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人的宿命和机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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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人的宿命和机遇

三峡人的宿命和机遇

　　关于三峡工程，有说不完的话题吸引着世人。

三峡地区的生态、环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并且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诸如此类的问题，恐怕在未来的数十年内，都会扰动国人的心灵，引发数不清的争论。

其中，对于三峡百万大移民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进程的关注，更是一个较为恒久的话题。

　　寻访三峡　走出三峡

　　据专家们研究，大约在距今7000万年左右，在一次造山运动中断裂的峡谷经过长江水经久不息的冲刷，形成三峡今天的模样。

历史遗迹证明，三峡地区曾是一片汪洋。

在西陵峡中的黄牛山顶，我曾见过贝壳的化石。

考古专家黄万波先生说，在巫山龙骨坡和葛洲坝开挖工地中，曾发现过相似的湖相泥。

而这种泥，只有海底才可能有。

　　古老的三峡海拔高度适中，气候温和宜人，雨量充沛，森林茂密，溶洞星落棋布，是古人类理想的繁衍生息之地。

　　1986年，在巫山大庙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证实早在200万年前，人类就来到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原始人面对三峡时的心情了，但他们在和群兽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无疑得到过三峡独特自然环境的帮助。

　　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十几万年前的长阳人。

城背溪、朝天嘴、大溪、中堡岛、杨家湾等等。

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长长的链条连接了人类从远古走向今天的足迹。

　　就是在六百年前那次有名的“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大潮中，三峡也曾挽留过成千上万的远行者，给他们以栖息之地。

　　如果你见过西陵峡中的上孝，你就会联想到至今还让我们心驰神往的江南小镇。

上孝就是对江南小镇的“克隆”。

除了没有小桥流水，而那些粉墙黛瓦、飞檐、烽火墙、雕花的窗棂及青石板路，都会让你有置身江南小镇的感觉。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结识了一位郑氏老人，看到了他的家谱。

从家谱上得知，郑氏先人是在明朝初年，也就是洪武二年从江西移民过来的。

经过600多年繁衍至今，上孝的郑姓，已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了。

也就是在这里，我听到一个令人唏嘘的关于“两个锅片”的故事。

　　当年，江西发生了瘟疫，死了很多人。

从江西逃难出来的郑氏两弟兄，本来是要到四川去的。

可是，走到三峡，当哥哥的实在是不想走了，而当弟弟的却仍然向往天府之国。

两兄弟商量后，就将随身携带的一口锅砸成了两半，每人分得一半作为永久的纪念。

两兄弟相约，他们的后人，就凭这能够吻合的锅片相认。

弟弟走了，不知流落到了四川何处。

而当兄长的，就在三峡挽草为界，开垦了荒地，成为了三峡人。

数百年过去了，那传家的锅片一代一代被保存下来。

他们在耐心地等候，等候远处的亲人前来相认。

　　在三峡地区，真正的原始土著居民其实是很少的，绝大多数都是湖北麻城和江西过来的移民后裔。

正是这些移民，给三峡带来了生机，创造了三峡地区曾有过的繁荣。

　　曾给早期人类生存提供了优良环境的三峡，又因其闭塞、狭小而限制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几乎所有的自然景区都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

换句话说，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不断地破坏自然景区。

这是人类与自然不可改变的宿命。

　　连接巫溪和巫山两县的大宁河，因小三峡而出名。

宁河上的大昌古镇和藏匿在宁河深处的大宁厂，曾是这条古盐道上最为风光的地方。

大昌也是一个完全江南风格的小镇，其南门城墙和盘旋在城墙上的黄桷树根，也曾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给大昌平添了诱人的色彩。

大宁厂曾有盐灶数千口，商行数百家，号称“万灶盐烟”。

大昌小镇上商贾如织，大宁厂盐商川流不息，宁河上成百上千条柏木船来往穿梭。

白天，宁河上船帆高挂，号子震天。

入夜，宁厂街头灯火灿烂，歌声宛转。

　　宁河上的民谚说：

大宁大昌，不思故乡。

往来的客商们不仅在这里赚了大把的票子，也享尽了人间的温柔缠绵。

今天的老盐工、老船工们说起当日的繁华，还禁不住流露出一种怀恋的情绪。

　　1993年初夏，当我兴冲冲赶到大宁厂时，见到的却是一个已经衰落颓败的小镇子了。

多数人已经迁往巫溪县城。

曾经让那些写字的、画画的、照相的留恋不已的吊脚楼，已拆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依山面江的几十户人家，还安静地伴着翻滚不息的宁河水，过着他们闲适而平淡的日子。

2003年三峡大坝蓄水前，再去大宁厂，见到的居民就更少了。

　　其实，大宁盐厂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大宁厂的优势，在于有一股天然的含盐分很高的泉水。

这股泉水永不枯竭，至今仍在不息地流淌。

过去，谁占有泉眼，谁就占有了生产资料。

宁厂传统的制盐方法，是将泉水引到铁锅之中，然后架上柴火（或者用煤），将水熬干'剩下的就是盐了。

一口灶上架三口锅，每月可产盐300担，合大洋2500块。

所以，衡量一个盐老板的财产，就看他有多少口灶了。

这当然是解放前的事。

解放后，盐老板们则成了新社会的职工。

　　大宁厂四周山上的林木，都因为制盐而烧光了。

就是烧煤的灶，因为要往煤中掺土，大宁厂周边山上的浮土，也差不多挖完了。

这种对大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采，破坏了生态，也断了发展的后路。

因而，大宁盐厂的衰败也就是迟早的事。

　　宁河水仍旧流淌，断壁残垣却让人追问：

那昔日的繁华，是不是梦中的呓语?

对大自然的毁灭性的掠夺方式，最终断送了人类自己的生存环境。

大宁厂只不过是整个三峡地区的缩影，也是未来地球的缩影。

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禁不住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担忧。

　　没有真正走过那个古老的三峡的人，是不会太明白三峡人曾经在怎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

　　我所说的古老的三峡，是指20世纪80年代前的三峡，是葛州坝工程截流前的那个三峡，也就是李白杜甫走过的三峡，是那个引无数迁客骚人梦魂牵绕的三峡。

　　想想吧，湍急的江水冲撞岩石所带来的不仅是飞溅的浪花也有诗人们进发的灵感，陡峭的山峰刺破蓝天也划过文人墨客们敏感而多情的心。

于是，三峡以及独特的自然景观千百年来为人赞叹，让大大小小的诗人们在为其献出了他们的才智同时也度量了他们人格和心灵的高度。

　　的确，作为自然景观，三峡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

　　然而，我们在说着三峡怀念三峡时，也只是一种游客的心态。

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三峡人，那些世世代代居住在三峡地区的人，他们面对三峡，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992年深秋，我独自一人，走在巫峡南岸的山路上。

近两个小时的路途，我竟未遇到一人。

苍鹰就在身旁不远处盘旋，脚下的长江水就像一段人工水渠，听不见一点儿水声。

只有一阵阵风声，不时向我诉说着千古的寂寞。

就在那一刻，我体验到三峡人要走出三峡的亘古未变的心情。

那些绝壁上的小路，大宁河上的栈道，瞿塘峡北岸修筑的“峡大道”，变幻成巨大的文字，一起在我眼前飞舞。

　　走出三峡，走出三峡!

　　我听见了三峡人呐喊!

从远古到今天，从此刻到未来!

那是一种比三峡伟岸的山峰更有力的诉说，那是比汹涌东去的峡江水更动情的倾诉。

　　在20世纪的80至90年代，我曾十多次走三峡。

我到过三峡中的每一个小镇和大的自然村，我也曾在西陵峡中的三斗坪当过六年的中学老师。

我的那些学生，主要都是峡江两岸的乡下子女，我太清楚三峡人的生活状况了。

对于我这个老知青来说，农村的贫穷我并不陌生，可亲眼看到三峡人在那样局促的环境中生存，天天接触那些以红苕和土豆当主食、买不起食堂三分钱一个的小菜，而只能吃自家带来的酸菜的诸多学生，我的心还是难以平静。

　　三峡地区有不少地方缺水。

1993年秋，我来到西陵峡南岸的观音阁村。

村里唯一的一口水井，有大半年时间是干枯的。

村民们都在自家的屋旁挖一个蓄水的池子，靠接天上的雨水来供人畜饮用。

每年一到冬春缺水季节，村民们都得到长江去背水。

一个硬劳力，起早贪黑，一天也就能背一趟水。

有一年，一个汉子好不容易将水背到家门口，家里的鸡，猪和牛都围了上来：

牲口们闻到了水的味道，要和人抢水呢。

那汉子一慌神，脚在门槛上绊了一下，人一下摔倒在堂屋里，背上的一桶水全都泼在了地上。

牲口们围着汉子，疯狂地抢喝地上的水，那汉子扒在地上，失声痛哭。

后来，那汉子上吊死了。

　　我站在那家村民的门口，久久无语。

　　的确，三峡人的贫困是令人震惊的。

当年，为了说服北京高层批准兴建三峡工程，三峡省筹备小组的组长，三峡工程最为坚决的上马派人物李伯宁，曾组织人拍过一个电视纪录片――《穷山的呼唤》。

据说，那部片子曾让北京不少领导人热泪盈眶。

身居京城的人们绝不会想到，三峡居然贫穷到那样的地步：

一家五口全部的家当，只值当时人民币5元钱。

　　三峡人渴望改变现实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这就是他们拥护三峡工程的最为原始的动机。

可以说，即便没有三峡工程，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走出大三峡，也是多数三峡人的宿命。

　　三峡工程，三峡人的历史机遇

　　三峡工程的上马，把三峡移民提上了议事日程。

　　湖北秭归县是三峡库区的首县。

在全县近十万移民中，大多是一期和二期移民。

　　1996年，我曾用三个多月的时间，走遍秭归沿江的八个乡镇。

　　在秭归水田坝乡，有一个叫李家坡的村子。

作为移民试点，这个村子对三峡移民工作曾产生重要影响。

具体说，是三峡移民中“就地后靠”的一个试点。

所谓“就地后靠”，是三峡移民的大政方针。

它的完整表述是：

立足就地后靠，走开发性移民的道路。

　　这个方针的创始人是李伯宁。

这位曾任过水电部部长和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人，一心想把三峡工程搞上去。

面对国内众多的反对派，他把三峡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细。

其中，整个工程庞大的费用是反对派的一个重大理由。

工程费用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百万大移民的经费究竟要多少?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移民经费，李伯宁亲自调查研究，亲自选定移民试点，就是为了取得相关的数据，争取在人大会上的主动。

　　李伯宁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李家坡村的试点告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三峡移民就地后靠是可行的。

就地后靠是移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它远比外迁要少花钱。

　　试点选择在李家坡村一个叫壕堡岭的地方。

此地土地贫瘠，连一般的树木都长不大。

如果在这样的地方改出能种柑桔的良田，那么其他地方的移民后靠就不成问题了。

试点从1986年元月开始，到当年的9月，就成功改造出了水平梯田159亩。

当年就移种了柑桔树苗，次年长势良好。

到了1991年，树上硕果累累，让前来参观的中央领导人叹为观止，更让全国20多个前来参观的省长们，在心里投了三峡工程一票。

　　第二年春天，全国人大会上通过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大量移民就地后靠，势必毁林开荒。

以人平耕地一亩计算，几十万就地后靠的移民得开垦几十万亩山地。

加上搬迁乡镇和县城的用地，这得砍掉多少树木啊!

然而，数千年自然形成的三峡地区的生存状况告诉我们：

海拔200米以上的地区，大多数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

强行后靠的结果就是造成滑坡和泥石流的增加。

　　对于三峡百万大移民这个史无前例的事情，如何认识以及政府如何操作，自然有一个不断深化和不断接近正确的过程。

几年后，中央调整了移民政策，那就是“加大外迁力度”。

　　移民外迁：

选择更适于人居的地方

　　我最早接触三峡移民，是在1993年夏天。

那一年，因拍电视纪录片《三峡纵横》，我来到三斗坪。

三斗坪当时归属宜昌县，属三峡坝区移民的范畴，是整个三峡移民的先行者。

我们的本意，是想在这部纪录片中，真实地记载三峡移民如何“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记载下移民们那种故土难离可又不得不离的感人场面。

　　我们去的时候，正是三斗坪移民最为关键的时刻。

　　1992年月12月至1993年元旦、春节前后，三斗坪中堡村的82户257名移民，冒着严寒迁出“红线”，住进了简陋的临时房。

对坝区移民，当时的方针是“先移后安”。

三峡人有“六、腊不搬家”的习俗，但对于如此宏大的国家工程，他们别无选择。

　　指望所有的移民都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显然是不现实的。

地方官员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三斗坪的移民大多迁往高家溪和小溪塔县城。

当时，高家溪还是一片有待于平整的水稻地。

为了给施工队腾出场地，迁往高家溪的移民们只有先搬过去，在临时推平的土地上搭上棚子先住一段时间。

然后，再由当地政府给每户移民划地建房。

　　今天的高家溪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移民村了。

排列在公路两边的移民新居，也曾让不少远道而来的人们发一声感叹：

移民安置不错。

当年的处境早已改变，移民们的心境也自然随之改变。

　　对于安置到县城去的移民，当时的具体方针是，每个移民带一万元安置费进入县城的某家企业。

随着这些企业的破产，移民们成了下岗工人。

这一问题引起相关领导的注意。

2006年8月1日至5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在宜昌做关于三峡坝区移民的专题调查。

然后，他给湖北省政府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

信中谈到了三峡坝区移民中应当研究和解决的10个问题。

俞正声信中那些可实际操作的方法，为消除三峡坝区移民的后顾之忧指出了可行之路。

　　至于那些走出三峡的移民们，不论他们走到哪里，也不论他们在最初的两年中遇到过怎样的困难，现在都已适应了新的生活。

他们的行为印证了那句老话：

树挪死，人挪活。

他们为自己，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选择了一个更适于人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