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起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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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起源

一、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

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早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

正像《美国大百科全书》所指出的:

“中国古文献认为,在有文献记载以前,大豆便因营养价值高而被广泛地栽培。

同时在公元2000年前大豆便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豆科植物。

”《苏联大百科全书》更明确指出:

“栽培大豆原产于中国,中国在5000年前就开始栽培这个作物,并由中国向南部及东南各国传播,于16世纪进入欧洲。

”苏联着名的学者瓦维洛夫在《主要栽培植物的世界起源中心》一书中指出:

“第一个最大的独立的世界农业发源和栽培植物起源地是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山区及其毗邻的低地。

”在“栽培植物的中国起源中心”中第10项作物就是“大豆”。

日本学者星川清亲在《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一书中也指出:

“大豆的原始野生种起源于中国北部……从中国的东北到西伯利亚、黑龙江流域,古代人们就已开始栽培,不久又传到中国内地,作为五谷之一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日本的栽培大豆,“似乎是在弥生初期作栽培作物从中国传入日本”。

栽培大豆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是：

大约在公元前200年从中国引入朝鲜,而后自朝鲜引至日本（日本学者永田忠男说）。

而日本南部的大豆,可能直接由商船自华东一带引去。

大豆引至欧美则是近代之事。

1712年德国植物学家首次从日本将大豆引入欧洲。

1740年法国传教士曾将中国大豆引至巴黎试种。

1790年英国皇家植物园首次试种大豆。

1873年奥地利的维也纳博览会上试种从中国和日本引入的19个大豆品种,其中有4个品种结粒。

1840年美国从中国和日本引入大豆试种。

1822年美国种植大豆主要作饲料作物。

1910年美国已经引入280个中国大豆品种。

1915年美国首次用本国产的大豆榨油。

1929年美国已种植大豆400万亩。

1941年二战期间,美国由于缺乏食用油,开始大规模种植大豆。

到1944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达6000多万亩。

1972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达亿亩,产额达到1,234亿斤。

二、关于栽培大豆起源地的几种假说

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早已为国内外学者所公认,但是,栽培大豆究竟起源于中国何地何时却是众说纷纭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对主要的几种假说作以下介绍并加以评论：

1.黄河中下游起源说

有的学者根据古代文献、考古文物、栽培大豆品种资源和野生大豆的分布,对栽培大豆的起源进行了分析（1985）,提出栽培大豆起源数千年前,最早记载栽培大豆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陕西等地。

还有学者从农业的起源、以及古代文献、考古资料等方面对大豆起源进行分析以外,还联系野生大豆的分布和性状演化作了分析（1989）,他们在全国野生大豆资源考察中发现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不仅野生大豆分布普遍,而且群落大,类型最为丰富,在野生的环境中,有多种进化程度的野生、半野生大豆存在。

因此,认为栽培大豆的主要起源地应该是黄河中下游地区。

2.河北东北部及东北中南部起源说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北方地区不仅有考古发掘最早的大豆实物,最早的文字记载,而且也是我国野生大豆资源类型最丰富的地区。

结合他人研究结果,提出早在3000年前,我国的栽培大豆是由北方野生大豆演化而来,最初起源驯化于河北省的东北部至东北中南部地区的可能性较大，然后从这里逐渐向外传播。

3.多中心起源说

还有学者提出栽培大豆起源“多中心说”的三点根据是:

其一、栽培大豆的近缘祖先种———野生大豆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而且在我国古代文献中,黄河流域、华南地区以及四川等地均有栽培大豆的记录;我国各地都有文化发达较早的地区,因此,当地的远古居民都有将野生大豆驯化为栽培大豆的可能。

其二、我国各地不仅有野生大豆的分布,而且均有进化程度近于野生大豆的中间过渡类型和粒大、粒圆、黄色种皮、茎杆粗壮、进化程度较高的栽培大豆,各地不同进化类型大豆的形态性状又非常相似。

其三、野生大豆的短日照性强弱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异性,这种差异是由于长期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而野生大豆短日性的强弱不是衡量野生化程度的标准,因此野生大豆短日性的地区性和野生大豆分布的广泛性,恰恰证明栽培大豆起源多中心的可能性。

4.起源于长江流域或长江以南的假说

有的学者根据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有野生大豆分布,而且种植比较原始的泥豆与山黄豆,加上南方大豆短光性强于北方,因此认为大豆起源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

栽培大豆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的假说,所引用的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

但是,他们对野生大豆群落大、类型多、有多种进化程度的野生、半野生大豆存在等情况的调查和分析,以此来证明栽培大豆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假说,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栽培大豆起源于河北东北部及东北中南部的假说,早在战国时代的《逸周书·王会解》中就已有此说法。

其中所说的“山戎菽”,就说的是:

在周王灭商后不久,就有山戎人给周王贡献“山戎菽”之说。

而山戎人就是东北夷的一支,他们居住在河北的东北部和东北的部分地区。

这段战国文献的记载说明,“戎菽”是原产在山戎地区的。

从近代西方和东方的学者来看,也早就有人主张栽培大豆起源于河北东北部和东北地区的。

例如,西方学者Hymowitz（1970）认为:

大豆于公元前11世纪左右出现于中国华北的东部,中国东北很可能是第二个大豆的基因中心（多样性中心）,而且在这个地区,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有最大的机会进行混杂和杂交,从而产生了半野生大豆。

日本学者福田（1933）认为:

中国东北是大豆起源中心,根据是:

（1）半野生大豆在中国东北分布极广,而在其他地方则不多见;

（2）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豆品种很多;（3）东北的大豆品种有很多具有明显的原始性状。

栽培大豆“多中心起源”的假说,其根据之一是古代文献,吕世霖说: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黄河流域、华南地区以及四川等地均有栽培大豆的记录。

”其实,在古代文献中记载大豆最早的文献是《诗经》,要按照《大雅·生民》中后稷种豆的诗篇来看,黄河流域种豆的历史应当在4000年以上,而记载四川种豆最早的文献则是西汉王褒的《僮约》,大约距今有2100年;至于“华南地区”种豆的文献记载大约要推迟到三国两晋时期,也就是公元5世纪前后。

恐怕要用华南的古代文献证明“大豆多中心起源说”是没有说服力的。

“多中心起源说”的根据之二是说:

“我国各地不仅有野生大豆的分布,而且均有进化程度近于野生大豆的中间过渡类型,和粒大、粒圆、黄色种皮、茎杆粗壮,进化程度较高的栽培大豆。

”根据徐豹（1994）和庄炳昌（1996）的研究:

从野生大豆百粒重的地理分布来看,比较进化的大粒型基因,总的趋势是北高南低,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属大粒型基因,而北纬28°以南地区基本上属于小粒型基因。

从主茎的进化程度上看,地处北纬35°-36°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大豆主茎明显,而北纬28°以南地区的大豆绝大部分为原始的蔓生型。

由此可见,所谓各地均有进化程度较高,粒大、粒圆、茎秆粗壮的栽培大豆之说,并以此作为“大豆多中心起源说”的根据是不存在的。

“多中心起源说”的根据之三是：

野生大豆的短日性强弱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异性,这种差异是由于长期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而形成的。

因此,野生大豆短日性的强弱不是衡量野生大豆进化程度的标准,而野生大豆短日性的地区性,恰恰证明栽培大豆多起源中心的可能性。

此种观点是我们所赞成的,但是,它并未说明这同栽培大豆的生态类型有关。

这是它的不足之处。

栽培大豆起源于长江流域或长江以南的假说,主要是以大豆短日性的强弱为依据的。

持此种说法的学者认为:

大豆的短光性是大豆的原始性状,而南方的大豆短光性最强,因此,认为长江以南应该是大豆的起源中心。

其实不论是野生大豆还是栽培大豆,其短日性的强弱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在不同的光照、温度、水分条件下,都会形成不同的生态类型的大豆,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具体来说,在日照较长的高纬度地区（例如华北和东北）,只能形成短日性较弱的生态类型的大豆;而在日照较短的低纬度地区（例如长江以南地区）,只能形成短日性较强的生态类型的大豆。

因此,短日性强弱,不能成为大豆起源的依据。

我们认为,栽培大豆的起源是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从自然选择来说,不同的自然条件,特别是不同的温度、光照、水分条件会产生不同生态类型的栽培大豆。

这是由生物有机体和环境条件是一个统一体的基本原理所决定的。

从人工选择来说,人们在不同的耕作栽培制度下,要选择适宜的大豆生态类型。

如在黄河以北的农业区或东北地区,人们只能选择适于一年一熟的春大豆这一生态类型,以便实行一年一熟的豆谷轮作;在黄淮流域地区,人们只能选择适于麦—豆—秋杂轮作复种二年三熟制的夏大豆生态类型;在长江流域地区,人们只能选择适于稻豆轮作复种一年二熟制的夏大豆类型;在华南地区,人们只能选择适于稻稻豆轮作复种一年三熟的秋大豆生态类型。

这是为当地当时人们的耕作栽培水平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一定会产生不同生态类型的大豆,这是由生物有机体与环境条件相统一的基本原理所决定。

因此,在研究栽培大豆起源于何地何时问题时,不涉及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与大豆生态类型的关系,是不能解决栽培大豆起源的地点和时间问题的。

同样的,不同地区不同的耕作栽培制度,也同栽培大豆的生态类型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研究栽培大豆起源的地点和时间问题,不联系各地区的耕作栽培制度和生态类型的不同也是不适宜的。

我们研究栽培大豆起源的几条依据是:

（1）有无野生大豆的分布;

（2）不同自然条件与耕作栽培制度和不同生态类型栽培大豆起源的地点和时间并不相同;

（3）有无历史文献的记载;

（4）有无考古文物资料的实证;（5）有关大豆生物学方面的证据。

耕作栽培制度与大豆生态类型的关系

地区耕作栽培制度生态类型

东北地区豆谷轮作一年一熟春大豆

华北地区豆谷轮作一年一熟春大豆

黄淮地区麦豆秋杂二年三熟夏大豆

长江流域稻豆复种一年二熟夏大豆

华南地区稻稻豆轮作复种一年三熟秋大豆

自然条件与栽培大豆生态类型的关系

地区无霜期（天）年积温（℃）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mm）年日照时数（小时）播种期成熟期（月份）生态类型

东北95—1701700—40001—8400—10002300—31004月下旬9月春大豆

黄淮180—2204000—480012—15500—10001800—25006月中下旬9月中下旬夏大豆

长江210—3104500—550015—171000—15001200—22005月下旬9月下旬夏大豆

三、中国野生大豆的地理分布

野生大豆是被人类驯化为栽培大豆的物质基础,因此,在讨论栽培大豆起源问题时,我们有必要首先来研究一下野生大豆的地理分布问题。

我国从197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野生大豆资源考察,到1985年结束,前后7年的时间,共考察了1189个市县,其中821个市县有野生大豆的分布,占考察市县数的69%,共采收不同类型野生大豆种子6200余份。

这次考察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参加人员之多,搜集材料之丰富均是空前的。

从考察范围来看,北起黑龙江的漠河镇（北纬53°28′）,南到海南岛南端的崖县（北纬18°）,东起黑龙江的抚远县（东经134°20′）及东部沿海岛屿,西到西藏的吉隆县（东经85°）。

考察结果表明,我国野生大豆分布范围是北起黑龙江省呼玛县依西肯一带（北纬53°左右）南到广西的象州（北纬24°）和广东的英德（北纬24°10′）,东起黑龙江的抚远（东经134°20′）,西到西藏察隅县的上察隅区（东经97°）。

其垂直分布是：

东北地区分布的上限,在海拔1300米左右;黄河及长江流域的上限在海拔1500—1700米;西藏的海拔上限在2250米;云南省宁蒗县的海拔上限为2650米。

在我国除青海、新疆及海南三省区没有找到野生大豆外,其余省区均有野生大豆分布。

从我国野生大豆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我国绝大多数地方都有野生大豆的分布,由此可见,对我国大多数地区来说,野生大豆的有无并不是栽培大豆起源的限制因素。

因此,我们首先将野生大豆的地理分布情况阐述如上,以便研究栽培大豆起源问题时参考。

下面我们将根据研究栽培大豆起源的其它几项依据,来研究栽培大豆起源的地点和时间问题。

四、春大豆生态类型的起源地点和时间

我们认为,黄河中下游以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和春大豆的生态类型相适应,并且和豆谷轮作一年一熟的耕作栽培制度相配合,是春大豆起源于此一地区的重要依据。

此外,还有历史文献和考古文献资料以及生物学研究的证据来作证。

1.历史文献方面的证据

（1）关于后稷种豆的传说

《诗经·大雅·生民》是周人歌颂其始祖“后稷”的诗篇,其中除了追述姜原生育后稷的神话以外,主要是歌颂后稷在发展农业生产上的突出贡献,而“艺之荏菽,荏菽旆旆”就是后稷的重要贡献之一。

这里所说的“荏菽”,就是“戎菽”。

《毛传》说:

“荏菽,戎菽也”,而《郑玄笺》则说:

“戎菽,大豆也。

”因此,“艺之荏菽”,就明确无误地是树艺的大豆,而人工树艺的大豆,就是栽培大豆。

“荏菽旆旆”,《毛传》说:

“旆旆然长也”,也就是大豆生长茂盛之意。

后稷是尧舜时的人,生活在距今四千多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他在关中地区指导农业生产作出重要贡献,所以被推举为尧舜部落的“农师”,又称“稷官”。

如果把后稷种豆作为栽培大豆起源的时间和地点的话,栽培大豆起源于四千年前的关中地区。

（2）关于荏菽、戎菽和山戎菽

根据《逸周书·王会解》中的记载,在周王灭商后不久,大会诸候及四夷时,各地人民向周王贡献的贡品中,就有山戎人给周王贡献的“山戎菽”。

如果说,山戎菽就是戎菽,戎菽就是荏菽,那么“戎菽”的原产地就应该是山戎地区。

山戎是东北夷的一支,居住在河北东部和东北的部分地区,其着名特产就是“戎菽”。

《管子·戒》中有：

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的记载。

这说明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北伐山戎以后,才使戎菽传布天下各地的。

如果说“戎菽”在周初起源于山戎地区的话,那么栽培大豆就应该起源于三千年前的河北和东北地区。

（3）关于中国之种和戎国之豆的疑问

唐孔颖达在为《诗经·大雅·生民》作疏时,发现先秦文献中有关大豆起源的问题互相矛盾的情况。

于是他提出了“后稷种谷,不应舍中国之种而种戎国之豆”的疑问,并且说:

“即如郭（郭璞,曾为《管子》作注）言,齐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种,则后稷之所种者,何时绝其种乎,而齐桓复布之”,孔颖达认为,后稷种豆不仅在山戎人贡献“戎菽”之前,而且也在齐桓公北伐山戎之前：

如果说,后稷种的大豆不是中国之种,而是戎国之豆,就在时间先后和迟早的顺序上弄颠倒了。

孔颖达所说的“中国”一词,在古代有两个涵义：

一是指华夏族聚居的地区；一是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

这就是说,孔颖达认为,后稷所种之豆,应当是原产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国之种”,而非来自山戎地区的“戎国之豆”。

（4）关于采菽和获菽的辨析

《诗经·小雅·小宛》中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的诗句;《诗经·小雅·采菽》中有“采菽采菽,筐之之”的诗句;《诗经·小雅·小明》中有“岁聿云莫,采萧获菽”的诗句。

这几首诗都是西周时代的诗篇。

汉代的经学家们在解经时,多把“采菽”解作采豆叶作羹,也就是郑玄所说的“采其叶以为藿”。

我们以为,这种解释是不确切的。

因为古代一般称豆叶为“藿”,如果是采豆叶为羹,诗中完全可以“采藿”称之,而不必称作“采菽”。

我们以为上列三首西周诗篇中把“采菽”和“获菽”对举,是有深刻寓意的。

“采菽”是采摘野生或半野生大豆的子实；而“获菽”则是收获栽培大豆的子实。

这就是说,西周时代,中原地区仍有相当数量可供采集的野生或半野生的大豆存在,而“获菽”则确系人们收获栽培大豆的子实。

因为在“岁聿云莫”的时候（晚秋季节）,已经不再能采叶为羹了,必是收获大豆子实无疑。

西周时代仍然处于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并存的状况说明,这一时期距离人们将野生大豆驯化为栽培大豆的时期尚不很久远。

以致人们仍然习惯于既采集,又栽培的活动,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5）关于《周礼》和《逸周书》中大豆分布的记载

《周礼·职方氏》中记载了当时“九州”的物产,特别是作物分布的情况。

在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这九州中,只有豫州和并州才有“菽”的分布。

豫州相当于现在的河南全省,而并州则包括现在河北省和山西省的部分地区。

《逸周书·职方解》中记载的九州大豆分布情况同《周礼·职方氏》所载完全相同。

现将两书所载九州作物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周礼》的成书年代是有争议的,最早不早于西周,最迟不迟于战国。

而《逸周书》的成书年代则比较肯定为战国时代,但其中所记,包括西周至春秋战国的史事。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九州中只有豫州和并州有“菽”的分布,其余七州都没有“菽”的分布。

这说明华北平原乃是“菽”的集中产区。

　《周礼》和《逸周书》中九州的作物分布表

州别《周礼》中的作物分布《逸周书》中的作物分布备　　注

扬州其谷宜稻　其谷宜稻　

荆州其谷宜稻　其谷宜稻　

豫州其谷宜五种其谷宜五种郑玄注:

黍稷菽麦稻

青州其谷宜稻麦其谷宜稻麦

兖州其谷宜四种其谷宜四种郑玄注:

黍稷稻麦

雍州其谷宜黍稷其谷宜黍稷

幽州其谷宜三种其谷宜三种郑玄注:

黍稷稻

冀州其谷宜黍稷其谷宜黍稷

并州其谷宜五种其谷宜五种郑玄注:

黍稷菽稻麦

孔晁注:

黍稷菽麦麻

（6）关于《内经》中五谷的分布

《内经》是中医学的重要典籍,它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它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经过秦汉的增补和修改而更加完善。

《内经》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

《素问·金匮真言论》根据五行学说阐述了五行、五方、五藏和五谷、五畜的关系。

如表所示：

　五行、五方、五藏五谷、五畜的对应关系

五行五方五藏五谷五畜

木东方肝麦鸡

火南方心黍羊

土中央脾稷牛

金西方肺稻马

水北方肾豆彘

由此可见,在中医学中也是把大豆视为适于北方栽培之谷的。

（7）关于《淮南子》中北方宜菽和河水宜菽的论述

西汉刘安撰《淮南子》一书中有《地形训》一篇,此篇曾联系五方的自然条件和七条重要河流,从生态学的角度,论述了五方的作物分布和七条重要河流的适宜作物。

第一,五方的自然特点和五谷的分布

我们根据《淮南子·地形训》中关于五方的自然特点和五谷分布的论述,制成下表：

五方的自然特点和五谷分布

五方自　然　特　点五　谷　分　布

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地宜麦

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地宜稻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地宜黍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其地宜菽

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地宜禾

从《淮南子·地形训》中所论述的五方的自然特点和五谷分布的情况来看,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是各有其适宜生长的作物的。

如东方宜麦,南方宜稻,西方宜黍,北方宜菽,中央宜禾之说,即使用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来衡量,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是由农作物同环境条件是一个统一体的基本原理所决定的。

第二,七条河流的特点和适宜作物

《淮南子·地形训》中,还论述了七条重要河流与适宜作物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七条河流的特点和适宜作物的关系

河流名特点适宜作物

汾水蒙浊麻

涕水通和麦

河水中浊菽

洛水轻利禾

渭水多力黍

汉水重安竹

江水肥仁稻

由此可见,不同的河流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河水适宜不同的作物。

例如,汾水宜麻,河水宜菽,洛水宜禾,渭水宜黍,江水宜稻之类。

这里所说的“河水”就是黄河之水,由于它含有大量泥沙,所以称其特点为“中浊”,这种河水肥沃度较高,所以适于大豆生长发育。

从上述有关栽培大豆起源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

（1）所有的先秦文献都证明,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

（2）在栽培大豆起源于北方何地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

有的文献认为起源于东北（如《逸周书》中的“山戎菽”）；有的文献认为起源于西北（如《诗经·大雅·生民》中的后稷种豆）；有的认为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如《诗经》孔颖达疏中所说的“中国之种”）。

（3）《周礼》和《逸周书》中有关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九州的作物分布的情况说明,大豆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和山西等地；《内经》也认为大豆是北方之谷。

（4）汉代的《淮南子·地形训》则从生态适应性方面（如五方的自然特点和五谷的分布,七条河流和作物分布）,论证了大豆分布在北方的必然性。

2.考古文物方面的证据

考古文物是栽培大豆起源的实物证据,因此,在历史学上很重视考古文物资料的利用。

中国的农业考古工作是解放后才发展起来的新兴事业。

在解放后的农业考古中发现了多处大豆遗存。

现在分别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述之如下:

（1）东北地区出土的大豆文物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黑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宁安县大牡丹屯和牛场两处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大豆遗存；吉林省的考古工作者在永吉县乌拉街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大豆遗存。

这些遗址的年代大约距今已有三千年左右。

八十年代,吉林省考古工作者在永吉县大海猛遗址又发掘出炭化大豆。

该遗址属于西团山文化,经C14测定年代距今2590±7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2655±12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春秋时代的大豆遗存。

同炭化大豆一起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锄、石磨盘、石磨棒,以及猪骨、陶猪等。

证明这些炭化大豆确系栽培大豆。

据刘世民等对炭化大豆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们认为,这些炭化大豆属于目前东北地区栽培的秣食豆类型。

（2）华北地区出土的大豆文物

1959年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侯马市的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储藏粮食的窑穴中发掘出大豆遗存。

经C14测定为2300年前的遗物,种粒黄色,百粒重20克,同现在的大豆近似。

五十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在洛阳西郊发掘的汉墓中,出土的陶仓上有“大豆万石”的文字,其中有的陶仓中还有大豆实物。

这座汉墓距今已有2000年左右。

从山西和河南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豆遗存和陶仓文字来看,战国至汉代华北地区的大豆栽培面积很大,产量丰厚。

3.现代生物学方面的证据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研究员徐豹先生等,自1980年以来以我国不同生态区的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为研究素材,采用生态学、品质化学、生物化学等现代生物学技术,对大豆起源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现代生物学方面的新证据。

（1）生态学方面的新证据

徐豹等以原产北纬25°—51°的8个代表性纬度野生大豆和8个同纬度的栽培大豆为研究材料,在植物生长箱内进行了温度生态实验,昼温/夜温分别为30℃/20℃、20℃/20℃、30℃/10℃,光暗期为12小时,5次重复,试验周期102天。

同年在公主岭自然条件下正常播期播种,进行盆栽作为对照,光暗期同为12小时。

研究发现,在比较适应的温度条件下（30℃/20℃）,北纬35°地区的栽培大豆与野生大豆出苗到开花期天数（FD.fl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