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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
刘师培
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曾化名金少甫。
江苏仪征人。
民主主义革命者，后投靠清朝。
经学大师、国学大师。
天资
刘师培生有异相，尻部有一根长不及寸的无骨肉尾，左足正中有一块龙眼大小的鲜红方记，故被称为“老猿再世”，此为聪明异常之兆。
刘师培自幼天资聪颖，过目成诵，10岁时曾在两天中作《凤仙花》绝句百首，被称为“神童”。
刘师培自幼天资过人，八岁开始学习《周易》，12岁时即已遍读四书五经，“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
刘师培17岁进学，18岁考上秀才，19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
程善之曾告诉冶春后社社友杜召棠，一天，他从上海购蒙古地图，回到扬州府中学堂后，与刘师培、方地山共同浏览。
不久，侍者来叫他们吃午饭，程善之先去，等了许久还不见二人前去吃饭，于是程去催促。
一会儿，刘师培来了，但方地山未至。
程再催，方地山说，尚缺十数地。
程不解其意。
吃饭时，程善之就问方地山所言何意。
方答：
“吾默识地名，尚有疑误，重新检查一下。
”程善之大惊，蒙古全图上有地名千余个，仅一两个小时，怎可能记住？
以为他吹牛。
方说：
“我不敢自信，但刘师培我可保证他绝没有多少误差。
”程更加惊讶。
饭后，刘师培与方地山二人各取一漆牌，持粉笔，默绘地图。
等到完成后，与原图比较，刘师培只有一处错误，方地山有六七处错误。
程善之始信其言。
治学
刘家三世传经，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都以治《左传》新疏工作而名列《清史稿·儒林传》。
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为光绪间举人，著有《春秋左传历谱》、《尚书历草补演》、《抱瓮居士文集》等。
母亲李汝蘐，是江都学者李祖望的次女，通晓经史。
由于家学渊源，刘师培8岁起学《周易》，12岁时已读毕《四书》、《五经》。
1898年，父亲刘贵曾病逝，刘师培便由母亲李汝蘐授《尔雅》、《说文》，并向堂兄刘师苍问学。
刘师培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内典道藏、西方哲学，无不涉猎，尤精历史掌故，在经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1901年，他考取秀才，1902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
刘师培是经史世家的传人，其家藏书如海。
刘师培十七岁即全部读完了家中的藏书，然后论史谈经，著书立说，在国学界被誉为少年大师，与年近不惑的章太炎齐名。
刘师培早年丧父，祖母怕他出外吃亏，将他禁锢于家，所以他虽名声在外，但世人皆不知刘师培何许人也。
刘师培因科举考试失利，辱骂清廷被官府官府通缉，听说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在上海办《苏报》，便来投奔。
这日闲暇，陈独秀到章士钊寓所聊天，忽一满身污脏、蓬头垢面的少年叩门而入，对二人说：
“我叫刘师培，从扬州家里逃出来的。
”章、陈二人考其《左传》上的学问，始信此少年便是刘师培。
章太炎曾评价刘师培的治学道：
“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诚欲著书，宜三二载束书不观，少忘之而后执笔，庶可增其悟力云。
”
在北大任教的三年间，刘师培讲授“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并出版了《中国古文学史讲义》。
本书的出版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成为后世的典范。
刘师培家族几代传经，刘师培继承家学传统，研究《左传》，著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著作。
同时，他还研究《周礼》，著有《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作品，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刘师培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运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
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著有《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作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刘师培三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著作颇丰，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
刘师培去世后，钱玄同等人将刘的文章整理编辑成《刘申叔先生遗书》。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成立研究所，入研究所学习的学生成为研究员，刘师培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类似于现在的研究生导师）。
开始，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为“文”和“文学史”两个研究方向，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周四安排一个小时时间，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研究方向的研究员进行研讨。
后来研讨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
从1918学年开始，刘师培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个方向。
在所有国文门的教员中，他指导的科目最多，次为黄侃，指导三科，余者仅担任一科，如朱希祖、钱玄同、吴梅、周作人等。
北大的这一工作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时，徐树铮乘机向北洋政府国务院提出由政府收回北大国史编纂处，直接隶属国务院，改称国史馆，北大的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1919年，北京大学出版了《中国中古文学史》，此书是刘师培在北大中国文学门任教时所编讲义，出版后很受学生欢迎，反响极大。
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第一次把中古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本书从政治、思想、风俗、时尚等方面阐述了文学发展变迁的大势和文体文风的演变历史。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广征博引，其引证资料的广博和慎密，堪称文学史著作的典范，而刘师培对史籍的熟稔程度，也令人叹服。
本书以引用资料为主，表达观点为辅，在写作方法上，先罗列史料，间或夹杂刘个人的观点，再选录相关文章，进行印证，相互呼应。
刘师培是近代研究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05年，刘师培就在其著述《国学发微》中对魏晋玄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魏晋时期是被学术界忽视的一个时代，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魏晋时期是“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
但刘师培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较周末诸子之自成一家言者岂有殊哉”，学术争鸣和创新程度不亚于周末诸子；又说魏晋玄学“撷佛老之精华，弃儒家之糟粕”，此一时期“不可谓非哲学大昌之时代”，对魏晋玄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师培在日本期间，曾组织人手编译《共产党宣言》，他还撰写大量的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所有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中，刘师培的水平被许多近代史专家公认是最高的。
刘师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和传播，在当时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较大的影响。
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本科的李大钊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后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刘师培对早年参与政事很是后悔，他去世前对黄侃说：
“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
”
1936年冬，陈中凡在《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跋》一文中说，1919年秋，刘师培临终前曾在北平家中谈起自己的生平学问，当时他感慨良深地说：
“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尝移写净本，交季刚制序待梓。
世有论定予书者，斯其嚆矢矣。
”
“国学”一词始肇于清末。
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为“保国粹为主义”而创办《国学报》，初提“国学”之名，后梁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提及“国学”一词。
1905年2月23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创办《国粹学报》，发刊词云：
“刊发报章，用存国学。
月出一编，颜曰国粹”，至此，正式用“国学”之名于报刊。
传道
黄侃狂傲，在北大骂遍同僚，蔡元培、师弟钱玄同等人亦不放过。
但对刘师培他始终以礼相待。
问其故？
他答曰：
“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谈论学问，但每次谈到经学，刘师培就三缄其口。
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没有传人时，黄侃问道：
“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
”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玩笑话，便说：
“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
”黄侃正色道：
“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
”第二日，黄侃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道：
“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
”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黄侃不必自轻身份，黄说：
“《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
1917年，蔡元培聘请刘师培到北大教授经史。
刘师培口吃，又身患肺病，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像个疯子。
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发讲义，往台上一站，想到什么便开始说，声音微弱，从不写板书。
若不是北大学生钦佩其学问，早被有赶教授传统的北大学生轰出门去了。
到北大任教时，刘师培虽只有33岁，但病怏怏的，一幅弱不禁风的样子。
陈独秀是文科学长，二人交往十多年，所以对刘多有关照，刮风下雨照例准假。
刘师培书法拙劣，且有手颤的毛病，在讲堂上从来只是讲，不写板书。
一次，陈独秀前往听课，刘师培仍是一如既往，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
当时刘在黑板上化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
对此，陈独秀一笑了之。
刘太希在北大，常去听刘师培讲课。
刘师培健康不佳，讲课声音微弱，写板书时，与小孩无异，写口字就在黑板上画个圈。
杨亮功回忆刘师培：
“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
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
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
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
”“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
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
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
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
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
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
”
冯友兰回忆刘师培道：
“当时觉得他（刘师培）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
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
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
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
蔡元培亦说：
“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
国故
刘师培第一次会试落榜后，对科举表示出极端的不满，曾作《留别扬州人士书》，表明自己作别科场，投身革命。
但1903年，他又去参加了在河南举行的会试。
刘师培在《与端方书》中表达了继承家学，努力治经的想法：
“师培淮南下士，束发读书，勉承先业，略窥沿经家法，旁及训诂典章之学。
意欲董里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
”
刘师培在北大时，正是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
见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北大青年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对新文化运动深恶痛绝的刘师培等人坐不住了。
1918年，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作为国粹派的主将，欲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
1919年3月，林纾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人物，对蔡元培发难，曾以“旧派”刘师培等人为声援。
但刘师培胆小怕事，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自己与林纾为伍，与“新派”为敌：
“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
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
婚姻
刘师培身材瘦弱，其貌不扬，妻子却非常漂亮。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原名何班，是能写诗作画的才人美女，父亲何承霖，曾任武进县学教谕。
何、刘两家为世交，何班的长兄娶刘师培叔叔的女儿为妻，因此刘师培和何班的婚姻属于亲上亲。
何班容貌秀美，家教严格，待字闺中时是一位教养极好的大家闺秀。
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刘师培回乡探亲期间，与何班完婚。
婚后，刘师培携妻子返回上海。
何班到上海后，进蔡元培等人开办的爱国女社就读，这时的何班从一位旧式的大家闺秀变成了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运动的狂人”。
为了显示男女平等，她先是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
何震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她倡导女性解放，宣称：
“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
”因对“男女阶级”与社会革命等现存问题“目击心伤，故创为女子复权会，讨论斯旨，以冀实行其目的”，1907年6月10日，何震等人在日本创办《天义报》，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
何震在长文《女子复仇论》中全面而详细地阐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种种限制和压抑，她说“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
”同时，她在文中鼓吹男女一切平等，认为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要复仇，不仅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还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中“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
刘师培和何震夫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成立“混帐讲习会”，创办《衡报》，宣传“混帐理论”，提倡无政府主义。
何震还撰有《女子解放问题》，认为西方社会的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和男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参政权也还不是“真平等”，必须实行“根本改革”，女子才能真正解放，这就是要走所有人均等、废除私产和政府之路。
“故谓职业独立，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得解放也。
”又“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
这一时期，何震将女子解放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混杂糅合在一起，写了一系列文章：
《女子宣布书》、《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论妇女问题”按语》、《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等。
何震成为女权主义者后，自然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也要寻求女性解放。
在婚后的生活中，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
因畏妻如虎，刘师培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
张继曾回忆刘师培的惧内：
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
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
“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
我非躲起来不可！
”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
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
但刘师培认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
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何震曾向苏曼殊学画。
到日本后，苏曼殊寄居在刘家，何震要求刘师培必须对苏优礼有加。
得知苏曼殊的母亲生计艰难，何震立刻勒令刘师培拿出钱支助苏曼殊，但是刘家的钱财由刘母掌管，刘师培表示为难，何震就训斥刘师培为“没有丈夫气魄的小气鬼”。
据说，何震还给刘师培戴上一顶“绿帽子”。
何震的“情人”是她的表弟汪公权。
1097年，章太炎和刘师培夫妇同住时，曾经向刘师培提过此事。
刘师培非但不信，还认为章挑拨二人夫妻关系，与章反目。
关于汪、何二人关系，据当时也在东京的汪东回忆：
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
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
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
周作人也说：
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
张鸣对此事评论说：
“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
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蔡元培也说：
“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
”
朱维铮说：
“平情而论，刘师培与何震，名为夫妇，情如狮羊。
就现有材料看，何震在婚后宣称与刘师培'男女平等’是假，以传统的'河东狮吼’方式对付刘师培是真。
”
何震也影响了刘师培的政治生涯，刘师培此后叛变革命，投靠端方，出卖章太炎等人，也是受了何震的影响。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何震也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写文章宣扬女性解放。
1910年，何震曾产下一女，但几个月后就不幸夭折。
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入川，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杀，刘师培被捕。
当时在武汉的何震曾辗转千里入川寻夫。
刘师培被保释后，两人一起到友人南桂馨家中任家庭教师。
1919年，年仅36岁的刘师培因病逝世，何震因受刺激精神失常，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不知所终。
也有说法说何震因刘师培的去世也发狂而死。
逸事
刘师培与章太炎、弟子黄侃并称“民国三疯子”，他一生提倡“三不生活方式”：
衣履不要整洁、不要洗脸、不要理发。
一次，刘师培看到一位亲戚戴着黄金框架的眼镜，非常羡慕，就向外祖母索要。
外祖母疼爱外孙，便对他说：
“咱哪有那么多钱呀！
还是拿我的首饰去打造一副吧！
”当即拿出数件金首饰交给刘师培。
刘师培辗转托人打制，几天后拿到了金边眼镜，高兴异常，跳跃不止。
刘师培自小“体素羸弱”，“癯瘠秀削如不胜衣”，他十几岁便患肺结核，秋冬天时常咳嗽，咳中常带血。
刘师培好吸烟，烟瘾很大，他的书案经常布满烟灰，衣袖经常有烟烧出的洞。
他喜欢边吸烟边看书，有时看的太入神，常将烟蒂错插入墨盒中。
刘师培与陈独秀、章太炎等人交往后，开始投身革命。
“苏报案”发生后，刘师培马上作反清专著《攘书》，此书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
时在苏州读书的钱玄同费尽周折买到了一本，读到一半，便激动不已，马上就找剃头匠剪辫，以示“义不帝秦”。
章太炎因怀疑孙中山收受日本人的贿赂而对孙中山非常恼怒，刘师培受其影响，对孙中山的评价极低：
“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
”
陶菊隐在《筹安会“六君子”传》记载写道：
刘（师培）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
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
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克臬来访，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他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又像一个活鬼。
张中行到北大读书时，听老北大的人讲，五四时期，北大的古文家刘师培先生与今文家崔适先生对门而居，互为邻里，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因两人在学术上观点相左，因此在课堂上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
书法
刘师培以“恶札”闻名，周作人回忆：
“申叔（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
——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道：
'点，横，竖，钩，挑，劈，剔，捺。
’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
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
”
一日，刘师培与黄侃聊天，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哀叹自己天不假年，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求黄侃的意思，并说：
“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
”黄侃此时已拜在刘门下，想到刘氏的字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半天，他才说了一句：
“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
”
刘师培在北大教书时，某次，文科学长陈独秀去旁听，只见一堂课下来，刘师培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
这个被称为“日”的汉字，刘只在黑板上画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而已。
陈独秀一笑了之。
涂先生认为：
一个人有没有灵气，可以从一个人的字中体现；苏东坡偏锋卧笔，是一派敦厚之态，刘师培用墨枯槁，是一副短寿之形。
刘师培手迹虽似孺子书，但因其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故其手迹传世极少。
“民国四公子”之一吴彦复，即章士钊的岳丈，曾藏有一把刘师培所书赠纨扇。
革命
刘师培十七岁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翌年刘师培到北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
自命不凡的刘师培懊丧不已，在回家途中，刘师培不断发泄对会试的不满情绪，上至光绪皇帝下至主考官都一一粗口“问候”。
行至扬州时，刘师培酒后狂态毕露，对科举制度大发议论，一一数落科举的弊病。
刘师培肆无忌惮的言论惊动了官府，当时官府欲拿其问罪，刘师培得消息后，不敢再回仪征，直接从扬州逃到上海。
章士钊《孤桐杂记》写道：
“申叔于光绪癸卯年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斋闲谈，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趋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
时年不足二十耳。
”
但梅鹤孙却说刘师培是突然离家出走，他在《刘氏五世小记》中记载：
“这一天，舅氏忽然出外未归，举家皇急，派人四出寻觅。
有人说看见他乘红船过江的。
后来接到上海来信，其实当时是林少泉与他一同赴沪的。
”
在上海，刘师培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刘师培迅速转变成一个反清斗士，从此绝意科场，投身民主革命活动。
他反对满汉一体的论调，主张排满，在《苏报》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
刘师培投身革命后，更名为刘光汉，“光汉”为“光复汉族”之意，表示其反清排满之决心。
刘师培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公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
1903年，俄国侵略东北，蔡元培等人发起“对俄同志会”，并创办《俄事警闻》，刘师培加入该会，并担任《俄事警闻》主笔之一。
后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担任主编。
刘师培祖辈三代治《左传》，是不折不扣的旧式文人，但刘师培投身革命后，成为《中国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以白话文撰写文章宣传民主革命。
刘师培曾在《中国白话报》发表《论激烈的好处》一文，文字激昂，革命情绪高涨，并署名“激烈第一人”。
刘师培在文中说，惟有激烈的手段可以唤醒和鼓动中国的民众，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苟且偷生。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衰亡都误在“平和”二字，要治本就得激烈。
刘师培曾先后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是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加入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组织。
加入暗杀团时，先“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
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
1904年冬，刘师培等人谋划了刺杀王之春事件。
王之春任广西巡抚期间，以事后转让广西全境路矿权为条件，向亨达利洋行借款，并向法国借兵镇压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起义。
王的所作所为让革命党人非常愤慨。
王之春被免职后居上海，华兴会会员万福华与刘师培、章士钊、林獬、扬州学生陈自新密谋行刺，刘师培还将张继所赠手枪借与万福华，但刺杀时，子弹竟不出膛，万福华被王的卫兵逮捕。
刘师培等人上楼一看，吓得赶紧将枪仍在地上，仓皇逃走。
第二天，章士钊到捕房探望万福华，捕房尾随他到住处，搜出了制造炸弹的化学仪器、炼药炉灶等，张继、黄兴等十余人均被捕。
刘师培亦被拘入捕房坐了一夜，捕房见其形色苍黄，言语支吾，一看就是怯懦书生，次日便将他释放。
次年三月，《警钟日报》因辱骂德国侵略者被查封，刘师培亦被租界巡捕房通缉，刘师培化名“金少甫”，先避往浙江，不久，又应陈独秀邀请来到安徽芜湖，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
刘师培与在安徽公学任教的陈独秀、章士钊等人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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