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列宁主义学说和实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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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列宁主义学说和实践
与时俱进的列宁主义学说和实践
姜长斌
[内容提要]列宁主义的确立是一个艰苦探索与论战的过程，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过程。
列宁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
第一次飞跃是，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国单独胜利；第二次是在俄国这个农民国度里只有通过新经济政策“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不幸的是，新经济政策过早地夭折了。
[关键词] 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世界革命”；新经济政策
[作者简介]姜长斌，1935年生，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91）
一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索俄国革命特殊道路，完成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1894～1917）
列宁主义学说在俄国确立初期，就面临着独立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复杂而又迫切的任务。
一方面，马克思本人就不容争辩地、反复地说过，他所发现的“历史必然性”“〖HTH〗明确地〖HT〗限于〖HTH〗西欧各国〖HT〗”[1]。
就是说，如果在俄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就必须探索全新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俄国工人运动与欧洲不同。
19世纪末，西欧、北欧多数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获得普选权，已经取得合法的政治地位，先后成了参与政府或议会的“政权党”，而俄国还处于沙皇专制制度肆虐、毫无政党合法地位的时期。
在俄国，早期初步接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是一批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浓厚的空想成分。
这对俄国后来的社会思潮具有重大的影响，连布尔什维克也不例外。
19世纪下半叶，确切地说是80年代（1883年普列汉诺夫等人成立“劳动解放社”），马克思主义被系统地引入俄国。
也就是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遭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攻击、咒骂和歪曲。
列宁首先面临的，正是同各式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
不如此，就谈不上确立具有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列宁先后与之斗争的有：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粹派、经济派、合法马克思主义派、崩得派、所谓的革命的民粹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西欧马克思主义派（孟什维克派）、调和派（托洛茨基“中派”）；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1907）失败后，列宁又不得不同党内的失败主义、悲观主义思潮，即“取消派”、“召回派”、“造神派”进行艰巨的斗争。
其中，最艰苦的任务，是对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斗争；最复杂的任务，是对孟什维主义或变相的孟什维主义（调和派）的斗争（直到1912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同处于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内）。
有俄国特色的列宁学说体系具有三个基本原则：
1.与西欧革命截然不同的是，俄国革命的性质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与西欧工人政党不同的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只能是纪律严明的、民主集中制的“秘密职业革命家组织”；3.与西欧工人政党不同的是，俄国只能走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因此，在俄国第一次革命（1905～1907）中，布尔什维克只是提出了“推翻沙皇制度”的口号。
创造性的列宁主义的确立，不仅对推动俄国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具有巨大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列宁的上述结论表述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一系列著作中。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29年出版中译本之后，30年代初毛泽东怀着无比感叹的心情阅读了这本书。
1933年他把书寄给了彭德怀。
“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
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2]。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再次引用列宁这部著作说：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
’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
”[3]显然，这是指列宁首创的新经济政策而言的。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
在1902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爆发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深刻分歧与激烈的论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后不久，参与了第二国际的组织活动，但是，西方各工人政党领袖并不理解俄国党内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斗争的实质，他们或者企图调和两派的分歧，或者直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这就为日后俄国布尔什维克与第二国际分道扬镳、单独成立共产国际埋下了伏笔。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各主要工人政党纷纷采取民族沙文主义，公开支持本国的战争政策。
第二国际难以为继，自动解散了。
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国际共运的左派，起而揭露大战的帝国主义反动本质，旗帜鲜明地提出口号：
“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战争”，这就为日后十月革命的胜利进行，争取到了各交战国基本工人、士兵的同情与支持。
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的同时，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4]。
这是列宁对俄国和东方革命的巨大贡献，因为传统的观念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同时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否则，即使胜利了，也难以保持胜利果实。
伟大的十月革命由于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政治上无疑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是布尔什维克动员工农大众的却是新型的民主革命性质的。
例如，针对群众的民主革命要求，口号是：
“和平，面包，自由!
”和“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
”而这些迫切要求都是当时俄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拒绝满足的。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清醒地看透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本质，及时地提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口号。
当时，布尔什维克从地下走向公开时，只有2.4万名党员，无法同规模庞大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人数相比。
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队伍是严格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动员群众的口号深得社会大众的拥戴，其战斗力之强和士气的高昂非比寻常。
因此经过短短十个月发展，队伍增大十几倍，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等一系列苏维埃中，稳居多数。
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党、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则退居次要地位，人心涣散，派别林立。
列宁正确地估计了形势，从当年9月12日和14日之间开始，积极号召准备武装起义。
列宁给党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和莫斯科委员会写了著名的信《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同时给中央委员会单独写了《马克思主义和起义》。
此后，列宁为克服党内的糊涂认识，不仅写了大批文章和信件，并且亲自领导了起义的组织动员工作。
为防止给破坏者以可乘之机，列宁坚持必须在10月25日之前，发动起义。
他在10月24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
”[5]1917年10月24日夜（公历11月6日），彼得堡起义终于抢在翌日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成功了。
二从军事共产主义失败中汲取有益教训，实现俄共（布）政策路线的伟大转折
今天回顾起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直到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时，其理论和实践曾经存在过两个薄弱环节：
农民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度，农村人口约占70%，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大城市。
1917年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时，农村只有4个党支部，494名党员。
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也只有203个支部、4122名党员。
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影响极其微弱。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
第一，俄国农村极度分散，文盲众多，交通通讯极不方便，这自然对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造成了困难；第二，更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尚未能摆脱马克思主义传统观念的束缚，一向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里。
我们都还记得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说过的一段名言：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6]谁是“小生产”?
对此，列宁曾经明确地答复过：
“〖HTH〗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
这是一个非常广泛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
”〖HT〗[7]二月革命后，革命形势蓬勃地发展着，但是农村工作却是布尔什维克的“空白”。
1917年5月召开全俄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超过1300人，而布尔什维克及其同情者总共为30余人。
当时在农民中拥有极大影响的政党是社会革命党，它代表的主要是富裕农民，特别是广大中农的利益。
在形势发展中，社会革命党分裂出一批“左派”。
他们愿意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剥夺地主土地。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过，在农村要组建雇农苏维埃，由它来管理公有制的国营示范农场和国有化土地。
雇农当时只占农村人口的10%。
事实是，要争取农民的大多数，必须同左派社会革命党合作。
直到1917年12月10日第二次农民代表苏维埃召开时，全部790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仅有91名代表，而左派社会革命党却拥有350名代表。
两者相加，压倒了右派社会革命党305名代表。
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就是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提出的纲领制定的。
政治上，也由组建雇农苏维埃，改为组建包括各农村阶层的农民苏维埃。
对此，列宁当时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他在大会上说：
“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
就让它是这样吧。
”“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8]
不久，国内战争事起，粮食供应成了尖锐的问题。
在农村，首先实行了“余粮征集制”（实际是无偿地征集农民的一切粮食）。
为了收集到更多的粮食，农民苏维埃普遍被“贫农委员会”所取代。
在这一过程中，富农被消灭了，中农被甩在一边，即被“中立化”了。
这是造成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反目成仇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布尔什维克决心实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即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社会起因。
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仅破坏了社会经济，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工农联盟。
1921年俄共（布）十大期间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暴乱，使列宁决心改行由“粮食税”启动的新经济政策。
喀琅施塔得暴乱的参加者实际是刚刚脱掉草鞋的农民。
口号是：
“要苏维埃，但是不要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
”早在1920年下半年，列宁就发现了社会处于危机状态，开始频繁地接见农民代表，细心阅读农民来信及简报。
所以说，新经济政策不是列宁一时的心血来潮，既是向他早期的俄国社会革命理论的回归，又是在新情况下引导苏俄通往社会主义的过渡路线。
1920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苏俄红军进军波兰华沙遭受严重挫败。
进军是在推行“世界革命”思想指导下开始的。
当时，波兰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认为，红军会顺利地攻下波兰，夺取柏林，直捣巴黎，一路上都会得到无产阶级的群起响应。
但事实是，红军进入波兰后，遇到的是举国一致的顽强抵抗，在华沙城下大败而归。
根本的原因是，在关键时刻爱国主义压倒了国内阶级矛盾。
不久，俄波签订里加条约，为苏俄赢得了20年和平时期。
“世界革命”思想被抑制了，列宁对凡尔赛和约后的国际格局有了清醒的估计，转而沿着新经济政策路线，专心致力于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进军华沙一事，列宁有过准确的总结。
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列宁明确地指出：
“挽救华沙和波兰的不是协约国而是（按，指波兰居民的——本文作者）爱国主义热潮”[9]，但是“我军逼近华沙这件事无可争辩地证明，以凡尔赛和约为基础的世界帝国主义整个体系的中心就在华沙一带”。
[10]签订里加条约并非易事。
列宁后来对克拉拉·蔡特金说：
“您知道吗?
跟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一模一样，同波兰媾和一开始就碰到了很大的阻力，我经历了一场最残酷的战斗，因为我是赞成媾和条件的，毫无疑问，这些条件对波兰十分有利，而对我们则是很沉重的。
”[11]
新经济政策为苏俄社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带动了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改革和开放。
从此，苏俄经济走上了振兴的快车道。
只用了四五年时间，农业、工业便基本上达到了1909～1913年战前的最高水平。
邓小平对新经济政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12]
列宁在哪些问题上改变了或者说发展了自己以往的观点呢?
首先，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命运和自我调节机制，列宁恰当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他改变了以往认为“世界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的观点。
他认识到了，随着大战的结束，这种形势也消失了。
他说：
“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13]，从而支持了他此前“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要快得多”的判断[14]。
关于“世界革命”，列宁的观点也有巨大的转变。
这一转变始于进军华沙失败之后。
首先，基于上述对欧洲革命“无限推迟”的认识，列宁把对未来革命的希望，转而寄托于像中国、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列宁痛斥那些死死抱住“世界革命”不放的“左派”。
1922年列宁同蔡特金谈话时，当话题涉及“世界革命”问题时，列宁显得非常激动，打断话头说：
“够了，别再谈什么世界革命了!
”[15]同年11月，季诺维也夫向列宁建议，共产国际应该着手制订世界革命纲领，立即遭到了列宁的拒绝。
[16]但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内心里并不同意列宁的结论。
他们在1923年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的机会，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组织了德国汉堡起义，认为起义会引发整个德国的全面起义，但是汉堡起义只坚持了三天就失败了。
〖JP〗
1921年10月，列宁总结军事共产主义的教训时说：
“我们犯了错误：
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征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列宁认为，军事共产主义的失败要比任何白卫军使苏维埃政权“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
”[17]在国内，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首要的核心问题是，彻底改变了对俄国农民的看法。
他不再认为农民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后备军”，而是无产阶级政党必将依靠的“主力军”了。
1921年3月，他写道：
“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振兴的‘中心人物’。
”“农民的‘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否可怕?
他们的‘自由贸易’是否可怕?
不可怕”[18]“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1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ZW）〗“在一个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
”[20]列宁认为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我们不应该指望采用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办法。
必须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
”[21]1922年3月，列宁在十一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
“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农民在我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22]
但是，列宁逝世前最最关心的还是迫在眉睫的党的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十月革命前，列宁对打碎并扫除国家旧机器，建立新制度的设想比较简单。
以《四月提纲》为例，政治上，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官吏可以随时撤换的“立（法）行（政）合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实行土地国有化，由雇农苏维埃统一管理，全国只设一家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也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实施。
总之，全国如同一个工厂，只需要“选派管理员和会计师”就可以了。
但是，事与愿违。
军事共产主义实施的结果却是官僚机构的大膨胀，每百名工人中，管理人员占16名，比沙皇俄国增加了近一倍（8.1人）[23]。
由于俄国文盲率高达70%多，普选制根本实行不通，只能实行层层委派制，造成国家党政机构空前臃肿，权力过分集中。
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引起列宁的忧虑。
列宁写道：
“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
糟透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
”“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
”“只是稍微粉饰了一下（苏维埃色彩），而从其他方面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
”[24]1923年1月，即列宁病重不能工作的前夕，念念不忘的是告诫全党：
“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
”列宁提出，为了汲取先进经验，改造这些机关，“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图书和研究这个问题。
我提出英国，是考虑到派人去美国或加拿大可能做不到。
”[25]
关于党的建设，列宁的建议有两条最重要：
第一，列宁“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第二，强化工人中央委员的监督作用，他们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
[26]历史的遗憾是，由于斯大林长于玩弄政治手腕，列宁的建议都没能实现。
新经济政策于1928年果然夭折在斯大林手里。
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断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是“暂时的退却”。
[27]其实，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时期设想，是越来越长的。
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确实使用过“退却”一类的术语。
但是，最主要的事实是，后来列宁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根本不是“退却”，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和前进基地。
1923年1月，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说：
“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自愿地）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
”[28]
当然，新经济政策，在推行和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从而遭到“左派”的攻击。
例如，如何看待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在城市里他们被左倾教条主义者称做“耐普曼资产阶级”，或新生资产阶级；在农村里，富裕起来的农民被称做富农阶级。
再如，在国家掌握工业托拉斯产品和农产品之间一直存在严重的价格剪刀差，引起农民的不满，多数农民宁肯屯粮观望，极大地影响着工农联盟的稳定性；城乡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国家工业化资金从何而来……这些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由于当时多数布尔什维克未能跳出传统社会主义陈旧观念的窠臼，只能消极被动地应付“左派”的攻击，最终导致新经济政策的过早夭折。
列宁设想沿着新经济政策长期地走下去。
无疑，这是列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达到的新境界、新水平。
关于如何通过新经济政策这条康庄大道，对新生苏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他都有过设想。
毋庸讳言，由于时间短促，列宁过世太早，某些改革设想并不成熟。
但是，列宁提供了创造性的思路，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丰富遗产。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430、442、447页。
粗体字为原有。
[2]陈晋主编：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中的《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258页。
[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6～127页，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中的《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4]《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554页。
[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431页。
[6]《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35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431页。
[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69～270页，粗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8]《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0页。
[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页及第55页。
[1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77、279页。
[11]《回忆列宁》，莫斯科1969年俄文版，第5卷，第1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1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9页。
[14]《列宁全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685页。
[15]同[11]。
[16]《档案披露的秘密》，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91年俄文版，第71页。
[1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82、184页。
[18]《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77页。
[1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20]《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444页。
[2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90页。
[22]《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23]参见《伟大的十月：
苏联国民经济体制的确立》一书中《工人阶级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有关章节，莫斯科，1977年俄文版，转引自姜长斌《苏联早期体制的形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2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25、341、373页。
[2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7、384页。
[2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3卷，第340、342、343页。
[27]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4页。
[28]《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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