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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论

方言论

王义然

序：

这篇文章的题目原为《方音论》，其相关标题，在笔者的电脑写作空间，已经滞留了五年之久。

之所以迟迟不能完稿，就是因为笔者看到，作为研究语言首先必须弄清的“语言”这一最高层次的基本概念，迄今为止，学界的多种表述都不够确切，都没有把语言现象的本质揭示出来，不能作为“什么是语言？

”这一问题的准确答案。

而如果不能说清什么是语言，议论方言也就无从谈起。

经过一番研究，完成了一篇《语言、汉语与汉字》，竟然把语言现象的本质揭穿了。

联系语言的本质和汉语、汉字的特性研究方言，使本文有了根基。

故重整宿稿，并更名为《方言论》，完成此作。

一、多彩的汉语方言

依笔者对语言现象的分析，作为一种人们经常使用的人际交流工具，用口腔发出的声音互相表达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种表达功能，是通过用特定音节对应特定事物，即用特定音节命名特定事物来实现的。

故笔者把语言概念表述为：

语言是用音节对世间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命名、赋予称谓的一种约定。

语言的本质决定了，任何一条语言约定都包括用于命名的音节和被命名的事物这两个方面。

用什么音节命名什么事物，这是构成语言约定的核心问题。

语言约定在人们的语言实践中形成，具有俗成性。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汉语覆盖范围地域广大。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就某一具体的表达对象而言，在用什么音节命名这一事物的核心问题上，

肯定会出现多种差异。

所以，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用不同的音节去命名、被赋予不同的称谓，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站在整个汉语语言体系的角度去考察，这种不同地区用不同音节命名同一表达对象的现象，都属方言的范畴。

这样形成的语言约定用于语句，充当句子成分，承担词的职责，就属于方言词。

另外，语言的发展离不开人们的互相学习、模仿，学习、模仿往往会发生误解和变异。

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在搬用外地语言约定时，其用于命名的音节发生了声、介、韵等方面的改变，那么笔者把这样的语音变化称为方言音变，把这种变异了的语音叫作方言语音，简称方音。

如“八”字的读音，其音节的声母本是b，但在南方一些地方却会变成f，“八”被读若“发”；“段、端”二字的读音，其音节本来含有介音u，但在山东烟台一带，介音u却会被舍弃，“段、端”分别被读若“旦、单”；“亲、心”二字的读音，其音节的韵母本是in，但在山西、陕西等地却会变成ing，“亲、心”分别被读若“青、星”。

这样的汉字读音都属于方音。

方言词和方言语音是汉语方言现象中普遍存在的两个重要方面，其表现形形色色，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

这里把笔者亲历的方言异事铺陈于此，以展其多彩的风貌。

1、高粱里的方言。

高粱，在诸城叫“秫秫（轻声）”，其秸秆叫“秫秸（轻声）”。

秫秸是很好的屋顶材料。

把它绑成把，密排垂直置于檩条之上，可构成既能承重又能保温的“屋巴”。

有一种高粱叫“席秫秫（双字轻声）”，其秸秆的外皮剥成一定宽度的长条，叫“席蘼（轻声）”，可用于编制铺炕的席子。

秫秸截成一定长度，可用来为芸豆、黄瓜等蔓生植物扎架子，还可用稻草、绳经之类编织成用以围护菜园的篱笆。

篱笆，诸城叫“障子”。

秫秸分解成节，叫“掴当（轻声加儿化）”。

把“掴当”外皮剥成一条条的“席蘼”，可编成养蝈蝈的小笼子。

蝈蝈，有的地方叫“蚰子”，诸城叫“乖子”。

所以，蝈蝈笼就叫“乖子笼”。

“掴当”还可用作儿戏材料。

把“掴当”劈为两半当材料，摆成长串，在约定距离用片状瓦、石把“掴当”击离长串，被击离长串的“掴当”便赢归己有。

这就是儿戏“打掴当”。

在大人们眼里，“掴当”是一种不值钱的东西，因而，会把轻率使用贵重财物的行为喻称“打掴当”。

有一种高粱，其秸秆末节特长，名叫“长梃子”，其梃竿不仅细长，而且表面硬而光滑，可做成面积较大的器物。

常见有圆形的叫“盖顶（轻声）”，矩形的叫“传盘（轻声）”。

“盖顶”用途广泛，可用作盖类，用于盖饭锅、盖水缸等等，也可用作托盘类，用于放置、传送水饺、面条等等。

在菏泽，这种器物叫“柸子”，用作锅盖则叫“锅柸”。

2、饺子叫“姑扎（轻声）”，面条叫“面汤（轻声）”。

以面皮包馅、水煮而食的饺子和又细又长的面条，是两种北方流行面食。

但在诸城乡间，人们习惯上把饺子叫“姑扎”，把面条叫“面汤”。

添了小孩的人家，給贺喜的邻里亲友分食的宽带面条叫“喜面汤（双字轻声）”。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这里“姑扎”的“扎”和“面汤”的“汤”都必须读为轻声，而“喜面汤”中的“面汤”二字必须双字轻声，否则，它们就不属于诸城方言了。

一般说来，饺子算是通称，在诸城叫“姑扎”，在济南混称包子，在菏泽则叫“扁食”，不知其他地方还有什么名字。

3、疾病称“包团（轻声）”，治病叫“扎箍（轻声）”。

在诸城，如果有人患上原因不明的疾病，没有治好，别人就会说“他有个‘包团（轻声加儿化）’，一直没“扎箍”好”。

这里的“包团”一词，本义是指原因不明的疾病，有时也用于表达人或物的缺陷。

一件事做得很完美，别人会说：

“挑不出‘包团’来”。

这里的“扎箍”一词，其本义是指对损毁器物的修理、修缮，有时也引申为疾病的诊治。

十七岁起，远离故土，再也没使用过“包团、扎箍”之类的词语。

不料参加工作后，有位济南籍的同事，他在山东工学院上大学时参加“四清工作队”就在诸城。

一次闲聊，他竟然津津乐道地跟我谈起“包团”等家乡方言，勾起我一段深深的思乡之情。

4、“尜尜”叫“茧子”，在菏泽叫“棒耳”。

儿时，常和小伙伴一起玩茧子游戏，俗称“打茧儿”。

诸城话把这种木制玩具称之为茧子，取义于其外形如同放大了的蚕茧。

后来，查字典遇到了“尜”字，才知道有的地方把这种玩具叫作“尜尜”，且注意到这个读音为gá的“尜”字是个会意字，造字者是通过“小、大、小”三字会意，描述尜尜两头小、中间大的外形特征来表达字义的。

字书把“尜”字的字义简单解释为：

“小儿戏物。

”

初到菏泽，见有工友因体形矮胖，被冠以“棒耳”的绰号，不知根由，又不便询问。

日久渐知，在菏泽尜尜就叫“棒耳”。

笔者暗自思忖，原来“棒耳”的绰号源于矮胖体形凸显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状若“棒耳”。

5、小鸟叫“鷐子”，喜鹊叫“野俏（轻声）”。

家乡话，小鸟通称“鷐子”，小男孩的生殖器也叫“鷐子”，也叫“鸭子”。

麻雀叫“家鷐子（双字轻声）”。

在菏泽，麻雀叫“小充（轻声）”。

“鷐”字若无后缀，一般都读儿化音。

如逗小孩时，教小孩用两手食指做小鸟频频斗嘴然后迅速离开的动作，口中要配合反复念叨：

“斗鷐儿、斗鷐儿飞了！

”

喜鹊通称“野俏”，灰喜鹊叫“岩野俏（双字轻声）”，又叫“霞喳子（双字轻声）”。

说话喳喳叫的人，往往会获得“霞喳子”的外号。

外号又叫“鬼名字（双字轻声）”。

“野俏”算个常用词。

有一首儿童歌谣：

“野俏喳喳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关上门，堵上窗，哧溜哧溜喝面汤。

”冬天小朋友一起滑冰（擦滑儿），有一种姿势名叫“野俏登枝”。

擦滑时，两臂张开，后脚承重，前脚翘起，如喜鹊登枝貌，还要一边滑一边喊：

“野俏登枝！

”。

6、校长的谑称。

1956年，上小学二年级，班主任又是校长，名字叫刘起。

但我亲耳听到有老百姓私下议论这位校长时，戏称其为“刘喝”，感到很可笑。

后来回忆这件事时常想，如果换个地方，不了解诸城方言的人，肯定猜不出这一称谓的调侃意义何在。

按诸城方言，“起、吃”同音，所以直呼校长其名，听起来如同“刘吃”。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吃与喝经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位校长便有了“刘喝”的谑称。

7、“咱”被读若“杂”。

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口号式歌谣很多。

当时语文课附有《乡土补充教材》，记得教材中有一首歌谣：

“农民社员力量大，什么困难都不怕。

河让路，山搬家，呼风唤雨都由咱。

”歌谣最后的“咱”字，无论按普通话读还是按诸城话读，都不符合押韵的要求。

但时任班主任的语文老师是即墨县人，她按自己的家乡口音，把“咱”读若“杂”，与前面几个韵脚“大、怕、家”就完全一致了。

故可断言，歌谣的作者也肯定是读“咱”如“杂”的。

后来在济南上学，发现来自黄县、栖霞等地的同学在口语中也把“咱”读若“杂”。

8、考题简单却全错。

1961年考初中的时候，语文试卷语音方面的考题是为“以农为乐”四字标注汉语拼音。

因为当时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还处于初始阶段，师生的普通话水平都不高，而按诸城当地乡音，“农”被读若“奴”，“乐”被读若“落”，试题的考点正中要害。

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尽管读题的老师按普通话读得较标准，但绝大多数考生都不仅不以为准，反而觉得有些奇怪，所以，都按自己的乡音标注，全错了。

笔者也不例外。

9、课堂提问，点名无人应。

1964年，考入山东省机械工业学校，班上有同学叫“庞元鑫”。

一次上代数课，老师拿起花名册进行课堂提问，恰巧就点到这位同学的名字。

但因这位上海籍的老师把“庞”读若“彭”，把“鑫”读若“兴”，完全成了另一个名字，所以，尽管老师喊了几遍，这位同学一点被点名的反应都没有，全班同学也都有些莫名其妙，无人回应。

老师诧异，无奈最后只好把“庞元鑫”三字写在黑板上，大家才恍然大悟。

《诗经》上有一篇《载驱》，中有一章“汶水汤汤，行人彭彭。

鲁道有荡，齐子翱翔。

”从韵脚上分析，这里的“彭”应读若“庞”，这种方言特征与把“庞”读若“彭”正好相反。

10、“水”读fěi，“树”读“富”，“双”读“方”。

1968年底机械工业学校毕业，到菏泽地委组织部报道后，在一家旅社等待分配。

一位学习热处理专业的同学，被分配到发电厂。

这位同学到厂里去询问有没有属于热处理专业的岗位，得到的答复是：

有，处理fěi（水）。

这位同学回来说起这件事，在场的都笑了。

一笑热处理本是一种改变金属结晶状态的处理工艺，与加热水毫无关系，更笑在菏泽“水”的读音竟然变成了fěi。

后来，慢慢习惯了才知道，在菏泽有很多人，不仅会把水读为fěi，而且还读“树”如“富”、读“双”如“方”、读“顺”如“奋”等等。

总之，只要声母sh遇到韵母u，sh就会音变为f；而当这个韵母u处于介音地位的时候，伴随声母的音变，这个介音u还会被舍弃。

“水”读fěi，“双”读“方”，就属声母音变伴随介音u被舍弃的例子。

11、“鞋子”被读若“孩子”。

文革后期，中央号召城里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当时盛传一个方言故事。

说的是一位上海男知青，插队在北方一个偏僻的村庄。

村上只有一个小商店，营业员是位小姑娘。

这天，知青到商店去买鞋，一进门便问：

“有孩子（读音）没有？

”小姑娘翻了翻白眼没理他。

知青有点恼火，又大声说：

“有孩子没有，我要买孩子！

”小姑娘羞得满脸通红，先是指责知青耍流氓，接着又反问道：

“俺还没结婚，哪来的孩子？

有孩子也不能卖。

”故事到底是人为虚构还是确有其事，未曾考核。

但上海口音把“鞋子”读若“孩子”却是真真切切的事实。

上海话的这类方言语音除了读“鞋”如“孩”之外，还有读“界”如“盖”、读“江”如“缸”等等。

这类方言音变，本质上是舍弃了介音i。

12、“维”被读若“米”。

1982年，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菏泽分院工作。

一次，协助单县检察院办案，到一个村庄找一位名叫时维良的当事人。

在村头问了很多人，都一问三不知。

后与一位老者攀谈，开始，老者也说不知此人，当谈及时维良的乳名时，他忽然顿悟道：

“噢！

你找的是米良啊！

”原来，在这个村子，读“维”如“米”是常态。

无独有偶，单位上有位同事叫葛米海，他曾对我说，查家谱，他本属于“维”字辈，可不知为什么，族人都把“维”字写成“米”字。

我跟他讲了查找时维良的过程，他明白了，这其实就是方言中的同音通假现象，他的先祖应该也都是读“维”如“米”的。

13、“古”与“郭”，两个姓氏竟混淆。

1987年，笔者审查一份案件材料，发现当事人自报是嘉祥县人，姓名为“郭爱香”。

因考虑嘉祥县与巨野县交界，而巨野县境内姓氏多有“国”姓。

为了防止把人名搞错，笔者亲自询问当事人。

意想不到的是，经仔细盘问，此人既不姓郭，也不姓国，而是姓“古”。

只因她读“古”如“郭”，所以书记员把本来的“古爱香”记为“郭爱香”。

这一方音实例让笔者悟出：

“个”字的繁体字“個”用“固”作声旁的原因所在。

这里的“固”应读若“过”，“個”也应读若“过”。

“個”字的制造者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方言环境。

14、奇异的东明话。

2012年，单位组织离退休人员到各县转转。

在东明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参观完毕，正在准备离开之际，有两位女士内急，下车找厕所，很长时间才回来。

一上车，两人便笑得满脸绯红，前仰后合。

原来她们二人下车后，询问厕所的去处，一位正在干活的妇女向前一指，说了一句话，二人听得分明是“在那拐角那里。

”于是她们便一直向前走，走到拐角处，并无厕所。

回来仔细询问，才弄清那妇女原本说的是：

“在那个猪那里。

”原来，路边有一个猪栏，猪栏里有一头大猪，旁边就是简易厕所。

在菏泽市直工作多年，熟知关于东明口音的顺口溜：

“小鸡”如“小娇”，“洋车（自行车）”似“洋橇”，“筷子”像“裤腰”。

这次旅行又可补上一句：

“那个猪”若“那拐角”。

东明口音对本人研究方言有很大启迪作用。

笔者正是由东明县及其周边地区读“猪”如“居”、读“吃”如“乞”、读“晌”如“响”的方音特点引发灵感，才从中归纳出zh—g混读、ch—k混读、sh—h混读这三个方音序列，并进一步提出和证明了方音构字说。

15、山西运城“不管”读“不刮”。

2015年，在西安市西京医院正和住院部的免疫科病房里，一位山西省运城籍的女病号，看到一位甘肃会宁籍的病友受到丈夫的精心陪护，倍加羡慕与感慨，一再向人诉说她丈夫对她的事“一点也不刮（读音）”。

开始都不知道这“不刮”是什么意思，谈论了一会才明白，“不刮”就是山西运城“不管”的乡音。

把“管”读若“刮”，看起来很稀罕，其实，只要看一看那位助纣为虐的苏妲己的名字，想一想为什么形声字“妲”的读音韵母是a，而它的声旁字“旦”的读音韵母却是an,就会明白，造字者肯定是读“旦”如“妲”也必定会读“管”如“刮”的。

足见在中华大地上，这种把韵母an视同为韵母a的方言特征早就存在了。

这与本文前面例子中把“咱”读若“杂”是一样的，都属韵母an音变为a，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存在的同一个方音特征。

以上是笔者精选的十五个方言实例，前五项属于方言词，后十项属于方言语音。

对实例所反映的这两种方言现象，本文分别作如下论述：

二、方言词

1、《方言》中的方言。

翻阅《康熙字典》，常见源自《扬子·方言》的引文。

《扬子·方言》即汉代流传下来的《方言》一书，全名原为《輶（yóu）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因为历史上学界推定其为汉代学者杨雄所撰，故有《扬子·方言》之称。

这里列示其中三条有代表性的释文，从中分析归纳全书主旨。

《方言》第八卷第一词条，全文是：

“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于纤。

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

”

《方言》第八卷第五词条，全文是：

“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

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

南楚谓之豨。

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貕，吴扬之间谓之猪子。

其槛及蓐曰橧。

”

《方言》第四卷第三词条，全文是：

“汗襦，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褕。

自关而西或谓之袛裯。

自关而东谓之甲襦。

陈、魏、宋、楚之间谓之襜襦，或谓之襌襦。

”

细看这三条释文可知，在汉代中华大地上，老虎这种动物就有“虎、李父、李耳、于纤、伯都”等多个不同的名字；猪这种动物也有“猪、彘、豕、豚、豭（jiā）、豨（xī）、貕（xī）”等多个不同的称谓；贴身短褂会被叫做“汗襦、褕、袛裯（dīdāo）、甲襦、襜襦、襌襦”等等。

只要把《方言》中的方言与本文的五条方言词实例稍作比较，就很容易看出，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称谓，这是古今汉语的共通之处。

《方言》一书的基本解释方法，就是把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比列在一起，并指明各自出处。

固可概括地说，《方言》所展示的方言现象，都属于方言词的范畴。

2、方言词的概念及本质。

所谓方言词就是指不能通行全国，仅在有限地域范围内适用的词。

语言约定有原生与次生（用已有约定组合而成的约定）之别，所以，方言词也有原生与次生之异。

本文着重论述原生的方言词，也就是人们开始用特定音节命名特定事物时产生的方言词。

在国人的语言实践中，同一表达对象在不同地区被用不同的音节去命名，赋予不同的称谓，这就是原生方言词的本质。

如前面的例子，在古代，老虎这一表达对象就有“虎、李父、李耳、于纤、伯都”等不同的称谓。

这些不同称谓都是由于不同地区的人分别用“hǔ、lǐfù、lǐěr、yúxiān、bǒdū”等音节命名老虎这种动物才形成的。

这就是与老虎有关的这些方言词的本质。

这一本质告诉我们：

一个方言词的产生，属于语言发展进程中的随机事件，在用什么音节命名这一表达对象的问题上，全凭始倡者临机随意选取，没有人们共同商讨的余地，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3、方言词的初始状态。

依笔者论述，语言是用口腔发出的声音来表达思想意义的一种约定。

一个特定音节与一个特定事物对应关系的确立，标志着一条语言约定（即一个词）的诞生。

在人们没有为其确定记录符号（即制造或假借汉字）之前，这一约定只能以口耳相传的单纯语音形式存在，处于单纯口头语言状态。

这就是方言词的初始状态。

事实上，有很多方言词一直处于这样没有文字记载的初始状态。

如笔者故乡诸城话中的“包团（轻声）、多当（轻声）、方古（轻声）热、振拔（轻声）凉”等等，这些词语从产生那时起，就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在人们的口语中使用，只有口头语言，没有书面形式。

因为没有人为之制造或假借相应的汉字（这里是笔者临时使用假借字表达），难以进行异地广泛传播，所以，这些词语只能长期甚至永远滞留在初始状态，在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中找不到它们的踪迹。

所以，这类词语虽在本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但若到远离故土的外地去使用，便似对牛弹琴。

据笔者所知，在中华大地，至今仍处于初始状态的方言词，遍布全国，难以量计。

4、方言词的书面形式。

不难理解，只有人们为记录方言词制造或假借了相应汉字之后，方言词才会有书面形式。

所以，这种书面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方言专用字，一种是方言假借字。

方言专用字是人们为记录方言词专门制造的汉字，一般都具有表义功能。

例如“屲”字，义为山上斜坡。

按字形结构，它应属于会意字。

“山”字上面的横撇是斜坡的象形符号，此字是以“山”字与其上部的横撇二者会意，表达山上斜坡这个意思。

这个字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的耙子屲、水沟屲等地名中使用，显然是当地人在语言实践中用音节wà命名山上斜坡这一事物，并为这种方言称谓制造了一个表义的专用字“屲”。

方言假借字就是假借其读音来记录方言词的汉字。

选定方言假借字的唯一条件，就是其读音必须与方言词中的对应音节相一致。

所以，方言假借字的字义与它所记录的词义会毫不相干。

如在古楚方言中，把老虎称作於菟。

这里，“於菟”二字的字义与老虎这种动物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它们记录的只是这个方言词的语音方面，是道地的方言假借字。

人们用wūtǔ这两个音节命名老虎这种动物，又按照读“於”如“乌”的方言读音假借了“於菟”二字作为记录这一称谓的符号，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在方言词的两种书面形式中，应当特别注意识别的是方言假借字。

由于对词语用字的片面认识，在解释词语时，人们习惯于以字义推求词义，而方言假借字的字义与它所记录的词义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在对典籍作疏、注、训、释时，如不能正确识别，就会曲解词义，背离原著，出现不应有的偏差。

如《诗经·国风·邶风》中有《式微》篇，原文如下：

式微，式微！

胡不归？

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

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对诗中“式微”一词的含义，经学家多从“式、微”二字的字义上去附会：

把“式”字解释为发语词、助词，把“微”字解释为日光衰微、通“昧”、昏黑之义。

所以，“式微”一词的含义就变成“天黑了”。

而对诗中“微君”一词中的“微”字又解释其义为“非”，于是“微君之故”的意思就成了“若非君主的缘故”，通篇表达的是天黑了，君主迟迟不归，自己陪着受罪。

对以上解释，笔者早有存疑，既然《式微》属于《国风》，当从民间采风而来，怎么会涉及君主呢。

直至1982年，笔者在菏泽检察分院经济检察科工作，才见科长经常使用“式微（轻声）”一词批评那些办事拖拉、行动迟缓的同事。

老科长是郓城县人，他的同乡也都会在同样场合使用“式微”一词。

联想到诗经中的《式微》篇，文章不可能在标题中使用发语词、助词之类，典籍中也没有其他用“式”字作发语词的例子。

所以，笔者断定：

这里的“式微”一词与老科长惯用的“式微（轻声）”的含义是一样的，属于同一个方言词；其词义为“磨蹭、拖拉、行动迟缓”；“式、微”二字属于方言假借字；“式微”一词中的“微”字必须读轻声；诗中的“微君”一词，应视为“式微君”的省略，可译为“式微先生”或“磨蹭先生”；通篇表达的是对办事磨磨蹭蹭、迟迟不能踏上归程的同伴的抱怨。

笔者还认为，就用汉字记录这一方言词而言，“式微”二字替换为“弛为”更合理。

因为按照《康熙字典》的标注，“弛”字的读音为：

“《广韵》施是切，《集韵》、《韵会》赏是切，《正韵》诗止切，竝音‘豕’。

”且这个读音被今字典标注为“旧读shǐ”，如不考虑声调因素，“弛为”二字的读音与“式微”相同，而其字义就是慢慢做的意思，恰能表达这个方言词的本义。

反言之，“式微”一词，原本就是“弛、为”两个单音节词的组合，只不过被《式微》篇的作者假借为“式微”二字罢了。

5、方言词中的轻声与儿化。

在汉语实践中有两种语音变体，一种谓之轻声，一种叫作儿化。

轻声和儿化都是多音节词末字的读音变化。

所谓轻声，就是多音节词末字的读音有别于其单字读音，变得既轻又短，一带而过。

如常用的“爸爸、妈妈、裤子、袜子、模糊、清楚、忙活、快活”等等，这些词语的末字“爸、妈、子、糊、楚、活”等字，按照国人的语音习惯，都应读轻声。

在汉语词语中，轻声有时会直接影响词义。

如“孙子”、“老子”两词，“子”若读轻声，其词义便分别是指儿子的儿子和狂妄者的自称；若不读轻声，其词义则分别变成了《孙子兵法》的作者和《道德经》的作者，成为一种尊称。

类似的，“大学生”一词，如果“生”字读轻声，那就是指年龄较大的学生，如果不读轻声，那就是指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所谓儿化，就是多音节词末字的读音有别于其单字读音，其音尾带有卷舌的不完整的“儿”音。

如人们常用的“小孩、小李、小王、小不点”等等，按照国人的语音习惯，这些词语的末字“孩、李、王、点”等字，都不应读其单字读音，而必须读为卷舌的儿化音。

儿化对汉字的韵类归属有一定影响，使诗歌创作更容易实现押韵。

这是因为儿化之后，原本属i、en、ei三韵的字和an、ai两韵的字会分别变为同韵。

如“衣、本、杯”三字的儿化音和“韩、孩”二字的儿化音都听不出其韵类归属上的差异，故可同作韵脚。

现实中，《东北二人转》的唱词就多用儿化韵。

轻声字因为读音轻快短促，丢弃了其单字读音本来的声调特征，所以，按照汉语拼音拼写规则，轻声字不标声调。

儿化字的音变虽然增添的是不完整的“儿”音，但在现代汉语中，有时为了指明某个字必须儿化，通常在其后添写一个“儿”字。

轻声和儿化是方言词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音变现象。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方言词中的轻声和儿化一般表现为单字轻声和单字儿化，但有时也表现为双字轻声和双字儿化。

如在笔者故乡，把蟋蟀叫“土蛰子”，把用锔的方法修理陶瓷器皿的工匠叫“雇路子”，把媒妁之女叫“媒婆子”，把秸秆可用于编织席子的高粱品种叫“席秫秫”等等，这些三音节方言词的末尾两字“蛰子、路子、婆子、秫秫”等，都必须双字同时轻声，读起来，两字紧连，其两个音节长度加起来大致等于一个音节的长度。

陕北民歌中的“啦话话”、“几回回”以及人们平常说的江湖上的“小混混”等，则都必须双字同时儿化。

二是轻声和儿化既可单独出现，即只轻声或只儿化；又可合并出现，即既轻声又儿化。

如前面提及的诸城方言中的“包团”一词，在用以表达人有某种疾病的意思时，其中的“团”字，既轻声又儿化；而在用以表达事物有缺陷的意思时，其中的“团”字则只轻声，不儿化。

而前面例子中的“啦话话”、“几回回”、“小混混”等则属于双字同时既轻声又儿化。

6、方言词与同义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交际范围的逐步扩大，同一表达对象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称谓被人们互相了解认同，彼此兼容共通，使本来的方言词，跳出了方言的窠臼，进化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