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docx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对城乡流动人口的研究有多种理论视角,如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注:
Labour Out-Migration to Cities:
Searchfor an Appropriate ,,(March 1995),)、供需理论(supply-de-mand theory)、同化理论(assimilationism)等(注:
Alejandro Portes & JozsefBorocz,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Its Determinants and Modes of ,,,fall,1989,),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推拉理论”。
本文试图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
本文的核心假设是,中国的推拉模型与国际上相比有巨大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差别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推和拉都发生了变形。
本文将分析在中国户籍制度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的推拉模型。
文章所使用的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笔者近年来所组织的一些问卷访谈(注:
这些调查包括:
(1)1999年8月,笔者对四川15个区县农村地区移民和外出农民工家庭进行的调查,本调查采取入户访谈方式,共完成农民家庭户有效问卷451份,其中所记录的外出农民工为278人;
(2)20XX年11-12月在北京市丰台区进行的调查,共完成北京市居民有效问卷752份,流动人口有效问卷493份;(3)20XX年5-12月在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山西、内蒙古、宁夏、山东农村等地对农民工流出地进行的调查,共完成农民家庭户访谈有效问卷547份,其中所记录的外出农民工为236人;(4)20XX年3-4月在北京市朝阳区进行的调查,共完成北京市居民有效问卷504份,流动人口有效问卷307份。
以上4次调查均采取调查员面对面访谈方式,访谈成功率均超过97%。
此外,本文还采用了过去的一些个案调查材料,这些个案的调查地点均为北京地区。
在此谨对协助笔者完成问卷调查和个案材料的学生深表谢意。
)。
一、推拉理论与影响中国农民工流动的推拉因素 1.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重要理论之一,它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
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
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当然,以往的研究也提出,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因素,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力;此外,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还有中间障碍因素,比如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会对流动产生影响。
2.农民工外出的经济驱动力 近来的一些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外出有愈演愈烈之势。
20XX年调查中询问:
“您是哪一年第一次外出的?
”结果回答1999-20XX年的占%(153人),1995-1998年的占%(90人),1990-1994年的占%(41人),1979-1989年的占%(20人),可以看出,绝大部分被调查对象是新近几年首次外出的。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农民工高比例流出的呢?
20XX年和20XX年的调查均详细询问了农民工外出的原因,结果见表1和表2。
对比20XX年与20XX年的调查结果,虽然有差异,但如果将排在前五位的回答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前五位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即属于农村推的因素有三个(农村收入水平太低、农村缺乏发展机会、农村太穷),属于城市拉的因素有两个(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
20XX年将“城市收入高”列为外出驱动的第一位因素,20XX年将“农村收入水平太低”列为第一位驱动因素。
其实,农村中推的力量与城市中拉的力量是影响农民工外出流动的两个方面;再者,所谓农村收入低是与城市收入高对比而言的,所以,这里的驱动因素实际上是一回事。
笔者试将表1和表2列在第一位的因素总结为“经济收入的驱动力”,不管是农村收入低还是城市收入高,核心问题是经济收入的驱动力驱使大量农民工外出。
对比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在改革开放以前,高的时候曾达到倍;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改革充当了先锋,低的时候曾为倍到倍。
然而,随着市场改革在城市的推进,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城乡消费差距比例不断攀升,到90年代末期和新世纪初叶,已经超过倍。
在如此巨大的差距下,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推力和拉力,两者都是十分巨大的。
表1 哪些因素影响您外出?
(20XX年)(总人数307人) 影响外出的因素 推还是拉 排列位次 选择的百分比(%)城市收入高 拉 1 外出见世面 拉 2 农村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机会 推 3 农村太穷,生活太苦 推 4 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 推 5 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 拉 6 城市生活条件好 拉 7 对在家乡从事的职业不满意 推 8 农村税费过重 推 9 呆在家里没事干 推 10 家乡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 推 11 不愿意干农业 推 12 家乡封闭保守,思想不解放 推 13 村干部作风恶劣 推 14 想外出多生孩子 拉 15 表2 哪些因素影响您外出?
(20XX年)(总人数493人) 影响外出的因素 推还是拉 排列位次 选择的百分比(%)农村收入水平太低,没有挣钱机会 推 1 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 推 2 外出见世面 拉 3 城市收入高 拉 4 农村太穷,生活太苦 推 5 对在家乡从事的职业不满意 推 6 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 拉 7 家乡封闭保守,思想不解放 推 8 农村税费过重 推 9 城市生活条件好 拉 10 家乡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少 推 11 村干部作风恶劣 推 12 当地人际关系复杂、难处 推 13 和领导关系不好 推 14 想外出多生孩子 拉 15 那么,农民工进城以后,可以获得多大的经济利益?
本研究对比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与自己在家乡时的收入(参见表3)。
笔者20XX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前与进城后的年收入比较,农民工平均比进城前多收入元。
表3显示,%的农民工进城后,收入都比在家乡时有了明显上升。
其中,约20%的人高出10000元及以上,而%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
巨大的经济差异作为一种驱动力,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入城市。
表3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收入比自己在家乡收入高出的数额(20XX年) 按高出数额分组(人民币:
元) 人数 各组的百分比24000及以上 16 10000-299 38 6500-9999 43 5000-6499 46 3000-4999 52 1000-2999 47 200-999 4 与在家乡时收入相等 16 低于在家乡时收入 11 合计 273 那么,究竟是推力大一些还是拉力大一些?
以往的国际研究表明,不同地区推力和拉力是不同的。
Jenkins对墨西哥向美国移民的研究表明,墨西哥的推力所起的作用大于美国方面拉力的作用(注:
Jenkins,Push/Pull in Recent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Summer,1977,)。
笔者以上使用的材料,由农民工自己排序时,20XX年排在前两位的是推的因素,20XX年排在前两位的是拉的因素,似乎不相上下。
但是,考虑到城市对外来民工的种种限制,如各种针对外来工的限制政策、城市居民对外来工的歧视等,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场景下,城市对外来工不仅仅是拉力,推力也不可小视。
与此同时,农村对于农民工的吸引力却十分弱小,因此,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两种力量相权衡,还是农村中的推力所起的作用更大些。
当然,在注意到经济收入驱动力第一位因素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他非经济因素(noneconomic factors)的影响。
而以往关于流动人口推拉的研究中,对此是有所忽略的(注:
& ,Forced Migration in a Large Industrial City of Siberia.Sotsiologicheskie-Issledovaniya,,,1995,)。
80年代,农民通常是与过去没有承包土地时相比,而不是做横向比较。
90年代以后,农民开始与外出的老乡比较,甚至与城里人比较,所以“见世面”和“发展机会”就变得重要起来。
在表1和表2的两次调查中,“外出见世面”均占有较高位次,选择比例也均超过了50%。
同样的非经济因素“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在两次调查中,一次占第6位,一次占第7位,所填答的百分比为34%-35%,这是比较重要的心理因素。
这是对推力与拉力因素的分析。
那么,推力与拉力作用的力度有多大?
换言之,它对流动距离有什么影响?
3.影响农民工“流动距离”的因素分析 对流动距离以及影响流动距离因素的分析也是传统推拉研究的重要方面。
所谓流动距离指的是外出远近问题。
笔者对四川15个区县农民工流出的研究数据表明,多数农民工属于跨省的长距离流动。
本次调查方式是向农村的家人询问外出农民工打工的地点。
结果,%是本县以内,%是县外省内,而%是出省流动。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差异是远距离的,所以,农民工的远距离流动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下面,笔者具体分析影响农民工流动距离的因素。
第一,教育对流动距离的影响。
国际上以往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呈正比例关系(注:
李强:
《关于国外人口流动研究文献的回顾》,《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3期。
),本研究印证了以往的结论,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长距离流动,反之,受教育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
表4反映了这种正相关关系,它反映了高教育者的较高流动能力。
第二,性别对流动距离的影响。
关于性别对流动的影响,早年英国研究者雷文斯坦()曾提出,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
笔者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个结论。
笔者的研究证明,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中,男性比女性的比例要高一些。
比如,20XX年数据,男性为%,女性为%;20XX年数据,男性为%,女性为%。
不过,有意思的是,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长距离流动。
下面运用相关系数测量外出距离与流动者性别之间的关系。
虽然相关系数不是太高,但正相关的关系很清楚,女性比男性流动的距离更远(参见表5)。
第三,年龄对流动距离的影响。
对于年龄与流动距离的关系,以往的数据不多。
本研究证明,年龄与流动距离呈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近距离流动,年龄越小则越倾向于远距离流动。
流动人口年轻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农民工中30岁以下者占到总数的比例1999年为%,20XX年为%(参见表6)。
表4 受教育程度与流动距离的关系 项目 相关系数 Sig. 样本数20XX年数据 .113* .016 45520XX年数据 .152** .009 290 *p<,**p< (2-tailed) 表5 农民工性别与流动距离的关系 项目 相关系数 Sig. 样本数20XX年数据 .191** .002 45520XX年数据 .136* .020 290 *p<,**p< (2-tailed) 表6 年龄与流动距离的关系 项目 相关系数 Sig. 样本数20XX年,城市调查 -.298**** .000 45520XX年,农村调查 -.192** .003 23620XX年,城市调查 -.294**** .000 290 **p<,****p< (2-tailed) 表8 在家乡时遇侵害次数?
(20XX年) 被犯罪者侵害的次数 人数 有效百分比0 4 1 14 2 10 3 8 4 6 6 1 .27 1 .28 1 .29 5 合计 485 表9 在北京遇侵害次数?
(20XX年) 被犯罪者侵害的次数 人数 有效百分比0 2 1 59 2 22 3 8 4 2 .45 2 .46 2 .412 1 .2合计 488 4.对推力、拉力分析的国际比较 在以上分析中,笔者就影响流动距离的教育、性别、年龄因素做了比较。
那么,从影响人口城乡流动的全方位因素看,我国的推拉因素与国际比较,有什么主要共同点和差异?
表7列举了在国际研究中,通常涉及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与中国的现状进行比较。
与国际上相比,两者相同之处在于:
农村中不充分就业和贫困;资本密集型技术在城市中的迅速发展;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地区。
表7 国际上影响流动的因素与中国的比较 国际上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现状1.农村失业、不充分就业和贫困 明显2.农村暴力(冲突,不稳定和社会紧张局势) 不明显3.快速人口增长 不明显4.土地和收入分配不均 已出现5.土地不断减少 不明显6.资本密集型技术 明显7.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 明显8.经济活动集中在城市地区 明显 *参见国际劳工局发展政策司《未来的城市就业》,日内瓦,国际劳工局,1995年12月,第18页。
不同之处在于:
(1)国际上,农村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在于农村暴力。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
在问卷里,我们让被访者比较家乡的治安状况与城里的治安状况,统计结果发现,农民工认为家乡的治安状况比他们目前居住城市的治安状况要好。
问卷进一步询问:
被访者是否遇到过被侵害的事件,结果见表8、表9中数据的比较。
表8是在家乡时的情况,表9是到了北京以后的情况。
在家乡时有%的人受到过侵害,到了北京以后却有%的人受到过侵害,受侵害情况比在家乡时高出一倍以上。
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而农民工受到的侵害居然比在家乡时还要高。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民流入城市以后,往往居住在市郊的某些集中区域,而在这些区域流动人口内部相互 之间犯罪比较严重。
这显然与户籍制度有关。
(2)国际上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大多是因为农村人口增长过快。
我国虽然受到80年代以前高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但到80年代以后,各地的计划生育政策都比较紧,近20年来城乡人口出生率均大幅度下降,因此,目前主要不是人口增长的原因。
(3)国际上人口大规模向城市集中,往往与农民失去土地密切相关。
中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承包给农民,承包后几十年不变。
因此,不存在国际上那种因失去土地而不得不流入城市的农民。
相反,很多农民不愿意承包土地,或者索性将土地转包给他人,甚至撂荒不种,可见,土地并不能留住农民。
当然,中国的农民比起国际上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还是有优势的,土地是流入城市农民的最后一道生存保障。
二、户籍制度对推拉的影响 在推拉背后,与国际上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可以使推力或拉力失去效力。
如在严格实施户籍制度的60-70年代,虽然城乡经济和收入差异也十分巨大,城市亦有更多机会,但当时极少有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反而是相反的“疏散”流动,显而易见是当时的政策特别是户籍政策使然。
只是到了80年代户籍政策放宽以后,推拉才重新发挥效力。
80年代初期以后,外出农民工数目不断膨胀,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推力和拉力,不如说是户籍制度变革。
我们知道,推拉能够充分发挥效力的前提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
回顾我国农村改革,其核心是市场放开。
80年代初,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开始突破传统集体管理体制的束缚,与此同时,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
为适应此种状况,1984年中共中央文件提出农村工业可适当集中于集镇,并进行了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试点。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首次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
从实践上看,也正是80年代中期以后,民工潮出现了骤然激增的现象。
但这时候的户籍政策仅仅是允许农民在小的“集镇”定居,并不允许农民在各级城市里正式定居。
90年代以后,户籍制度的改革出现多元化倾向,但直到90年代后期,户籍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
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等特大城市采取严格控制政策。
新世纪初两年,各地户籍改革变得异常活跃,已有石家庄等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常住户口的准入条件,有的甚至取消了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分割。
但是,在全国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中,户籍仍然是主要的制度屏障。
此外,由于心理上的惯性作用,户籍仍然有巨大的心理限制效应。
1.对我国户籍屏蔽现状的分析 从现有制度法规看,我国也只能算是半自由的、有限度的劳动力流动体制。
目前,虽然流动是许可的,但是限制非常多,如就业限制等。
笔者将就业限制归纳为四点:
就业手续繁琐;不能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收入低于市民;没有城市居民享有的城市福利保障。
限制的核心问题还是户口问题。
在户籍屏蔽下,城市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户籍歧视。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城市农民工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是来自户籍方面的歧视(参见表10)。
表10 现实生活中,您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20XX年)(总人数307人) 困难 位次 加权得分各种针对外地人的限制 1 144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 2 129工作机会不多 3 90工作压力太大,竞争太激烈 4 84缺乏亲人,常感到孤独寂寞 5 74针对外地人的各种收费 6 61子女的受教育问题 7 54住所不稳定 8 51生活条件差 9 48害怕生病 10 41 表10中,被访农民工对生活条件、医疗、住所等物质条件困难排的位次都比较靠后,而政策歧视和社会歧视是主要的,后者是体制和制度原因。
因此,虽然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根本性的变革并没有发生。
作为一种身份体系的户籍制度给每一个人打上了身份烙印,为每一个人确定了社会地位,此种定位的影响是长期的,亦非短期的变革可以消除。
2.户籍制度塑造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锁定了他们的生活目标 根据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的理论,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准则和意识变迁是最为滞后的,它不仅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而且滞后于社会制度变迁(注:
威廉·奥格本:
《社会变迁:
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60页。
)。
农民工对户籍制度变迁的反应,体现了同样的滞后特征。
在城市里众多农民工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不少农民工也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社会关系。
但是,当问到农民工的长远打算时,绝大部分人却回答:
准备回家乡。
在这里,决定农民工生活目标的,主要是一种观念上和心理上的预期。
研究表明,长期户籍制度塑造的农民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并不因短暂的户籍改革而发生变化。
从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农民工是循环流动的:
年轻的不断出来,年纪大一些的就回家乡去了。
因此,回家乡是多数农民工的一种生活预期。
这里所说的“生活预期”包括两方面。
一种是他人预期,即当一个农民工外出时,他的家人对其生活轨迹有一种预期。
表11的数据表明,农民工的家庭成员认为,他们外出打工的亲人最终绝大多数一定会回到家乡。
表11 据农村家人估计,外出农民工今后是否会回家乡定居?
(1999年) 回答 人数 百分比会回来 210 不会回来 24 合计 234 第二种“生活预期”是外出农民工自己的预期(参见表12)。
两种预期虽有差异,但还是可以看出,多数农民工都预期最终是要返回家乡的。
这里,显然户籍起着首要作用。
表12 城市农民工本人对未来的打算(20XX年) 对未来的打算 人数 百分比(%)只是暂时在外面,将来一定回家乡 62 赚到一定的钱后回家乡 84 看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就回家 27 北京不能发展就到别的地方去 38 争取在北京定居 61 决不回家乡(回家探亲除外) 17 其他 17 合计 306 本文第一部分研究证明,农民进城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推动和拉动。
这里的数据表明,虽然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但是,由户籍锁定的生活目标却是一道巨大的心理鸿沟,对于许多农民来说是不可逾越的。
推拉只对农民工近期的活动发生作用,对于长远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或人生目标设计并不发生作用。
对长远生活预期和生活目标发挥作用最大的还是户籍制度。
所以,户籍制度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制度结构,它在总体上改变了一般自由市场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通常规律。
户籍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严格的“铁律”,这样就在广大人群中建立起一种长久的“生活预期”或“生活目标”,这种“心理定位”的现象一旦出现,几代人都无法改变。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威廉·奥格本“文化滞后”的心理原因。
当然,不能忽视中国城市农民工高比例的人口倾向于返回家乡也与我国特有的土地政策有关系。
上文已述,外出农民工在家乡还都拥有土地,不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大批失去土地农民流入城市的问题。
家乡土地显然也是吸引外出农民工最终返乡的重要因素之一:
土地能够在经济萧条时成为农民生存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地还能成为农民养老和还乡的重要依托。
此外,农民工返乡还受中国人眷恋家乡、落叶归根等乡土观念的影响。
3.在锁定生活目标的情况下,传统推拉失效 由于上述外出农民工生活预期,一般推拉因素就会发生“变形”甚至失效。
首先,它改变了一般流动人口阻碍理论。
一般理论认为,当劳动力在城市中受到反向的阻碍因素时,劳动力会从城市返回农村。
而对于中国农民工来说,被户籍锁定的生活目标是年轻时在城里挣钱,年纪大时才回到农村。
因此,他们在年轻时遇到再大的阻碍因素,也不会彻底返回到农村(参见表13至表16)。
前述农民工外出是为了经济利益,但在失去工作,没有经济利益的时候,绝大部分人仍然不回去,即使遇到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的时候。
这从一般推拉理论中无法得到解释,而只有通过分析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才能得到理解。
表13外出以来是否遇到过完全没有工作的情况?
(20XX年) 回答 人数 百分比(%)遇到过 1 没有遇到过 167 合计 306 表14 失业期间怎么办?
(20XX年) 选项 人数 百分比(%)找亲戚朋友老乡借钱 45 靠自己过去的积蓄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