外感风寒，在北方的严寒地区，药量则宜稍重；而在南方的温暖地区，药量则应稍轻。
使用药物时，应当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性别、生活习惯、体质强弱、阴阳盛衰等特点，来拟定
治法及方药，此称之为“因人制宜”。
因年龄不同，生理机能和病理特点亦不同。
老年人气血衰
少，生理机能减退，故多见虚证或虚实夹杂证，治疗时，应当注意到补虚，即使有实邪存在亦宜
攻补兼施，不宜肆意攻伐，以免损伤正气；小儿的生理机能旺盛，脏腑娇嫩，气血未充，病情转化
迅速，故治疗过程中应当注意调护胃气，忌投峻烈之药，若非大虚之证，尤当慎用补剂。
用药剂
量亦必须根据年龄的不同而加以区别，药量太小，则不足以祛病，药量太大，则易伤正气。
人的
体质又有先天禀赋、后天营养和锻炼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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