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图书馆信息实践EBLIP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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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图书馆信息实践EBLIP研究综述

循证图书馆信息实践（EBLIP）研究综述

　1引言

　　图书馆情报科学（LIS）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情况：

在图书馆学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理论与实践关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1，2]，表明这一问题一直没得到妥善解决；在情报学领域，也出现了研究成果不能准确地反映情报规律与有效地指导情报实践[3]、有关新技术新方法的文章在实践中应用不充分等问题[4]。

国外方面，早在1984年，便有研究者关注研究转化为实践成果效率低下问题[5]，至近年仍未改善[6]。

可见，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广泛存在，并作为一大隐患伴随图书情报事业近几十年的发展。

很多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尝试分析解决，在此过程中，循证图书馆信息实践（EvidenceBasedLibraryandInformationPractice，EBLIP）运动酝酿并迅速发展起来。

　　EBLIP是一种通过收集、整合和评估相关研究和实践结论，以获得最好、最可行的证据来支持实践中专业决策的方法。

虽然证据的来源可以十分广泛，但“最好的证据”必然根源于研究，这也就意味着EBLIP的实质是通过研究提高实践的质量；与此同时，EBLIP倡导研究者开展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强调研究的实用性。

因此，EBLIP通常被视为能够弥合研究与实践之间鸿沟的有效途径。

EBLIP作为一种弥合理论研究与实践鸿沟的方法，能够改善国内LIS领域研究脱离实践的现状，有助于推进专业化发展。

　　2EBLIP的出现与发展

　　EBLIP运动于1997年在LIS领域出现。

其概念与模型是基于此前5年兴起的循证医学运动上提出的，为了更好地理解EBLIP，我们首先需要对循证医学、循证实践及EBLIP早期发展进行简要梳理。

　　2.1EBLIP的出现

　　循证医学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指的是明确、谨慎、合理运用最佳证据以决定个体患者医疗方案的方法[7]。

循证医学确立后，迅速在教育学、管理学与LIS等其他领域获得响应。

2005年，西西里共识声明称所有的卫生保健领域内的活动都可以被称为“循证实践”[8]。

在持续的发展中，循证实践的覆盖范围最终超越卫生保健领域，成为所有基于最好与最可行的实施策略、专业知识与经验、用户偏好与价值取向的证据进行决策的统称[9]。

　　在循证医学发展的早期，因为检索最新的研究文献被视为循证医学进程的重要一部分，图书馆员被看做这种新方法实施的重要一员，并且经常被邀请加入研究团队之中[10，11]。

在医学图书馆员成为循证实践中的重要角色后，他们开始尝试在自己的职业实践中引入循证实践。

1997年，“循证图书馆事业”（EvidenceBasedLibrarianship，EBL）这一术语出现[12]。

尽管1995年就有研究者分别提出过“循证图书馆”、“循证信息实践”等概念[13，14]，但直到1997年Eldredge发表的文章才开始吸引了医学图书馆员的注意，并掀起了一场运动[15]，与此同时，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出版、第一届EBL会议也于2001年召开。

自从2005年第三届EBL会议之后，EBLIP这一概念逐渐获得认同与接受[16]，此后每两年一次的国际大会开始采用这一名称，2006年创办的杂志也受此影响，定名为EBLIP。

名称的更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领域所涉及的范围已经不仅限于“图书馆”，其他LIS相关领域开始不断被纳入其中。

　　2.2EBLIP定义

　　目前一个被广为接受的EBLIP定义由Booth于2000年提出[17]，并在2003年进行补充。

由于彼时EBLIP概念尚未成形，Booth实际上是对EBL进行了定义，而如今的学者常将其进行些许变化，使其适用于EBLIP框架。

这一定义为“一种能促进证据收集、解释和整合的LIS方法，证据是真实的、重要的，一般通过用户报告、实践者观察或研究来获取，这种方法将可获得的最佳证据与用户的需求、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用于提高专业判断的质量”[18]。

　　此外，一些研究者也曾试图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Crumley与Koufogiannakis的定义是：

通过提出问题，发现与严格评价研究证据并将证据应用于日常实践以促进LIS职业发展的一种方法[19]。

Eldredge认为EBL是将所能获得的最佳科学证据融入制定决策过程中，通过清晰叙述专业问题，在所有公开和未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寻找证据，然后评价获得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的方法[20]。

　　于良芝与于斌斌总结，虽然EBLIP（或EBL）定义的版本众多，但所传达的核心观点十分一致，即强调实践工作中问题的解决方案应建立在证据的收集、评估与整合基础上，从而提高专业判断的可靠性[21]。

　　2.3EBLIP的发展、应用领域与研究主题

　　至今为止，已经有8次EBLIP会议成功召开，可以从侧面反映EBLIP的发展。

第一届EBL会议于2001年举办，会议期间，Eldredge与Booth等介绍了EBL的应用与未来[22]；第二届会议不再局限于医学图书馆工作，不同领域的代表更多讨论了EBL拓展问题[22]；第三届会议围绕使用研究协助决策、利用证据支持创新、开发与应用循证工具、循证信息职业的发展等议题进行讨论[23]；第四届会议提出建立职业的知识基础，定义与设置循证实践的标准等[24]；第五届会议充分讨论了信息素养的研究与实践[25]；第六届会议介绍了反思性实践、批判性评价、综合集成方法等，EBLIP模型的修订再次成为热议话题[26]；第七届会议强调使用研究与证据对图书馆信息工作进行评价与改善[27]；第八届会议主题报告提到了研究式实践者与实践式研究者的培养。

可以发现，EBLIP研究朝着不断细化、面向实际具体问题的方向发展，同时努力吸取借鉴其他学科与领域的优势。

　　EBLIP作为一种方法，可应用于LIS任何研究领域，Koufogiannakis等通过对LIS文献的大规模内容分析归纳出LIS研究主要分布于：

信息获取与查询、馆藏建设、管理、教育、参考咨询、专业问题6个领域，并发现如此划分领域在EBLIP中具有广泛的接受度[28]。

　　虽然EBLIP应用范围较广，但对其本身的研究主题相对较为集中，主要包括对“证据”的探索与EBLIP模型的开发。

下文，我们将就两大研究主题，梳理国外的EBLIP研究。

　　3EBLIP中的证据

　　3.1证据的类型

　　“证据”是EBLIP的核心。

在科学研究领域中，“证据”往往意味着出版的研究论文。

然而，EBLIP对“证据”的理解更为宽泛。

Koufogiannakis认为，除了通过研究获得的证据，本土化的证据也应受到重视，本土化的证据是指LIS实践者从他们具体工作中获得的证据，具体包括用户的反馈、项目的评价、组织的现实状况等[29]。

这些从本土化背景中产生的数据给予我们关于用户的、更直接、更契合实际情况的信息。

此外，她认为专业知识也可以成为证据，因为专业知识能够提供质疑与批判其他证据的基础[30]。

2013年EBLIP大会上，她报告了通过对19名高校图书馆员进行访谈归纳得出的2类证据，即硬性证据（hardevidence）与软性证据（softevidence）。

硬性证据是指那些更具有科学性的证据，这些证据更数字化，通常是指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这一类型的证据包括出版的文献（包括研究论文与非研究论文）、事实、文献、统计数据、被整理归档的本土化研究与评估项目等。

软性证据不如硬性证据具有科学性，它具体指的是经验、积累的知识、观点、直觉与其他实践者的所作所为，这一类型的证据包括同事之间的交流内容、隐性知识、用户反馈、轶闻等，它是非正式的、也常常不被认为是证据，但这类证据经常被高校图书馆员们用作决策支持[31]。

　　Casey发现相较于利用实证研究成果来辅助决策，LIS实践者更倾向采用本土化的证据，当他们需要额外的信息来源时，他们会实施调查、访谈、非正式对话来获取定量与定性资料作为决策的支撑[32]。

　　Davies认为LIS中的证据可以有2种类型：

第一种是表现型证据（performanceevidence），即那些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可操作化的方面，既可以是定量数据同时也可以是定性资料，包括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输入、输出、成果与影响；另一种为研究型证据，包含阐释图书馆信息服务作用效果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是出版与尚未出版的研究，这些研究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因此它们的适用程度与有用性都较高[33]。

　　3.2证据层

　　Eldredge借鉴循证医学的“证据层”（evidencehierarchy）概念，提出了EBLIP的证据层，包括[34]：

①包含多种严格研究的系统综述；②包含多种不太严格研究的系统综述，如案例研究与质性方法；③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s，RCTs）；④控制对照研究（Controlled-comparisonstudies）；⑤队列研究（cohortstudy）；⑥描述性调查；⑦案例研究；⑧决策分析；⑨质性研究（焦点小组、人类学的观察、历史研究等）。

　　在Eldredge看来，系统综述方法近乎毫无偏见，因而处于证据层顶层，而依次向下的各种研究方法则在控制偏见方面的困难程度逐渐增加。

就科学范式而言，在研究中的偏见越少，研究结论就越接近“真实”。

Eldredge认为，研究方法所处的等级并不能决定某研究的质量或可靠性，但却是一种使得“忙碌的实践者在多种带有一定矛盾性的证据之间进行快速抉择的办法”[35]。

因此，如果一位LIS实践者实施文献检索并发现了若干既有的研究成果可能帮助他解决问题，一个初筛就有可能在他阅读文献的研究设计时派上用场。

或者，当研究结果互相冲突，实践者可以为那些更接近于顶层的研究赋予更高的权重。

　　Eldredge随后将他的证据层修改为表格形式（见表1），在该表中，他引入了3种问题类型，将各种证据按层级分列其下，它们分别为：

预测性问题（predictionquestions）能够“预测结果”，干预性问题（interventionquestions）是“比较不同行为的结果”，探索性问题（explorationquestion）是“询问并寻求一个在总体趋势上的答案以掌握某问题的发展大方向”[36]。

　　然而，很多研究者对“证据层”与“证据层表”表示质疑。

Given认为将质性研究放置在底层很有可能削弱EBLIP中质性研究的重要性[37]。

Suarez表示在一个既定的情境中，质性研究方法比定量研究更具价值[38]。

Crumley与Koufogiannakis指出，中心—辐射式布局的鉴定方法要好于层级式的排列，因为循证医学领域的证据层排布方式并不那么适合于LIS领域，对后者而言，质性研究方法反而可能更加适合[39]。

总之，Eldredge证据层的应用与可行性尚需要进一步讨论。

　　此外，在2013年ALA大会上，循证实践讨论小组在讨论会上建议图书馆员应熟悉“证据金字塔”，用于提升研究的有效性。

证据金字塔与Eldredge的证据层相似，顶端为系统综述，依次向下为随机控制实验、队列研究、案例（病例）对照研究、案例系列研究与案例报告、述评与专家意见[40]。

　　3.3系统综述

　　系统综述是目前循证实践领域（尤其是循证医学领域）公认可靠的证据形式。

根据Booth与Brice的定义，系统综述通过寻找与描述某一主题下所有出版的、未出版的（如有可能）作品来回答被清晰描述出来的问题，系统综述检索某主题下全部的文献并严格地鉴定，同时使用恰当的统计技术来整合这些有效的研究[41]。

Booth与Brice指出，系统综述可以帮助LIS实践者“保持知识不断更新、不断定义已知与未知的知识边界，并且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错失已经被证明出来的结论”[42]。

　　系统综述一经问世，便激发了LIS实践者参与的热情。

2008年，Ankem发现在LIS领域有7篇系统综述与5篇元分析论文[43]。

Ko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