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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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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观后感
篇一：
《再说戊戌变法》读后感
《再说戊戌变法》读后感
看了张鸣先生的书《再说戊戌变法》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了更多的了解。
张先生关于戊戌变法的议论，与书本上的定论相去不止一星半点，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力求从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戊戌变法。
侧重点有三：
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意义。
作者另辟蹊径地讲述了“旗下闲人政治”、士林的政治习惯、清朝政治的“补丁传统”等诸多因素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对西太后及洋务派的表现、学习西方过程中政治操作的变形、老百姓对变法的观感等问题，也有独到诠释。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的最高统治者，精于把握政治平衡，明了利害之所在，更清楚自身国家的局限，但却不懂得如何使社会进步、政治更新。
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权力的合法性依据既有民意因素，又有制度因素，还有实力因素和伦理因素。
甲午战争的确是插入中国知识分子胸口的利刀，上至太后、皇帝，下至一般老百姓都以此为深深的耻辱。
日本曾经以中国为老师，且一弹丸小国，而大清泱泱大国竟然败给曾经的学生，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几十年的成果付诸东流。
而反思日本之强，源自明治维新。
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遭受奇耻大辱之后才开始重视学习西方（此前虽有部分知识分子学习、传播西学，但被普遍视为异类），特别是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
康梁的变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得到大多数士人的支持和同情的。
当时许多大臣上书变法，连荣禄都上书改革武科举。
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士人阶层）都知道要变法，不如此中国就要亡了。
西太后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也知道不变法不行，西太后也并非死硬的顽固派。
但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书中的观点颇有道理：
1.维新派自我孤立，没有团结可能团结的力量。
洋务派也是主张学习西学的，李鸿章在康有为创办强学会的时候曾愿意出钱2000两银子加入强学会，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之故名声不好。
维新派梁启超与张之洞也曾有一段蜜月期，但最终也决裂了。
康有为一心想成为改革的理论家和“教主”，
但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除了康门弟子外，很多士人都不能认同。
而维新派越发像《理念人》中的所说的小宗派，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性，排斥有歧见的人，让自己越来越孤立。
变法本应需要团结可以利用的力量，洋务派在当时是清朝中最有实力的团体，李鸿章虽然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声势下滑，但仍然是潜力派，张之洞是洋务派的后起之秀，也是很有影响的实权人物。
从策略上看应该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而维新派却与洋务派决裂，也失去了占多数的中间派的支持。
2.帝后的两元权力体制下，慈禧最终只能以推翻变法来从新握住权杖。
慈禧知道中国需要变法，但是她正处于不得不还政给光绪的尴尬期。
光绪一旦变法成功，太后就只有在颐和园安度晚年了。
而维新派在太后权力极大，皇帝自己的班底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走皇帝路线，而完全不考虑走太后路线（宦官、外戚、女主被称为最大祸乱），在策略上一味强调皇帝的乾纲独断。
而慈禧在看了介绍俄国、日本变法的书籍，康梁等人所著的书之后，明白一旦变法成功，自己就完全没有位置了。
所以聚集在太后周围的顽固派的话就比较能听进去了，也只有完全推翻新法，太后才有借口训政，重掌权力。
3.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与下层老百姓反洋教的势力相结合成为扑灭维新运动的保守派力量。
让养尊处优的旗人自谋生计，引起了旗人的反弹，而且清朝本来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但是长期由国家财政养着的旗人已经完全腐化，旗人中的优秀人才减少，清中期、末期官员中任用的汉族人增加。
八旗、绿营的战斗力锐减，也使咸丰皇帝不得不用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天国。
此后，地方大员势力大增，清朝从早期的中央集权转化为清末的地方督抚揽权的格局（慈禧也就善于搞点平衡之术）。
而旗人还妄想收回旗人的权力。
戊戌变法由于触动了旗人利益，于是太后身边总是有旗人反对变法的声音，而最终慈禧为了自己的权力欲，也听进去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旗人的权力得到彰显，把持重要官位，连李鸿章都被挤兑走了。
但是后来旗人还想继续将权力收归中央，收回旗人手里，最终导致清朝的灭亡。
下层老百姓一直深受洋教迫害之苦，反对洋教的老百姓对于学习西方有强烈反感情绪，认为康有为、梁启超是卖国贼，对变法是持否定态度的。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非理性的排斥洋教，最终也酿成了义和团运动之祸。
维新派过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面，而忽视了在这愚昧背后所蕴含的民
族主义情绪，这是一种有可能毁掉任何变革的力量。
张先生对于维新派废八股、废科举、兴近代教育的改革措施的看法特别新颖，区分了八股和科举，认为八股是科举的内容，科举坏就坏在其内容八股，而科举作为国家选择官吏的一种制度形式并不能被以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的近代教育体制所取代。
新式学校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使中国原先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基础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这对于整个近代化进程有害无益。
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有极端恶劣的中外环境因素，但却不能单单归咎于新旧势力对比的巨大悬殊。
维新派特别是以康梁为核心的领导人物在政治操作中显示出来的幼稚（缺乏政治、权术经验，）、偏执（可以选择西太后路线，却出于同情、倾慕一条道走到黑的选择了毫无实权的光绪），也徒增了变法的障碍。
虽然正统的哲学观、历史观一再强调个人无力改变社会历史的进程，但戊戌变法的这段历史却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如果康梁不那么书生气，有哪怕一点中兴名臣所具有的官场上的老辣和现实，如果康梁能以为实现新政之目的，抛掉士人沉重的道德感，倚靠老太婆为手段，或许结果会不一样。
但历史没有给中国另外的康梁，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即使西太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期望重新来过（庚子年后的新政），但终究是时过境迁。
策略上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只能成为毛毛雨，重点不突出，什么都要改，结果什么都没有改好。
当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改革这一点，不改革另一点，零零散散是不行的。
中国的近代化之途是东方最难、最艰险的。
理论上的幼稚，导致行为上的幼稚，这场以西化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呈现出历史上少见的奇特的新旧杂陈，中西糅合的景观。
但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况，一下子天翻地覆的改革，而不是一个阶段一个重点，也是很难成功的。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更何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不可能跳出历史、身份的局限。
今天的我们也许正在经历同样或者相似的历史，会有怎样的结局没有人预先就能知晓，后人评说我们时亦同我们评论古人一般，好似事后诸葛。
篇二：
观《大国崛起》之“百年维新”有感
观《大国崛起》之“百年维新”有感
金义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1120XX319001555
政治课上老师组织我们观看了《大国崛起》教育类影片。
自己被“大国崛起之百年维新”这一章节深深震撼，感触颇深。
谈到日本，首先另国人想到的是历史上其对中华名族所犯的累累罪行，从甲午战争开始的旅顺大屠杀到近代抗日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都对中华名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野蛮、侵略、屠杀的日本形象已经根植在近代乃至当代国人的内心。
从辩证的角度出发，任何事物都有其相对的一面。
在日本野蛮“法西斯”的背后，通过观看“百年维新”，我也看到了其强国道路上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50年前，地处太平洋西岸面积不足27万平方公里的封闭岛国日本，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科学研发能力居世界第三，同时也是当今世界第四大出口国与第四大进口国。
短（:
百日维新观后感）短100年间，日本从仰望“天朝上国”中国的封建国家跻身进世界发达国家强列。
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现自己总结如下：
一、谦虚学习，韬光养晦
1853年7月8日，西方列强第一次敲开了日本的国门。
为了掠夺太平洋航线的利益，四艘美国战舰气势汹汹地闯入了日本的横须贺港。
在面对如此挑衅的形式下，当时的德川幕府政府出人意料地几乎是以欢迎的方式答应了美国的要求，并开放了长崎的两个港口。
然而，时任舰长的佩里也给日本人带去了蒸汽火车、望远镜等近代工业革命的新鲜事物。
当看到小型蒸汽火车启动的一刹那，大部分官员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科技的力量。
一天晚上，甚至有两个日本青年偷偷的跑到停泊在港口的战舰上比划着要跟着美国人去学习西方技术，按照当时日本的法律，这是要杀头的。
鸦片战争后，日本将视野从一直崇拜的中国转移到西方。
开始了学习西方国家的历程。
1868年11月，日本明治天皇掌控了国家权力，并颁布了《五条誓文》变法纲领，揭开了明治维新新时代的序幕。
1871年，日本高层官员组团访问欧美12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投入最大，官员最高，出访时间最长的一次访问。
据统计，当时的出访费用占全国总收入的2%，高级官员占当时政府的一半。
目光回到当时20年后的中国，那时候觉醒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看到了西方先进制度和技术，掀起了变法热潮，最具代表性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公车上书”。
变法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但最终只坚持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为什么日本的变法能够成功，而中国的变法会失败呢？
我认为最终还是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思想过于保守。
对于变法，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变法乃大逆不道”等封建思想。
另外就是变法触犯到了封建地主势力的利益。
因此，变法是受到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严重反对。
也就是说，当时统治阶级的愚昧和自私造成了中国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形势，试想要是当时慈禧太后和地主阶级能够一条心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和技术，能够借鉴日本图强的例子，政府加以鼓励，痛下决心变法的话不至于落得受列强欺负的境遇。
二、政府重视工商业发展
最具代表的就是今天全世界都耳熟能详的“三菱”。
1870年，三菱公司是一家拥有三艘小船的小公司。
但很快，它获得了政府委托运输的业务。
之后政府不断扶持，赠送新船，资金供给不断。
三年后三菱垄断了日本-上海的运输线，逐出了同行中的美国、英国等国家。
今天，三菱涉足采矿、造船、银行、保险、仓储和贸易。
随后，又经营纸、钢铁、玻璃、电气设备、飞机、石油和房地产建立了一系列的企业，成为了国内有一百多家企业，海外数百家分支机构的跨国际企业，在日本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涩泽荣，走出日本放眼欧洲的第一人，1868年11月回国的涩泽荣一，赶上了好时候。
一年后，他进入明治政府的财政部门任职。
在欧洲游历积累的经验和天生的理财能力，使涩泽荣一的仕途一路顺风。
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
但是1873年，涩泽荣抛弃了前途无限的大好仕途弃官从商，这等于说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大家一下子认识到，其实，经商也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地位的人可以去经商。
从上面的例子中看出，日本政府是非常鼓励工商业发展的。
其也投资了大量民办企业。
在那个时候，日本就认识到商业能够大大刺激经济发展，促进商人的积极性，各行业在竞争中也提高了技术，让社会有序良性的发展。
这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策略是有共通性的。
我国坚持以国有企业为主，多种商业共同发展的策略。
事实证明，我国重视工商业发展取得了显著地成效，经济发展
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三、重视教育
到1910年的时候，日本95%以上的男子，90%以上的女子都接受过教育。
当时我国总体文化水平是远远不及日本的。
总的来说，当时中国人口素质低下，占中国总人口80%上的农民基本都是文盲。
“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务无形之理学”，这是近代东西方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
观日本之崛起，许多人会说他们重视教育。
确实，教育是其崛起的关键。
早在上世纪初，日本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9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军事教育，日本人在孩童时代就被灌输皇道思想、军事思维、以中国为假想敌，我们的儿童在玩捉迷藏游戏的时候，日本同龄孩子就在练习玩具枪炮的射杀游戏，这些军国主义的教育彻底改变了这个种族，培养造就出一大批诸如山本五十六、东条英机、松井石根这样的蛮狠、狂嚣的“战争机器”。
“布国威于四方”，上至天皇，下至平民，前赴后继，几乎每个日本人都在为之努力奋斗，这就是“大和”。
“武士道精神”至今仍深深刻在许多日本人的心里，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不顾他国反对，强行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国歌、国旗定为《君之代》、日之丸。
纵观我国的教育，多以友善启蒙孩童，结果呢？
造就一大批政治上的“鸽派”，丧失国家利益。
经历过二战后的日本，之所以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而后来居上，其根本原因就是百年维新后的人才仍然存在。
人才在则技术在，技术在则国家发展就快。
这与我国现在的发展战略“科技强国”相一致。
邓小平说得好，科学技术是第一发展生产力，人才是核心，技术是关键。
国家现在对文化教育投入比例正逐年升高，正努力提高受教育率。
以前的六年义务教育现在改为九年义务教育，对大学贫困生的帮扶比例增大，争取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大学。
也正因为如此，国家人才实力逐渐变强，大大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为我国成为科技强国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落后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从落后中汲取教训，扬长避短，进而固步自封。
这样将会给国家，甚至一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党制定的优秀方针政策，中国必将富强。
篇三：
《回望梁启超》观后感
《回望梁启超》观后感
梁启超，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家里的祖父、父亲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所以他从小就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成长，四岁起就和祖父识字，和祖父学习的时期，祖父常常给他讲振奋人心、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他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
十岁那年就去参加了广州的童子试，虽然当年没中，但是两年后，他再试，则中秀才，补博士弟子。
这对梁家来说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好消息。
梁启超的父亲从小就极力教育梁，为的就是希望梁启超能够学优登仕、光宗耀祖。
而梁启超的中举，让梁父大为开心，认为严苛的管教是正确的。
而这段时间却被后来的梁认为是“井底之蛙”的时期。
在广州学海堂读书的期间，让梁启超认识到了自己是有多么的愚昧无知，他看到了新的世界。
在不断地求学路上，他结识了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师和特立独行的朋友，这些人渐渐地将梁启超带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在康有为师傅的带领下，他看到的新式的学习教学方式，对康有为大胆的创新和独到的见解十分崇拜，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
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当梁启超和康有为听到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令人恼怒的消息时，他们决定为没落中的中国做些什么。
所以后来康有为创办了《万国公报》，而梁启超则是这份报纸的主要撰稿人。
正是这份鼓动舆论的报纸，锻炼了梁的能力，展示了他的才华，让人民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认识到了这个有着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的君子——梁启超。
至此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自此梁启超就和康有为开始了他们的维新道路，这条路并不好走。
一路坎坎坷坷、波波折折，虽然维新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最后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人民的观点和看法，让普通群众接受了西洋文化的优点，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梁启超是个正直的人，从他在对待徐志摩二婚的事件上看出来，他对情专一，为人直率。
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做出不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他果断地当着大家的面批评他。
梁是我的偶像，一个敢作敢为、励志向上的偶像形象在我心中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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