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星阁颤仪水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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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星阁颤仪水茫
奎星阁颤仪水茫
——重游“仪陇县”旧城兼祭父母亡灵
林永蔚
仪陇金城，我又来了！
五十四年已过，旧恨新愁，但闻泣幽洇。
'利牵名惹逡巡过，奈两轮、玉走金飞。
红颜成白发，利禄何为？
画堂歌管深深处，难忘酒盏花枝。
醉乡风景好，难引丽人归！
’旧地寻觅，却又泪满襟。
豪华大巴车在蜿延的山地里行进，车窗外的景物飞快地从我视野中掠过，我带着心扉中久存的这一个个悬想，眼睁睁让川北山水的初春丽姿含怨而逝。
那一幕幕不堪回首、刻骨铭心的往事，象电影镜头中的情境一样在我脑帘中闪现，令人感慨万端。
——奎星阁还在吗？
禹王庙还在吗？
状元府第、过街戏楼还在吗？
我父亲为仪陇邮电局招录的新员工们还健在吗？
那些忘恩负义，以诬陷凌辱别人为过乐的痞子们下场怎样？
久违了，仪陇县——我梦魇岁月的源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刘、邓、贺大军席卷巴蜀，天府上下“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的歌声响彻云霄，改天换地了呀！
人们无不激情满怀地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新生活。
1950年，诗书满腹、薄有家业的祖父主动优恤佃户，减租减息，开明士绅的美名誉满四乡。
为了新政权的急需，巴县第六区邢厚安区长让祖父当上了区征粮主任。
祖父履新之后，洗心革面，扬弃绅士旧习，每日黎明即起，爬山涉水，走乡串户，好似呀呀学语的孩童，用上了才学来的时新语汇，向囤粮大户们宣讲“新民主主义”的宏论，不遗余力地为着“人民”的政权张目扬威。
在木洞古镇老宅，娃娃们敲起了“咚吧、咚吧”的腰鼓点，大姑、幺爸一边挑水劈柴，一边也哼着“蒋匪帮呀一团糟……”的歌曲——我们这个家里的人们迅速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迈入了新时代的“金光大道”。
1951年，我三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军”。
后来，我父亲从“西南革大”毕业后，“川东邮政管理局军管会”经研究择优破格擢用，任命他为共和国“南充专署仪陇县邮电局”首任局长。
那年头交通不便，千里之遥，背井离乡确也是人生的一大考验。
听到消息后，难免招来许多亲朋劝阻，但父亲胸怀报国之志，深感党的知遇之恩，毫不犹豫，喜滋滋地接过了调令，跃跃欲试、心急火撩地准备前往川北仪陇县开创邮电业务新局面。
早先，父亲在管理局汇兑科任科长，我们住在解放东路普安堂巷邮局宿舍，后来又迁到南纪门下面。
父亲正值而立英华之年，要升“官”了，抑不住心潮澎湃。
那天，他脱去长衫，穿上了新买来的灰卡叽布制服，在穿衣镜前照了又照，饶有兴致地和母亲琢磨着衣上裳下的配套。
“……这样象了，活脱脱的一个当干部的样子！
”母亲说这话时，父亲脸上布满了掩饰不住的喜悦和对光明未来的期盼。
我和郁弟看着父母高兴也傻呼呼地乐了起来。
父亲终于要走马上任了。
三月，春寒未尽，三姑、罗俊熙、冉素芬夫妇（世交、也是父亲的同事）伴着其他亲友早早地聚集在七星岗长途车站，满载着不尽的离情别意，一个个噙着满眶的泪水，目送着我们一家五口，乘着一辆破旧的客车，缓缓地驶出了重庆城。
亦非是西出阳关，却真个离乡北行。
建功业，瞻边镇，远顾顺庆。
只道是，光宗耀祖，荫子封妻。
谁曾望，箭折川北地。
那年头行车真慢，头晚宿潼南，二晚宿遂宁，第三天才到了南充。
在这里，父亲去行署报到签文，有幸受到胡耀邦专员接见，一番勉励，父亲自然更加踌躇满志。
“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高音喇叭一天到晚都播送着这高亢激越的乐曲，人们的血液都沸腾了。
在这撩人的烈火中，我们兄妹仨跟着父母，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当时还是赤贫的仪陇县的丛山之中。
山路漫，林壑深，行人寥寥蓑草青。
虽说是春满大地，雀鸣燕呢，却难掩，声声杜鹃啼。
那时南充到仪陇还没通公路，往来全凭脚力。
几天的跋涉，我们在南部县新政坝住了一夜，第二天终于走到了依山傍水的五福乡，踏上了仪陇县的土地。
仪陇人那时还真淳朴地道，当地的邮政代办员听说新上任的局长到了，说什么也要挽留住下。
父亲准备在进局前作点调研工作，于是，他辞退了几个担挑行李的脚夫，在五福乡仔细询问了旧县局的人事和邮电业务状况。
在这里，作为长子的我初尝了当局长“大老少”（仪陇人不叫“少爷”）的荣耀。
川北的山水真是秀美，乡场外小桥流水，鹊鸟追欢，再加上别具风味的地方菜肴，至今让我回味无穷。
母亲带着大都市上层社会知识女性特有的矜持，满面夫荣妻贵的惬喜，在代办员女人的陪护下，漫步在不足百米的，青石平铺的街道上。
新时代未来“光明”的前景，对于我母亲这样的大家闺秀，这时还象是刚上花轿的女郎，在吹吹打打的欢闹之中，心中仅存着一片模模糊糊的向往。
可婆家的新生活到底是什么模样，却要等到揭开了盖头，一番体验之后才可能真正见到个分晓。
第二天，三乘软轿，五个挑夫加快了脚力，翻山越岭，很快到了土门镇。
早有邮局员工在此恭侯，父亲下轿和他们一路寒喧，不一会，半山岗上的仪陇县城就遥遥在望了。
土门到县城有条满是坑坑洼洼的马路，“马路、马路”，确是山间铃响马帮来的路道。
上得坡来，过街楼坎下一溜平街，我们从街旁的马路斜着向上走去，就看见了耸立路口的过街楼古戏台。
刚进南街，国民党仪陇县老邮局的王敬盘局长就跌跌跄跄地迎上前来，那满脸的谀笑，让我稚嫩的心灵中，隐隐感到了世态变迁的悲凉。
还未走进邮局大门，仪南街上早嘈转了：
“邮电局，重庆来的新局长到了----”只见几十个人蜂涌而来，可又好象是过去竖了“回避”、“肃静”牌一般，他们仅诧诧地在远处观看，交头接耳不知在嘀咕什么。
当晚的接风洗尘吃些什么我已记不起了，可我至今却记得席间服侍着我，给我添菜，喊我“大老少”的谀词太多，煞是不太适应。
第二天，王敬盘诚惶诚恐地办了交接手续，老会计刘元培架着副眼镜，样儿很狡滑，蛮象个旧衙门里的师爷，鞍前马后的跟在父亲身边。
一天天我也和邻居的孩子们夥熟了。
这上午，隔壁面房老板的女儿余文英和照相馆王毕华、王毕成姐弟约我去看热闹。
我们一起走到状元府的中学操场才知道是开“公审大会”。
半山腰的操场人头躜动，只见横扯着黑腾腾会标的台上，一个身穿人字呢大衣的青年正义愤填膺地在振臂狂斥。
台口下五花大绑着几个五十开外的老汉，从背上插的纸标得知，犯人们都是名字上打了红杈的“○○地主”“反革命”。
听人说，中间那死囚便是台上青年的生父……啊！
连儿子都言可杀，不知这人怎么十恶不赦！
验明正身，执行枪决的时侯终于到了，我撇下小伙伴，拱到沙坑边杀人刑场的警戒线前。
奎星崖下口号声势如雷鸣，几声枪响，离我十几米远的死囚们应声扑倒，可那个当爹的却只歪晃了几下，没有倒下。
那老头痛苦的回过头来，声嘶力竭地呼唤着儿子的奶名——接连两枪之后，他终于才忿忿地魂归地府，三魂七魄被卷进了“枉死城”。
围观者七嘴八舌在说长论短。
人群渐渐散去，一会，那儿子还是带着几个人收尸来了。
我这时才仔细打量他，端的是眉目清秀、文质彬彬――后来，每每我回忆起这事，心中总是在琢磨，九泉之下的亡父会理解、体谅自己的儿子吗？
这“大义灭亲”的儿子一辈子会昌达吗？
几十年过去了，虽说类似的事情“文革”中我也见了许多，但这么直观的见识“为他人杀父助威”对我还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父子犹此，情何以堪！
仪陇、巴中是张国焘的老窝，满街门檐上都挂着军、烈属的牌子，可当时仅八岁的我，又能体会出个什么？
初识仪陇，几天就这样一晃过去了，在热热闹闹、悠哉游哉的新奇中，轻松地翻开了我家这部“创孽（业）史”的扉页。
过了不多久，老局长王敬盘就被当局逮捕。
我到“金城完小”读书，每天上学都要从县政府经过，那县衙门边就是县大狱。
许多犯人被押起在东城门内的地坝劳动，有几次我看到“王”也在其中。
听说后来他被送到新疆劳改去了，结局必然是凶多吉少。
不知是他的第几个儿子叫王什么“兆”的，（名字雅致，也很俊秀的一个男孩）恰与我同班在金城小学读书。
回想当时真也是“早岁那知世事艰”，看着整日里挞垃着脑袋的他，我和一帮得意的“老少”们还不时投去鄙视的白眼。
小王一天只知埋头苦读，记得有次我不知怎么欺负了他，他的自尊遭到了打击，忍不住和我撕扯起来，老师知道后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
那天，他那屈辱而又充满仇恨的眼神啊，至今都令我不寒而栗。
小王用功，成绩比我好，可这些年那么多“运动”那么多“关隘”，不知他还能耐到今天吗？
正也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为他人作嫁衣裳！
”我俩都是苦命儿啊，—个人在春风得意的时侯是没什么怜悯心的，“蜻蜓捕蝉，黄雀在后”原本只有过后才会认知。
王世兄，原谅我吧！
“披肝沥胆夜待漏，满耳尽听子规啼”。
尽管我父亲怄心沥血，，一双脚走遍了仪陇山乡，鞠躬尽瘁般付出辛劳，打开了元帅故里的邮政新局面，赫赫业绩也受到了省业务主管部门的多次通令嘉奖。
然而，“运动”不断卷来，官运也一天不似一天。
记得有天早上，父亲忧心忡忡地要去银行开会，可一去就是几个月，原来他已被列入了“伪职员”名单，被关进县政府的大院“集训”。
从此，地覆翻天，我家渐渐显出了那“下世光景”
这次重游故地，依然在桃红李白，菜花金黄，蜂飞蝶舞的艳阳三月。
这里是大巴山的外延，一片低丘陵，几个小山堡间一坝平川，良田阡陌煞是喜人，然而当年这些地方确是赤贫，“红苕半年粮，海椒当衣裳”即是这里千万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土门的马路早已成212国道，仪陇过街楼和下边的房屋变成了朱德纪念园，园外就是个五交路口，我极力在记忆中搜寻，无目的沿着斜道而上，终于找到了南街口、上城门、禹王街、县衙门，虽说面目全非，然旧时县城的轮廓还是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起来。
南街旧房早已无踪影，邮局还在那个老地方，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五层楼房把山岗上的土地蒙压得严严实实，小弟小妹出生的地方成了邮政招待所。
我亮出“市作协”的介绍信，向两位邮局员工询问，回答却令人失望：
“县局已迁到新政坝，今天逢礼拜，当官的都不在。
”我感到茫然，只好怏怏地信步离去……
城门洞的丁字路口是南街和禹王街的交汇处，旁边是个商场。
当年这里是刘元培茶馆，父亲的员工和县川剧团的演员常在这里品茗休闲，我时时跟着旁听，到也长了不少见识。
县川剧团的团长唐明阶是唱坤角的男人，他那双眼睛确实长得很娬媚，他在台上把阎惜姣和柯宝珠这些角色演的熠熠生辉。
生活中，他却穿件半旧的布衫，除了举止比较秀气外，看不出是唱戏的人。
过去的川戏艺人不象现在的艺坛明星，就这么平民化，何况这山区小县。
南城门丁字路口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对面有禹王庙拆建成的戏园子。
下午，川剧团演员化了妆，抬起海报打着锣鼓满街游行招揽着观众。
一张戏票仅五分钱，价格相当馆子里一碗杂酱面。
我很喜看戏，几乎天天都去，但从未买过票。
当“大老少”时，走到门口，看门的逗笑几句就让走进去了。
父亲下台后，剧团也没人“欢迎”我了，我便和几个小伙伴从墙洞爬进去看《西游记》。
偷看了好几天，有次被发现了，挨了一顿臭骂，洞也封了，小戏迷们也就没门了。
好在那时经常在过街楼演庙会坝坝戏，什么《四下河南》《九件衣》《情探》《打神告庙》《御河桥》，还有那些“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我都看了不少，由此打下了我传统文化的功底，至今我对此都是感到十分庆幸的。
傍晚，各种小贩摆满了街口，小时侯嘴馋，我记得这里卖的保宁牛肉、卤肥肠、红苕麻糖……等等东西都很好吃，有时向母亲要一百元钱（等于现在一分钱）就可买两个黄糕粑或一个白糖蒸馍，拿回来兄妹们吃得舔口舔嘴的。
而今街市比当年热闹多了，可路口恰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在乞讨求助，看到这妹娃向行人求告的悲戚，往事又涌上了心头——
仪河水苍茫，打杀声震山。
运动丧韶华，斗争伴饥寒。
半个世纪已过，华发沧桑染，多少往事如梦魇，空余几声叹。
朱颜无处寻，淘淘泪湿衫。
那年我父亲关进了县府“集训队”后，官丢了！
我们母子四口没了生路。
好在仪陇百姓民风淳朴，许多婆姨都邻悯我们这外乡来的倒运人。
邮局员工也有一些好心的家属，纷纷暗中送来一些食物和生活日用品。
这时老家土改闹得正火，曾祖父眼见自己一生辛勤积攒的家产付之一炬，又听说孙儿一家仪陇被困，一时忧心如焚，痰涌中焦，喷出一口殷红的鲜血，在对曾孙“金源—银源—”的声声呼唤中（我和郁弟的乳名）洒手西去———真是祸不单行！
后来听说，曾祖83岁归天之日，竟是我父系于囹圄之时，时乎？
命乎？
何生之日蹙？
母亲拖着三个儿女怎么度得一日三餐？
那天，我们在南街老邮局门口摆了个摊子，开始变卖衣物。
我记得两床俄国毛毯卖了二十万元、一面明澈如水的镜片卖了两万元（旧币）。
有个叫陈×德的员工很“积极”，隔三间五地来家中软硬皆施，动员我母亲“划界线”。
那人是个黑大汉，也是我父招进的邮运员，满脸疙瘩，那痞子相给我印象极深，至今还记得。
大概这家伙也不得善终，早死于非命了吧。
过了几天，我也没去上学了，遵母亲吩咐，弄了个小竹篮到北街口去批发了一些“麻花”，提到路口，混在小贩中叫卖。
当时正是深秋时节，城墙上的高音喇叭传送着响亮激越的战斗口号，我慭慭地挎着竹篮，总感到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不时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这时，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不再是局长的“大老少”了，而成了货真价实的丧家儿犬。
我穿着件破夹衫，畏畏缩缩的在箫瑟的朔风中站了半天，到了傍晚“麻花”也才卖了两三绞。
“侯门公子多磨难”天快黑了，我耳畔响起了戏中的唱词，郁郁地回到家里。
麻花没卖掉，还花掉了本钱，但母亲没责备我，只是噙着眼泪轻轻地说：
“没卖……算了。
”第二天我们给父亲送衣服去换洗，只见父亲低垂双眉，脸上好几处伤创红肿——真个是如火如荼呀，“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灵魂附之于皮肉，不触皮肉安及灵魂耶？
听说我去街头小卖，一家人思今抚昔，悲从中来，父亲的泪水簌簌地夺眶而出。
一位獐头鼠目、凶煞恶煞的管理员看到后走过来就是一顿喝斥，父亲只好强压辛酸，唯唯喏喏地拭干了泪水。
是啊，知识分子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里，人性和良知岂能不扎压得灰飞烟灭。
看着父亲被折磨得这个样子，母亲千方百计通过郭县长夫人的交情，面见县大老爷陈情通融，好在县长是个读书人，还算通情达理，他不仅给“学习班”的头头打了招呼，还叫文教科安排母亲去金城小学当了教师。
父亲被判了一年机关管制，在大礼堂开了公处大会后，终于放回邮局来了。
这时上边派来接任的许震州局长患了心脏病，南充一个姓何的人又来任代理局长。
那时机关党组织还不健全，工会跟农村的农会一样，权力很大，行政人员都惧其三分。
局长们可都无好下梢，王敬盘被关，我父被管，许震州病死后妻儿流落异乡，何代理局长弄个“男女关系”也被撤职查办----啊！
几十年这么多运动，不知后来继任的局长们是吉是凶？
那年代，人们就是使出浑身解数，却怎么也难以把握住自已的命运而不与悲苦结缘。
父亲回局后当了个分发员，许多职工暗中很同情，好几位邮局员工都曾在晚上偷偷请我们去吃夜宵。
朱德胞弟的儿子也很厚道，他妻子也常找我妈聊，说些宽慰的话。
学校有个叫康启凤的女老师，她父亲是县政协的“民主人士”，康老师教音乐，玲珑秀雅，清丽妩媚，能歌善舞，十分可人。
康启凤与我母都出自名门，“布尔乔亚”，情趣相投，两人很要好。
那时康老师大概还不满二十，仅比我大八、九岁，每次见到她，我心里都感到很愉悦-----康老师啊，您父亲躲过了“五七年”吗？
捱过了“六一年、六六年”吗？
您而今也还好吗？
真也是——飞红流翠,丝裘革羽，莫道昔年好！
故园今不在，螅蟀乱鸣，陋室布蓑草。
难回首，岁月添烦恼。
凄凄少年志，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母亲住到学校去了，邮局的家只剩下我和六岁的郁弟。
一天夜里，父子三人刚吃过晚饭，忽听宿舍旁的小会议室人声嘈杂。
我们正纳闷，忽然闯进来几个人，他们厉声对我父亲吼道：
“快走！
开会。
”话音未落，那姓陈的和两个“邮运员”大汉架起父亲就往外走。
郁弟见父亲被逮走，吓的哇哇直哭。
那姓陈的回过身来恶狠狠的吼道：
“再哭，老子把你一道甩出去！
”——啊！
记得我父亲当局长的时候，也是这个姓陈的最爱抱着小弟逗玩，随时还买点零食什么的东西给我们。
他那阵子在我父亲面前那谄笑之态和今日之威真判若两人，这倒叫未满九岁的我初识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郁弟被吓懵了，睁着一双泪眼望着我，我忙扶住他，狠狠地咬住下唇，惊诧地看着眼前的灾祸。
父亲走到天井边，回过头来哽咽着对我兄弟俩说：
“回去睡吧——”这时，他眼神中那万般无奈的沮丧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或许，这就是“基因”、“烙印”吧！
父亲丢官后，我家搬到了老局外天井旁的小屋，这里离旧会议室只隔一过道。
一会儿，那边粗俗不堪，声嘶力竭的喝斥，象雷电般不间断地向我袭来，震撼着我稚嫩的神经。
在嘈杂的辱骂声中，似乎听到了父亲嚅嚅低语的辩解求告。
我控制不住心中的悲愤，悄悄地走到那充满杀气的门边，透过门缝，偷看到了会议室中的残暴喧嚣——会议室的房间约莫三十来个平方，横标上写着“斗争×××大会”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象鬼画桃符，环射出勾魂慑魄的巨大魔圈。
好多过去慈眉善目的职工们，这时都坠入这仇恨的天网，疯狂地发泄着原始的兽性。
“圣训”不可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你不打，他就不倒！
”一潭浊水，那里来鱼跃虾戏？
这年头，人性中最恶的东西在对生存的渴求中泛起，遑论天理良心？
父亲低垂着头跪在会场中间，几个“邮运员”（当时运邮包下乡镇的脚夫，级别最低的邮局职工）和“外线工”气势汹汹的站在他周围，指指戳戳地随意发泄，不时提出一些十分荒唐的质问，逼着我父亲回答。
看到这样充满火药味的场面，我禁不住心跳加速，神经都快绷断。
才三十二岁的父亲这时汗流夹背，面如死灰，衣服被撕成几绺襟襟，青一处紫一处的伤痕遍布全身。
我痴痴地看着生我养我的亲人遭受着非人的凌辱，紧攥住不知几时挨到身边的郁弟的小手，不知是惊吓或是忿恨，兄弟俩都在簌簌地战抖。
斗争会在我父亲的呻吟哀嚎声中高潮迭起。
忽然，那姓陈的汉子高呼：
“大家说○○○的态度老实不？
”
“不老实——”人堆里发出一片应和之声。
“不老实怎么办？
”
“端正态度！
”（从此我便知道“端正态度！
”的译意就是“上刑！
”）话声未了，只见几个汉子拿出棕绳就搭在了父亲肩上，七手八脚就要将父亲捆吊起来。
一见此情，郁弟吓得大哭，我的肺也快炸了。
我忘记了恐惧，奋力推开了门，冲进了会场。
“不准你们打人！
”
“小东西，这可不是当局长少爷那几天，你要翻天！
”
“你们不讲理讲法，我就是要翻天！
”真是个“初生牛犊”，我那阵子还不知此话的份量，要是认真，就凭这话那几年非打成个“儿童反革命”不可。
我这一冲击会场，他们可乱了套。
毕竟是私设公堂，他们也心虚，没有一个当官的在场，没敢把我怎么样。
可闹了一阵，陈大汉还是恶汹汹地把我提起摔出到大门外的街边边。
金城南街外一片漆黑，夜色无边，里面会场似乎平静了些，郁弟的啜泣仍还那么凄厉。
九岁的我这时感到是多么的无助，情急之中我只好往母亲的学校跑去——
进了城门丁字口，县政府门口那盏气呼呼的煤气灯发出幽幽的蓝光，直射着东城门斑驳的墙垣。
大礼堂以下黑得吓人，阵阵山风吹得状元牌坊上面的字匾嗒嗒直响，活象夜叉神在身后紧追。
下边禹王宫的高墙边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面目狰狞的力士金刚，它们这些牛鬼蛇神早已没有了往昔的轩昂气宇，大概也和我一样，正愁找不到救苦救难的天王菩萨。
好不容易跑到了学校，原来母亲今晚又下村去了。
我只好踉踉跄跄地追到操场外的山崖边。
操场边上长有一排杏树，椐说是朱德在此当教员时栽的。
那杏树虽枝繁叶茂，但我却没见过它结果实。
我站在树边，面对崖下黑黝黝的旷野，心中一片茫然。
阵阵夜风袭来，似乎树枝也在泣洇，呼呼地喘着大气。
——更阑人尽，寒星添悲情。
到哪里去找我的母亲呀！
“妈—妈——妈呀！
他们要打死爸爸呀！
快点回来哟………”我对着夜空哀嚎着，呼天呛地，声音都喊嘶哑了——等来的却只有山谷回音。
天啦！
一个九岁的孩子知道什么？
在恐怖袭来时，就只剩下呼爹唤娘的本能了。
我就这样痴痴呆呆地呼喊着……天都快亮了，晨露浸透了衣衫，我绻缩在树干下，泪水不停地流淌着——
“哀莫大于心死”，这里成了我刻骨铭心的“呼母崖”，它在我灵魂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留下了一颗破碎而又扭曲的心，留下一刀刀了永不弥合的创伤。
第二天，母亲知道这事后，急忙牵着我又去见了郭县长，县长一番抚慰后还给下面打了招呼，叫要“注意政策！
”（可惜这位“通情达理”的县太爷也难以自保。
后来他终于还是被李井泉“整肃”了）
过了几天，那位陈大汉对人就说我妈“……这个女人不简单！
”邮局里的“私刑”总算收敛了，但第二学期我妈却被调到了离县城40里的凤仪乡。
凤仪乡也在个山垭口上。
母亲带起光妹，我背起才三个月的小弟，没有“滑竿”，更没有了初到仪陇时的风光，在秋雨淅淅的艰难跋涉中，我们母子四人凄凄地走进了这个乡场。
凤仪乡中心小学只有七个老师，校长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姓吴。
那阵子，小毛弟寄养在邮政代办员家，以米汤喂养，每月给3万元旧币（当时母亲每月工资21.8万元旧币）。
我经常看到“小毛”坐在萝兜中的草窝里，尿湿的谷草把屁股扎得红扑朴的，很象瘦弱可怜的小猴狲。
八岁多的郁弟仍未发蒙读书，跟父亲一道留在金城。
他一天到晚蓬头垢面地提个小烘笼在街头乱逛，常与街头乞儿们伙在一起，初尝了江湖烟雨的浸淫。
凤仪学校原是个什么庙。
听人说，张国焘年代红来杀白，白来杀红，这房子的每一根柱头上，都捆绑过被活剐的人。
每到夜晚，摇曳的桐油灯似明似暗，我们都早早入睡，很怕有游魂野鬼出来抓“替身”。
何代局长的“内弟”（？
）何小彤是个瘸子，和我一样大，也跟着我们来凤仪读书。
学堂另外也还有些住校生，其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因为没有女生宿舍，就安排住我家，而且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因为她，后来一个男老师被捆起送进了县大狱。
她胖呼呼的腰身、红喷喷的脸蛋，我与她虽未共枕却同床几月，许多年来，心中欠欠地，她那灿烂的笑容在我记忆中总挥之不去——
十岁的我己经读“九册”班了，记得《开国大典》的课文就是这里的一位姓张的老师教的。
那阵子我们好纯洁！
共和国的神圣光辉，就沿着这一篇篇课文的脉络从我心底升起。
我背诵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的课文，一天天开始体验着人生和认识社会。
1954年、为保家族血脉，在大姑的首肯下，已被作为“地主”打倒的祖父母决定将我这长房长孙接回重庆，交小姑抚养，在她所任教的曾家岩小学读书——古往今来的中落之家总是把抚孤继绝，重振门庭，当做未来的希冀。
春寒料峭，金城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
清晨，母亲噙着眼泪将我送上了石伯伯的美式十轮卡车，今非昔比，周围满是四邻的白眼和怜悯——“遭孽！
那送走的是垮杆局长的大崽崽！
”
莫道“少年不知愁滋味”！
我独自坐在车后的篷箱上，油菜花的金黄和浓香迎面朴来，在颠跛的车道上，我心中蓦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愤懑。
的确，刚满十岁的我从此就别离父母，开始了人生的历练。
这年秋季，母亲又生了我的小妹，她也再一次被“发配”到更加边远的板桥乡。
郁弟这下跟着妈去带小妹，五岁的大妹和小毛跟父亲一道住在金城。
局里分配父亲搞“分发”，又要上班，还要带两个小孩，其悲苦之状可想而知。
1955年夏，升学考试的前一天，在人民小学集中“肃反”的幺姑告诉我，父亲和大妹、小毛被押回重庆了。
第二天我噙着泪水做完了试卷，急切地到牛角沱见到了面容枯槁的父亲。
这年，我考进了南开中学，第二年母亲也调回到重庆，我们一家终于结束了历时五年的仪陇之旅。
我们终于从仪陇闯过来了，但厄运却如影随行地与我们难解难分。
三年饥馑饿死了曾祖母和祖母，我和郁弟弱冠之年即遭罹牢狱之灾，父亲和小弟被迫流离失所，一家人好不容易才闯过了“五七反右、三年饥馑、四清三查、六六文革、七七路线、十年浩劫”，尽管是伤痕累累，我却像是出了八卦炉的猴狲一般，虽说瘦骨嶙峋，没有那铜头铁臂，火眼金睛，但老气横秋中还存有那么一点死不服输的傲气。
1987年，仪陇县《仪委落发22号文》对我父冤案平反昭雪，然此时亡父早已被迫害至死，其间妻离子散，惨不忍睹之幕幕往事令人不堪回首。
多少年来，我总盼着有机会重游川北，想在有生之年，再去探探我和我父母及弟妹们那一段苦难的光阴。
仪陇金城，我终于又回来了！
——我伫立“呼母崖”边，一阵阵淌着泪水，心中祭奠着父母的亡魂，久久不忍离去……
西风乍起黄叶飘，日夕疏林杪。
花事匆匆，梦影迢迢，零落凭谁吊。
镜里朱颜，愁边白发，光阴催人老，纵有千金，纵有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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