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家风的内涵及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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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家风的内涵及发展
三苏家风的内涵及发展
孙开中
严格来说，三苏是唐朝移民在眉山的后代。
苏洵《族谱后录上篇》交代得十分清楚：
“其子孙遂家于赵郡，其后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者。
味道，圣历（698-699）初为凤阁侍郎，以贬为眉州刺史，迁为益州长史，未行而卒。
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
自是眉始有苏氏。
”到宋真宗大中祥符雨季年（1009）苏洵出生，日渐平民化和土著化的苏氏已扎根眉山土地三百余年了。
三百余年间，苏氏在眉山的业态和生态，按苏轼自己的说法为“余本田家（见《东坡题跋》卷五）和“世农”（见）《题渊明诗二则》）。
其曾祖父苏杲（găo）”“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与爱，与朋友笃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敬爱之……”（见苏洵《族谱后录下篇》）。
由此可见，苏轼曾祖父苏杲本是当地一位非常讲究儒家孝、悌、信等道德观念的农民，他老实本分，乐于助人，不图虚名和回报，更不贪图意外非分之财，在当地很受人尊敬。
考察三苏的家风，由于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笔者认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植根于农耕文明的家训家风，始终围绕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主线而发展和升沉起落。
考察一个家庭的家风，既看代表人物的历史，更看现实的表现和社会反响，以及对后人和后世的影响。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颜民家训》和成书于明末清初之际的《朱子家训》，可作为家风家训著作的代表。
三苏的家训家风不同的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特色，但它又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相互融合贯通映衬和支撑。
这就决定了三苏家训家风的丰富性和闪光点。
兹分述如下：
一、家行仁孝
早在至和二年（1055）九月之前，三苏父子尚未赴京城参加科考和荐举，苏洵在眉山完成的《苏氏族谱》时族谱的功用说得非常明白：
“鸣呼！
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几百年间，苏氏先辈和子孙，无论男女老思，都严格奉行了孝悌（tì，同“弟”）之道，这种宝贵的文化传统是尚处于民平阶层的苏氏家族的立身之本，应予充分肯定和传扬。
关于苏洵本人的作用，后来苏轼在他著名的诗作《异鹊并序》中高声赞美道：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很显然，在家庭生活中，苏洵是身体力行，说话管用的，他倡导“仁孝”，创立了苏氏族谱，以《苏氏族谱亭记》的文字里看出，他还主持过眉山苏氏宗族的祭祀活动。
苏轼的诗作《异鹊并序》，客观上展现了三苏家风的内容和出奇的效果。
“仁”的思想和学说本是孔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他强调：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见《论语·学而第一》）孝于宗族长辈，就是忠于国家朝廷。
苏洵提倡“仁孝”使苏氏子弟（包括作者苏轼），由爱人而延及爱物，主动饲鸟护鸟，获得鸟的信任而依恋不止，诗中苏轼委婉表示，有无爱心，是为官者作“循吏”或“酷吏”的分界线。
孔子认为，实毯子孝，也就是“为政”，实现了仁的基本要求。
苏洵一生行事，时时处处讲究和坚持“仁孝”，让苏氏大家族都重要伦，讲道德，亲密合谐。
从苏家的父子、兄弟、夫妇、宗族、邻里关系中，可以清楚地领略到这一点。
有必要指出的是，“仁孝”正是宗王朝提倡的主流意识，皇帝赵祯便自名“仁宗”，苏轼兄弟当年参加科考的题目就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忠厚，实为仁厚。
三苏“仁孝”的家风与朝廷宣扬的仁爱、仁政等观念高度契合。
家风影响世风，反过来，世风也会影响家风。
优良的家风形成以后，对家庭成员和后代子孙的思想行动一直会产生熏陶规范作用。
促使三苏一家由平民向官宦人家转化和家风重点转移的关键人物，无疑是苏轼祖父苏序。
苏序生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逝世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
他是苏杲九个儿子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活了七十五岁。
《昨非庵日纂》有言：
“东坡祖端正道人，乐善好施。
有一异人频受施舍，因谓曰：
‘吾有二穴，一富一贵，惟君所择。
’道人曰：
‘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
’于是，偕住眉山，指示其处。
命服一灯燃之于地，有风不灭。
道人以葬母。
”如果去掉笔记中的迷信色彩，则表明苏序这位宋朝初年相对富裕的农民，除了继承和保持苏氏千百讲求孝道、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之外，已经暗下决心，要把子孙不失时机地引上读书做官的康庄大道。
用当时民间的一般说法就是舍富而求贵。
自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历五代十国，中原大地的战乱和分裂局面持续达百年这久，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志在统一天下的宋朝。
由于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赵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顺应潮流、争取民心的政策。
在平定“二李之乱”（李筠、李重进）解决新王朝与后周旧臣的矛盾后，为避免分裂局面再次出现，即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收回了兵权，巩固了皇权。
在政权建设方面，宋王朝建立之初，便大力推行隋唐以来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鼓励知识分子参加政权，改善国家机器，扩大了统治的基础。
客观地讲，这种由乱思定、由定思治的愿望成了北宋早中期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
一直热衷于读书做官偏偏条件受限尚滞留在眉山的苏洵，无意中道出了历史的真相：
“洵闻之，自唐之衰，其贤人皆隐于山泽之间，以避五代之乱。
及其后，僭（jiàn）伪国相继亡灭，圣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于天下。
是从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
及其教化洋溢，风俗变改，然后深山穷谷之中，向日之子孙，乃始振迅相与从官于朝。
”（见《族谱后录下篇》）
按说，苏序本人的文化水平有限，甚至“不好教育局”，但他具有丰富的生产生活及社会知识，性格豁大度，口才好，写类似顺口溜的诗歌达数千首。
他是一位远见卓识、行动大于语言的农民。
他有三个儿子，长曰澹，次曰涣，少曰洵，欧阳修《故霸州文字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介绍：
苏澹、苏涣“皆以文学举进士”，只是苏澹“不仕，亦先公卒。
”（见苏轼《苏廷评行状》）看来，苏序是一个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成功人士，后来苏轼怀着钦佩的口吻称赞他：
“公始命其子涣就学，所以劝导成就者，无所不至。
及涣以进士得官而归，父老纵观以为荣，教其子孙者皆法苏氏。
自是眉之学者日益，至千余人。
然轼之先人少时独不学，已壮，犹不知书，公未尝问。
或以为言，公不答，久之，曰：
‘吾儿当忧其不学耶？
’然而，果自愤发力学，卒显于世。
”（同《苏廷评行状》）
由于苏序的具体诱导，眉山苏氏一家全力以赴地踏上了科举求仕的道路。
当时眉山的诗书风气相当浓厚，宋《谯楼记》如此描述：
“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之献为重。
”入宋以来，眉山考中进士的人数逐年递增，甚至呈井喷式增长。
天圣二年（1024），苏涣进士及第；嘉佑四年（1059），苏蜀也因人荐举而终于踏上佳作。
众所周知轼、辙科举高中的情况，其实苏涣三个儿子中，不欺、不疑问、两人也进入了官场。
孔子说过：
“父在，观其志；你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见《论语学而第一》）又表示：
“孝慈，则忠”（见论语·为政第二）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苏氏家族特别是三苏，一代一代奉行“仁孝”，事迹典型突出，无论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二、有志兹世
古往今来，每个人都只能在具体的时空中生活，自觉不自觉地扮演历史分配的角色。
对现实世界的态度，直接反映出每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嘉祐元年（1056），三苏父子满怀希望和激情地赶到京城应试和应荐。
苏洵《上富丞相书》公开表示：
“洵，西蜀之人也，窃有志于今世，愿一见于堂上。
”他在《上余青州书》里又说过几乎同样的话。
“有志于当世”，看来是苏洵一以贯之的思想，不管现实让自己有多少遗憾和不如意，但他始终乐观，永远对现实世界充满希望和自信。
他的这种积极向上、永不言败的人生态度，影响到程夫人和两个儿子，直接转化为三苏一家事业和人生都能走向的宝贵家风。
实话实说，苏轼的成长有过曲折波澜，看来他的启蒙老师道士张易简对他有过终生的影响。
绍圣三年（1096），他给苏辙的女婿王痒有这样的私房话：
“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
”（《与王痒》）说明少年东坡身上有一股不可忽视的野性，和对家庭教育的抵触和反抗。
几乎同时，他在《与刘宜翁使君书》所述更令人深思：
“轼龆（tiáo）龀（chèn），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huàn），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
”苏轼换牙阶段，正在道士张易简主办的乡校启蒙读书三年，从那时起就一直艰道至今，能说与张易简没关系吗？
苏洵、程夫人夫妇是如何配合教育轼辙兄弟的呢？
苏辙去世前一月（政和二年九月，1112年）写的《坟院记》说：
“方其少时，先公、先夫人皆曰：
‘吾尝有志兹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
’”看来程夫人如果社会允许的话，是有志于走向社会甚至参加朝廷科考的。
只因年老，夫妇二人才把整个家庭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事实证明：
这种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收到了实际效果。
对少年苏轼的思想行动起到了约束匡正的作用。
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另道：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公待侧曰：
‘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乎？
’太夫人曰：
‘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公亦奋厉有当成志，太夫人喜曰：
‘吾有子矣。
’比冠，学道经史，属文日教千言。
”两则材料，精神一致，都是用言教、身教、启发教育的方式，统一家庭的走向和奋斗目标。
在“有志兹世”的家风影响下，可以看到轼、辙兄弟特别是苏轼的觉悟和进步。
三苏“有志兹世”家风的形成，自然不同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原因。
大宋新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与当时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施展抱负的机遇。
苏洵《族谱后录下篇》对唐末五代处于国家分裂割据下“贤人”的动向和心态作了阐述，那时虽然科举制仍在实施，但知识分子们避之而唯恐不及，更不愿与不足辅的封建割据军阀势力同流合污。
而大宋王朝建立以后，大兴文教，制定了一系列笼络、尊重、甚至优惠知识分子的政策，并保持了连续性。
在宣传舆论上，宋真宗甚至发布了鼓吹“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之类的《劝学诗》，整个社会长期处于以文治国、读书求官的亢奋状态。
而苏涣、程浚等亲族的科考成功，更增添了三苏父子的热情和信心。
尽管三苏父子面临的大宋王朝在运转近百年后，积累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但最高统治者已经觉察和认识，只是尚未找到比较稳妥的改革办法。
就三苏父子的社会理想和知识结构而方，他们绝非只为个人私利而蝇营狗苟的可怜虫，而是一心想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帝王师，比如董仲舒、贾谊之类的人物。
世风孕育家风，家风影响世风，三苏一家“有志兹世”的家风，又推动三苏一面世，就满怀热情地拥抱大宋朝这个表面升平而实际上问题丛生的世界。
主动为它诊疗，提出稳健的改革方案，从而为民谋利，为国尽忠。
宋代与三苏大致同时的唯物主义理学家张载（1020—1077）曾许下他的伟大志愿：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如果联系三苏一切作为综合考虑，“有志兹世”的三苏父子正好体现了这样的风貌。
三、直方敢谏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朝历代皇帝相对而言显得开明，对社会舆论的不同声音往入采取宽容兼顾的态度。
自苏序开始，苏氏子孙都有善交际、善表达、敢直言论特点。
苏轼《苏廷评行状》曾记述一事：
“庆历（仁守年号，1041-1048）中，始有诏州郡立学，士欢言，朝廷且以此取人，争愿效职学中，公笑曰：
‘此好事卿相以为美观耳。
’戒子孙，无与人事争入学。
郡吏素暴苛，缘是大扰，公作诗并讥之。
”按说，庆历年间的州县立学，是发展地方文教事业的重要举措，属于大好事。
苏序本人又是地方升官看重和拉笼的对象，可是他并没有随声附和和瞎凑热闹搭便车，而是冷静思索和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写诗公开讽刺和批评。
这种似乎不识时务的古板作风，恰恰表现了他对国家公平公共事务的关切和正直无私的性格。
三苏父子深受苏序的影响，其思维方式特别是行事风格都有几分神似。
房列曙主编的《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谈到：
“两宋时期的人才选拔主要以科举考试为主。
科举考试制度兴起于隋唐，到宋代已发展得非常完备。
在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方法、考试程序、考官选用、录取标准、科场惩弊等方面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并且日趋定型化……”苏洵应该说是封建社会中具有真才实学偏偏参加科举考试屡考不中的特殊人才。
他胸怀壮志，自学成才使他成为西蜀地区的名士。
本来庆历七年（1047），他和乡友史经臣同举制策下第之后，他已绝意功名，自托学术，专心培养轼辙两个儿子。
重新点燃苏洵求荐入仕希望之火的人是镇守成都的重任、清正而惜才若命的张方平。
重情重义、如恩图报的苏洵十分珍惜这样的人生机会，《上张益州书》公开表示：
“我则愿出张公之门矣。
”“今张公举我，吾知勉（努力）矣。
”如果一一审视苏洵求荐入仕的全过程，苏洵始终保持了实事求是、不卑不亢的态度。
作为出色的文学大家和体制外的遗才名士，他把推荐自己的曲折过程，真正转化成了宣传自己学术思想、批评时政、表达社会理想的机遇。
他从不迷信权威，围绕国计民生，畅说世人所欲言而未言。
他把封疆大吏、文坛领袖游说为知己和尽心尽力的推荐人与支持者；他对当朝权贵的分别上书，变成了扩大影响、阻止其敷衍应付的手段，把常人理解的私恩实际化作了公事公办的政事儿。
嘉祐三年（1058），他更以大无畏的精神，巧妙地利用布衣身分，借有病辞试为由头，向当朝仁宗皇帝合法地提出了大力主张革新吏治的十条施政纲领，这个破开荒的创举，让苏洵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
轼、辙两个儿子虽然走的是科举取仕的路子，但他们学术家传、文章家传、三父子都把循理无私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言行方式，对江山社稷、国家人民抱有足够的信心和责任感。
嘉祐五年（1060），朝廷诏求直言之士，欧阳修、杨畋分别保举苏轼、苏辙参加次年八月由仁宗皇帝和大臣共同主持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试前各上《进策》、《进论》共五十篇，在当时引起很大胆的反响。
特别是在《御试制科策一道并策问》的答卷中，兄弟二人凭着对宋王朝的忠诚和信赖，以及超乎常人的胆略，趁机大胆进言，类似刮骨疗疮一样对时政和仁宗皇帝本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公开指责他无所作为，后宫奢糜过度，甚至指责仁宗好色，“不知为政之纲”、一心“邀美名于后世”。
这些言论，震惊了整个朝廷。
客观上加快了北宋政治改革的速度和进程。
这次事件，极大提高了轼辙的社会声誉，尽管有争议和大风险，但制科考试最后“苏轼入三等，辙为四等。
轼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辙除商州军事推官。
”（见《苏轼年谱》）兄弟二人从此体体面面地踏上了仕途。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直言难、要规劝（君主立尊长或朋友）谁使改正错误自然难上加难。
梳理三苏父子的著作，他们无论为官为民。
都承传了这种优良的作风。
苏轼于《谢制科启二首》谈到：
“某生于远方，性有愚直，幼承父兄之余训，教以修己而治人。
虽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许国。
”明确揭示了优良家风对自己的影响，充分肯定了直言敢谏的目的和价值：
“常欲挺身而许国。
”表达了珍惜、维护和发扬光大的意愿，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四、爱民忠君
三苏父子均来自民间，无论生活状况或思想感情，都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一直保持着天然的联系。
特别是他们自劝从儒家学说中汲取了民本思想的精华，崇尚理想为三代政治，满脑袋的圣君贤相、治国方略。
特别是宋朝大力实施的科举制度，已经分别把三父子推向了历史的前台甚至风品浪尖上，他们必须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和变化无常的官场生活中，找到可靠的立足点和着力点。
简而言之，中国的民本思想导源于主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孟子接着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孟子·尽心下》）杰出主张，《荀子·王制》更演绎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依存关系。
历代的开明君主都把“爱民、忧民”作为施行仁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历朝历代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则将民本思想作为立身行事的标杆和武器，并发展成“爱民、重民、利民、恤民”的思想体系。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以君为本的君权至上理论，长期共存，此消彼长。
只有相对比较开明的君主才会一定程度上容许或局步承认民本思想的地位。
三苏父子把理想甚至幻想中的三代政治模式和场景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承认和维护皇权的前提下，也真诚地关注民生和他们起码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他们希望通过统治者推行“仁政”，缓和日益尖锐的阶段矛盾和民族矛盾，实现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也让庶民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生存状态不断改善。
从总体上考察，三苏父子一直以顺民和忠臣自居，努力把“忠君”和“爱民”有机结合起来，协调起来。
早在入仕之前，苏洵便把宋朝的开国皇帝称之为“圣人”，把入仕的二兄苏涣列入“向日之子孙”（见《族谱后录下篇》）；他虽然没有专门阐述民本思想和君权关系的文章，而大凡直接间接涉及者，都主张用行仁政、仁术的办法妥善处理。
《上韩昭文论山陵书》主张爱惜民财民力、薄葬仁宋江以全其名声便是一个典型。
至于苏轼、苏辙两兄弟，参加科举考试和入仕经历大同而小异，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源流近似，相互协调，配合紧密，各具特色。
单以那场主动魄的制科考试为例，无论原设计者要最高当局听听真话是真心也好，假意也罢，反正兄弟二人表现都很成功。
都利用合法的身分和时机，当面向仁宋江皇帝表达了青年才俊对至上皇权和政治的批评意见，大胆捍卫了民本思想和基本原则。
苏轼“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之类的“猖狂之说”，无疑是对“君权神授”和“君本观念”的排斥和否定（见《御试制科策一道并策问》），这样的大实话，无异于给厚重的皇权迷信浇了一瓢清凉的冷水。
苏辙的试卷锋芒更加外露，他从仁宗皇帝“未有忧惧之诚”和“未知为政之纲”两大方面，批评仁宗皇帝贪图享乐、好色、好名，缺乏执政能力等严重问题，兄弟二人由直言改谏向大宋王朝显示了难能可贵的忠诚。
轼辙兄弟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他们的亲叔你苏涣“其为吏长于群起令而以仁爱为主，故所至必治，一时称为吏师。
”（见苏辙《伯父墓表》）这位皇帝认可、大清官表彰的循吏就曾向轼辙兄弟亲口传授为政之方，从此苏氏以此作为“家法”。
轼辙进入官场以后，无论职位大小，都做到了守职尽责，尽心尽力，因则处处受到百姓的欢迎，同行的赞誉，甚至皇帝的奖励。
但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由于政见的不同，利益诉求的差异，甚至性格才能的碰撞，又往往使轼辙兄弟处于被排斥、压抑甚至残酷打击的地位。
从主动请求离开朝廷外任以正数，苏辙介绍苏轼说：
“是时，四方行者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
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墓志铭》）其实，苏轼一生都在坚持民本思想，苏辙也一样。
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老百姓代言，作了说不完、数不清的好事和实事，他们是封建社会中勉为其难的大清官。
在贬滴黄州期间，苏轼如此写诗道：
“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形容可似看家狗，未肯耳耳耳争投骨”。
（《次韵孔毅你久旱已而甚雨》其一）可以说，诗句充分表达了古代知识分子优秀代表的高尚情操和气节。
在现实生活中，既要爱民，又要忠君，的确是难事，而苏氏堪为楷模。
以苏轼为例，连同意惩处苏轼的神宗皇帝也不得不承认：
“苏轼终是爱君”（《苏长公外记》），也有人评价说：
苏轼“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见林语常《苏东坡传·原序》）。
这类看法因人而异的问题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并且争论不休，短期内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
五、乐善好施
乐善好施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更是三苏世代传承的家风。
千百年来，人们都把存善心、行善事、扶危济困的举动称之为积德，视之为立身行世的榜样。
官方哲学和宗教教义也予以表彰和提倡。
苏洵的祖父苏杲和父亲苏序，都是宋初眉山乡下十分善良而并非特别富裕的农民。
苏杲“善治生，有余财。
时蜀新破，其达官争弃田宅以入觐，吾父（苏序语）独不肯取。
曰：
‘吾恐累吾子。
’终其身，田不满二顷，屋弊陋不葺也。
好施与，曰：
‘多财而不施，吾恐他人谋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将以我为好名。
’是以施而尤恶使人知之。
”（见苏洵《族谱后录下篇》）有他人笔记补充印证：
“眉州苏先生杲，老泉之祖，轻财好施，急人之急，孜孜若不及。
岁凶，卖田赈济其乡里；逮秋熟，人将偿之，终怜其屡辞不受，久致破业，厄于饥寒，然未尝以为悔，而好施益甚。
”（转引自《苏东坡轶事汇编》352页《湛渊静语》）作者认为：
“后三苏以文章名天下”与先辈的积德行善有因果关系。
苏杲卒于淳化五年（994），而苏序生于开宝六年（973），殒于庆历七年（1047），活了七十五岁，对三苏父子影响最直接。
这位已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且豁达大度的先辈，见识更为开阔，娶妻史氏夫人为眉山大家女子，对人宽厚仁慈，去世比苏序早十五年，轼辙都没见过。
据苏轼《苏廷评行状》记述：
“公幼疏达不羁，读书，略知其大义，即弃去。
谦而好施，急人患难，甚于为己，衣食稍有余，辄费用，或以予人，立尽。
以此穷困厄于饥寒者数矣，然终不悔。
旋复有余，则曰：
‘吾固知此不能果困人也’。
益不复爱惜。
凶年鬻其田以济饥者，既丰，人将偿之。
公曰：
‘吾固自以鬻之，非尔故也’”。
苏洵的记载与此差不多，只是谈到当地群众多灵敏了解苏序的善行义举，认为即使是古代的隐君子也未必赶得上他。
苏洵的情况比较特殊，之前，在他名下只有山田一顷，可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如果后来进城，由于程夫人的苦心操持，成为当地衣食无忧且能同时供给三父子读书费用的富家，但是他一直以祖辈父辈的善行为荣，也支持程夫人弘扬家风的义举。
由大史学家司马光写的《程夫人墓志铭》如此道：
“始夫人视其家财既有余，乃吧曰：
‘是岂所谓福哉！
不己，且愚吾子孙。
’因求族姻之孤穷者，悉为嫁娶振业之。
乡人有急者，时亦赠焉，比其没，家无一年之储。
”
荀子《劝学》有言：
“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一代又一代的苏氏族人乐善好施，形成一个育才造士的小气候和优良环境，大大有利于受教育者形成高尚的思想品德，启迪个人的聪明才智。
三苏父子既是优良家风的受益者，更是忠实的传承人和光大者。
就轼、辙而言，当他们踏上仕途以后，就把苏氏的家风吹向了空气污浊的官场，并且长盛不衰，因而成为整个封建时代非常耀眼的明星官员。
为了叙述的方便和智谋考虑人们认知的习惯，笔者有意把家风限定在家庭和私人空间以内，这样也许更能体现家风的影响和作用。
元丰五年（1082），眉州义士年长苏轼达十岁的巢谷从故乡来到正贬官黄州的苏轼家中，依托和散心的目的兼而有之。
危难之中的苏轼安顿巢谷作了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想方设法让久未谋面的乡亲在黄州生活开心，有尊严。
得知他有治伤寒的《圣散子方》，便委托当地名医庞安常进行研究，写入医书中广为宣传……后来巢谷不惜步行数千里赶来看望同时南贬的辙、轼兄弟，不幸死于途中。
料理完他的后事，为感其德，苏辙晚年特地写了《巢谷传》予以表彰。
这种长久而连环的乐善好施行为，集中体现了轼辙兄弟共同的家风。
苏轼乐善好施之举在贬谪惠州期间最为典型。
绍圣三年（1096）十二月，他在《与南华辩老》的信中坦呈：
“久忝侍从，囊中薄有余赀，深恐书生薄福，难蓄此物。
到此以来，收葬暴骨，助修两桥，施药造屋，务散此物，以消尘障。
今则索然，仅存朝暮，渐觉此身轻安矣。
”这里不仅表述了作善事的内容，而且写了事后那种特有的快乐和满足。
此时，轼、辙兄弟均因元祐之政的重臣而一再受贬，且背负恶名，生死难卜。
苏轼在《两桥诗并引》和与程之才的部分信件中透露，他其实义务参与了惠州东新桥和西新桥工程的策划、筹款、募捐、落成庆祝全过程。
他在《东新桥》诗的自注表明：
“二子造桥，余尝助施犀带。
”在另一首《西新桥》诗的自注表示：
“子由之妇史，顷入内，得赐黄金钱数千助施。
”若用白话明说，就是苏氏兄弟两家，为惠州修桥，主动把皇家当初赏赐个人的宝贝物品（犀带、黄金钱）全部捐献了出来。
徽宗即位以后，大赦天下。
轼辙兄弟得以生还内地。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苏轼便托人在常州买房或僦房，以便供家人生活居住。
据宋人笔记《深雪偶谈》和《梁溪漫志》卷四《东坡卜居阳羡》同时记载，苏轼买宅于常州，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座百年祖业，出售人的母亲坚持不卖。
于是苏轼当面烧毁房契，放弃已付的房款而退还这座祖宅。
此事有人表示置疑，笔者却深信有之。
一是两则笔记的当事人和来龙去脉相当具体，看不出一点破绽；二是苏轼对问题的处置办法完全符合苏氏自苏杲以来的家风和方式，并与苏轼一贯的慷慨大方性格吻合；三是从此苏轼不再买宅，而是借顾塘桥孙氏居暂停，并不幸病逝在那里。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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