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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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
现代化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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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社工一班
指导老师:
江娅
现代化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
——以南锣鼓巷民俗旅游为例
摘要：
随着非物质经济时代的到来，旅游业已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源广泛开发，同时也对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笔者以南锣鼓巷的民俗旅游对老北京文化的影响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对游客、居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南锣的开发模式不仅难以表现原汁原味的老北京文化，还有可能对其造成伤害，在结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理论工具，探究了伤害的原因，并试着给出了改善的建议。
关键字：
民俗旅游老北京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化旅游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的概念及学界的解释，它是人类群体、团体和个人遗留给后代群体、团体和个人的活态精神财富。
相对于物质遗产，它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无形性，它虽然需要一定的“物”作为载体，但核心是“非物”，是“精神”，是无形的。
二是活态性，“精神”因时因地因人而变，是不断变化的，因而是“活”的。
三是实践性，如果说物质遗产是人类实践的产物，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实践本身，文化体现在实践之中。
（宋俊华，2006）这三个特点决定了“非遗”保护的困难性，它“无形”，因而难以捉摸，它“活态”，因而易被改变，而它的“实践性”，使得对它的一切干涉行为都会反过来成为它的一部分。
而现代化的旅游开发，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造成文化商品化、庸俗化、舞台化，极可能过快地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甚至使其失去“遗产”的意义。
在国内，这种危险性已初见端倪。
以老北京文化为例，作为“非遗”中民间文化的一种，它承载了数百年的地域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其进行的开发形式是近几年蔚然成风的民俗旅游，而作为北京最古老街区之一的南锣鼓巷，也是最早进行现代化旅游开发的街区之一，成为了探讨民俗旅游对老北京文化产生怎样影响的极佳代表。
当然，南锣的情况无法代表所有“非遗”的现状，南锣面临的问题也有其特殊性，与现代化旅游对“非遗”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完全重叠。
然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大力开发文化承载区，非但没有呈现出“遗产”的原貌，反而削弱了“遗产”的内涵，如不加以改善，有可能造成“遗产”内容的扭曲、变形，在这一层面上，南锣和其他“非遗”面临着同样的境况。
二、文献综述
（一）现代化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
现代旅游业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对一些不宜开发的代表着当地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人为地包装，使之成为一种固定的商业操作。
接待地内但凡一切能吸引游客的事物均被标上价格，“待价而沽”，传统文化也仅仅只是简单地为经济服务，而真正的内涵却常常被人为地肢解、阉割甚至伪造或假冒，原有的文化价值完全被商业价值所取代，出现了一个个专为迎合旅游者而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所谓“民族服饰”、“民族歌舞”、“民族礼俗”等等，“职业土著”装模作样地定期表演，原本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及场合，并按传统的内容和方式才能举行的各种仪式、礼俗，屡屡“应邀”打破“规矩”而频频登台“亮相”，一切都变得那么有模有样，气氛热烈甚至场面壮观，但从实质而言已毫无特殊意义与价值，仅仅只是一种程式化的表演而已。
（张波，2004）
另一方面，现代化旅游在对“非遗”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将威胁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
由于各少数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多比较特殊，过去的历史时期文明进程缓慢，与外界交往较少，各民族自身典型而独特的文化才得以保存下来。
而当现代化的脚步匆匆而至，对外开放度较高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之后，这种自然的封闭状态便很快被打破，外部世界的多元文化不可阻挡地长驱直入，对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带来了极大的危险性。
（肖星、李亚兵、侯佩旭，2003）
（二）民俗旅游对民间文化的伤害
民俗文化以其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质吸引着来自异文化的游客，给当地民众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
然而，在当地土著出于吸引游客的目的而一遍遍地展演那些他们只有在特定时刻才享用的文化传统的时候，传统文化已经失去了其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空留下外在的皮囊。
（李红武、罗彩娟，2011）
更有甚者，一些与本土文化毫无关联的“景观”以及在现实里已基本看不到的“伪民俗”现象也凭空出现，好像其存在的基础已不再是当
能变形，南锣有些过度商业化，老北京民俗的物件太少了，”“北京需要什么样的南锣鼓巷并不单纯是一个商业问题”，“她不应该过于现代化，北京元素还要更多地植入，这样的南锣才能站稳脚跟，生命力才能长久。
”他不无遗憾地说，如今的南锣虽然还在借老北京的“壳”，内容却距离老北京越来越远。
而这一状况不及时改变，一方面可能会让那些对传统京味文化有着深厚情感的人失望，另一方面也可能对那些不了解北京文化的外来游客的造成误解。
（李红武、罗彩娟，2011）
今日南锣鼓巷的民俗旅游，给游客带来的是庸俗的消遣，得不到历史文化的熏陶；给南锣带来的是金钱的利益，却慢慢带走了它百年的文化内蕴。
比如南锣的胡同文化节，其本身的动机是唤醒老北京久远的记忆，然而在节日中，民俗文化成为了一种应景式的表演，不顾时间场合地展示老北京的文化，忽视了许多内容赖以存在的背景要素。
而节日过后，这些文化的内容重又难以见到了。
（三）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有关旅游对“非遗”的负面影响，现有研究的基本逻辑是：
文化的大树，总是在民间的土壤里埋藏着根系，埋藏着生命的古老基因。
离开了特定的空间环境，离开了特定的时间节令，无疑割断了文化这个婴儿与社会历史和环境这个母体间的脐带，得到的注定是僵死的东西。
（谢彦君，1999）这类研究的实质在于指出现代旅游的滥用使得原有的特色文化越来越失去固有的内核，而变得流于形式和追求功利。
然而，这些研究集中于分析现代化旅游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少有将其应用到对地域文化的影响的研究中，因此，笔者试着迁移这一研究模式，从调查南锣鼓巷的民俗旅游对老北京文化的影响出发，探究现代化旅游对“非遗”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主题
本研究期望调查的是南锣鼓巷民俗旅游对老北京文化的影响，进而探究现代化旅游对“非遗”的影响。
从收集的现象中分析成因和本质，进而提出建议。
（二）研究对象
第一，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第二，长期居住于此的居民；第三，在此创业的店主和商贩；第四，该地的建筑。
（三）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和结构式访谈，针对游客主要使用前者，针对居民和店主主要使用后者。
此外，以文献研究为辅，对象为南锣鼓巷过去的相片集、历史材料、新闻报告等，主要用于对比建筑物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设计访谈提纲和问卷问题的时候，完全是站在中立的立场，并没有倾向于探究负面影响。
因此，所谓的“研究者偏见效应”对笔者的研究发现产生的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也在极小的范围内。
在实施计划方面，先用一天的时间查阅相关资料并实地走访南锣鼓巷，熟悉街区，并用设计好的问卷进行试调查，借此发现问卷的不足并及时修改。
第二次则有目的地观察主街区的建筑物，排下照片，并完成25份问卷的填写。
第三次，在上午店铺刚开张的这一闲时段内邀请店主做访谈，下午完成25份问卷的填写。
第四次仍旧采用同样的方法访谈一两位店主，然后深入副街区，邀请居民访谈。
最后汇总结果，开始撰写论文。
四、研究发现
在调查中，对南锣鼓巷主副街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仔细观察，笔者发现南锣鼓巷中处处有老北京的影子，焦圈、豆汁等充满着昔日味道的小吃；牌坊、四合院、老式大门等记忆着昔日生活的建筑；陶瓷、泥塑、藤条织物等饱含着昔日智慧的物件；更不用说石狮、胡同、石牌了。
就连那些商家店铺里，也可以发现老北京的风味，如“咂摸”店里的中西结合比萨，鱼香肉丝饼、烤鸭比萨、宫爆鸡丁饼；如文宇奶酪店的老北京宫廷奶酪；如名声依旧的老北京布鞋。
此外，南锣鼓巷如今最吸引游客的是鳞次栉比的创意小店，它们将店面的外貌打造成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筑，融入在古巷之中。
在店内，是各种充满创意的小商品，有些还跟老北京文化挂上若即若离的联系。
店主也不全是北京人，甚至不全是中国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用他们的创意装点着古老的南锣。
在具体的文化实践过程中，南锣鼓巷发展以传统文化来推动民俗旅游，进而创建“文化创意街区”。
这一模式有它不可否认的成功之处，它将传统的民俗文化与现代的创意集市有机融合，完美呈现，一方面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北京找回曾有的记忆，另一方面也试图让年轻一代及京外人士在了解老北京传统文化的同时体验到胡同文化的活力。
这也使南锣成为老北京文化的招牌。
然而，这一模式也对老北京文化造成了不可忽视的伤害。
（一）文化商品化、庸俗化、舞台化
现代旅游活动是一种大众文化活动，具有娱乐性、商品性和意义消解的特性，南锣鼓巷的店主或摊主为追求经济效益而积极迎合旅游者的口味。
问卷显示，在回答“您选择南锣鼓巷作为旅游地的最主要原因”的问题时，54%的游客选择了“特色创意店铺”，而只有20%的游客选择了“老北京文化”，可见真正为老北京文化而来的旅游者是少数的，他们更多的是前来寻求刺激。
这就有可能使以南锣鼓巷为代表的老北京文化旅游地在发展过程中将文化不正当商品化、庸俗化、舞台化，以此吸引游客。
李大爷，今年62岁，他跟我谈到了南锣的翻新工程，他的话让我注意到了南锣的建筑，在主胡同，处处可以看到翻修的痕迹，崭新的牌坊、上漆的大门、洁净的石墙、完整的楼房……一位中文极好的外国游客告诉我：
“经过修整之后，南锣鼓巷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也失去了真正传统的特色。
”
我去过后海和什刹海，那里原汁原味的北京民居和老胡同感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后海是以它那幽静的环境吸引着游客，它的保存状况是比较好的，无论是对于当地的居民还是外来的游客，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后海都极富魅力。
此外，一些代表老北京特色的东西被任意改头换面或大肆效仿；一些落后的文化如门第思想等被刻意渲染；传统民间习俗和庆典活动本来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按照传统规定的内容和方式举行，但在民俗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规矩”，变得“灵活”。
其最典型的代表，便是南锣的招牌之一——胡同文化节，很遗憾，我没有亲身参与过，但问卷显示，42%的人不认为它是对传统民俗文化较好的展示形式，34%的人表示不知道“胡同文化节”，只有24%的游客认同它。
我从与当地居民和店主的访谈以及相关的文献中了解到，胡同文化节结合了老北京特色与现代都市风格，在体现前者的内容上，有老北京的叫卖、老北京的行为艺术、舞狮、杂技、武术、曲艺等等。
每年一届的文化节都会吸引许多游客，老北京的特色借此展现在众人面前，眼花缭乱，精彩纷呈。
李大爷说他去年兴致勃勃地带着自制的兔爷兔奶在“胡同文化节”上展示，果然吸引了许多游人，然而，能体会到这些传统玩具所承载的老北京记忆之人几乎没有，大部分的游人还是为了“猎奇”和凑热闹而来的。
此外，一些春节、中秋才进行的活动也被搬上舞台展览，而另一些难以表现或无法吸引眼球的民俗被舍弃。
即使是那些融会在居民生活中的文化元素，也只是在胡同文化节上昙花一现，这究竟是象征着老北京文化的新兴还是它的没落？
可见，在商品化、庸俗化、舞台化的现代民俗旅游策略下，南锣鼓巷令旅游者无法全面有效地接触和发现老北京活生生的文化，反而接受到了一种经过“包装”的“伪文化”，老北京固有的文化也会因此而逐渐失去特色。
（二）老北京文化精神内质的削弱
老北京人的气质是什么？
林语堂先生认为是老成温厚，遇事忍耐，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诙谐。
（林语堂，1988）而孟起在《溜达》中的描述更为传神：
“你见过一串骆驼走过吗？
安稳，和平，一步步的随着一声声叮当叮当的大头铃向前走，不匆忙，不停顿。
那些大动物的眼里，表现的是那么和平而宽容，忍辱而负重的性情。
这便是北平人的象征。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写老北京文化就是“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
只不过在老舍眼里，这种闲逸的气质在民族存亡的时代是精神的麻醉剂、是阻碍革新思想的毒瘤。
然而在现代社会，数字化与信息化把人们逼入无休止匆忙的生活节奏中，这种“闲逸”的生活已经成为了不少人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在工作时间人们以数字和速度作为衡量指标，而在休闲时间则需要放慢脚步，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平衡的支点。
因而老北京文化成为许多需要放松心情、舒缓压力的都市人的选择。
然而在南锣鼓巷中，特别是在主街道，我体会到的是喧嚣而非宁静，84%的游客认为南锣鼓巷“非常热闹”，74%的人认为南锣鼓巷的商业氛围“强烈”，这里让他们感受到现代化旅游的快节奏，而不是老北京文化的悠闲安逸。
吴先生，今年43岁，来自上海，他对我说：
“一些店内玲琅满目的商品上海城隍庙也有，我本来想体验一下北京的胡同生活，但这里这么热闹，根本不能让人静下心来。
”我深有同感，虽然我也非北京人，但汪曾祺先生笔下悠闲惬意的胡同生活确实令人神往，无奈现实中修葺如初、几乎重现昔日胡同原貌的南锣鼓巷主胡同，却因为过多的游客和商业氛围，而恰恰缺少了老北京胡同的灵魂。
在主胡同，你被迫随着拥挤的人流匆匆扫过一家家店铺；而在真正体现着老北京气质的副胡同中，却处处贴着“谢绝游客”的招牌，让前来寻找老北京灵魂的人叹惜不已。
我和居住在南锣的王大爷讨论了此话题，他说：
“让游人参观民居当然可以更好地感受胡同生活，但这样一来势必对南锣百姓的日常造成影响，也存在许多安全隐患，我们也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但实在接待不了那么多人啊。
”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要增设游客入民居体验的项目，必须得到开发者的支持，而当前这一块是被其忽略的。
民俗旅游的初衷是为了向游客展现当地文化的特色，以此更好地保护当地文化。
然而
在南锣的实践中，现代旅游者惯有的走马观花心态使得老北京文化最为本质的慢节奏精神难以传达，而建设者为经济利益而迎合这种心态，又使得少数真诚的游客无处实现体验老北京生活的愿望。
如此下去，该地老北京文化的精神内质将会不断被削弱，也就违背了保护、宣传、发扬老北京文化的初衷。
五、分析与讨论
（一）“非遗”旅游的兴起
“非遗”，包括民俗文化，为何在近几年作为旅游资源异军突起呢？
实际上这与所谓的“非物质经济”时代有关，以民俗旅游为例，民俗旅游的根基为民间文化，具体又可分为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前者多见于少数民族地区，后者多见于历史悠久的传统聚居区，南锣鼓巷所凭借的老北京文化即属于地域文化。
若把民俗旅游看作一种经济活动，那它显然与物质生产的经济活动不同，也和依靠自然风景或名胜古迹的传统旅游不同，它属于非物质经济的范畴。
非物质经济，又称符号经济，由后现代理论大师鲍德里亚提出。
他认为当代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其与以往社会的不同特点就是：
在传统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外，集中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
他提出，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组织原则是不同的，前者的关键词是“生产”，而后者的关键词变成了“仿真”。
在生产的逻辑支配下，社会组织的最大功效就在于强化物质劳动及其产品本身。
在仿真的逻辑支配下，社会组织的性质转向非物质劳动的符号开发层面，也就是今人所说的追求产品文化附加值。
由此可见，“非遗”存在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直到现在才被广泛地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原因在于：
只有到了当代消费社会中，文化所蕴含的符号价值才被全面开发和无限放大，并用于建构商品差异性和制造需求。
如沃泰姆所说，在当代社会，不再是消费决定文化，而是文化引导消费，表象化的消费造就了一种符号化的经济模式。
符号文化从多个方面引导消费，比如对特定消费品的概念包装，对消费所需氛围的营造，对消费的意识形态渲染，为消费者树立生活的偶像。
（沃泰姆，2004）
在“非遗”旅游中，正是利用了文化符号给一些实际效用不大的商品赋予深厚的意义，从而大大提升了商品的文化附加值。
例如南锣鼓巷中的文宇奶酪，其口感和营养并不比普通奶酪高出多少，但凭借着老北京宫廷奶酪的符号价值，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这实际上体现了消费社会的最大特点，即消费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地被使用与使用的关系，而是增加了情感的、信任的、文化认同的多重内涵。
在非物质经济的大视野下，结合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难理解“非遗”旅游兴起的原因。
以我国为例，在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用节能、环保的非物质经济将成为必然的选择。
因此，从上世纪末以来，各种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在这种背景下，“非遗”旅游的兴起可谓大势所趋。
（二）负面影响探因
理解了“非遗”旅游兴起的原因，也就不难明白：
为何旨在保护性开发的旅游模式反过来产生了负面影响。
根本原因在于，虽然“非遗”旅游的兴起与后现代社会之非物质经济时代的到来有关，但其发展仍受现代性的逻辑支配，即现代性衍生的现代工业文明使“非遗”旅游“快餐化”了。
具体而言，现代化旅游的负面影响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即文化异化和文化商品化。
前者体现在对地区或民族的文化生态的破坏。
“无形性”、“活态性”、“实践性”的“非遗”，在现代化旅游这种强干涉行为之下，其内容和性质极易被改变。
而这种改变，往往将对一个地区或民族的整个文化体系造成负面影响。
后者体现在过度追求经济效益，从而令文化脱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以民俗旅游为例，它实际上已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它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被平面化、瞬间化，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实则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
（刘晓春，2002）
六、结论与建议
（一）对旅游者
要避免现代旅游带来的弊端，“非遗”旅游就必须向后现代旅游靠拢。
后现代旅游的核心意识是从商业化的旅游向生命体验的回归。
变以经历欲、享乐欲的满足为主的现代旅游为体验性、探索性、求知性为基本诉求的新型旅游。
（余燕伶，2008）工业化时代的家庭生活是工业化生产的附庸，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温床，家庭生活中短暂的休息不过是为了生产的需要。
现代旅游创造了短暂的观光、度假，人在繁忙的劳动中透一口气，有一个“放风”的时间，而后现代旅游则应当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是第二生活空间。
与自然、他人、历史文化接触如同日常工作、学习，是生活的必需。
后现代旅游不再仅仅关注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它更强调情感的需求，它希望旅游能促进情感的交流，引起心灵的共鸣。
游客与旅游目的地之间不是单纯的商业交易，而是某种意义上的情感对话。
（白光润，李仙德，2007）旅游实际上成为一种情感抒发的过程。
在此种情况下，文化异化和文化商品化对民俗文化的伤害就能被大大削减。
因为旅游者寻求的是与当地建立一种情感的联系，对旅游目的地进行深入的探索和体验。
同时，对现代旅游给东道主地区脆弱的文化生态带来的伤害，后现代旅游提出了生态旅游的方式，即强调在旅游的过程中保护当地的自然文化生态，不是将旅游视为一种对东道主地区的外来破坏性力量，而是将之看作一种自然与文化保护的建设性力量。
以民俗旅游为例，后现代旅游者善于与东道主进行交流，了解有关当地的民俗风情，接受当地文化的熏陶。
而旅游者这种尊重当地文化的态度反过来增强了原著居民的文化自豪感，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激励他们进一步地维护和发扬自身的文化。
这样的文化交流既能使原著居民吸收外来文化，又不会丧失本地区的文化传统。
（二）对开发者
第一，要实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平衡。
首先不能把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解为经济型永续发展，从而将旅游的经济效益摆在过高的地位，为过度的商业化提供便捷。
其次，旅游产品或商品的开发设计既要遵循经济规律，又要遵循文化法则。
再次，在旅游活动的组织形式上，既要有展示性的“表演文化”，也要有真实的体验性环节。
第二，“非遗”旅游的基础是其包含的文化和精神，所以此种旅游也应通过人这个文化载体的流动，对文化起到传播和扩散的作用，促进这种文化和精神的保护与发展。
“非遗”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而多样性的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珍宝，就像生物丧失了多样性会使自然界的全体成员受到伤害一样，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将使积累了千万年的人类文化和精神资源受到威胁。
因此，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应该成为我国“非遗”旅游资源开发中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
七、研究反思
本研究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现代化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南锣鼓巷无疑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是，由于笔者的调查方式和调查水平，南锣的代表价值有可能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
此外，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南锣要考虑的是如何更加原汁原味地展现老北京文化，而其他地区可能需要进一步反思这种开发方式是否得不偿失。
因此，对于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来说，本文中南锣的代表性还是有限的，有关现代化旅游对“非遗”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的案例、更完整的研究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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