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人口老龄化的危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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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人口老龄化的危机

定义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

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标准是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它的两个含义是：

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

基本原因

一、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发展经历了高生育高死亡、高生育低死亡和低生育低死亡几个发展阶段，尤其是近10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实施，生育率又迅速大幅度下降，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的基本原因。

现状

美国《洛杉矶时报》7月6日文章

中国人口中将有1/3达到60岁或者更大，与之相比，美国是26%。

预计那时中国的4.38亿老年公民将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

上海为观察中国未来的人口统计提供了一个窗口。

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头发最白”的城市。

上海市人口中有超过1/5已至少60岁了。

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40%。

根据联合国人口机构1999年的预测，我国2030年与2050年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为2．35亿与3．34亿（unitedNations，1999），将等于美国老龄人数的4．4倍，接近美国人口总数，将比印度老龄人口多1．03亿，虽然，届时中国人口总数低于印度。

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数将从1990年的800万增加到2000、2030、2040与2050年的O．13亿、0．32亿、0．76亿与1．14亿。

如果低死亡率假定方案成为现实，我国2020、2030、2040与2050年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数将分别达到0。

38亿、0。

58亿、1亿与1．6亿

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导致青年人的比例逐年下降，改革初期的1979年，中国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3。

而到了2009年，比例竟然不足1/5，下降速度惊人。

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4000万人，而在20-40岁之间，中国人口更是减少1亿-3亿。

影响

从2030年开始，中国不断下降的工作年龄段人口预计会使每年的GDP下降0.7个百分点，而病人和老年人对资源份额的需要会变得越来越大。

45岁的工厂技术员卢宜雯（音）还有好多年才到退休年龄，但她已在为老年生活担忧了，“我们有一个儿子，希望他能照顾我们。

他会有自己的事业，一个孩子承担的压力太大了。

”

支持二胎政策

一、人口红利带来了中国的繁荣

中国社科院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

最近30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6.8%。

二计划生育留下了很多政治后遗症

易富贤：

停止计划生育已经达成全民共识

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留下了很多政治后遗症，有人指望用平稳过渡来让人民遗忘，其实是鸵鸟心态。

人口危机不会像其他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那样会被时间冲淡，而是会不断累积、甚至放大，人口政策是不可能平稳过渡的。

拖，总不是办法。

四五十岁的人已经因为这项政策丧失了再生育的机会（既然政府今后无力承担养老，无力给他们的儿子娶老婆，那么也不能指望他们能够遗忘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损害），三十多岁的人也正在丧失再生育的机会（仅仅是为了政策连续性，而让他们错过了再生育的机会，他们今后知道了真相，会有什么反应？

），如果再拖延几年，四五十岁的人的儿女又将成为计划生育的受害者，社会怨怒将不断积聚。

三、养老问题

如果是“居家养老”的话，就有一个大问题，老年人在家里面又是独生子女，那么将来谁来照顾他们，所以我们的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养老服务这些一定要跟上，只有把这些因素都跟上去，我们才有可能真的把我们的养老难题把它破解

反对

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从劳动年龄人口构成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

据统计，2005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3.06亿，其中农民占57.01%；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

但农村劳动力普遍素质低，人力资本未得到有效开发。

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是10.20年。

在专业技能培训上，农村劳动力更是缺乏。

所以，中国目前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偏低，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进程应是未来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发的重点。

　　由此可知，中国“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并不预示着经济增长将失去动力，更不应使中国经济倒退，它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更换和增长机制的转型，而这些事情我们正在着手去做。

我相信中国经济的美好未来不会因“人口红利”期的结束而消失，贫困的中国不会重现。

（刘霞辉）

二、使人口老龄化转化为老龄人口红利

老龄产业的发展，可以使转化为老龄，即第二人口红利——由老龄人口的就业能力、纳税能力、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组成的经济贡献率，以及其对调整产业结构、拉动消费和市场发展后劲，乃至社会和谐与文明的经济影响，构成未来经济增长的新的人口红利。

例子：

发达地区的一些民间资金已经先行。

上海及其周边户籍人口近22%是老年人，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上海市政府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业，给予税收上的优惠或补贴，比如床位每月补贴100元。

北京一家专门从事资产经营的公司，获得了央企主辅分离中的养老商机。

他们利用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石花洞风景区一家央企下属的建筑物，把闲置十年的招待所、办公楼、车间、食堂等，经过装修改造成一个养老社区。

这个规划面积15万平方米，改造建设养老床位1000张，为入住老人提供生活起居、养生膳食、文化娱乐、医疗康复保健、临终关怀等综合服务的社区，有效利用了闲置多年的资产，妥善安置了辅业改制人员，仅一张床位的收入就达2万多元。

这种利用辅业资产建立养老产业的模式被四川、武汉等省市复制，形成了一定规模。

三、移民将会填补劳动力缺失

2010年04月01日07:

49

近日，。

大批来自东南亚及非洲相对落后国家的境外黑工，在深圳、佛山、东莞、云浮、肇庆等地遍地开花，并大有向整个珠三角扩展之势。

未来20年内，应容忍亚非国家向中国大量移民，据预测，未来劳力缺口达到1亿以上，中国将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

四、延迟老年人退休时间

在近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透露：

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养老金缺口2.5万亿，晚退一年减少缺口200亿（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目前人们对这个建议的看法（应建立弹性退休制度）

　　段先生（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人员）：

如今有一种现象，不少国有企业职工早早办理内退，然后再返聘到民营企业继续工作。

因此，我觉得，将职工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可以很好解决这种现象。

但我认为，延迟职工退休年龄，不应是强制性的，最好是征求个人意愿，愿意继续工作的就到65岁退休，不愿继续工作的就可以让他提前退休。

人口红利定义

据了解，按照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可依次分为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

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

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欧洲债务危机与老龄化问题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相继陷入了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

从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来看，它是欧洲“福利病”、“养老病”、“老年病”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

欧洲债务危机之后，欧洲各国养老金体系将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

　　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超过12.7%，远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6.3%），更超过欧盟规定的3%。

同年12月8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调低希腊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由A-下降至BBB+，其主权债务危机自此浮出水面。

　　继希腊出现主权债务危机后，西班牙与意大利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由于西班牙与意大利GDP总量占欧元区的比重较大，所以当危机波及到西班牙与意大利时，才引发了全球对欧洲各国债务问题的关注。

此后，葡萄牙及爱尔兰等国的类似债务问题也相继出现。

　　继欧盟五国（PIIGS）出现债务危机后，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

欧元区的主要经济体国家如德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整个欧元区正面临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爱沙尼亚于2011年1月1日加入欧元区，是欧盟27个成员国中唯一实现财政盈余的国家，占GDP的0.1%，其公共债务水平也是欧盟国际中最低的，仅为GDP的6.6%。

数据公布后，希腊及葡萄牙等国国债再度遭到市场抛售，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

　　截至2011年4月，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依然是债务危机的重灾区，且均向欧盟提出了新一轮的救助申请。

西班牙作为欧元区中的第四大经济体及葡萄牙最大的债权国，危机一旦蔓延，援助资金将使欧盟无力承受。

为此，西班牙已经采取紧缩措施，避免成为下一个申请援助的国家。

　　2006～2010年欧盟五国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负债率出现显著地上升，且远远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和60%的警戒线。

　　欧盟五国的两项指标同样也高于欧盟27国及欧元区16国历年的平均水平。

在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引起全球的关注后，IMF、欧盟及各成员国实施一系列危机应对措施后，2010年欧盟五国的赤字率出现了小幅减少，但是为了维持国内居民的高福利保障制度，政府不得不继续借债，导致负债率继续上升，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

债务危机使得欧盟五国的信用频遭降级，导致了欧盟五国国债利率飙升；违约信用互换合约CDS（给国债交“保险”的费用）利差大幅走高；融资成本不断上升。

　　欧洲债务危机肇始于希腊，后来逐渐演变成欧元保卫战。

经过欧盟和IMF的三轮救助之后，债务危机恶化的趋势得到了遏制。

为了根治主权债务危机，欧盟提出了综合治理方案：

建立实际借贷能力为5000亿欧元的永久性“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取代将于2013年年中到期的临时金融稳定工具；推出旨在加强经济治理和增强竞争力的“欧元公约”，核心是强化财政纪律、解决宏观经济失衡、实行严格监督、加大对违规国家的制裁和处罚力度。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从社会保障角度来看：

高福利导致高支出

　　二战后，欧洲各国纷纷选择“福利社会”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模式，以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引人注目。

由于二战后婴儿潮带来的人口增长，以及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高福利导致的财政支付压力没有立即显现出来。

　　但是，随着欧洲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高福利带来的刚性、持续的财政支出压力开始凸显，表现为巨额的财政赤字及政府债务规模，即财政的脆弱性。

一旦遭遇全球性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后，其财政脆弱性就会浮出水面。

　　以欧洲部分国家为例：

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挪威、丹麦的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4.9%、25.9%、27.6%、38.2%、33.2%、37.9%，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给财政支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以希腊为例：

2009年希腊社会福利支出将近500亿欧元，而2009年希腊GDP总额约为2375亿欧元，2009年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总额的比例约为21.05%。

　　欧盟五国的平均每小时劳动成本几乎为亚洲国家的10倍左右，过高的薪酬水平挤占了科研、教育等投入，造成创新乏力、经济增长缓慢。

过于优厚的薪酬待遇消磨了欧洲企业和民众的创新进取精神，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工作倦怠情绪。

目前欧洲20～64岁人口的就业率仅为6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据测算，自1980年以来欧元区人均GDP就一直比美国低30%，而且这一差距一直未能缩小。

很显然，高福利制度已经严重削弱了欧盟的竞争力。

　　从税收管理角度来看：

高支出导致高税率

　　欧盟五国由于巨大的财政支出需要，在维持高债务（财政赤字及政府借债）水平的同时，不得不实行高税率政策。

　　2007年，欧盟的税收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9.8%，相对于美国和日本的可比数据，它高出大约12个百分点。

欧洲在保持着高昂的税收规模时，也保持着全球数一数二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欧洲的个人所得税率普遍很高，意大利、德国、法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均逾40%，相比之下，美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35%。

　　高税率政策使得国内企业不堪重负，迫使这些企业迁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使本国企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发展落后。

　　长期以来的高税率，严重削弱了欧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面临经济衰退的时候，反而不得不进一步依赖政府投融资来推动经济发展，从而需要进一步提高税率。

因此，欧盟五国在经济发展上陷入了恶性循环。

　　从人口结构角度来看：

老龄化加重了财政支出压力

　　二战以后，欧洲人口结构变化剧烈，“婴儿潮”人口在20世纪末进入退休年龄。

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对财政支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储蓄和消费结构的显著变化：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增加，储蓄倾向降低。

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使得更多的服务和产品转向老年消费者。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参与率。

另一方面，为了确保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必须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劳动力的强度，即提高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量，从而需要加强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导致工资率提高和资本回报率下降，从而降低投资率。

　　通常情况下，资本将从年龄结构相对老化的国家流向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国家，因为在后者那里资本可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就欧洲而言，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率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急剧增加，加重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以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为主，当人口结构较年轻时，缴纳养老金的人多，领取养老金的人少时，这种制度能顺利地运行下去。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人口老龄化加剧，这种“缴费人多、领取人少”的局面不复存在。

如图1所示，20世纪50年代时，欧洲这几个主要国家平均是6个工龄人员来支付1个退休人员的养老费用。

最高的甚至超过了10个，所以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系能良好地运行。

在欧洲债务危机发生时，支付1个退休人员的工龄人员的数量已经降到2个左右，但是这种高福利制度仍然没有改变，所以面对工会的压力，欧洲各国政府财政支出加大，从而不得不举债来维持这种高福利制度，债务危机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

　　欧洲债务危机推动养老金体系改革

　　主权国家的债务危机，从根本上是讲是财政危机。

通过举债来应对债务危机只是应急之策，开源节流才是长远之策。

　　首先就是要努力削减财政支出，逐步使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降低到安全线以下。

因为长期的高赤字和高负债导致利率水平上升，使得政府的融资成本越来越高昂。

　　其次就是要努力增强产业竞争力。

在削减财政支出的同时，应逐步降低税率水平，推动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和教育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从而实现财政安全及可持续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养老金体系改革是欧洲国家开源节流、摆脱债务危机的关键之举、对症之方。

　　欧洲国家债务危机之后，养老金体系改革主要将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参数式改革。

即在原有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体系框架下进行改革，主要包括降低养老金替代率、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缴费率、放松移民政策，降低社会保障支出，以维持原有养老金制度的收支平衡，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

　　实际上，在欧洲债务危机之前参数式改革已经开始实施，由于选举制度和工会力量的影响，进展相对缓慢。

欧洲债务危机之后，该项改革将会加速推进。

　　第二，筹资模式改革。

即对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本身进行改革，包括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从收益确定型计划转向缴费确定型计划、从统一账户制转向个人账户制等方面的改革、从养老金资产的公共管理到市场化运作。

　　收益确定型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对人口结构的转变十分敏感，但是欧洲国家长期以来对此十分偏重。

实施筹资模式改革，其出发点就是应对和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减轻社会保障的支付压力。

　　当然，实施筹资模式改革还可以获得一个重要的优势：

养老金资产可以积累起来，可以投资于全球资本市场和权益类市场，可以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市场发展，可以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可见，筹资模式改革的制度优势对实现欧洲国家的财政安全大有裨益。

　　第三，结构性改革。

即实现养老金制度体系建设从单支柱走向多支柱。

相比于美国和英国，欧洲大陆国家的公共养老金支柱即第一支柱“一枝独秀”，阻碍了雇主养老金计划和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的发展。

同时，它意味着社会养老的责任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承担，企业和个人对此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可以预见，欧洲国家一定会以此次债务危机为契机，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金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两个支柱，降低第一支柱的支付压力。

　　此外，由于欧洲国家人口出生率过低，劳动力增长速度和幅度十分有限，欧洲国家必须在人口发展方面采取新的措施，比如：

奖励生育、鼓励移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