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中国的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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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中国的选择
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中国的选择
一、全球产业升级的历史变迁
从20世纪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产业升级主要是一个由个别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依次替代并逐渐向海外转移而导致世界各国产业变动呈波浪式的向前推进过程。
其中，伴随着技术革命，全球产业升级在趋势上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本世纪50年代，由于以电力、电子、内燃机和化工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技术革命的爆发，世界各国开始并逐渐完成了传统工业的改造与革新。
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逐渐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
第二，二次战后初期到80年代初，由于电子计算机、生物技术、新型材料、光电技术、新能源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世界新技术革命开始萌发并壮大，高新技术开始向其他工业领域的广泛渗透，使传统技术发生了质的变化，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
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为经济中的主导部门[1]。
第三，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微电子技术、生化技术、激光技术、材料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的发展，继美国之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
在第二产业占GDP和全国就业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以高技术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迅速上升，逐渐成为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标志和主要源泉。
这一阶段的产业升级尚未完全完成，仍在延续并将跨入21世纪。
从全球产业升级的历史变迁来看，全球产业升级的速度呈现加快的趋势。
完成传统农业向工业的升级，人类用了上千年的时间；传统工业的改造花费了人类近50年的时间；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移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而知识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
其影响的范围也日趋扩大。
以往全球产业的升级变动往往始于个别技术先进国家，并由于地理原因、宗教信仰原因以及殖民原因逐渐作用传递相应国家。
影响国家范围较小。
而今的全球产业升级正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不断地将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卷入。
调整的范围也不仅限于个别产业的优先发展，而且包括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多方面内容。
相对以往而言，产业升级过程中包含科技因素的人力资本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二、全球的产业转移与升级：
理论分析
产业转移和升级模式是指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转移已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
从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得出全球产业升级主要遵循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的方向进行升级，因此各国之间的产业转移与升级基本上也遵循这一模式。
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与升级，许多学者也从理论上为这种转移与升级进行了分析。
根据理论演变的时间轨迹，我们可以将起划分为三个阶段：
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理论发展
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霸主，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大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也同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英、法、德等国是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在二战中均经受重创，对外直接投资急剧下降，但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也逐渐开始增加对外直接投资。
新加坡、韩国、香港等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此时正忙于引进外资，消化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产业。
在这段时期中，理论研究以美国与西欧的跨国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分析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与决定因素来讨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与升级。
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孟德尔（1957）的直接投资理论以及海默的垄断优势论，
70年代中期以后至80年代中期的理论发展
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对外直接投资热潮蓬勃高涨，国际间的产业转移与升级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开始出现一些具有地区特色的理论，如小岛清、小泽辉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根据小岛清的理论，发达国家首先将在本国已经变为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在此行业依然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把本国拥有的企业家能力、资本、技术同发展中国家的丰富的要素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方面扩大了东道国的出口能力，同时实现了本国边际产业的转移以及东道国的产业升级。
应该说，小岛清的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当时发生在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现象。
80年代中期至今的理论发展
80年代以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基本形成了美国、欧洲、日本三强鼎立的局面，发展中国家中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也逐年上升，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
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日益加快。
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产业转移与升级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因此，理论研究也逐渐地从国家和产业的宏观层次转移到分析跨国公司企业行为的微观层次上。
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产业组织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一些关于跨国公司企业行为的几个内生化模型。
根据这一阶段的主要理论，当原有的比较优势日趋衰落时，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研究与开发投资创造新的比较优势而进入比较优势的高阶梯时，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将通过吸收他们的直接投资和技术紧跟进入他们所退出的产业，一段时间后，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将因失去比较优势而转移给紧跟其后的更低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他们自己的产业得到升级。
以上的理论回顾说明，在产业转移和升级的低层次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的”比较优势，包括自然所赋予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历史所形成的丰富和廉价劳动力。
而在产业转移和升级的高级阶段，占支配地位的是“创造的”比较优势，通过实物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R＆D投资可以形成相应的比较优势。
这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三、全球产业转移与升级：
现实分析
从现实来看，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及产业移入国国内的产业升级，主要是通过较发达国家向较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来实现的。
通过这种直接投资，相关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同时也实现了相应的转移和接替。
一般而言，从外国直接投资在本国建立生产基地开始，到最终该产业在本国确立并成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般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投资国在东道国设立生产基地，同时向东道国出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包含在机器设备等中的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传入东道国。
第二阶段，东道国利用从投资国进口的中间产品装配最终产品，东道国最终产品的生产量增加，投资国向东道国的最终产品出口减少，直至最终产品由东道国向投资国的反向出口增加。
第三阶段，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间产品在当地采购增加，投资国向东道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减少，直至中间产品的大部分实现东道国本地生产。
只有进入第三阶段后，东道国才算真正地从投资国手中接替了该产业，完成了产业的升级。
该阶段的出口增加将通过出口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实现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并以此带动经济持续增长。
外国直接投资所推动的产业转移和升级，在不同产业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表现两个方面：
其一是技术控制的松紧程度，其二是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当地生产和采购。
一般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所要求的技术水平不高，厂商面临着竞争比较完全的市场结构，跨国投资者对这方面的技术控制也较弱，原材料等中间产品比较容易实现本地化生产和采购，因此发展中国家也比较容易成功的接替这类产业。
但是，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跨国投资者面临的市场结构多为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他们有动力和能力严格控制技术的转移和扩散。
另一方面，这类产业对零部件和原料有较高的技术要求，要实现中间产品的本地化生产和采购，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发展当地相关产业和开发人力资源方面做相当的工作，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在初期比较容易的，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差异性越来越小时，产业升级会越来越困难。
四、中国的选择
应该说，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据统计，英国和美国在其工业革命时期，为使其人均收入增长一倍花了50—60年左右时间；而战后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一过程只用了10年左右。
如何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缩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
“中心—外围论”的始作俑者普雷维什到了后期也指出，中心和外围利益趋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尤其是“边缘地区采用中心地区不断更新的技术同样会给双方带来无可置疑的好处”。
发展中国要谋求经济发展。
明智的做法不是“努力割断与中心的联系，而是明智地利用这个联系”。
目前，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的工业化时期。
从总体上看，传统产业比重大，产业技术装备落后，交通运输、能源等基础产业发展滞后，多数出口制成品的附加价值小，加工程度低，许多都是技术水平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半成品和一次加工品。
因此，能否抓住全球产业结构第三阶段升级的历史机遇，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和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中国目前应着手做好以下准备：
制定有针对性的贸易战略
根据Helpman和Krugman提出的“战略贸易政策”，一国应将其产业政策与对外政策相结合，通过对不同商品执行有差别的贸易政策，以获得更多来自贸易的利益，并逐渐实现一国产业的升级。
具体而言，政府可以一方面通过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给予各种税务优惠的有倾向性的产业政策鼓励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建立和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技术密集程度。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出口退税、信贷手段等较为主动的贸易政策鼓励国内企业实行技术更新，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利用外资、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根据垂直一体化模型、水平一体化模型和“知识—资本”模型，笔者认为与产业升级相结合，我国政府所要做的是应当把对外政策变得更加细致。
从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角度看，我国在对外投资方面，不应普遍鼓励所有企业都去海外投资，而是有针对性的鼓励国内企业向海外垂直型扩张；在利用外资方面，不是无选择的吸收外资，而是尽量吸引水平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
完善科技创新的软环境，加强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要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必须加大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政府在这方面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创造良好的科学研究环境，吸引与培养科技人才；建立高技术企业群，重点发展真正具备设计技术密集型产品能力、能够较好地从事高技术研究和开发工作的、拥有生产最新开发成果或竞争力强的或对经济建设和军事有着重要技术贡献的企业；建设便利的交通与信息网络系统；完善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软环境。
管理机构应及时出台相应的鼓励研究和发展的优惠措施，制定有关的管理条例，在法律与制度上保证在企业注册、土地使用、能源供应、贷款发放、产品销售、许可证制度以及人员流动方面，为科技产业化、强化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供保障。
积极培养技术创新系统
综观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历史，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出现无不与其运做良好的国家创新系统相关。
我国在这方面显的较为的薄弱。
因此，、笔者认为为建立一个良好的技术创新系统，必须建立
体制保证系统
可以考虑通过工资机制以及股权机制。
建立具有技术创新参与分配的良好机制，
融资系统
技术创新对投资有两大要求，一是风险投资，二是战略性投资。
这两种投资主要都必须依靠于资本市场融资。
因此要推动我国技术创新，就必须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包括促进高新企业上市以及建立各种风险投资基金。
政府推动系统
为了避免市场失灵造成的技术创新不足，政府应该对技术创新提供资助，在组织上；可以采取委托式的协调方式，委托科研结构和企业进行技术研究开发，费用由政府负担，成果大多数归政府所有；在技术上，通过设立实验研究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
法律推动系统
在这一方面主要可以日本的《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和《纺织工业设备临时措施法》，对企业现有的设备实行“强制报废，政府收购”，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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