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docx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研究》课题附件1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
一、理论综述
1、农民增收不长效问题的成因综述
（1资源禀赋不足论。
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首要约束因素。
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者所占有的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多少。
作为农民来说,能给其带来收入的资源和要素无非是土地和劳动力。
吴敬琏强调指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均资源少,中国农民接受的低水平教育是制约其收入的重要原因。
李朝林认为,在众多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中,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是农民收入增加的“瓶颈”,农民增收与农民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
（2城乡二元结构论。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压抑、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短缺与“城乡分治”的体制形成恶性循环。
温铁军认为,农民收入问题深层次矛盾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其将农民封锁在有限的耕地上,也强化了收入分配的轻农倾向和扭曲。
张晓山认为,“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对“三农”的长期歧视。
（3农民权益缺陷说。
杜旭宇认为,农民权益不完整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农民权益不完整体现在经济权益的缺失、政治权益的缺失和社会权益（包括劳动就业权、迁徙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以及社会尊重权的缺失。
农民权益与农民组织缺陷是联系在一起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缺陷也是农民不能维护权利的
原因之一;盛洪认为,一个社会中最大的人群被压缩了权利,经济政策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这就是中国农民陷入整体性困难的苦难之源。
（4农村劳动力剩余说。
陈锡文认为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就业不充分。
我国农民增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农业劳动力所面临的困难。
郭书田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只有就地消化的基本态势不改变,其他措施都很难收到增加农民收入的显著成效。
（5市场化进程缓慢说。
许经勇提出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新解———要素市场化受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滞后和农村土地市场化滞后有关。
王德文、蔡日方认为,农民增收的源泉应该来自于市场。
因此,在市场体系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应继续发挥它自己的作用来改善农民生产环境,规范市场。
还有从市场经济要素（主体、客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和世界市场角度来探讨农民增收困难的,他们认为农民的生产决策以至收入的高低始终与经济市场化的状况密切相关,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生产结构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根本途径。
（6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说。
孟丽等学者得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一是阻碍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二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和供给制度扭曲加重了农民负担。
许经勇提出,农民收入不长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农民“多取少予”,少予的内容包括了农村公共产品。
（7思想观念落后说。
林光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农民一般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底层,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农村处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区,农业则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处于外围地位,往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牺牲品。
“三农”问题还与价值观取向有关,吴碧君说“:
转型时期,价值观取向的不同导致了农民内部的贫富分化,具有现代观念的农民在社会变迁中,能更迅速地改变行为模式,适应社会发展,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回报”。
（8农业结构调整滞后说。
该学说认为农业结构不合理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首要因素。
张晓山提出,农业结构调整尚未进入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轨道,没有伴之以我国消费群体的扩张,这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增长的持续性。
有学者
提出产业空洞理论来说明问题,认为社会的发育和经济运行使农业被分割肢解,并且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农民对农业产业占有不完整,形成了产业利益获得的空洞。
这也是要从价值链条上促进农民增收长效的理论根据。
（9制度性阻碍说。
易秋霖指出,制度因素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农村财政和税收制度、农产品购销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农村基层组织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制度的不合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胡鞍钢认为,“两种制度”（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财政转移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延续,不仅导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且也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过于悬殊。
张英红进一步指出,“两种制度”实质上是国家对农民利益和权利的严重剥夺,是农民长期陷入贫困的一个重大的制度根源。
（10技术进步负面影响说。
有学者在肯定了技术进步在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供给方面有巨大的作用的同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弱相关性,认为当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于供给价格弹性,且供给价格弹性与需求价格弹性之差介于0和1之间时,技术进步将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11发展阶段论。
不同阶段,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不一样。
彭松华总结为产业交替发展的阶段性、城市居民农产品消费的阶段性、气候变化的阶段性、农民素质的阶段性、国际农业影响的阶段性、农村政策的阶段性、科技发展的阶段性、宏观经济政策的阶段性、法律体系完善的阶段性等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12综合因素论。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极为复杂,从根本上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时期诸多问题的综合反映。
影响因素有经济内在因素、经济外在因素和社会深层因素。
其中,经济内在因素是导致农民增收缓慢的直接原因,经济外在因素则加重了经济内在因素的后果,而社会经济深层次存在的因素则从更深更广的领域制约着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
影响因素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
2、促进农民增收长效的思路与对策研究综述
（1技术革命论。
将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路,最终要靠科技来解决。
蒋和平认为,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性具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
翟虎渠认为,要依靠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来构建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还有人从信息技术角度分析农业信息化对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
（2城乡统筹发展论。
陈锡文提出,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不可能封闭在农村的内部解决,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
张红宇、马宝成等认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和深化农村改革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教育制度、现代就业制度、现代公共服务制度、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新型户籍身份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
（3非农化带动论。
樊纲认为,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产业化。
因此,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举措和基本保证。
（4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
林毅夫认为,应该动用财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为核心的新农村运动。
徐祥临也认为,当前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民增收的三条基本渠道即发展商品性农业,兴办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对农民增收有一定的局限。
因此,必须开辟农民增收的第四条渠道,即政府应大规模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村的购买力,产生农民增收的乘数效应。
（5农民权益保障论。
党国英认为,要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就必须保障农民权利,农民有四项权利最为重要:
土地财产权、平等的公民身份权利、经营自主权以及为发展经济而自主组织的权利和民主选举权利。
如果确立和尊重四项权利,农民收入增长,农业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稳定都将得到根本保证。
迟福林呼吁,给农民全面的国民待遇,提供有保障的农村公共产品,来促进农民增收。
（6产权制度改革论。
周其仁研究产权在社会与国家交易中形成的问题时,提出农民收入的重点,不是政府的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状态。
回避产权界定问题寻求农民收入增加的“招数”,基本上都是缘木求鱼。
他建议如下:
一是,政府“干预”农产品市场只限于政府出资“收购”或“销售”农产品;二是,废除目前“民土变国土”的城市用地制度;三是,废除靠行政权力“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试行“公司办城镇”的新体制;四是,把关于土地的各种权利,清楚地界定到农户头上;五是,政府要增加对农村资产的划分、登
记、建契的服务,并通过开放农村的行政垄断市场,鼓励外资外企、民资民企进入农村市场。
蔡日方等也是从发展和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的角度来说明产权的作用的。
（7促进农民就业论。
吴敬琏认为,提升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和预期效果已经不大,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
温铁军提出制约我国“三农”问题的矛盾主要有两个:
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保障广大农民的充分就业。
盛来运指出,农业不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结构调整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增收潜力,只有发展非农产业,加快农村人口转移,才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方向。
促进农民就业的途径主要有:
一是推动农民农外就业（农村劳务输出。
其他学者提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观点。
二是减少农民数量。
减少农民是国外工业化先行国家农民收入增长的成功经验,来源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来源构成特征也表明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增加农民收入。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
三是打开城门,加快城镇化步伐,让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成为工人、商人、企业家等。
有学者利用中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证明城市化进程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8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论。
王春超利用舒尔茨的理论,以收入流价格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分析农民收入流来源的供给和需求问题,从理论上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着眼点应是对现代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要合理地引导农民的投资行为和提高农民家庭投资力,要积累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特别要重视提高农民的教育程度以及对他们的技术培训。
李朝林认为,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农民素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主要方法是增加教育投资。
（9农业内部增收论。
农业结构调整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
观点有:
一是打破小生产,按照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探索现代化道路;二是大力发展家庭饲养业,它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以及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方向;三是要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农民增收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经济结构不适应市场变化,不适应消费结构的升级,要通过优化结构来提高农民增收能力。
（10财税制度改革论。
深化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最有效途径。
许经勇提出,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向着城乡统一税制和城乡平等的公共财政体制的目标演进。
有学者总结了农业税减免对农民增收的积极影响,验证了减税的作用。
还有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带动作用角度进行思考的。
（11合作组织论。
顾建列、张琦提出创新股份合作经营体制,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股份合作制的经济组织形式在我国东南沿海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已形成一定规模,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模式,合作经济能成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赵光文认为,发展农民专业协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12综合推进论。
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在于能够克服不利因素的综合影响,归根到底还是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多途径地解决不同群体农民增收的制度性障碍。
陈锡文、韩俊、叶兴庆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许宏大提出“五机制”:
鼓励农民到城镇就业、创业和务工机制;农村富余劳动力战略转移机制;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机制;财政对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机制。
邓大才从产业分工、政府支持保护等8个方面来开辟新的收入来源,并构建增收的长效机制。
李风臣提出“五个原则”“、四句话”的要求“、五个超常”的意识“、四个一方”的标准和“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的思路,来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陈君文提出要构筑“五大战略平台”:
农村流通专业协会、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农业标准化生产平台、农村劳动力转移平台、各项支农政策和乡村基层干部的工作。
官永彬提出,要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全面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健康地增长。
主张用综合措施来建立长效机制的还有石大力、肖全友、杨文宪、朱龙铭、杨素梅等学者。
焦守田和王东荣分别对构建北京和上海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提出自己的思路和对策。
二、实践综述
1、成都的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实践。
主要采取以下做法:
一是统筹推进“三个集中”,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二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
如率先在西部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水泥和城乡客运一体化。
推进市域范围内户籍人口自由迁徙,逐步建立起城乡一元化户籍制度。
基本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全覆盖。
三是加快农村市场化
进程,增强统筹城乡发展的持续动力。
如对农村集体土地颁发所有权证和使用权证,对农村房屋颁发房屋所有权证,落实了农村对土地和房屋的财产权。
探索农村产权流转,成立了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组织市县两级现代农业发展投资公司、小城镇建设投资公司和市级现代农业物流业投资公司,建立农业农村投融资平台。
四是推进城乡管理体制改革,夯实统筹城乡发展的群众基础。
如率先在全省实施了乡镇、行政村区划调整和管理体制改革,撤并了27%的乡镇、47%的村。
五是用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加快推进灾后重建。
2、广东:
惠州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以公共财政为支撑,加大农业和农村投入,逐步建立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投入机制。
二是,以发展经济为核心,加快城乡产业融合,促进城乡三次产业联动发展。
用经营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积极推动农业向“产加销”、“贸工农”一体转变。
三是,以推进城市建设为载体,拉开城市空间,缩小城乡差距,逐步使农民转变为市民。
四是,以解决“一保五难”为重点,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逐步使农民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公共服务。
五是,以中心镇为依托,加快农村城镇化,以城镇的繁荣促进农村的繁荣。
如在城区和中心镇规划范围内,取消农民宅基地分配,提倡建设农民公寓;对已有的“城中村”,采取“以时间换空间”、“以货币换空间”、“以空间换空间”等办法实施改造。
六是,以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农村体制创新,逐步建立了城乡统筹的社会管理体制。
实行统一城乡劳动用工政策,将劳动就业服务网络延伸到乡镇,在县一级实行就业政策、失业登记、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和劳动用工管理的城乡“五统一”制度,统筹城乡就业管理。
3、浙江促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措施。
浙江省政府2009年8月份出台了《关于当前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抓好农业生产。
如深入推进粮食高产创建活动。
省财政将继续安排专项资金扶持标准化、生态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建设。
实施“生态强渔富民行动计划”和“渔业资源保护和增殖行动计划”,提升水产品品质。
二是,实施农产品品质提升工程。
如,加快发展设施农业,深入实施“百万亩喷微灌工程”。
三是,加强农产品营销。
如在城市农贸市场开辟农民专业合作社直销窗口。
积极探索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模式。
四是,促进农民创业就业。
提出,加快发展“农家乐”,优先列入政
府会议采购定点。
鼓励欠发达地区农民从事来料加工,加大结对扶贫力度。
五是,增加“三农”投入。
提出,加快“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康庄工程、“强塘固房”、千万农民饮用水、万里清水河道、标准农田质量提升、农业综合开发、标准渔港、标准鱼塘及动物防疫工程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全省推行省农信联社丰收小额贷款卡。
4、江苏促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实践。
江苏于2009年2月出台了《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意见》。
意见提出:
一是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
进一步增加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
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成立政策性农业投资公司和农业产业发展基金。
全面落实各项补贴政策。
加强农产品产销调控。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二是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
大力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
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加快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
三是加强现代农业支撑体系建设。
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
加大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力度。
积极推进基层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
四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自主创业。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和就业服务。
引导鼓励农民自主创业。
五是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积极开拓农村市场。
组织实施新一轮农村实事工程。
六是着力推进农村改革创新。
深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深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深化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推进农村综合改革。
在具体的实践中,江苏东海成立并工商登记31家土地股份合作社,同时在全县建立“1+21”土地流转服务格局,即县级成立1个土地流转指导中心,乡镇成立21个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实现土地流转服务全覆盖,有力推动了全县粮食规模化生产。
江苏把支持创业作为富民的首要途径,积极促进“打工经济”转变为“创业经济”,努力增加群众的经营性、财产性收入。
全国百强县（市之首的苏州昆山市,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富民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三大合作组织。
昆山把农业定位为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做大做优10万亩优质粮油基地、做精做细10万亩特色果树基地、做专做好10万亩特色水产基地。
南京市委要求,所有城乡结对帮促单位对口联系一个镇,定点帮扶一个村。
市里确
定集体经济收入20万元以下的167个村为村企挂钩对象,鼓励和引导企业以产业为纽带,开展“一村一企、一企多村”挂钩合作,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5、山东促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实践。
山东省2009年7月份制定下发《关于促进我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实施意见》,提出了31条具体政策措施。
例如,提出,支持组建山东水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吸引市县财政、农民和社会力量投入。
2008年以来,农业大省山东大力培育地理标志商标,截至2008年年底共注册地理标志商标20件,相关产品年产值近120亿元,带动农产品附加值增加20%以上,成为农民增收“新亮点”。
山东省工商局确定,2009年将积极推广“公司+商标+农户”等产业化运作模式,增强农民、涉农企业的商标兴农意识。
6、安徽促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实践。
安徽省人民政府于2009年8月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
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方面,意见要求启动实施新增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和新一轮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加强田间管理和灾害防范,努力实现今年粮食总产610亿斤目标;延长粮食产业链条,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加强农资市场监管等。
在稳定养殖业发展方面,意见要求要通过组织实施《安徽省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实施细则》,保持生猪生产稳定发展;省财政安排1500万元,用于推进奶牛跨越式发展;落实国家奶粉临时收储政策,将原料奶收购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09年12月底;加快转变养殖方式,对标准化小区建设实行以奖代补;加强疫病防控和疫情监测等。
针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见要求要围绕市场需求开展订单培训,今年开展阳光工程培训30万人;围绕现代农业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产业化、农民合作组织等培训,今年培训21万人;围绕回乡农民工开展创业培训,今年培训5万人。
此外,关于实施农业产业化“532”提升行动,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促进农产品产销对接,推进农村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安徽省政府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要求,以努力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实现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三、国外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综述
1、各国的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政策支持
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OECD其他成员国,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业支持政策都有了显著改善,逐步向削减贸易壁垒、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增强对农业支持的方向转变。
美国和欧盟的农民收入来自政策支持的比例较低,美国农民1986—1988年为25%,1998—2000年为23%,欧盟农民1986—1988年为44%。
1998—2000年下降到40%,但仍然占有较大的份额。
日本和韩国的PSE（PSE是用来测度政府对农业保护力度的指标水平较高,日本1986—1988年为67%,1998—2000年为63%。
韩国1986年为71%,1998—2000年为66%。
都在2/3左右。
例如,日本采取的具体措施有:
一些重要农产品,政府实行价格直接管制,如大米、烟草等由政府直接确定收购和进口;实行限制价格,规定价格的波动范围,如食用油、食糖;对市场调节的农产品,建立农产品基金制度,用以弥补因价格下跌给农民带来的损失。
2、多数国家仍使用“黄箱”措施支持农民收入
世界多数国家依然使用“黄箱”政策,而且有的国家“黄箱”政策支持占承诺水平的比例很高。
比例最高的是阿根廷,在1996年“黄箱”使用水平占承诺水平的144%,1997—1999年比例也在99%以上;比例较高的国家还有:
韩国、日本、泰国、欧盟;比例较低的国家有墨西哥。
1995年仅为4.8%。
加拿大一直也在17%以下;使用居中的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不过近年来,美国的使用水平由1996年的26%上升到1998年的50%。
3、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立法化
世界各国的农业支持政策一般采取立法形式,并采用项目计划管理。
其中尤其以美国农业政策体系最为完善。
美国依靠完备详尽的法律体系,确保了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顺利运转。
美国政府将各种农业政策规定成法律条款,从而使支持与保护政策有了法律保障。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农业法在时期上规定各自的有效期限,时间上有很强的连续性,既不会出现政策的真空阶段,亦不会出现重复现象。
农业法详细说明了各个政策的过渡期,对具体政策项目、预算规模、政府职能范围做出了具体的明确规定。
例如,2002年,美国颁布新农业法,即《2002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在1996年农业法的基础上,增加对农业的补贴,在未来的10年时
间里将联邦补贴提高67%，总计达1900亿美元。
美国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有三种类型，包括支持性收购、支持性收购、差额补贴。
金融信贷方面，美国通过法律组成了一个包括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间信贷银行和合作社银行在内的农业信贷体系，专门为农场主提供长期抵押贷款和中短期生产贷款，利率较低，贷款期限较长。
4、各国都大力发展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各国都大力发展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世界各国农民组织不仅具体实施了政府的多项计划，还通过对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农产品收购计划、农业技术推广、低息贷款等，实现国家及地方对农民收入的支持；而且农协经营产生的利益，以指导事业费的形式返还给农民合作组织或农民社员，强有力地支持了农民收入。
此外，各国农协还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仅为农民提供了包括信息在内的各种服务，如价格协调，在国内协调本行业产品价格。
在国际市场上保护本国农产品的合理价格，减少贸易摩擦；而且介绍和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深加工项目，进行技术推广。
例如日本，在信贷方面，农协承担着为农户筹集生产资金、发放贷款的任务，其信贷资金来源于农户存款、发放债券和财政补贴三个方面，从而直接满足农户增加农业投入的需要。
5、通过农业保险稳定农民收入美国、欧盟、日本及其他许多国家政府，实施农业保险制度，有效地稳定了农民收入。
农作物保险是美国、欧盟等国实施农业保护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它为减轻自然灾害给农民造成的风险损失提供了重要保障。
农作物保险通过一系列的私营保险公司进行，向农民销售和提供具体的保险服务。
但政府为这些私营保险机构提供大规模保费补贴。
包括：
经营、推销费用和理赔费用补贴，从而使农民以较低的保费率普遍参加农业保险，同时又使私人保险公司从中获利。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