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坂藏书的前世今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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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坂藏书的前世今生
蒲坂藏书的前世今生
沈迦
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The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简称UBC，当地华人亦称它为卑诗大学）为世界知名学府。
旗下有亚洲研究中心，为北美汉学研究的重镇。
亚洲研究中心的图书馆是座日式结构的三层建筑，亚洲文献收藏宏富，其镇馆之宝便是数量达45000册之巨的蒲坂藏书（PubanCollection）。
UBC亚洲研究中心广场收藏宏富的亚洲图书馆
我经常去该馆看书，有幸接触到这批线装书。
打开该馆为此批古籍特制的书盒，翻开那些发黄的书页，朱红色的藏书章赫然在目——蒲坂书楼、南州书楼、姚钧石藏书、鈞石所藏金石書畫印、姚鈞石印、民国庚辰……
该馆在一张宣传单页中这样介绍这批藏书：
“蒲坂藏书原为澳门姚钧石所收藏，卑诗大学之亚洲图书馆于一九五九年获图书馆之友及姜纳博士（Dr. Walter Koerner）捐款购入，计有线装古籍约三千二百种，册数四万五千余，多半为广东著名之南州书楼旧藏，包括多种学科之丰富资料，堪称北美最卓越之中文藏书之一。
在儒家典籍类内之古典语文学，半数（约有二百五十种）为文学理论、音韵学，尤以文字学为多。
历史类内有最引注目之方志，包括广东省五十六个地区，以及中国境内约五十个著名山脉。
哲学类收书不多，但具有趣味性之艺术、考古学、拓本，尤以印章为多。
”
写这段简介的人是李直方教授，他原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也是国际汉学界知名的版本专家。
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移居温哥华，受邀担任了蒲坂藏书的顾问。
该馆自行装订的手写复印本《蒲坂书楼藏书
书名索引》
红色藏书章无声地述说往事
据李直方教授更精确的统计：
此批藏书共计3105种，其中元版1种，明版179种，清初（1644-1795）版本628种，清稿本121种，其它版本2176种。
如论册数，约计45000册。
国外汉籍收藏是中国藏书界既感兴趣又觉哀伤的一个话题。
美国哈佛燕京社、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等都曾有人写过类似域外访书记的文章，而静静躺在温哥华的这批古籍却鲜受人关注。
我向该馆工作人员索要书目，他们拿给我的只是一册自行装订的手写复印本。
于是我萌生了探访这批藏书由来的兴趣。
何炳棣教授的回忆
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史学界泰斗何炳棣教授（Ho Ping-ti ，1917-）曾于上世纪中叶在UBC担任教习。
读他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时，发现有几段文章与这批藏书有关：
“1958年秋冬之际哥大工作刚刚就绪，就接到UBC图书馆馆长Neal Harlow的信，说校长Norman Mckenzie已同意将近年捐募所得的大部投资于中文图书。
叫我12月由纽约先回温古华，然后再飞香港洽购包括五万本线装书，号称‘蒲坂’的私人专藏。
事缘UBC于50年代后半已有意发展东亚研究，日本方面已请到英国日文杰出的社会学家Ronald Dore为副教授，日文及日本文学方面亦已请有知名的日本学人任教。
Harlow本为洛杉矶加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UBC就任后发展图书不遗余力。
”
原来何教授就是当年的经办人。
现年九十一岁的何炳棣教授在加州大学第二次退休后，住在美国洛杉矶附近的一座叫鄂宛（Irvine）的美丽小城里。
在今夏的一个下午，我有幸电话采访了他。
事先我曾将采访提纲发给他。
老先生思路还很清晰，他在电话中向我介绍了当时买书的经过：
“1958年春天，我还在纽约，北京大学的严文郁先生寄来目录。
于是我将他转给了UBC大学。
近五万册书，都是古籍，这样的机会不会多。
”
何教授第一个提起的人就是严文郁，他是我国老一辈的图书馆学专家，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当时在美国。
我请何教授回忆当时购书时的情形，他说，过去这么长时间了，除了已写入《读史阅世界六十年》书中的回忆外，想不起更多的细节了。
在那本《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当时四十岁出头的何炳棣，记下了这趟长达三个星期的远行中的若干片断。
“生平旅行这是首次搭乘头等舱位。
UBC原向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请打折扣，公司说经济舱向来不给折扣，头等舱可以给五成折扣，所以头等仓反较三等为廉。
”
“我旅游时一向极力避免发怀古之幽情，不过在澳门访问富有晚明闽南风光的望厦村时，我却要坐在1843年美使顾兴坐过的石凳上，签署《望厦条约》的石桌旁，拍一张照片以为多年讲授远东国际关系史的纪念。
”
“购书签约之夜，澳门书主姚老先生包下五洲饭店全部屋顶花园，请出83岁退休的首席厨师贡献专长，主客四人享用，男女四人环伺。
我有幸，亦不能无憾地品尝和预测这种吃的文化的行将永逝。
”
这位姚老先生就是姚钧石。
另两位陪同的人士，一位姓张，一位姓刘，都是姚老先生的代表。
“张先生，是个传统的商人，很开明。
我在香港，都是他接待。
还有一位刘先生，具体叫什么记不起了。
刘先生古文底子好。
”电话中，何先生对半个世纪前遇到那些人还有深刻的记忆。
归程的途中，何先生没有直飞温哥华，他转经台湾，并在台湾逗留了六日。
那几天，他就住在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家中。
当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先生刚迁居南港新家。
何炳棣自完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长期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工作。
他是见证二战后西方中国学（China Studies）勃兴的第一代中国学人，与胡适等人有良好的交往。
何炳棣在该书另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中，有如下的段落：
即使胡先生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期间，我也于1958年12月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之命，飞往港澳洽购一个5万多册线装书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曾在南港中院院长新居做客六日（12月20日至26日晨）。
据胡先生面告，我是他的第二位海外留宿客人，第一位是半月前离开的第一届院士陈省身先生。
第一天晚饭一桌三人，另位是前任院长朱骝先（家骅）先生。
在这饭桌上我初次品尝了于景让先生成功育出的无子西瓜。
我问何教授，当时有无向胡适先生提及这批藏书。
何教授说，没有功夫谈这点。
徐信符与南州书楼
在UBC我有幸翻阅了百余册蒲坂藏书，几乎每本书的扉页上，都能看到“南州书楼”的藏书章。
南州书楼是民国时中国知名的私家藏书楼。
早年读《广东藏书纪事诗》，对南州书楼及楼主徐信符略知一二。
岭南近代藏书之风颇盛，知名藏书楼颇多。
番禺潘仕成的“海仙山馆”、南海孔广陶的“三十三万卷楼”、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伍崇曜的“粤雅堂”并称“粤省四家”。
其它，如南海潘宗周的“宝礼堂”，东莞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番禺徐信符的“南州书楼”，亦为书林巨擘。
南州书楼藏书徐信符《南州吟草》封面
徐信符（1879－1948） 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他名绍棨, 字信符（也作舜符）,以字行。
他原籍广东番禺, 出生于广东英德。
徐信符1898年进菊坡精舍，受业于陶春海门下。
陶春海，字福祥，番禺人，曾任菊坡精舍学长，为岭南大儒陈澧的再传弟子。
1903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将两广大学堂改为广东高等学堂，委派吴玉臣（道镕）为首任总理。
吴氏聘请徐信符为中国文学教员，自此，徐信符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教师生涯。
他曾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广府中学、两广高等师范大学、岭南大学、广东法科学院、中山大学、勷勤大学、教忠学校，以及香港培英学校、执信中学和澳门教忠学校等10多所学校任教，主讲课程涉及文学、历史、古籍书目诸科。
本文后面还要提到的人物，如解放后任广州市长的朱光、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冼玉清、中山图书馆馆长杜定友等，都是他的学生。
徐信符著述甚丰，先后编著了《中国文学史》、《历代文体辨别》、《中国书目学》、《中国版本学》、《西洋史要》、《亚洲各国史》、《汉书刑法志》、《古籍校读法》、《楚辞离骚》、《文选研究》以及《文学说略》等十多种教材。
作为藏书家及版本学家，徐信符还担任过广东省立图书馆董事会董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广东编印局委员、广东文献馆理事和修志局编纂等职。
同时负责编撰广雅丛书、学海堂丛书，并著有后来在藏书界流传甚广的《广东藏书纪事诗》一书。
徐信符的夫人是同盟会元老朱执信的姐姐。
朱执信之父，也即徐信符的老丈人是琴学大家朱启连。
朱启连又是“粤东三家”之一的汪瑔的门生及女婿。
粤东汪氏是文化世家，汪兆铨、汪兆镛、汪兆铭均名满天下。
汪兆铭，字季新，后名精卫。
徐信符在年轻时，与朱执信、汪精卫都有往来，还曾结社于广州豪贤街之西庵书院。
南州书楼的旧址在广州市小北路120号，这里也是他的住所。
1928年小北开筑马路，徐氏将居所前座拆建为二层楼以藏书，称“南州书楼”。
今夏赴广州，我曾来到小北路，希望寻访南州书楼的旧影。
可是，一无所获。
南州书楼与中国很多知名的私家藏书楼一样，经历风雨，但终于没能躲过风雨。
今年已七十六高龄的高炳礼先生是广东中山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在广东中山图书馆工作了五十年。
因地域之便，他曾专题研究过南州书楼的聚散史。
在《“南州书楼”聚散史述略》的卷首摘要中，他即引用广东中山图书馆老馆长杜定友在1948年徐信符刚死时所作的预言：
“私人藏书，不出三代，纵观吾粤藏家，风流云散，幸南州书楼，泰半犹存，惜信符先生遽归道山，其能永保勿替，亦至堪虑。
”
据高炳礼先生研究：
“南州书楼的厄运开始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广州淫雨成灾，徐家住宅后座倾塌，室内藏书不能及时搬走，以至400多箱典籍的绝大部分受水浸化为纸浆。
小部分幸免的也要雇请几位老太婆将书逐页翻开晒晾，这次遭天灾厄运，损毁典籍不少，徐氏因此卧病累月，十分痛心。
”
高炳礼先生翻出《广东文物》给我看
比天灾更猛烈的是战事。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8月31日中山大学首遭空袭，全校奉命疏散。
当时，徐信符执教于中山，自感年近古稀，不想跟校迁移，于是全家转移香港避难。
藏书家自然要带着书走，他将善本200多箱计300多种2306册运往香港, 其中寄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150箱，跑马地寓所50箱。
这是南州书楼的藏书第一次飘洋过海。
徐信符全家到香港后，因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他只能亲手从移港善本中选出一批出售，时得港币9000多元，以解燃眉之急。
1941年香港再度沦陷。
沦陷前夕, 徐信符从存港典籍中选出一批善本（部分是丛书），分装为10箱，由其女儿分批运往澳门寓所, 据说当时用机帆船运往澳门者被土匪所劫，由白银丸船运者又遭美机炸沉，损失不少。
香港沦陷后，徐信符全家于仓皇中又转回广州。
广州这时也已沦陷，徐信符已是年迈之人，终日忧时感事，不幸又得重病，每日要花去很多医药费，经济不敷，于是再次以书易米。
这次他卖出的书有陈澧著述稿本及批校本，还有十余种方志，共计200多册。
得款数千元。
他自己也说“垂老遇困难，又贫病交迫，幸得出籍以救厄。
”嗜书如命的徐先生落到自己卖书的地步，表明他已山穷水尽。
“大病初逾的徐信符先生，再次踏上迁移的行程，他带领全家离开广州移居澳门，当时家庭仍十分困难，遂将由港运至澳门之书，除有关广东文献继续保存外，都卖给了当地一位姚姓巨商，得葡币4万元。
至此，南州书楼的精华——善本已出售不少，可谓元气已大伤。
其存广州寓所之书，也在徐氏全家避难澳门后，被当地流氓无赖掠去贱卖，损失不少。
”已退休在家的高炳礼先生，对我说起这段往事，还是感慨万千。
这位姚姓巨商就是后来将藏书卖给UBC大学亚洲图书馆的姚钧石先生。
对姚钧石及其蒲坂书楼，我几乎没查到任何资料。
在民国著名印人冯康侯先生的印谱中，我曾偶然看到一枚“姚钧石藏书”章。
抗战时，冯先生也曾携眷避居澳门，估计在那时，与姚钧石先生相识。
高炳礼先生告诉我，他曾请与澳门图书馆界比较熟悉的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骆伟查找姚氏资料。
不过，至今也没有结果。
我也向何炳棣教授打听过姚先生的生平，已至耄耋之龄的何教授至今还称他为“姚老先生”。
不过，他说自己对他的身世也不清楚，更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他告诉我，按外国人的礼仪，人家不主动告诉你，你是不便打听的。
莫非姚钧石真要成为一个谜？
据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记载，1997年5月他访问UBC时，也曾见过这批蒲坂藏书。
当时任亚洲图书馆馆长的周邝美筠女士还把当年王伊同教授为这批善本书目所写的序言复印给他。
“王序写于已亥六月，当是1959年7月。
序中说这批书是广东因经商致富而成为藏书家的姚钧石在澳门的部分藏书。
姚氏在广州藏书被毁于火灾后就集中精力经营澳门藏书近10年，方恢复旧观。
因担心再遭覆辙，便求售于海外，而卑诗大学正谋求发展亚洲文化学术，遂由实业界人士宽纳筹资议购。
并请何炳棣教授负责磋商议定，于1959年2月将这批书运抵卑诗大学。
”
这里提到的王伊同教授也是享誉海外的著名学人。
王伊同，字斯大，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与何炳棣教授是同学。
王伊同教授主治魏晋南北朝史，其《五朝门第》专著已成为海外汉学名著。
王教授在历史研究方面功力深厚，研究领域涉及名物制度考证、舆地、版本学、民族史等多方面。
他曾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以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
现居美国匹兹堡。
在UBC亚洲图书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前台管理人员的书架上找到近半个世纪前由王伊同教授撰写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宋元明及旧抄本善本书目》，这是部抄本（复制本），绿色硬质封面，由该馆自行装订而成。
今秋我有幸联系到王伊同教授，并与他通了几个邮件。
王教授今年虽已九十四岁高龄，但思路敏捷，每天都亲自收复邮件。
王教授告诉我，1957至l962他在该校任教，因此得以接触此批藏书，并择善本整理出此书目。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宋元明及旧抄本善本书目》书影
我向王教授了解当年的相关情况，他告诉笔者，他对姚钧石的情况也不了解。
不过他在来信中提及当年为UBC图书馆捐款的姜纳先生（Walter Koerner）。
据说此君是个捷克籍木材富商，后移民加拿大。
王教授与他见过几面，每次见面，他常说，你们学者专心学问即可，资金的事由我们负责。
抗战胜利后,已近古稀之年的徐信符回到了广州，他拟将劫后存书整理编目，并将港澳书籍运回大陆，不过事未竟，徐氏于1948年10月30日因心脏病逝世于广州，终年69岁。
徐信符死后一年，广州解放。
当时徐氏藏书已分散粤、港、澳三地。
南州书楼归其儿子徐汤殷掌管，又一个藏家的后代，要开始变卖藏品了。
高炳礼至今称徐汤殷为“徐公子”。
他说，徐公子首次卖书是在五十年代。
当时岭南大学图书馆周连宽教授得悉徐家要出让其先父遗书的信息，于是前往洽购。
“余第二次往访南州书楼时，即由其女公子接待，余为岭南大学图书馆选购广东文献一批。
”当时岭南大学买入的书多为广东地方文献，有《粤大记》三十二卷，明万历刻；《乾隆广州府志》六十卷，乾隆廿四年刻；《粤秀书院志》十六卷，道光二十七年刻；《广州乡贤传》四卷，道光十九年刻；《温氏家集》十二卷，咸丰元年刻等，均属罕见之本。
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该批图书现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内。
1954年10月，广东省人民图书馆也派专人去南州书楼与徐汤殷商议让书事，结果以2000元购得图书2919册。
1956年，广州古籍书店开业，该店也经常派人去徐家商谈购书事宜。
1957年初，冼玉清教授往澳门探亲，了解到徐家女公子在澳门仍保存部分古籍，并有意出让，即劝其将所藏广东文献全部让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后因对方坚持要港币现款，而国家那时又外汇紧张，此事没有谈成。
周连宽曾见过该批书的书目：
“冼君示余书目一纸，其中明刻多种，尚有可观。
例如：
《文恪公集》二十卷（明）韩日缵撰，（明）嘉靖刻；《六艺流别》二十卷（明）黄佐撰，嘉靖刻；《明音类选》十二卷（明）黄佐撰，嘉靖刻；《庸言》十二卷（明）黄佐撰，隆庆刻；《岭海名胜记》十六卷（明）郭棐撰，万历刻；《鹤汀集》九卷（明）李之世撰，万历刻；《瑶石山人诗稿》十六卷（明）黎明表撰，万历刻；《岭南文献》三十卷（明）张邦翼编，万历刻；《岭南文献轨范补遗》，六册（明）杨瞿崃编，明刻；《抱膝居集》二册（明）谢与思撰，万历刻，《罗司勋集》七册（明）罗虞臣撰，嘉靖刻；《海珠小志》，六册，万历刻。
”（《羊城访书偶记》（三）,广东藏书家近况，广东图书馆学刊，1965
（2））
笔者曾核对蒲坂书目，以上图书均未见录。
1957年徐汤殷在广州又出售南州书楼词曲书一批，共800余种，按种计价得人民币800元。
1963年8月，广东省委获悉徐信符解放前从广州移存香港的一批明代版本古籍及广东文献，其子徐汤殷要出售，定价为10万港币，现款在香港交易。
省馆先将省文化局转来的书目查对后，认为省馆需要这批古籍入藏。
省委领导为免这批珍贵古籍落入外国人手中，先委托港澳工委就近垫款购入，省馆遵照省委的指示，向省计委、省财政厅办理购买该批古籍所需的专款交还港澳工委、报销（因购私人藏书无正式发票）等手续。
1963年9月27日，这批书从香港运回广州，28日在省馆开箱时，省文化局派出干部赵瑾良到场逐册验收。
计有古籍图书共119种1050册，其中善本98种877册，广东文献21种173册。
据版本学家，时任广东省馆副馆长的李易安先生鉴定：
“认为此批图书应是徐氏所藏之精华，多是明代刻本，一部分为清代精刻本和清代毁禁本，不少属于海内罕见之书。
例如《桂轩稿》十卷（明）江源著，在明史艺术志、焦竑国史经籍志中俱未著录，此为海内仅存之本，殊足宝贵。
《文山先生集杜诗〉前后卷（宋）文天祥集元刻本，较台湾所藏明成化本尤早。
《明音类选》十二卷，（明）黄佐编，此书国内仅存一部。
《广东文选》四十卷，（清）屈大均编，乾隆悬为禁书，今日存本极少。
其他都是较好善本和广东文献。
”
这份向省文化局报告的文稿，现还保存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档案室里。
因为这批古籍留存在香港，徐汤殷乘机提出赴港申请，当国家在港交付书款后，徐公子也留居香港了。
1975年，徐汤殷突发急病，逝于香港。
高炳礼先生与徐公子有过交往。
他说，当时他就以卖书为生。
“六十年代初期，那时大家多穷啊，可我看到他家客厅里还有苹果。
”
1982年5月21日，徐信符孙女继续将南州书楼最后保存下来的45种453册线装古籍卖给广州古籍书店。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按古籍书店要价人民币18700元全部购回入藏。
南州书楼到底有多少书？
徐信符的南州书楼到底收藏了多少书？
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
据说徐氏为人怪僻，他的藏书楼，一般人不能登楼，而想参阅借阅，那就更难了。
他喜欢将一部古籍的前一、二册抽放别处，其目的是使人见到这部书时以为是残本，不再向他借阅。
由于没有一本完整的藏书目录，因此，其藏书数字记载比较混乱。
黄荫普的《忆江南馆回忆》称曾达60余万卷，谢祖贤的《广东藏书纪事诗序》称“不下十余万卷”，郑师许的《悼念广东藏书家徐信符先生》（稿本）则称“所藏约有二万余册”。
著名目录学家何多源先生著《广东藏书家考》，其中有徐氏小传。
他自称民国廿三年（1934）二月四日曾访问徐氏询及藏书数目。
徐氏自答已达一千二百箱，计三百六十余万卷。
这在当时应该是个比较可靠的数字。
徐信符之子徐汤殷在《南州书楼·叙传》中称其父藏书达600多万卷。
祝秀侠的《徐信符与南州书楼》称600万册，这估计是卷册之误。
从何多源造访，到徐氏殁于1948年，这十几年，南州书楼的藏书应继续增加。
从360万卷到600万卷，应是有可能的。
徐氏嗜书如命，藏书秘不示人，唯有其学生，曾任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的冼玉清教授曾携带饭盒登楼观书一个多月，并将该楼所藏的广东文献432种录成《南州书楼所藏广东书目》，这部书目发表于1935年6月出版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2卷第1期），由此公开了徐氏部分秘藏。
徐信符孙女、徐汤殷之女徐家凤在一篇题为《冼玉清与南州书楼二三事》的文章中提到这段往事：
“先祖父嗜书如命，家人未得其允许是不准随便踏进书楼，小孩子们更是楼梯也不准踏上，但先生却是除家人外唯一有书楼钥匙的人，可随时来看书抄书。
南州书楼藏书虽多，但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书目，当时先生自告奋勇提出，先把有关广东的书目整理出来，其它的一步步再来校理。
自此先生课暇即到书楼抄写书籍。
有时披阅竟日，其间常拿一布包包着一些点心作为午餐。
先祖父曾请她在家吃饭，不要客气。
她与我祖父说鉴阅群书是其最大的乐趣，如果为吃饭而打断此雅兴则大煞风景也。
因之她在南州书楼观书期间，佣人们开了大门就去泡茶，先生自己开门进书楼，佣人放下茶水就退出，剩下她一个人在书楼翻阅典籍，兴尽又悄悄地回家去了。
在此数月时间内从没在我家吃过一顿饭，留宿过一天。
1935年6月先生所撰的《南州书楼所藏广东书目》刊于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以后先生因病，遂暂停至书楼看书了。
”
冼玉清（1894-1965）也是个奇人，有粤中才女之称。
这位自号“碧琅玕馆主”的才女，集诗人、画家、金石鉴赏家、收藏家于一身，为20世纪广东不可多得的女学者和女诗人。
她对岭南历史、风物、史志文物的发掘与整理，近百年来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
举凡前贤史实、掌故遗闻、金石书画、名胜古迹，靡不精心考证，为后世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冼玉清年轻时的照片冼玉清曾任岭南大学文物馆馆长
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我曾看到她的不少身影。
她曾任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学贯中西，据说能以英语讲授“二十四史”。
冼先生以治史为主，兼好辞章，她的诗既有“知有红妆称学士，乾坤清气此偏多”的豪迈，又有“绝俗孤标遗翠羽，高山情调依朱弦”的婉约。
她于20年代已有诗名，所著《碧琅玕馆诗稿》深为当时文人学士所赞赏。
南社创始人之一的柳亚子曾有诗赠冼玉清云：
“才高咏絮簪花外，名轶搓脂滴粉群。
珍重女权新史艳，书城艺海共论勋。
”晚清京华“四公子”之一、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对冼玉清的诗稿给予极高评价：
“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
”还亲笔为冼玉清的书斋“碧琅玕馆”题写一匾。
陈寅恪亦赠冼玉清一副春联：
“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
”
在广东学界，冼玉清被人尊称为“冼子”，晚辈则亲切地称她为“冼姑”。
为了她痴迷的学术研究，冼玉清终身不曾婚嫁，她发自肺腑之言 “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今闻之仍有惊世骇俗之感。
冼玉清出身于澳门富商之家，因其无后，父亲去世时则给她留下双份遗产，但她平素自奉甚俭，逝世前将这份遗产全部捐给了国家，金额据说达上百万港元。
在六十年代，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为了这笔遗产，冼玉清还曾蒙受了不白之冤。
1954年，因每月定期到香港银行签收遗产利息，她竟被检举为经常往返香港递送情报，于是她被逼写“坦白书”，并于次年被迫提前退休。
因冼玉清经常去中山图书馆特藏部阅览室看书，高炳礼先生亦与她熟。
高先生告诉我，冼教授在阅览室看书常坐固定的座位，长此以往，她的座位都不会被占坐，大家对她很敬重。
她来看书时，大家经常向她请教，普通读者也不例外。
冼教授半个多世纪前登楼抄录的书目，刊登在1935年出版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2卷第1期上。
这本旧杂志在今天的上海图书馆都已成为珍本秘藏，不轻易示人。
经填写申请表、馆领导签字等手续，并付上不菲的资料使用费后，我终于借出了这册早已泛黄的杂志。
该刊第28-51页收录了南州书楼432种广东文献书目。
文前有一段何多源撰写的编者按：
番禺徐信符先生笃学嗜书，雅好收藏乡贤文献，其藏书事迹曾志本刊一卷三期广东藏书家考一文之内。
此书目原为岭南大学文学院洗玉清女士所编，余曾怂恿其出版以示公之同好，女士不允，但蒙借抄稿本，兹特将其重新编次，以飨学林，以实本刊。
冼玉清编写的书目首次公开了南州书楼的秘藏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
可能是转抄的原因，此书目中排印错漏甚多。
如将主修《番禺县志》的任果、常德误排为任果常等修，将修纂《广州府志》的瑞麟、史澄，误排为瑞麟史，陈恭尹误排为陈公尹，黎遂球误排为黎瑞球等。
广东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主任倪俊明曾为冼玉清此书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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