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概论讲义第六章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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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概论讲义第六章汇总
第六章河洛地区的思想学术（下）
第一节史学
一、先秦时期史学的奠基
在商周二代，朝廷中就有史官，但其大部分是书记之史，兼掌占卜。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的职掌不外乎记历数、卜筮、算数、作册命，制禄命官书等。
大约在东周晚期，朝廷中已有史正、太史等一类专职史官，一方面负责注记，即收集史料、保存史料，另一方面负责史书撰述。
总之，史官和史学在殷商和西周时代还处于萌芽时期。
到春秋时代，以记载历史大事与年代的史官和史学著作才正式出现，标志史学正式形成。
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河洛地区已出现了一些史籍。
例如杂辑而成的《尚书》是我国最早的王室文诰汇编，现存58篇，分别按朝代编辑，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
此外还有《逸周书》，原名《周书》，有71篇，是研究周代历史文化的一部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尚书》和《逸周书》大多记述河洛地区的史事。
和鲁国《春秋》性质相同的编年类史书，有《竹书纪年》，西晋时发现于汲郡（今河南卫辉）的魏襄王墓冢，这是魏国的一部编年史。
它上起夏代，下继殷商西周，春秋时晋国、战国时魏国，止于魏襄王时。
此书记载了夏、商、西周各王世数和总年数，而且所记历史事实与传统说法特别是儒家关于夏商西周的许多重大史实完全不同，因而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惜此书已亡逸，有清人辑本可用。
此外还有《左传》和《国语》，很可能出于河洛地区。
《左传》的成书年代大致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至周安王十六年（前386年）之间。
有学者指出：
“《左传》一书的作者虽然难以肯定，但是可以肯定《左传》与三晋尤其是魏国关系最为密切”。
理由有四点：
1、《春秋》经以鲁国史事记述最多，但《左传》所记史事却以晋国最多，而鲁国反而次于晋国；2、鲁国用周正，《春秋》经也用周正。
而《左传》用夏正，晋为夏墟，为《左传》提供大量资料的国家也应是晋国；3、《国语》与《左传》互为表里，两者关系密切。
《左传》以晋史最多，《国语》也是以《晋语》为最多。
《国语》全书共21卷，而《晋语》就占了9卷。
可见两书的史料主要来自晋国；4、《汲冢书》有《师春》一卷，“全录《左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汲冢书》出自魏襄王墓，不管是《师春》抄《左传》，还是《左传》抄《师春》，说明《左传》的编写与流传与魏国关系极为密切。
同理，《国语》也应如此。
《左传》又称《左氏传》，也属于编年体史书。
它上起于鲁隐公元年，下迄鲁哀公二十四年，记载了春秋时期250余年的历史。
《左传》中所记晋事最多，鲁事、楚事次之，郑事、齐事又次之，卫、宋、周、吴、秦、越、陈各国事更次之。
《左传》所记史事与《春秋》不尽相同，有的《春秋》有而《左传》没有，有的《春秋》没有而《左传》却有，且《左传》记事要比《春秋》详细得多，史料价值也要大些。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分别记述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历史，其中周、郑和晋国的南部都属于河洛地区。
它上起西周时期周穆王讨伐西戎，下迄三晋灭智伯，记述了周代500多年的历史。
《国语》是各国史官的原始记录，后经史官加工整理而成。
全书共21卷，其中《晋语》有9卷之多，《周语》有3卷，其余则仅有2卷或1卷。
《国语》与《左传》相比，是以记言为主。
其笔墨主要集中在记述人物语言上，通过语言反映人的思想认识。
因此，它是研究周代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史料。
据刘节先生考证，河洛地区还有一些史书已经亡佚，却见于记载。
如志类，有《周志》、《郑志》，应为周王室和郑国的史书。
编年类，有《周春秋》、《宋春秋》，应为周王室和宋国的史书。
书类：
有《周书》、《郑书》，应为周王室和郑国的史书。
二、汉代史学的发展
汉代，特别是东汉，河洛地区的史学有了新的发展。
西汉时，褚少孙曾补《史记》。
褚少孙，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汉元帝、成帝时为博士，人称“褚先生”。
司马迁的《史记》记述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3000余年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在司马迁死后发现有若干篇残缺，于是“好览观太史公列传”的褚少孙为之补写。
他多方收集资料，写成《武帝纪》、《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篇，保存了一些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古代社会仍有一定价值。
东汉洛阳朝廷中设有史官。
一是兰台令史，为少府卿属官，掌奏及印工文书，由掌图籍而兼撰史传。
二是太史令丞。
东汉时史家在都城洛阳修撰《东观汉纪》。
它是以纪传体撰写的一部关于东汉历史的鸿篇巨制，也是一部官修史书。
它创始于汉明帝时，经安帝、桓帝和灵帝、献帝时等几次续修，参与的史家有班固、刘珍、黄景、边韶、蔡邕、杨彪等。
蔡邕为此书撰写的“十意”（即“十志”，为避桓帝名讳而改称）未完成而散佚。
《东观汉纪》原名《汉纪》，著述地点主要在洛阳南宫东观。
后人为了和其他《汉纪》相区别，称《东观汉纪》。
《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43卷，记事起于光武帝，终于灵帝。
汉献帝时开始散佚，唐宋继续散佚，至元代已荡然无存。
清代有两种辑本。
但是该书在早期流传阶段为世人所重，人们将它和《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比它晚出的东汉诸史均取材于它。
汉魏之际的建安年间，颍川颍阴（今许昌）人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市）人，在许县（今河南许昌东）朝廷中任黄门侍郎、秘书监，是东汉末年的杰出史学家。
著有《申鉴》五篇。
汉献帝好阅读典籍，抱怨班固的《汉书》文繁难省，诏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例改写汉史。
他遂依《左传》体例，以“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为标准，“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撰成《汉纪》30篇。
该书“辞约事详”，“论辩多美”，被时人称为佳史。
后应劭为之作注。
此书为正统断代编年史之鼻祖，后世多有依其体例续作者。
《汉纪》一书，虽系借鉴《汉书》断代为史的方法，专写西汉一代的历史，但在史书的写作方法和思想内容上却有不少创新。
首先，《汉纪》采用“通比其事，例系年月”的方法，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重要的史事和重要人物，同时又将同类而年月无考的事与人记述于旁，大大丰富了史书的内容。
其次，《汉纪》的取材，虽本于《汉书》，却参考了其他史料，既补《汉书》之缺，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荀悦提及《汉纪》具体内容时罗列了法式、废乱、持平、兵略、政化、休祥、灾异、华夏之事、四夷之事、常道、权变、策谋、诡说、术艺、文章等16个方面，内容之广非以前其他史书可比。
再次，荀悦撰《汉纪》的指导思想，就是把历史写成后世统治者的鉴戒史，他认为“古今异制，损益随时”，提出了统治者要“应变济时”的政治思想。
荀悦的《汉纪》进一步明确了史学与封建政治的关系，认为治史的目的是为君主提供借鉴。
这种史学思想对后世的封建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同时，在《汉纪》中也有宣扬“天人感应”思想，美化帝王和愚民的消极倾向。
当然，荀悦在史学思想方面还是有一定进步性的，他明确提出君主为政，当“先本民财以定其志”，即先使人民有供吃穿之财，才能使人民接受统治者的“刑教”统治。
这种君主必须“为民”的思想，应当嘉许。
此外，班固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也在洛阳写成。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曾在洛阳太学读书。
其父班彪，曾续《史记》，“采其旧事，旁贯逸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固继承父志，修撰《汉书》。
汉明帝看过后欣赏他的才能，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
后又升迁为郎，点校秘书。
明帝令班固继续撰写《汉书》。
班固死时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最后由其妹班昭和马续完成。
《汉书》凡120卷，主要记载从楚汉之际到新莽时期西汉王朝的兴亡史。
其十《志》集中记载了西汉的典章制度，是研究西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珍贵资料，书中的《匈奴传》、《西域传》等记载了少数民族和邻国的状况，以及中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是研究西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著作。
三、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学迅速发展的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司、豫地区的史学则更为发达。
建都洛阳的曹魏、西晋和北魏诸朝均设有兼职或专职的史官，从事官修史书的著述，私家修史踵司马迁和班固之后，蔚然成风。
这一时期不仅史学著作的数量空前，类别增多，质量也有提高。
就史官设置而言，魏明帝太和年间，朝廷已设有史职，隶属于中书省。
晋惠帝元康二年（292年），设著作郎一人，称大著作，下有佐著作郎8人，隶秘书省。
史称“惠帝元康二年，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专掌史任，隶秘书省”。
除了著作郎、佐郎外，又有秘书监督促其事。
还有学综文史者以他官兼领著作的情况。
北魏之初，史臣以他官兼领。
废帝普泰年间以后，别置修史局，有6人，职掌撰述。
史称：
“后魏置起居令史”，“后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领之，而隶集书省”。
北齐时起居与著作分设，前者掌王言行，以为国志，后者掌辍国录。
魏晋南北朝的史书，除了官修的诸帝起居注连续不断外，还有许多私家撰写的体例不一的断代史书。
官修的诸帝起居注，曹魏时期已行修纂。
西晋时方较为详备。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晋武帝有《泰始起居注》20卷，《咸宁起居注》10卷，《太康起居注》21卷；惠帝有《元康起居注》1卷，《惠帝起居注》2卷，怀、愍二帝有《永嘉·建兴起居注》13卷。
北魏时期有《后魏起居注》336卷，孝文帝迁都之后的部分也在洛阳撰成。
司马彪，字绍统，河内温县（今属河南）人，西晋宗室，泰始年间任秘书丞。
他依据谯周所删削的《后汉史》，补安帝、顺帝以下事，从光武帝起，止于献帝，著成《续汉书》纪、志、传共80篇。
此书是除官修《东观汉纪》之外，第一部东汉史书。
惜已不存。
后人将其《八志》与范晔《后汉书》合刊，得以流传至今，为研究东汉一代典章制度之重要资料。
此外，他又著有《九州春秋》，记汉魏之际袁绍、袁术、曹操、刘表、公孙瓒、孙策、刘备等群雄并起事，被列为史部杂史类。
现已亡佚，有辑本。
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字承祚，才学出众，蜀亡后举家迁居洛阳，以文士入仕晋朝，得司空张华的赏识，任著作佐郎，迁著作郎。
陈寿后迁治书侍御史，死于洛阳。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国家重新统一。
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著魏、蜀、吴书共65卷。
尚书范等上表称：
“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虽文艳不如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于是朝廷责成河南尹、洛阳令到陈寿家中抄写，藏于官府。
《三国志》从总体上超出了前人对于魏、蜀、吴三国史事的撰著，后人评价甚高。
或“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或称“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
《三国志》是继司马迁、班固之后而写成的第三部纪传体史学名著。
其不足之处，一是缺《志》，典系难明；二是叙事过于简略。
南朝时有裴松之为之作注，补阙漏，备异闻，矫正谬误，论辨得失，亦有其史学价值。
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皇甫谧，字幼安，出继叔父，徙居新安（今属渑池），不务仕宦，博览书籍。
著有《帝王世纪》10卷，自上古述至曹魏。
叙述史事涉及疆域四至、垦田数量、户口多寡，对开国皇帝汉高祖、光武帝各有评论，又歌颂高士、逸士。
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人王沈，字处道，魏高贵乡公正元年间（254—256年）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阮籍共撰《魏书》，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44卷。
是书为纪传体史书。
然此书为官修，“多为时讳”，殊非实录，久佚。
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陆机，西晋太康末年（289年）来到洛阳，著有《晋纪》4卷，记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于曹魏当权时史事。
刘知几曾言：
“陆机《晋书》，列纪三祖，直叙其事，竟不编年。
年既不编，何纪之有?
”该书不符合编年史体例，唐以后亡佚。
陆机另撰有《洛阳记》，记载洛阳的城池、台阁、宫殿、街市、关隘、寺观等，较为详备，惜已散佚。
在西晋灭亡后南迁的河洛士人中，也出现了一些史家，写出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著作。
陈郡陈县（今河南淮阳）人王铨，少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以著晋史，未就而卒。
其子王隐亦博学多闻，继承父亲遗业，西都（洛阳）旧事多所谙究。
西晋愍帝时南渡长江。
太兴初年（318年），被东晋朝廷召为著作郎，令与郭璞共撰晋史。
因遭受豪族虞预排挤，前往武昌依靠庾亮，书得写成，送给朝廷。
全书9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86卷。
然此书“文辞鄙拙，芜舛不伦。
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
此书为第一部晋史，仅述西晋史事，然纪志传体例完备，改志为记，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因文笔欠佳，已佚。
他另著有《晋书·地道记》，以州郡县为纲目，系以城邑、山川、关隘、沿革。
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人庾翼，亦为南迁士族。
曾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著有《晋阳秋》（一作《晋春秋》）。
该书未见著录，卷帙不详，盖论述西晋及东晋穆帝以前史事。
为编年体史书，已亡佚。
东晋新蔡（今属河南）人干宝，字令升。
博览书记，以才器被召为著作郎，领国史。
著《晋纪》，记述自宣帝至于愍帝共53年史事，凡20卷。
“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名史。
”《隋书·经籍志》著录为23卷。
南朝宋时人谢灵运，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生于江南，曾任秘书监。
修撰《晋书》，粗立条例，竟未就。
《隋书·经籍志》有著录，为36卷。
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袁宏，字彦伯，为一代文宗。
他仿荀悦《汉纪》而写成《后汉纪》。
这是一部编年体史书。
全书30卷，起自王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迄于刘备称帝，记述东汉200余年的兴衰史。
该书史料翔实，搜罗丰富，详略有体，便于观览。
因而在魏晋所撰诸家后汉史书中独流传至今。
又撰《竹林名士传》3卷。
袁宏的堂弟袁山松少有才名，博学有文采，著有《后汉书》100卷。
该书诸志较为齐全。
已佚。
中州南迁士人中，史学成就最高者，应首推晋宋之际的范晔。
范晔字蔚宗，顺阳郡顺阳县（今河南内乡）人。
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
因酗酒被贬为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于是“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
全书十纪、八十列传，惟十志未完成。
编次周密，有所创新。
作为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远远超过同类著作，体例、史实考核及论赞文字多有独到之处。
因而成为“前四史”之一，流传至今。
唐刘知几称赞说：
“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
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绰，字彦舒，博学有才，怀帝时任司空从事中郎，后为后赵石勒参军。
撰《晋后书》15篇，一作《晋后略》，《隋书·经籍志》著录5卷。
主要记载西晋史事，早已亡佚。
又著有《晋百官表注》。
北魏末期，崔鸿在洛阳史馆，搜集资料，修成《十六国春秋》。
崔鸿，字彦鸾，东清河郡鄃县（今山东淄博东南）人，“少好读书，博综经史”，与李鸿道并称“洛阳二鸿”。
景明三年（502年），奉命撰起居注，参修国史，得以出入秘阁，接触文献，经过数年之功，草成《十六国春秋》102卷。
孝庄帝永安年间（528—530年），其子崔子元缮写一本奏上，得以流传。
全书以晋为主，区分时事，各系本录，又有表、赞、序列，体裁完备，足以包举各家，超出于以前有关十六国史事的著述。
刘知几称：
崔鸿“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
此书为唐修《晋书·载记》所取资，北宋中叶开始散佚。
现有节录本《十六国春秋纂录》16卷行世。
该书的编纂使十六国时期的重要史事得以保存下来，为后人研究“五胡十六国”历史提供了资料。
除了上述断代史著作外，还有一些专史著作。
东魏时杨衒之撰写的《洛阳伽蓝记》是一部佛教史专著。
全书共分五卷，分别记述了北魏后期洛阳城内外的著名佛寺40余所，附见寺院亦40余所。
此书内容以魏都南迁40年间洛阳佛教寺塔的兴废为主，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人物、风俗、地理及掌故传闻。
不少史料可补《魏书》之缺。
本书对研究都城洛阳的盛衰，北魏王朝的兴亡，都有较高的价值。
西晋太康初年（280年），在汲郡（今河南卫辉）有一古墓被盗掘，人称魏安厘（一说襄王）王墓，或为一贵族墓。
盗墓人名不准。
墓中出土有铜剑、玉律及钟、磬，而古代书籍甚多，有竹简数十车。
皆漆书蝌蚪文字，盗墓者烧竹简照明，造成其中不少篇章残缺毁坏。
晋武帝命令秘书校缀次第，寻推指归，以当时通行文字抄写。
参与其事的有荀勖、束晳、和峤、卫瓘、杜预等人。
整理后计有古书16种，即《易经》2篇，《易繇阴阳卦》2篇，《卦下易经》1篇，《公孙段》2篇，《国语》3篇，《名》1篇，《师春》1篇，《琐语》11篇，《梁丘藏》1篇，《缴书》2篇，《生封》1篇，《大历》2篇，《穆天子传》5篇，《图诗》1篇，《杂书》9篇，《竹书纪年》13篇。
上述古书，现存的尚有《穆天子传》及《竹书纪年》。
《穆天子传》记周穆王出游，见西王母事，荀勖整理为5卷。
叙述穆王巡游途中与西方民族的往来，当地的物产。
保存了古代中西交通史料，附记有美人盛姬的故事。
《竹书纪年》当为魏国史官所记自夏代至魏安厘王时史事。
其内容和传世文献有差异，史料价值较高。
宋代亡佚，今存辑本。
清代学者治此书者较多，如陈逢衡、雷学淇、朱右曾、王国维等均有专著。
四、隋唐史学的建树
隋唐时期，史学得到较大的发展，一是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二是出现了新的史学创作。
河洛地区史家在史学方面颇多建树。
隋代河洛地区的史学家不多，较有名的是于仲文。
于仲文是洛阳人。
曾为军中将领，炀帝即位后参掌文武选事。
撰有《汉书刊繁》、《略览》各20卷。
唐代河南史家及在史学上有建树的学者不下20人，其中著名的有李延寿、吴兢、蒋乂等。
李延寿，字遐龄，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唐初史学家李太师之子。
太宗及高宗时兼修国史，曾修《五代史志》、《晋书》，撰写《太宗政典》。
其最突出的成就是以一人之力，删补整理宋、齐、梁、陈、魏、北齐、北周、隋八代史事，历时16年编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备受后世推崇。
其宗旨在撰写一部阐明王道得失，褒贬恰当，足资劝戒，事详而文省的南北朝史。
《南史》、《北史》是在对南北朝八部史书作删繁、增补、订正的基础上撰成的，故较之南北八书，叙事简净，条理分明，史事翔实而可信。
问世以后，颇受人们重视，对后世影响颇大。
其体例为薛居正《旧五代史》和欧阳修《新五代史》所采用。
吴兢，字西斋，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博通经史，成就甚大，深得朱敬则等史家器重。
武则天时，宰相魏元忠推荐吴兢说：
“兢有史才，堪居近侍。
”中宗时他曾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成《武则天实录》，又与刘知己、徐坚共撰史书，并私撰《唐书》、《唐春秋》30卷（未成），有《齐史》10卷、《太宗勋史》1卷、《唐书备阙记》10卷、《中宗实录》20卷、《睿宗实录》5卷。
玄宗时他被贬为荆州司马，以史稿自随。
吴兢一生忠于史职，号为“良史”。
他所撰史书仅存《贞观政要》10卷，并广为流传。
该书记贞观年间唐太宗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45人的问答及有关谏诤事迹，涉及唐初立国方针、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一系列内容，总结“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较为系统，是研究李世民及初唐政治的重要参考资料。
蒋乂，字德源，祖籍常州义兴（今属江苏），徙家河南（今河南洛阳），他与子蒋偕、蒋系都是唐代史家，博学多才。
他生性明敏，博通群籍，入集贤院校理图书，以部分类，得善书2万多卷。
宪宗时他与独孤郁、韦处厚修《德宗实录》50卷。
他居史职长达20年，精通百家，著述达百余篇。
其子蒋偕曾与卢耽、牛丛等撰写《文宗实录》，参与补作《唐历》所缺大历年间史事。
蒋系，在文宗时与沈傅师等修撰《宪宗实录》。
蒋氏父子三人撰修国史，世称“良笔”。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学者曾在朝中担任史职，成就斐然。
如：
范履冰，泌阳人，武则天招文士入宫修史时，他与元万顺等皆入选，号为“北门学士”，历经20余年撰成《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等。
刘允济，巩县（今河南巩义）人，他工诗文，撰《鲁后春秋》20卷进献。
丘悦，嵩县人，有文才，撰有《三国典略》30卷。
独孤郁，字古风，洛阳人，预修《德宗实录》。
五、宋元史学的盛衰
北宋史官制度更为完备。
在开封的朝廷中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和会要所，形成了古史派、疑古派、考据派等史学流派，出现了新史体和新史书。
史学出现了繁荣局面。
1、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出生于光州（今河南光山）。
仁宗宝元初年中进士甲科，历官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英宗立，进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
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拜尚书作仆射，兼门下侍郎，是年9月卒。
著有《资治通鉴》、《考异》、《稽古录》及《文集》等。
英宗时司马光在东京开封任龙图阁直学士，患历代史繁，不能遍览，遂撰“通志”八卷，于治平三年（1066年）献上，英宗乐之，命置局于崇文院续修，刘恕、刘攽与司马康参与其事，在东京开封以五年时间完成《周纪》、《汉纪》和《魏纪》共七十五卷。
熙宁三年（1070年）九月以后，司马光外放，知永宁军（今陕西西安）宣抚使，次年判西京（今河南洛阳）御史台，后又提举嵩山崇福宫，皆以书局自随。
书局迁往洛阳，自晋以后十三朝书稿，在洛阳和嵩山完成。
前后历时19年。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编写此书的目的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此书得到宋神宗的赏识，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给它定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之作序。
此书搜集的资料相当丰富，除“正史”之外，采用的杂史不下300余种。
在史料的剪裁、整理、排比和史实的考订方面，也下过一番工夫。
遇到史料记载的重要异同，还在《考异》中作了考证。
《考异》引用的书，有不少现已失传，它保存了这些佚书的部分记载。
对于人们了解、研究从战国到五代这一时期的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它是我国编年史中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在编写方法和体裁上，都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
2、其他史书
除了《资治通鉴》外，北宋还修了几部正史，如《新唐书》、《新五代史》。
《新唐书》是由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奉敕编撰的，曾公亮为监修官。
全书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共225卷。
此书从庆历四年（1044年）由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的宋祁开始编写，到了嘉祐三年（1058年）方完成列传的书稿，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
但本纪无人撰写，全书也无人总其成，宋仁宗遂命欧阳修主持其事。
欧阳修字永叔，江西庐陵（今吉安）人。
他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东京开封朝廷中任谏官时，参加了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活动，后被贬为地方官。
直到至和元年（1054年），才被调回宋廷中央，任翰林学士，主编《新唐书》。
欧阳修遂“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最终完成了此书的撰写。
《新唐书》与《旧唐书》比较，在编撰体例上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新唐书》对志、表两部分十分重视，增加了以往史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志、表保存了较多的史料；二是仿效《春秋》笔法，进行了“忠奸顺逆”的褒贬。
此外，《新唐书》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未载的史料，例如唐代后期人物和少数民族的史料。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凡75卷，欧阳修撰。
此书在景祐三年（1036年）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完稿，先后经历了18年左右的时间。
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写给尹师鲁的信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载“君臣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
因此他把“褒贬义例”放在首要地位，用“春秋笔法”进行褒贬，以便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在编撰体例上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
《旧五代史》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王朝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并分类编排列传。
此外，《新五代史》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
五代之编年史还有尹洙所撰《五代春秋》二卷。
尹洙字师鲁，河南（今河南洛阳）人。
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时，曾约他分撰。
《五代春秋》一书可能在当时辑要而成。
3、金元史学的衰落
金代没有出现河洛籍的史学家，但有几本大量记载河洛事迹的史学著作，即《中州集》、《壬辰杂编》及《汝南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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